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 “知青”院士们的理想和信念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1978年年届30时从安徽蒙城插队的农村考取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他在担任从班长到系校学生会领导的同时,还参加了从微生物生长生理到宏观生态学的各种科研实践。大学四年是赵国屏勤学苦练的四年。

1982年毕业前,赵国屏又面临一次抉择。当时他是学生身份的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他所任班长的微生物专业被评为上海市三好集体,学校希望他留下来,给他科研和行政的“双肩挑”任务,培养他“进步”。不过赵国屏认定,做科研就要踏踏实实从头做起,于是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生所的硕士研究生。
1983年,赵国屏获得上海植生所推荐,顺利通过了CUSBEA的笔试和面试, 1990年,赵国屏获得普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1992年,已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两年的赵国屏,决定回国。回到上海的赵国屏,一开始参与了创办上海Promega(普罗麦格)公司的工作,为首任生产经理。从建设实验室开始,两年之后,不仅出了产品,而且开始赚钱。1995年,赵国屏回到中科院上海植生所,接下了以前导师创办的微生物次生代谢调控实验室。他首先着手改造了简陋的实验室,引进一位他在普度学习时结识的同事;一年后,实验室的三位老师,拿到了三个大项目。
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开始做大规模基因组测序,赵国屏代表中科院出任理事。同年,赵国屏在中科院创新工程的支持下,开始人类疾病基因的定位克隆工作。让赵国屏异常感慨的是,2001年,Nature Genetics杂志发表他和研究团队所做的克隆乳光牙Ⅱ型疾病基因成果时配发了评论说,定位克隆已经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

▲中国工程院院士付贤智,是从福建邵武莲塘公社芹田大队插队的农村进入大学校门的。1993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知名学府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在该校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年,麦迪逊大学为了挽留他,以“杰出科学家”的身份为他全家办绿卡,许诺他4万美元的年薪及房子、轿车,但付贤智都一一拒绝了。对于这段经历,付贤智说:“我是50后,我插过队,能上大学不容易,我的经历决定了我要回国。”他说,出国就是为了看看国外的教授怎么做科研,打算掌握了他们先进的科研方法,再报效祖国。回到福建家乡,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光催化研究。回国不到一年,他们便取得国家3000万元科技攻关项目。非典期间,他的团队研制了具有抗菌和阻隔飞沫的光催化剂抗菌口罩,调赴北京。

▲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实戈,1968年他插队来到了革命老区—临沂县唐河乡小东岭村。1971年被推荐入读山东大学物理系。197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学士学位。1986年获法国巴黎第九大学数学与自动化三阶段博士、普鲁旺斯大学应用数学博士、1988年至1989年,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2年获法国“领导研究资格”证书(即国家博士)。1986年,在法国的留学生活即将结束时,尽管导师、同事非常希望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能够留下来,但彭实戈认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应从个人得失出发,觉得,学成回国对于自己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林,从南京近郊农村插队的田农到大学课桌,他万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由于从小在南方水乡长大,周其林一开始并不适应兰州寒冷干燥的气候环境。有一次,他在路灯底下坐着念书忘了冷,结果冻出了风湿性关节炎,疼痛难忍,被同学送进了医院。“那时候,大家都非常刻苦,不肯放过任何一点学习的时间,常常彻夜攻读,否则就会觉得辜负了光阴。” 周其林回忆说,那时在路灯下念书而冻病的学生屡见不鲜,后来学校为了保护学生的身体,每晚12点就会准时熄灯,甚至连路灯也关掉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起峰,1974在南宁市心圩公社插队3年。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1981年毕业时他怀着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远大理想,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从此与国防科技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0年,组织上选派于起峰赴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他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只争朝夕地刻苦学习,仅用3年时间就取得了在德国通常需要6年才能完成的博士学业。学成回国后,于起峰带领大家深入研究我军未来武器装备发展需求,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在突破制约部队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技术上不懈探索。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曾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插队,1973年底参加了文革中仅有的一次高考而进入清华建工系暖通专业学习。次年3月“开门办学”就开始下厂劳动,从二七车辆厂、878电子厂,到参加援藏团,他们的大学其实是在工厂里度过的,一起下厂的老师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给了他们许多难忘的教诲,从工厂里那些钳工、车工师傅们身上,他们也学到了实际生产的本领。这样,到毕业时连小学文化程度的同学也都能够作设计了。江亿说,实践也许是最好的老师。

