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知青”院士的上山下乡情结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1948那出生,1969年1月赵国屏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从上海到安徽蒙城插队。赵国屏说:“我去农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生物,属于比较理想主义的。”在10年插队生涯里,他带领插队组同学和生产队社员育种、搞试验田、修水利,渴望把淮北穷村变为富饶之地,自己也从毛头小伙儿成长为大队书记贡献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他真正“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完成了大学前的基本教育。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赵国屏却选择了放弃高考。因为他放不下改造农村的心愿。
“你应该多学本领,做农民做不到的事情。”直到第二年春节,在生产队长的劝说下,赵国屏清理完账务,才回到上海复习备考。

▲中国工程院院士付贤智,1957年出生,他从邵武一中高中毕业后,到原莲塘公社芹田大队插队当知青。他说,我1976年11月,调到大竹中学任教,在这期间一边教书一边自学。1978年参加高考,考出了物理98分、化学100分的优异成绩,被破格录取到北京大学化学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林,1957年出生,1973年从南京一所中学毕业后下乡到农村,每天与农田和牧牛打交道。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他还是南京农村的一名普通下乡知青,除草、耕田、收割是他每天生活的全部。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他重新拾起已经荒废4年的学业,准备报考南京大学物理学系,却由于激烈的竞争而落榜。尽管第一次高考失利,周其林却没有失去信心:“我反而发觉考试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困难,如果再有半年的时间,我一定可以考上。”于是在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二年,21岁的周其林以物理91、化学89的高分走进大学,成为兰州大学化学系的一名学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1952年出生,1968年到内蒙古四子王旗半农半牧区插队,种了5年地。五年的插队生活,在江亿院士的回忆中,他们7名知青劳动之余对哲学共同的“酷爱”让他娓娓道来。他记得那时他们在油灯下攻读甚至可说是“研究”的经典著作有:《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欧洲哲学史》《欧洲文艺复兴史》等,他们想要从伟人们的论述中寻找对现实中诸多困惑的解答。

5年的重体力劳动,他们学会了各样农活,锻炼出一副吃苦耐劳的筋骨,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会进行“哲学思考”的大脑。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1956年出生,1974年于重庆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后到四川省忠县农村插队,在那里呆了两年多。当时,他一个人呆在生产队,一年出工300多天,每天工分最多是9分钱,队里根据获得工分的多少,发给他红薯、谷物等。在他卧室隔壁的仓库里,经常可见老鼠、蟑螂和蛇,他说:“那段日子使我受到很大锻炼”。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 1953年出生,后来下放到安徽农村,当时县里要求每个队都要出一个人跟着“赤脚医生”学医,陈孝平就这样被推了出去,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之后,陈孝平成了来往于各个村之间的“赤脚医生”。从最初的感冒肚子疼,到慢慢地可以处理复杂一点的疾病,这段经历让陈孝平感受到了作为医生的责任和魅力。1970年,县里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到蚌埠医学院学习。与陈孝平竞争名额的对手,选择进城当工人,陈孝平“笑纳”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正式开始了从医之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1954年出生,文革开始,杨卫实际上只读了一年中学。1969年01月不到15岁就主动要求到陕西省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插队,度过5个春秋。那段岁月,他一边务农,一边自学完成了初中的数理化课程。那时条件艰苦,总是漫山挖野菜,餐餐糠菜果腹,记得大冬天曾用井水洗手,双手冻得肿成馒头似的。

