我的《芳华》，我的文工团日子（1）

石流

《芳华》，这部由冯小刚、严歌苓两位老"部队文工团员"策划制作的"文工团日子"电影火了，上映仅三天，票房就"卷走"了三个亿！

据说观众大多是些中老年，电影勾起了他们对那个时代和青春韶华的无限回忆。

我也想起了我的"文工团"往事：半个世纪前，我曾是"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的一名团员。

上世纪60年代，我高中毕业，并考取了上海同济大学数理力学系。

记得头一天去学校报到，刚进学校大门，就见到右侧的"热烈欢迎数理系新生"红色条幅。系里一位陈姓高年级同学很热情地迎上来，他帮我提行李，并送我到西北一楼的宿舍。

一路上，他问我有些什么文艺爱好、会什么乐器吗？

我说不上有什么才艺，但从小学起就喜欢吹笛子、吹口琴。虽然是无师自通，但因为很喜欢，又肯借鉴，见人家好的就"依样画葫芦"，极力模仿。因此，吹得还算不错，还特别喜欢"攻克"有难度的曲子，譬如，口琴曲印度电影挿曲"拉兹之歌"、西班牙的《鸽子》、笛子是"我是一个兵"、陆春龄的《今昔》。每逢节日，凡班上出歌舞节目，总是找我作伴奏。

陈说："好呀，学校有文工团、有乐队，欢迎你去报名参加。"

后来知道，陈就是文工团的，是民乐队的"台柱"之一。他的笛子、二胡都很棒。

开学大概一周后，陈学长到我宿舍来，说已经替我报名了，下午有个面试，让我带上笛子、口琴去试一下。

"面试"还顺利，吹了二段曲子，一下子就通过了。

张榜那天，在"铜管乐队"的录取名单里看到了我的名字。

队里分配给我的角色是吹黑管（单簧管）。

黑管音色悦耳，技能技巧和指法上与笛子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我非常喜欢。

指导我的老队员叫孙一治，城建系的。

他和我同岁，比我高一年级。孙长得很秀气，但不苟言笑。

他教学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要求也很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吹时"嘴角必须拉紧"、"必须腹式呼吸"、"必须控制节奏"、"必须练习曲、不自由吹奏"…在他手下学艺，我丝毫不敢怠慢。

在新队员中，我算是上手比较快的。当然除了严师严要求，我也很克苦努力。特别是练"嘴劲"，比指法还辛苦。每周三次练习，我都是不吹到嘴巴乏力，决不罢休。每次练习完以后，嘴巴酸得不能动，连嚼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学得还算快。没多久，我便被编入乐队，参加正式演出了。

当时的演出都是配合政治运动，到了我们那几年，"突出政治"、"狠抓阶级斗争"的调子特别高，演出的内容除了歌頌党歌颂领袖、学雷锋、不忘阶级斗争，就没有别的了。

我记得当时吹得最多的曲子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打靶归来"等，这些进行曲是我们大游行和各种政治活动场合时的"看家本领"和"拿手好戏"。

每年上海市国庆节大游行，我们同济铜管乐队是"当仁不让"的仪仗队，因为实力摆在那里："上海滩高校最好的铜管乐队"。

也有些任务重、难度高的，如脍炙人口的音乐歌舞剧《东方红》、越南抗美救国国歌舞剧《椰林怒火》的伴奏、以及编排古巴革命"726运动"歌曲等。这其中很有一些抒情和旋律优美的音乐，也很能让人兴奋，进入状态。

还有一些活动，如外宾接待、观摩新剧目和观看内部演出等。记得清楚的，譬如，革命样板戏《海港》在公演前的彩排，组织我们观看，看完还开了座谈会。我当时不知道这戏"大有来头"，是文革"旗手"江青的精心制作，还傻傻提了不少改进意见。不过还好，说了就过了，没有后续事情。还有一次"观摩内部演出"，在河南中路的市委礼堂，英国爱乐乐团到上海演出，因为是"西方腐朽文化"，是"毒草"，不对外卖票，组织内部人士和专业文艺工作者观看，我们有幸也被通知参加。第一次面对面欣赏西方名家演奏，见这场面、这阵势，这优美动听的乐声，心潮涌动，久久难抑。

这类活动，在那个年代，算是很了不起的了，普通同学是很难轮得上的。

我热情高，也很努力，算得上是个乐队里的积极分子。

一次团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出任管乐队的团小组长。我回到系里，向政治指导员汇报了。

指导员想了想，说："你参加的业余活动多了点⋯，太多了会影响学习"。

他这话很中肯：自从进了大学门，我的学习确是不如原来那么努力了。那段时间里，我又是文工团、又是体育校队（游泳），不但课余时间几乎全部被占用了，有时候连上课也还要请假去演出。在班上，我还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每周一期的"黑板报"铁定是要出的，因为系里要评比，发流动红旗，所以从征稿、撰写到出版，是很要动点脑筋花点功夫的。

那个年代，一切都是"突出政治"，演的都是革命颂歌和乐曲，但是再怎么闹，也总是"音乐"，远比撕拉喉咙喊口号的声音好听。特别是当各种乐器的和声部配起时，掌声响起来，心潮起伏，感觉很舒服很美妙。

