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记忆〔阿遥〕

阿遥茶座

大运河的记忆
文／阿遥
　　一提到通州，瞬间就会想到的是一条河——京杭大运河，一个人——文管所老所长周良先生。
　　我跟周良先生工作上的合作只有一次，在2007年底。那时候大运河刚刚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去拍摄大运河通州段的文物。到了文管所，新任所长请出已经退休的老所长周良先生给我们做向导。我喜出望外。我知道，这事必须找周先生，通州的文物，全在他肚子里呢。
　 那一天，他引领着我们，拍摄了大运河北端的标志性建筑燃灯塔，北运河的古河道，古桥梁，古碑，还有运河出土的遗物……一路上边拍摄边讲解，如数家珍，连八里桥乾隆御碑的碑文，他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我再一次为这位“老文物”、“通州一宝”的学识和敬业精神所折服。

2007年冬周良先生带领考察通州大运河文物

2007年的工作照，这是我跟周良先生（中）唯一的合影（刘小放摄）

通州大运河古河道

通州燃灯塔

　　其实最初结识周良先生却不是公事，而是北京日报组织的一次业余活动，在2000年初。这要感谢报社编辑马益群先生。
　　马兄当时创办了一块收藏版。那时候的收藏，可以说还是一项健康的文化活动，藏家不管是玩儿还是经营，都有一股学习的劲头，为的是淘到真东西，而不是制造“文创产品”。
　　一日马兄来电话，问我想不想到通州捡瓷片去。通州有瓷片？我先一愣，继而恍然想到大运河，一下子来了精神。知道这些年不仅精美完整的瓷、玉、书画进入收藏家的保险柜，就连起初为陶瓷研究者作鉴定标本的瓷片，也因为能汇集众多窑口、各个工艺品种，并能强烈刺激人们的鉴定欲望而成为收藏的对象。我学这个，又一直编辑古陶瓷的书籍，自然兴趣满满，看来同好者大有人在。星期天一早，顶着冬日清晨的凉风，六七个人浩浩荡荡奔了通州。
　　迎接我们的是前北营村的农民书画家秦公卓先生，同在的是他请来的老朋友文管所所长周良先生。打这一次，我认识了周先生。
　　一进秦先生的画室，满架的古瓷片就扑进我们的视野。顾不得寒暄，共同的兴趣把大家聚拢到瓷片周围。秦先生的收藏，最早的是元代钧窑、磁州窑，大部分是明清民窑青花和明龙泉青瓷。秦先生说，他是由学画而对瓷片发生兴趣的，因此以收集花纹有特色的青花为主，四五年来，捡来的瓷片已经有几麻袋。
　　“通州的瓷片太多了!”秦先生和周先生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说：前些年县城里新华大街施工，挖出的瓷片之多，捡都捡不过来，得撮！头两年运河清淤，挖出两条沉船，也翻出大量瓷片。当地有几家民间工艺品厂，专门把残旧瓷器的花纹部分锯下来，镶嵌在首饰盒上。从前南方的瓷器销往北方都走大运河，到通州集散，现在县城里还有条“瓷器胡同”，就是当年江西客商聚居的地方。
　　我们呆不住了，催着主人带我们上河滩。尽管明知晚来了至少几十年，但依然盼着有意外的发现。
　 乡下阳光真好！
　 车上大路，穿过一片平川，转进一个房屋密集的村庄，跨过两座石桥，面前豁然开朗。运河在这儿拐了个弯儿，向西北延伸下去。周先生指着河水说：“这就是元代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一直通到北京城里的积水潭。古运河是南北向的，这儿就是通惠河入运河的河口。”此地叫张家湾，前些年那块引起很大争议的“曹雪芹墓碑”，就是在这儿出土的。

通州张家湾古城与通运桥

　　方圆数里的河滩高低起伏，大概是河道清淤或取土形成的。一低头，脚下就是一两片很小的青花瓷片。“哎哟，真有！”人们立刻仨一群俩一伙散开了。捡根竹棍儿当工具，见到土里露出一点亮色就扒拉扒拉，一块瓷片出土了。搓掉扒在上面的泥土，是民窑青花。再捡起一块，是明代龙泉青瓷碗的圈足。那边又闪了一下，抠出来，嗨！是块玻璃。大伙不时聚拢来，相互欣赏一下战利品，嬉皮笑脸地从别人那儿没收一块好看的。尽管大家多不是专业人士，但谁的兴致也不低。一同来的故宫的吕成龙先生成了义务鉴定顾问，这是万历的，那是康熙的；这叫宝杵纹，那是梵文，顺口就作了介绍。由于这里不是原始堆积层，瓷片分布毫无规律，有的地方能集中捡到几片，有的地方深一脚浅一脚走半天也一无所获。青花瓷中见到了花卉纹、人物纹、寿字纹等等诸多花样，就盼着能找着秦先生收藏的那些“大明成化年制”、“慎友鼎玉珍玩”底款的，哪怕是花押款也行啊！可是这儿让当地人像篦头发似的篦了多少遍，哪会剩什么好东西！秦先生他们带着镐头来的，也没见他们有什么惊人发现。
　　不过，越是难找越有魅力，而且像上了瘾一样身不由己。捡瓷片的人跑得太分散，可苦了摄影师老徐。拍完抡镐头的场面，又把镜头对准小康和我。拍了几张之后，直起身四处寻摸：“他们几个哪儿去了？我去找找。”没走几步，他却一个人蹲下来挖上了，还不停地往塑料袋里装。