1977年1月,他们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习,江亿被分配至甘肃兰州504厂,在车间干了近10年设备运行、维护。1978年9月,当得到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时,清华的老师立即告知几位“才子”回校应考。从此,江亿才开始在清华真正地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从硕士到博士再到院士,他是把大量的精力、时间放在了书斋和实验室之外:地铁里的温度控制、为苹果产区的农民解决储存难题、帮助北京市政府解决冬季大白菜的储存……这些让一般人看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实际包含很深的学问,是人民经济生活中急待解决的难题。江亿说,自己从十几岁就与农民、工人在一起生活、劳动,如果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江亿在读硕士的时候成为最早研究北京地铁升温问题的人。那时没有什么课题立项,也没有研究经费,只是说有这么个难题需要解决。他常常带着几个本科生半夜两三点钻到地铁里去测。
1982年起江亿就参加了由山西省农科院主持的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苹果的产地储存技术》,负责其热环境原理研究及性能优化。他们利用当地现有的条件,为农民设计出窑洞储存苹果的土办法,就是打出几十米的窑洞,再在里面修一条通风道,让空气流通起来,通过调节窑洞内外空气的流通来调节温度,这样里面的温度就被控制在0-6摄氏度。配合他们研究的“自发式气调技术”,实现了与现代化储存手段完全相同的储藏保鲜效果。在窑洞里储存的苹果,到来年“五一”吃还是脆的。江亿说,我们的储存技术可以说做到了全球第一的水平,对苹果种植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那几年他到各地去都是乘火车,常常是站票来回。他估算过,一年中光站在火车上的时间就有近一个月。辛苦是辛苦,但农民的劳动果实,存到春节再卖一斤可以多挣2毛钱呢,他的成就感至今还是溢于言表。他也因此交下了好多的农民朋友。
当年“冬季大白菜”是北方老百姓冬季数月几乎唯一的“当家菜”,政府为了稳定菜价更是煞费苦心,其关键问题又是储存。江亿与在京的一位美国教授合作,应用采后生理学最新成果,找到了要求的控制参数和白菜腐烂的主要原因——乙烯浓度问题,终于与北京蔬菜所的研究人员一起,设计出新的储存办法,之后在北京市全面推广,后来连新疆伊犁的人都过来参观学习。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江亿先后为内蒙赤峰、辽宁沈阳等城市热力公司进行热力管网控制工程。这其实就是同方的前身“清华人环公司”的雏形。
他认为特殊的时代给了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从而养成了凡事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的思想方法。
江亿说,现在我们经常讲“与国际接轨”,但在建筑节能方面却是万万不行的!以美国为例,他们的房子其温度、湿度基本上都是人工调节,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因此他们的建筑能耗人均水平是我国城市(仅是城市,还不包括农村)的7倍。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如果采取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把全世界的能源都拿来也不够。
江亿认为,我国人民祖祖辈辈养成的节俭的生活模式、消费文化是非常宝贵的,千万不能丢。他对城市里鳞次栉比的新建筑其高能耗的现状非常忧虑,他拿清华的新旧建筑作了一番比较。有全封闭空调设备的新教学楼其能耗是旧教学楼的三到四倍。“这与建设绿色大学的目标是极不相符的,树要种,绿地要建,但节能降耗、做节约型社会的榜样是更加重要的大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1978年考入西南师大生物系,毕业后考取武汉水生物研究所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1990年获美国德州大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4年在美国宾州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受聘为美国加州ABI公司研究员,曾获美国技术专利一项。1994年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事业有成并取得专利后,念念不忘报效祖国,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及丰厚的待遇,携妻、女回国。回国后,不计条件和报酬,任劳任怨,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而且积极热心地接受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女),1951年出生,1969年,崔向群跟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一道上山下乡,被分到江西建设兵团农机连。此后3年,她白天跟着师傅修拖拉机,闲时自学高中数学、物理,还跟着一位好友学习针灸。