所以，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文工团的那些日子还是很开心的，就像在沙漠里发现一汪水，多少可以望水止渴。有，总归聊胜于无。大家在一起练习乐器、吹吹唱唱、切磋琢磨，可以忘乎所以；相对于其他同学，轻松自在新鲜了许多。

老队员经常说，同济的文工团在上海高校中是名列前茅的，尤其是我们铜管乐队，绝对是上海高校第一，而且没有第二。起先我听了只是将信将疑，但一次参加"上海之春"演出，就相信不疑了。

那次市里给的任务是和上海TD学院管乐队一起为大合唱的伴奏，由大名鼎鼎的上海交响乐团的司徒汉先生指挥。

相比我们，TD学院的乐队相形见拙，连一个稍高水平的乐手都没有。所以无论音色技巧节奏，差得实在太远了。排练了两次，达不到默契，效果均不理想。我听到副队长陆平去找经办人交涉，说："让他们走吧，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水平也太次了，我们乐队就够了，完全能胜任。"

经办人说："那哪成呢，也要给别人一些机会么…何况…"据说TD学院的乐队在上海高校中还是很不错的。

我对队里的老队员都很钦佩。其中最佩服的人是队长张炳昆，在我的心里，他简直是奇才，小号吹得极好，音色干净响亮，技艺精湛却不卖弄，连上海乐团老师都说他的水平绝不输专业小号手。他的乐理水平也高，能作曲，我们的总谱分谱都出自他的手，和声写得维妙维肖，配合起来非常悦耳！我当时吹黑管的第二部，至今还很清楚地记得几首他写的分谱片断。

还有，他的口琴也吹得好。我听过他用2只半音階的口琴演奏，变调自如、曲子的难度很高，但优美娴熟，我听了简直神了！

队长他当得也很称职尽责、宽严相济，大家都听从他、喜欢他。他对我们新队员谆谆教导，很有耐心，我的五线谱就跟他学的。他还好几次带我们去和平楼上的校广播台听唱片，教我们新队员如何欣赏西方的交响音。我最记得的是去听交响乐"嘎达梅林"：放一段他解说一段，还让我们从混合的声音中去辨别自己的乐器。他的乐理指导课清晰明了，非常到位。现在，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每遇到听音乐会，我依然会用他教的方法去鉴品作品，在浩瀚的乐曲里去仔细辨别出每一样乐器的声音，细细咀嚼、品味⋯。

副队长陆平，建材系的，有点羁傲不驯，但天分很高，也是一位非常不错的小号手。他的钢琴也弹得很好，我们外出采排演出时，凡遇到场地有钢琴，他都会露一手，赢得大家齐声喝采。

他们俩绝对是上海滩高校里的第一第二小号手。有这样两只小号相映生辉，就像定海神针一样，奠定了我们乐队稳扎扎的地位和水平。

这里还要多说一句，这两位队长还都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学习成绩非常好。陆平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位建筑材料学博士，很年轻就评上正教授，现在美国。

当然，独木难成林。乐队里还有好几位"上海高校第一"。所以，队里可以称为"高手云集"：

简，建筑系的，吹拉管（长号）和阿尔东和圆号，他是张的前任队长。

奚，黑管，是孙一治的指导老师，论辈分，应该是我的"师爷"。可惜我进队的第二年他就毕业离校了，我一直遗憾，没能得到他多少指点。

葛，地下系的，萨克斯管。他是个全才，会许多种乐器，双簧管、巴松、长短笛也吹得极好，还有手风琴；高兴时还会登上舞台一展歌喉，赢得喝彩！

宋，乐队指挥、队里的总务。他以前是长笛手，后来老指挥毕业了，他接手指挥。看他一本正经的模样，还挺镇得住场面的。报名入乐队时，就是他面试我的。

学校里对文工团一直很重视，校党委宣传部长王平，也是校长兼书记王涛的夫人，经常来团"视察"、看望、作指示，给大家"打气"鼓劲，鼓励大家做好党的文艺宣传排头兵。

我进团不久，校党委副书记唐晓声特批给我们乐队4000元购置乐器。那年头，4000元可是一笔巨款，可以买不少乐器呢！

我记得，买了1支黑管（180元）、2支小号（180*2）、2只圆号（400、800各一）⋯。还有长号、阿尔东（中音号）、长笛等，一共10几件。看到一大批崭新铮亮的"武器"来了，甭想有多高兴，全队一片欢腾！虽然新黑管轮不到我，但老队员换下的那支，归我了。

除了我们铜管乐队，团里还有民乐队、舞蹈队、合唱团、话剧队等实力都很雄厚，许多队员都不是等闲之辈，浑身上下散发着文艺细胞。你知道朱逢博吧？她就是咱们同济大学文工团的歌唱队员。

每逢五一、十一或什么重大时日，每个队排出1、2个节目，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晚会便应运而生。

前些年，一次和年轻朋友聊到这个话题，一位朋友问："大学文工团里，漂亮女生很多，love story也一定很多吧？"，我说："这个⋯不多"。说真的，我们那时候真不多。至少我没听到过多少。

还有一位问："F老师，你那么活泼，挺惹人喜欢，一定很有故事吧？"

没有，我没有故事。

"Why?"

