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尴尬的只是母亲们？

知三摄影

　〖杂文〗 尴尬的只是母亲们？

〖作者〗 吕润霞 图片 王知三

无需赘笔，开篇我将引用一篇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作文，读完没有人不会明白，我想要说的是什么。

　　一袋杏仁

妈妈这两天上火，要我打电话跟爷爷要杏仁清火。我支吾了一声，但没答应。过了一阵儿，她又问：“你咋还没打电话呢？”我头一扭，中气十足地说：“是你要用，又不是我，你来打吧！”妈妈却说：“你是他孙女，你要他给嘛。要不，你就说是你弟上火了。”我没吱声，妈妈知道我还在为那件事生气，也就沉默了。

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生气，竟毅然顶撞母亲。这件事哪，还得从暑假说起。

今年爷爷奶奶在地里种了好多胡麻，几乎我家的每一块地都种上了。爷爷奶奶种这么多，也就寻思着今年的胡麻碾了，榨成油，给我们送上来，这样我们就不用再买城里的东西了，既省钱又健康。胡麻黄了，爷爷一天一个电话催我们回去帮着割。我知道奶奶的腿跌折了，只能跪着割，进度很慢，爷爷还说：“如果我还年轻，也就不劳烦你们了，可现在也不能看着辛苦种成的作物浪费了，荒在地里呀！”可妈妈不回家去，我们只好干耗着，我也不止一天的催妈妈回老家，两位老人面对那么一大片胡麻，怎么割得过来？！经过我好说歹说，爸爸在电话里怒斥，妈妈这才不情愿地回到老家。

可到了家，她也不好好干活，出门总要抹防晒霜，怕把脸晒黑。我看了很气愤，而过了一两天后，妈妈又说心病犯了，哭着喊着要去县上。大家劝不住，只好送她和弟弟去车站。爷爷有些失望：“唉，还不如不请你们回来！”我听了这话，加之妈妈的表现，让我也有些埋怨了。

而现在，她不干活，要东西时只管向老两口要，成“倚老族”了。爷爷上一趟县城多不容易呀！只为了一袋杏仁让他跑这么远的路，我想说出来，可妈妈已经拨通了电话，我忍着悲愤听见爷爷苍老的声音从里传过来：“咳咳，谁呀？喂——”我咬了咬唇：“爷爷，你干啥呢？我是霞儿，你能不能拿，拿一袋杏仁，弟弟上火了！”我撒了谎，脸烫极了，幸亏爷爷看不见我的脸。我又看了看妈妈，她正倚着墙看着我。“哦，是孙女呀，杏仁？可到现在胡麻没碾呢！等我闲了，我一定来看你们，现在正担粪呢，没啥事，就先挂了啊！”“滴——”随着电话的中断，我也愣住了：大秋天了，胡麻还没碾！！！妈妈问：“你爷爷说什么了，拿杏仁吗？”我没理妈妈，这是我第一次对妈妈无礼，我将电话扔在炕上，扭头冲出了家门，脸上挂满了泪珠，我真的好伤心，好伤心……

　　这是我当初中教师的好友韩老师班上一位小女孩的作文，两年前韩老师把它拍成图片发在个人空间。当时读完小女孩被同学间相互勾画评价得密密麻麻的作文，心里五味杂陈，时隔两年，印象依然深刻。今天重新翻检好友空间，照着图片特意把孩子的作文誊写下来，不知小女孩这敏感真诚的心声，又能触动多少人的心绪？

韩老师是孩子们很喜欢的优秀老师，她在空间围绕女孩的作文发表了一段感慨，也照录如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陪着孩子来到县城读书，他们抛弃了故乡，也抛弃了爹娘。亲情已经不再是庄稼地里全家齐上阵的挥汗如雨，更多的变成了对爹娘理直气壮的索取。老爹老娘佝偻着身子，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源源不断捎到子女的饭桌前，自己却默默承受着身体的不适和精神的空虚……”