1971年,崔向群获得大学推荐名额。然而,她的分配指标从上海某医学院,换成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专业也从计算机专业调到光学仪器专业。
崔向群对医学颇感兴趣,但仍然选择了服从分配。“对我们那代人来说,读书的机会太难得了,有书读就不错了。”崔向群说。
  1975年于南京理工大学光学仪器专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飞机制造厂工作。但她为了专业对口,坚决要去江西光学仪器厂工作。
  当她从南昌乘火车、转汽车又步行了好几里山路才到达仪器厂时,厂里组织干部问她:“你怎么要到山里来?我们想出都出不去呢!”
  仪器厂没有给她安排任何技术岗位,而是让她去光学车间当工人。“山沟就山沟,工人就工人,只要能学以致用。”崔向群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偏远的军工厂里,崔向群想尽一切办法“没事儿找事儿干”:手工修磨透镜不仅操作累,还会在手上卡出很深的印痕,她就设计了一种手持夹具卡住透镜进行修磨;看到粘接透镜火漆仍在用人工手捏的原始办法,她就设计了火漆机;看到高速抛光机没人使用,她就主动要求试验高速抛光工艺……  崔向群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我的出发点就是要做事,学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她说。
1993年,崔向群受聘于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南方天文台,沉浸在当时全球最大天文光学望远镜的项目攻关中。有一天,她收到导师苏定强院士的来信。信中,苏定强提出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光谱巡天的天文学战略设想,建立大视场兼备大口径的光谱巡天望远镜的构想。由于技术挑战难度非常大,项目组希望崔向群加盟。“参加‘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项目就是参加‘敢死队’,而你就是‘敢死队’队长。”苏定强向崔向群发出召唤。
  得知消息后,欧洲南方天文台一再挽留她;德国一家大企业也邀请她去工作,并承诺两年后派她回中国工作……崔向群谢绝所有挽留和邀请,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国内。
  在国内,崔向群一家三口挤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内,她每月工资也降到原来的40分之一。面对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研制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泼冷水。崔向群既要当“滤波器”稳定军心,又要当“推进器”鼓舞干劲,更重要的是要带领大家解决主动光学、拼接镜面、光纤定位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让中国科学家创新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望远镜建成。
  繁重的工作让她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并伴有高血压,而她仍然通宵达旦地忙碌,还经常向同事们介绍“经验”:困了喝咖啡,睡不着吃安定。
她率领她的团队用12年时间攻坚克难,终于实现中国天文望远镜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与超越。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世刚,1954年出生,1970年16岁的孙世刚到四川万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他便考入厦大化学系。1982年毕业后,他考取了国家教委出国研究生,赴法国巴黎居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于法国巴黎居里大学获国家博士学位。

1987年底,他放弃法国一份有着丰厚年薪的工作,回到中国。孙世刚说,在那个年代出国,看到中国和外国的差距是惊人的,我的想法很朴素:赶快回国,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教给学生,让差距不要再这么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1973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1982年和1985年分别获得同济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肝胆胰外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从事外科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40余年,已施行和指导施行各种肝胆胰手术1万多例,含肝癌6千多例。在裘法祖、吴孟超和汤钊猷等前辈的工作基础上,他在肝癌外科治疗和肝移植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提出新的肝癌分类;提出大肝癌可安全切除的理论;建立3项控制肝切除出血技术和1项肝移植术。这些理论和技术已应用到临床,效果显著;提出小范围肝切除(中肝切除)治疗肝门部胆管癌的理念,为在临床上成功实施这一理念,他专门创立了不缝合胆管前壁的肝肠吻合术(文献中称“陈氏胆肠吻合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减少胰腺癌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胰漏发生,他创立用“U”形贯穿胰腺缝合技术实施胰肠吻合术,简化了手术操作,且明显减少了术后胰漏发生率,提高了手术成功率,文献中称此技术为“陈氏胰肠吻合术”。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同的高度评价,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Renzo教授2014年在《Nature》发表署名文章,称“陈孝平是国际肝胆胰外科技术改进与创新的领导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1951年出生,回乡知青。1975年毕业于江苏农学院农学专业,作为农民的儿子,张洪程始终情系农业、农村、农民。他跳出“农门”后又回“农门”从事农业科技的教学、研究和推广,倾力研究农学、农艺、农作,决心一辈子与“农”结缘。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维华,山西孝义县回乡知青, 1984年12月获得硕士学位,并随导师回到原北京农业大学工作。1988年1月,武维华由国家基金委资助赴美进行访问研究。1991年获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再到哈佛大学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在国外的生活轻松、安定。不过在1994年9月,出乎意料地,武维华回国了。“为什么会回国?” “很自然的事,你们为什么要问我为什么?”武维华自顾自答起来,“回来还是能做点事儿吧!” 当年他身在国外看到父亲家书中的一句话时,是如何涕泪纵横,“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你们回国服务”。

武维华说,“人的一生太短暂,要想做好很多事实在不易。我只能在植物生理这个领域做点事,哪怕只能做好一两件事,也就心满意足了。”
“做一两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不仅要能吃苦,还要耐得住寂寞”, “基础研究只是一个探索阶段。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再到应用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实验、实验、再实验、再验证,一项实验要走过五年、十年,也许一辈子才能得出结果来。”
在寂静无声、广阔无边的科学田野上默默行进,武维华似乎成了“山中无甲子,寒岁不知年”的隐士。“回国后的十几年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凌晨一点前后才离开实验室和办公室。”很多个春节,武维华也是在实验室度过。“大年初一,就歇一天吧。”家人对武维华的劝说根本起不了作用,“人要过年,实验室的苗子可不过年,它该长还要长,并不是大年初一就不长喽。”
新年依旧忙碌,更别说日常的周末、节假日。“不能休息,工作的头绪很多,每天都有不少事做。真的是习惯了,有一天不研究,反而浑身不舒服。”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国以农为本。关于农业,武维华忧虑得太多。因为研究领域“离农作物不远”,因为身在农业大学,更因为对土地、对农民的感情。
院士们的行动说明“理想信念才是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