我不知道。也许是时代太严峻、也可能是荷尔蒙不够。那时候的我，算是"坐怀不乱"的。

当然我相信文工团里爱情故事一定会有的，像《芳华》一样。你想都是18～25、6岁的少男少女，且正是荷尔蒙分泌爆棚的年纪。团里又靓女帅哥扎堆，一起唱歌跳舞、外出排练演出、近距离接触⋯，小心肝肝怎能不萌动？

只是当时有严格规定：教育部门要求大学生在校期间不准谈恋爱，更不准结婚。结婚是要被劝退的（调干生例外）。所以即使有人恋爱，也偷偷摸摸，东躲西藏，力求人不知鬼不觉。

不过WG后，管理松懈了，规章制度垮了⋯，于是乎恋爱的多了，而且从"地下"转为"公开"。

还有，铜管乐队不像其他队，有男有女，是清一色的"和尚"队。

据我所知管乐队也不是从来都没有女生。铜管乐队早期时是管弦乐队，有大小提琴等弦乐器，有女生。

即使在我进队后不久，队里也曾有过一位女生，吹长笛的。印象中瓜子脸加两条长辫子，身材长相都不一般的好。按现在说法"颜值很高，但很高冷"。只是不知道是性格所致还是其它原因，这位女长笛不声不响的，排练时悄悄来，练完悄悄走，几乎不与人交往，连招呼也很少。反正我不记得和她说过话，也不知道她姓甚名啥。来了一个学期左右吧，就没见再来了。

1966年6月2日早上，广播台播了北大那"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WG开始了。那天上午，校长王涛和副校长李国豪刚走进校门，便被群情激昂的学生"请"到129礼堂责问…。WG潮水般涌来，来势汹汹、轰轰烈烈，不几天，上海的高等院校就全部"停课闹革命"。

8月，中央出了文件，号召学校组织全国大学生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联"，学习WG经验。文工团校部给我们乐队"第一批"8个去北京串联名额，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带着乐器一路"宣传"，在列车上高吹革命歌曲，造声势，宣传"无产阶级WG"。火车咣当咣当了一整天，我们兴高采烈地到了北京，大家磨拳擦掌，准备在北京再大显一下身手。但不幸在出站时遇到了麻烦，被"北京西城纠察队"穿着军装挥舞皮带的红卫兵拦住盘问"家庭出身"，并扬言：凡是非"红五类"出身的不准进北京城，必须打道回府："从哪里来，回那里去"。否则⋯釆取"革命行动"，严惩不贷。

大家的热情像被冷水浇过一样，一落千丈。虽然心不甘、绕着道还是进了城，但都不仅蔫了气，还心有余悸。在北京待的一周里，谁也没有再拿起过乐器吹过曲子，老老实实到北大清华等高校看大字报。9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被伟大领袖接见后，赶紧连夜返回上海。

那年上海市的国庆游行，我们依然是"仪仗队"，在主会场台下吹奏"社会主义好"和"我们走在大路上"。

最难忘的是那天台上代表中央来上海发表"国庆演讲"的郭沫若先生，用很大的篇幅在做"自我批判"，用最卑微的词说自己"觉悟低"、"跟不上"，并扬言要把自己所有的著作全部否定、全部烧光、一部不剩⋯。让我们实着大吃一惊。

游行在南京西路结束。

同队一位同学说，逛逛南京路吧。我俩便提着乐器无目的地闲逛。到了乌鲁－木齐路，他说，我家就住附近。离这不远有个作家前不久自杀了，现在他家里正在办"反动分子抄家物资罪行展览"，去不去看看？

于是我们就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没开门。

我们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位上音的红卫兵，问我们为什么？

我们说："我们是同济大学的革命小将，游行完正好路过⋯"。他让我们进了门，在楼下起居室瞥了一眼。大概就5分钟吧，楼也没让上⋯。

后来知道，这位作家就是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死时年仅58岁。和他一起自尽的还有他夫人朱梅馥女士，53岁。

再往后，学生教师都分成很对立的两派，一见面就"辩论"，火药味十足，根本坐不到一起了。校党委"被砸烂"了、文工团"校部"也不能号令了，于是活动也渐行渐止，慢慢便散了伙。一部分队员另起炉灶，成立了"《东方红》文艺小分队"，还有一些被各系或各"组织"拉去，参加了"毛思想宣传队"，去演"拿起笔做刀枪"和唱"毛语录歌"了。

我也参加过系里的小分队，但时间很短。黑管不吹了，乐队没有了，我也没其它才艺，待在小分队没价值。只是记得去了一趟崇明岛"抗风救灾"。1967年7月4日那天，一股强烈的龙卷风袭击了崇明岛的仓房港，造成许多房屋倒塌、农田损失和人员伤亡。学校组织我们去帮忙和慰问。

这以后，我就没有参加这类活动了，我的"文工团员"生涯也至此而戛然停止。

⋯。

本来以为这一段经历也就这样随风飘散，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