当年捡瓷片的情景（徐尚林摄）

　　忽见周先生身边围了几个人，热热闹闹说着什么，凑过去一瞧，有位六十多岁的老者送过来一只青花碗残片，碗底工工整整写着两行款字：“张家湾梓橦阁”。吕先生说：“这应该是订烧器，从青花的色彩看，是典型的清康熙。”“这太重要了！”周先生很兴奋，“有张家湾地名的款儿我是头一次见。但梓橦阁是什么性质的建筑还得查。”
　　老者大号刘春，就住在桥那边的坡上。我听他言语间像是个内行，以为是村里的文保员，他说不是，他爹那辈就经营瓷器，他从小拿碎瓷片做游戏，叫玩“瓷影儿”，“五六十岁的人小时候都玩过。”看来多少代通州人都是伴着瓷器长大的。周先生指着老者说：“老刘对我帮助很大，给我提供过好多文物的线索。”

“张家湾梓橦阁”款青花瓷片（图片来自网络）

　　提起通州的文物，文管所长周良先生的话就像开了闸的运河水。敢情！为了文物的普查和保护，全区912平方公里的土地、22个乡、521个村、一座古城的175条街巷，他全跑遍了。难怪他的朋友说：要了解通州历史，你就找周老师！而周先生则说，要谈通州历史，离不开大运河。
　　通州是个河流密集的地方，永定河、潮白河两大水系在这里交汇，把它造就成一个宽广的冲积平原。正是由于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条件，它的地位才逐渐重要起来。秦代设置了路县，东汉改为潞县。后来的京杭大运河就是利用了天然河道潞河，古代叫沽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里记载，“沽水一入潞县乱流”，可见当时碧波连天的景象。通州漕运的勃兴是从辽代在北京这里建陪都南京开始的，现在一条河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名字“萧太后运粮河”。金迁都北京，大量的物资需求带动了通州漕运的发展。正是取“漕运通济”之意，潞县改名通州，那是金天德三年（1151年）的事。
　　我们捡瓷片的张家湾，过去是个水面宽阔的大水湾，运河从南边过来，到这儿猛一拐弯伸向西北。元代初期京杭大运河还没有完全通航，漕运总督万户张瑄督海运至天津，再沿潞河运到这里卸货，转陆路运至大都，因此取名张家湾。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郭守敬开凿通惠河之后，这里更成为京城的血脉。张家湾码头十里货场各有分工，有江米厂、盐厂，盐厂遗址出土过相当完好的千斤石秤砣；有运花板石的，明十三陵用的就是这样的石料；旁边一个村子叫皇木厂，专门堆放供皇家建造宫殿的木料；骆驼店则聚集着北方客商，由此往北，货物改用骆驼队运输。最繁荣的时候，从通州到张家湾蜿蜒四十里的河面上万舟骈集，只见帆篷，不见河水。张家湾有句土语：“船到张家湾，舵在里二泗。”那是十二里外的另一个村子。
　　数百年的繁荣，被一声火车汽笛震碎了。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京津铁路修通后，北运河逐渐废弃，通州的经济也从此衰落。河道淤塞，城墙圮毁，只有朽不掉的瓷片，还保留着它们当年的华彩，静静地躺在泥土里，回忆着码头上昔日的辉煌。

皇木厂出土的木料

通州八里桥石道碑

　　检点着拾来的瓷片，越是摆弄，越感到面前不仅仅是一些残破的青瓷、白瓷、民窑青花，它们仿佛是一堆散乱的历史镜头，五彩的，一闪一闪的。慢慢地，它们拼缀成一件件完整漂亮的瓷器，有的来自江西景德镇，有的来自浙江龙泉，有的来自河北定窑、磁州窑，它们应该销往乡村、市镇或供在庙里，但不知怎么打碎了，永远留在了运河滩上。今天，它们到了我们手里，我们想让它们开口，希望同它们对上话。对，能跟历史对话，这就是捡瓷片最大的乐趣。这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耳！
　　回忆起这次有意思的活动，心里却禁不住沉重。周良先生就在不久前——2017年5月，长眠在通州的土地上。知道他的人，不管是不是文物界的，都说是通州的损失。通州再也出不了这样一位真正的专家了。周先生那么挚爱通州的文物，他的灵魂，也会永远陪伴着大运河的吧！
　　了解通州文物，要知道一条河，也要记住一个人。

（插图除署名均为姚敏苏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