　　今天为什么忍不住旧话重提，是因为这些现象变本加厉的一再刺激我，使我也像《一袋杏仁》的小作者一样情不自禁。只不过孩子是“很伤心”“很伤心”，已然成人的我则是忧心忡忡，忧心到不能释怀，只能诉诸文字。

我现在供职的单位，是在叫“成纪文化城”的院内，虽叫“文化城”，其功用也不过是寻常百姓健身娱乐的一个公共场所。在文化城里每天见到形形色色的休闲锻炼者，本极其正常，更无可厚非。但有一个群体，让我努力的想排斥出视野和心思之中，却总是事与愿违。那是一群年轻的妇女，一年四季除了雨雪日，一直在偌大的广场上跳舞：跳健美舞，跳双人舞。每天上午八点左右去上班时，她们已经热火朝天了。临近中午，她们有一部分仍逗留在广场，意犹未尽。到下午上班，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又聚在这里……一看便知，这是一群从农村来到县城的陪读妈妈，每天除了做两顿饭，早、午孩子去了学校，她们有大量的时间需要消耗磨叽，这里便成了最好的休闲场所之一。否则，时间还怎么打发？

　　因感慨甚多，我也很不厚道的把这群活跃的妇女跳舞的照片发在个人空间并发表言论，有网友跟帖：“这些做母亲的教育程度及三观、思想，肯定会影响下一代”，“她们是当今社会活得最潇洒的一群人，什么责任也不用承担”……

我无意于中伤这样一个群体，很大程度上，她们也是无奈者。究竟是什么滋生豢养了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这个有闲群体的背后又是怎样一幅与她们的安逸完全相反的背景？究竟谁该为这种相悖的现实买单？这一系列困惑和问题，绝不是某一个单纯的因素所能够导致，也绝不是某一个简单的结论就可以概括。

　　很久以前我们已经发现，不知不觉中，每个村庄里那些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几乎无一例外的“返青”，重新成为寒薄土地上的唯一劳力。也一定留意到，乡村里那些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也作为人父的汉子，成了“顶天立地”的脊梁，为背负一家老小的经济负担而力尽汗干。同时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那些简易破陋的租屋里进驻了来自乡村的母子——孩子负责念书，母亲负责做饭。除了两顿饭的任务，这些正值盛年的妇女，在她们的公婆在庄稼地里累死累活，在她们的丈夫在城市的工地上汗流浃背时，则成了城市公园里健身广场上消磨时日的有闲阶级。

客观上我们不该苛责这群“陪读族”，来自乡村的青壮妇女形成这样的生活局面，也是现实的需要催生，其存在自有必然的根由。

　　乡村绝大多数孩子进城读书，一言以蔽之，无非两个原因：其一，城里有比乡村更好的学校上。其二，一些村庄实在没有学校可上了。

第一个因素，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大众需求让城市爆满让乡村凋敝。《三字经》里说：“昔孟母，择邻处”。孟母三迁是为了使孩子拥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更利于育子成才。逼仄的生存环境，乡人的忧患意识尤为强烈，让孩子以读书作为就业生存的突破口，是他们的不二选择。农村人之所以拼死拼活一股脑带孩子进城上学，自有铁打的道理：城市占据了比乡村绝对优势的教育资源，为什么要死守荆州把孩子荒废在落后的乡村？趋利避害，所以他们才不惜血本背井离乡，负重累累却无法回头。

可能我们一直习惯了顺着已经摊在眼前的道路走，像毛毛虫一样。法国心理学家约翰·法伯曾做过一个“毛毛虫实验”：把许多毛毛虫放在一个花盆的边缘，使其首尾相接围成一圈，在花盆周围不远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叶。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的边缘一圈一圈地走，一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这些毛毛虫还是夜以继日地绕着花盆的边缘在转圈，一连走了七天七夜，它们最终因为饥饿和精疲力竭而相继死去。