 这种深深的“知青情结”,串起了他人生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他说,“抓紧时间”、“做事认真”成为一生的理念。那时候他1天只有3个小时可以读书。
1973年09月被推荐上大学。他说“是农民推荐我上了大学”,毕业时,西北工大要他留校,杨卫坚决要到工厂去,当时就去了江西的一个锻铸工厂。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1953年出生 1969年8月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一师三团当农业工人、班长,1973年4月是黑龙江省安达县城郊公社繁荣大队知识青年。“我是在知识青年期间自学了全部初中和高中的数理化课程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江,1953年出生,1970年随着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来到了距上海千里之遥的江西偏僻小山村,开始了务农的生活。他说:“6年后,我学会了种田,也在当地首次用化肥种水稻、用农药来灭虫等工作,加入了共产党”。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1951年生,1969年由北京到山丹军马二场草原队插队,爱上了大草原。先后作为拖拉机手、草原技术员、科研与管理工作者已在草地畜牧业生产与科研领域工作了30余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1953年出生,1970年他听说建设兵团的战士是一群不戴领章、帽徽的军人时就毫不犹豫来到了离家千里的戈壁滩上,成了黄河岸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八团战士。当时的民谚说“苦不苦,一天二两土,今天不够明天补”;他住在“干打垒”的泥土房;每月领5元的津贴;买几分钱半斤的“全面粉”饼干改善生活;辛劳工作之余,他捡起了哥哥留给他的旧课本,就着昏黄的灯光,自学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课程。1974年,经过全连战士三轮不记名投票评选和参加文化考试,白春礼作为一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催化专业的学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翟明国,1948年出生,1966年翟明国即将高中毕业的他不仅是学习上的尖子,还被发展为党员,学校已决定保送他进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他到了新疆军马场。

在翟院士看来,自己当时的知青生活,并非像一些影片中展示地那般困苦;相反,当地牧工的热情与朴实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们一个月平均只有20来块钱,但却会把家里的鸡蛋煮好塞给我们。”对他而言,人生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故而滑入低谷。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怎么把马放好”。

▲中国科学院院士祝世宁,1947年出生,1968年底,他从南京市十中(今金陵中学)高中毕业,响应号召,到盱眙县明祖陵管镇公社花园大队插队。他说:“那个时候,真的做好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准备。”“我下乡的行李里,除了政治书籍外,还特意揣上几本在大学教书的伯伯送的《生物化学讲义》、《遗传学》和自己买的农业生产用书,想学点生物学知识为当地农村做点事。”晚上从田间收工回来,祝世宁便坐在煤油灯下专心致志地读书,常常到深夜。 

他跟当地的农民一样,上河堤、扒河工、插秧、收庄稼,后来因为生产队需要,还当过生产队会计,做过知青点的团支部书记。他说:“两年的插队生活,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知道了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的,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除了每天正常上工外,针对当地作物产量不高的状况,我在生产队的支持下种过试验田,尝试培育玉米、水稻新品种。”
1970年后,祝世宁在沭阳马厂柴油机厂工作了7年。在此期间,他将中学物理中学过的力学、热学知识以及自学学到的机械制图、电工学等各种知识运用到工业生产中,有时也搞点小发明、小革新。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进,却能改进工件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劳动强度。为了学习更多知识,祝世宁经常一吃过晚饭,就和一批年轻的伙伴去食堂看书,因为那里有座位,有电灯。“那时候,我在工厂里干的是最苦、最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但是,不同的环境能做出不同的成绩,这好比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就是要当好这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让机器稳定运转,螺丝钉也就得到了升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1957年出生,1975年高中毕业,到宜宾县双龙乡插队,2012年5月25日,他在母校宜宾六中新校区召开的校友报告会上提到,双龙乡是一个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地方。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1957年出生,中学时,他是校长在全校表扬次数最多的学生;1974年,在吉林大山林场做知青时,是效率最高的务农高手;1976年,被大家从四五百名知青中推选出来到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就读,他是学习拔尖的学生会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本忠,1957年出生,上世纪70年代中期,唐本忠高中毕业后,到潜江市熊口农村插队。虽然农村繁重的体力活让他这样刚出校门的下乡知青苦不堪言,但每次打堤挖河后,有着坚定理想抱负的唐本忠总能心无旁鹜地在知青们满腹牢骚中埋头苦学。 
几年后,唐本忠招工到武钢一冶成为了一名工人。由于白天要上班,晚上怕影响室友休息,他于是找来小板凳,披着破旧的大衣,借着厂区昏暗的路灯看书学习。而这,曾一度是当时一冶厂区一景,更成了不少一冶干部职工教育子女的典范。
  那段时间里,唐本忠常常省吃俭用,把每次二角钱的夜班补助费节省下来购买学习资料。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政国,1956年出生,高中毕业后,随时代大潮走进湖南农村插队。插秧、伐木、兴修水利、半夜睡在田地里看管稻田……插队期间,赵政国白天劳动,晚上就着柴油灯学习。在当年那个远比城市恶劣的环境里,赵政国反而将身体锻炼得更加强壮了。两年的知青经历,赵政国记忆犹新,“那段时光锻炼了我的毅力和意志力,让我加深了对农民的感情,也了解到农民的极大智慧,深深体会到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1976年,被招工到湖南怀化303厂的赵政国,当了一名车工。在车间里,赵政国借了一套微积分的书籍,宿舍的墙上被他写满了公式,短短几个月,他就自学完了微积分知识。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1977年恢复高考,赵政国以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录取。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1948年出生,1968年,马志明从成都四中高中毕业,跟同龄人一起,响应毛泽东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四川省渡口市(如今的攀枝花市)当了一名炊事员。早就“想学一点东西”的马志明从中学同学方平的母亲、四川师范大学数学老师张芳那里得到的一包数学书。马志明记得张芳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你要什么书,就拿什么书。” 离开张妈妈家时,背了一书包数学书。

