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黄帅的点滴记忆

王凯

　　黄帅于12月10日因患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57岁。

文革期间，黄帅作为“反潮流的小英雄”，与“白卷英雄”张铁生一起，成为“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树立的两面旗帜。

黄帅反潮流时，是中关村小学五年级学生。

事情的起因是：1973年，黄帅的班主任为了提高孩子们的作文水平，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的话。9月7日，黄帅的日记写到：“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学，要和她划清界线”。

黄帅觉得受了委屈，给《中国少年》杂志写了封信，杂志社接到信后，曾专门派人到校了解情况，并为当事双方做了调解。可能黄帅依然觉得不解气，于是又投书《北京日报》。提出：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恰在此时，江青等人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她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3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读空军子弟小学，和中关村小学同属北京海淀区。那边厢，黄帅以一篇小学生日记，一鸣惊人，大红大紫，这边厢，我们也被号召争做“反潮流的小标兵”，但也不知道这潮流该怎么反，觉得发言不举手、接老师下茬儿等这些让老师不爽的行为就是反潮流吧。于是，本就淘气的我，时常让老师不爽，老师们也并不因为被反了“师道尊严”，而甘当“受气的小媳妇”，于是我经常在放学后被老师留下单独教育，叫我认错，做检讨，而我铁嘴钢牙，坚决不说小话，经常就这样对峙着，直到我两个哥哥中的一个奉爹妈之命到学校找我，才被老师放回。回到家中老爹的训斥是躲不掉的，运气不好还会挨两巴掌。

与黄帅素昧平生，却勾起了一段与她有关的记忆。

1984年，我在《北京晚报》实习，当时的《北京晚报》是文革后最早复刊的都市报，关注民生，贴近百姓生活，在大家看厌了板着面孔，高高在上的各类日报当中，鹤立鸡群，被誉为“给新闻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能到这样的报社实习，是任何一个新闻系的学生求之不得的。因此对这一机会格外珍惜。

实习期间，除了跟老记者外出采写新闻外，就是在编辑部拆看读者来信。作为一个尚未正式入职的小菜鸟，当时满脑袋都是“从导语到结尾”、“新闻人的情怀”这类高大上的憧憬，盼望有一天能写个重要人物，采篇重大新闻，从此扬名立万，开启自己光辉的记者生涯。

大约10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拆看着读者来信。忽然一封署名黄帅的信件映入眼帘，信的内容已经全无印象，只隐约记得标注的工作单位是一家电子工业研究所。当时的我就像猎人见到猎物般的惊喜。从曾经的流星般耀眼，到逐渐暗淡，直至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这十几年，黄帅到底经历了什么?她有怎样的心路历程?她的近况和今后的打算?我想这一切一定是读者感兴趣和关心的，用新闻五要素来衡量，那一条都够标准。

上天眷顾，一篇有价值的专访就要在我手里诞生了。

我一紧张或兴奋就会出汗，彼时，我已汗流浃背。

拿着这封信和我满脑子的构想，我一路小跑来到编辑部主任的办公室，主任姓沙，三十多岁，中等个头，身材匀称，白净的脸庞，和蔼而干练。我说：“沙老师，编辑部接到了黄帅的投稿，我想写篇专访”，主任的眼中也瞬间闪出了光芒，接过信件认真的读，我看着他的脸，他的眼光渐渐暗淡，几分钟后他把信放在桌上，淡淡的说了一句“别去访了，没什么价值”。怎么会没价值?我心里不服气，把我想好的理由说了一遍。他没有逐条反驳，只是静静的看着我，笑了，然后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黄帅这个典型是北京日报推出的，晚报作为下属报纸，现在发黄帅，不是打北京日报的脸吗?”

作为领导，跟一个小实习生推心置腹把话说到这份上，还有什么理由坚持。

于是黄帅的来稿连同采访她的想法一起被“帕斯”了。

愿黄帅一路走好！愿天堂没有利用和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