　　毛毛虫习惯于固守原有的本能、先例和经验，无法破除尾随习惯而转向去觅食，最终导致力竭而亡。城乡教育的差距，不得不让乡人一味地去追随和逃离，不管有多么窘迫难耐，不管有多么力不从心。顺其自然惯了，极少有人逆向思维和呐喊：城里有优质的教育资源，乡村为什么不能有？为什么不能像发展城市一样去保护和建设我们的乡村？

追根溯源，城乡二元经济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本质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普遍存在，中国自然不例外。建国以来国家设立的种种制度政策，有明显“偏袒城市”的倾向，形成了以“农业哺育工业和农村支援城市”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同时也导致城乡教育差距日趋加大，教育资源配置城乡分野，城市教育的硬件和师资越来越强，乡村教育的资源水平则越来越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覆与载，尽在公共政策的导向性，假如国家公共政策让乡村有了与城市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乡人也不至于因为孩子的上学问题而使举家四分五裂。“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可如今，我们在乡村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无需多言，相信每一个走进村庄的人，有目共睹，自有判断。

　　第二个因素，一些村庄因为没有了孩子可上的学校，只有被迫离乡。自2001年开始，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经历了一场“运动式”变革，有意无意地朝着“小学进乡镇，中学进县城”的战略预期大踏步前进。具体来说，就是大量撤并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即民间所谓的“撤点并校”。据统计：“2000年到2010年，我国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6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即便在“校车事故”频发并引起全国反思的2011年，学校撤并数量依然在快速增加。这种大规模、快速度的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在过去的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项政策的实施“事关7亿多农民、1.27亿农村义务教育在校生、752万农村专任教师”。

　　“大变革”的背后，是毁誉参半，积极与消极并存。这场大规模的学校布局调整给农村基础教育带来了深远影响。同样，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发挥其导向作用十分重要，因为它能为各种客观与主观因素所促发的行为提供合法依据，而这种合法依据又会放大种种自发行为，由此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冲击力都是无比巨大的。2012年9月，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中提出：“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叫停”的原因就是在布局调整过程中，很多地区存在“一刀切”和“盲目撤并”的现象，从而给农村基础教育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并且涉及对象众多，尤其是农村学生、学校及家庭。这里仅谈家庭方面：一是家庭教育成本增加，经济负担加重。因为不合理的“撤点并校”，离学校相对较近的农村家长只能让孩子搭车上学，离学校较远的学生不得不寄宿在学校，这都使原来就不宽裕的家庭经济情况更加拮据，尤其是农村多子女家庭的教育开支和经济负担骤增。二是“陪读”现象普遍存在。中小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欠缺，出于对孩子的安全和生活考虑，很多父母不得不背井离乡，到中心学校或县城所在地租房陪读。男主人在外打工，青壮的母亲陪读，高龄老人留守山乡成为主劳力。好多家庭的局面，回到本文开头《一袋杏仁》的小作者所描述的那一幕。

　　回不去的农村，待不住的城市。已是老观点和共识了。脆弱的乡村，负重的城市，困窘的乡人……一切，成了眼下。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客观因素导致，乡村教育已经走在了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且一时半时绝无改观和回潮。因此，让我们再次回到原点，回到城镇休闲广场上那些消磨时日的年轻母亲身上，警醒她们，并语重心长地告诉她们，虽然，尴尬的不只是她们这个特殊的母亲群体，但她们自己也必须从主观上，做一些努力和改变，去思考和践行：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对家庭的力所能及，对自我的价值实现。因为对孩子的榜样作用和自我修为的提升，对家庭的责任与义务，终日逗留在休闲广场上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至于其它问题，我们只有交由时间，交由历史，交由那些看得见、也有行为力的人，交由公共权力……去力挽狂澜和逐步解决！

　　作者简介：

吕润霞，女，1975年生，现供职于静宁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甘肃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语文报》《甘肃日报》《飞天》《朔方》《延河》《伊犁河》《甘肃教育》《社科纵横》等报刊，散文入选《散文选刊》《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出版散文集《心如流水》，入选农家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