当然,盲目地读书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还辗转托朋友找老师求教。其中四川大学白苏华老师给了他很多帮助。白老师在川大数学系资料室工作。他指点马志明应该先学什么,后学什么。他告诉马志明在哪个领域有谁的作品值得一读。白苏华渊博的知识让年轻的马志明佩服,因为数学,两人结为几乎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他从一本“容易看懂”又“费点劲”的书开始了自学,“越学越高兴”,逐渐尝到了自学的乐趣,也不断增加了对数学的兴趣。
后来,马志明当上了伙食团长。再后来,马志明做了仓库保管员。做仓库保管员要干重体力活儿,特别是卸货时要扛很重的包装。但马志明却为转换工种而感到高兴,因为在不卸货时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研习他心爱的数学。他对记者回忆,当时慢慢就沉浸在数学的学习和研究中了,也没有想到以后要成为数学家。
24岁那年,马志明听说大学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他跟市招生办公室联系,表示自己喜欢数学,也自学了一段时间,希望获得推荐资格。
工作单位同意推荐他。但在政治审查材料里,有人给他写了一句“不安心本职工作”的评语。为此他错过了这次机会。“我认为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读书了。这就是命运。”马志明说。
但3年之后,1975年,为他写政审材料的那位干部因为爱才,主动找他提出愿意推荐他读大学。27岁的马志明已经超龄,但幸运的是,他已有5年以上的工龄,因此,成了重庆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带薪工农兵学员。
马志明对记者指出:“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教学质量相当好。”他认为,自己自学数学,有人指点一下就可以学下去,这得益于当时打下的基础。功利色彩太重,是马志明眼中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病。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各种场合呼吁人们摒弃浮躁情绪,淡泊明志。马志明说,浮躁的风气是中国成为科学强国的大敌。这位数学家十分怀念当年自学数学时的生活。那时,他四处拜师,兴趣越来越浓。没有升学压力,没有奥数培训,也没有评奖和评估。

▲中国科学院院士龙以明,1948年出生,1968年,龙以明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当上了羊倌和马倌。每天与一千多只羊或八百多匹马打交道。“当年在草原上放羊放马时,从未幻想过有机会继续读书。”龙以明回忆起那段马背上的时光时说,“但那些年我学会了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做事。特别体会到在任何环境下,只要努力,总是有希望的。”他原本没有憧憬过做数学家。读中学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了他的兴趣。1972年,他考取天津师范学院培养中学教师的进修班,回到课堂学习。他白天上班,晚上自学数学。“高等代数”、“数学分析”等大学本科课程就是那时在地震棚里念完的。

从他们度过的“知青生活”中,是否能够对我们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