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童年和平江老县城

回马枪

（1943年的平江县西街月池塘）

古朴的老县城犹如昨天，可我却永远看不到你的从前，那张写满沧桑的脸；可敬的老师宛如春天，可我却永远听不到您的教诲，那张写满亲和的脸……

此文献给我可爱的平江县城和可敬的李庆龄老师。

——题记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平江县西街月池塘）

我出生时我们全家住在平江县城东街砚泉巷。几年后，也就是我开始懂事前后，我们举家搬到了我母亲所在单位——县百货公司。我记忆中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百货公司度过的。

当时的百货公司就在县人武部的斜对面。公司门首是一石门，进门后有一20多米长的巷道。进去后在左、中、右有三间面积很大的办公室，母亲就在靠右的那间负责统计工作。

我们全家挤住在一间面积约20来平米的老式房里，房子很潮湿，地上全铺满了木板隔潮，大大的窗户下面是天井，天井往右再过去就是用砖围的露天狭小的洗澡间。我们住房前面是一南货商店，不过这家商店的后门被封死了。我们可以透过木门的缝隙看到街景。李赞丰叔叔就住在我们家的正对面，他家的住房面积、房屋结构、式样与我们几乎完全相同。

（这是八一电影制片厂1962年在平江县境拍的电影《怒潮》。左边那位漂亮的小姑娘叫邓格誉，她是唯一一位在《怒潮》里上了演员表的平江本地人，在当时其名气享誉整个平江县。以下大部分照片都截屏于电影《怒潮》）

（县西街月池塘前面的棂星门）

（50年代的平江县十字街，画图中正面是平江饭店，右边那条街道是西街。县城北完小新一班的李玲玲同学当时家里就住在十字街往北过去100来米的人武部下面民房里，我们两家当时是隔街相望。十字街往南过去100来米，则是当时的县人委会，新一班的陈奇同学家里就住在里面。）

当时百货公司门前的街道都是那种石板路，街道不是太宽，有10多米吧。听当时的老人说，我们对面的人武部以前是一当铺，当年街道也只有6米宽。那时的县城街道很少见到水泥路面，最豪华的就是三合土（石灰、沙子和黄泥）路。那时我们最喜欢玩的地方是西街月池塘。当时的百货公司和上西街的纺织品公司（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是肉店，八十年代成了加义供销社的转运站），在交错相连的青瓦屋顶下串联互通在一起。我们每每穿行在那转弯抹角幽幽光线的过道里，总会拾起那快乐的童趣。时至今日，尽管时光已经流逝50多年，但这里任何一个过道的长度、宽度和角度在我心底似乎愈发清晰，甚至每一个地方光线的明暗我都了如指掌。那小小的过道真像岁月里的一条小河，无时不刻总会在我心底掀起小小的浪花。记得当年，我们吃完晚饭都喜欢从纺织品公司大门出来跑到月池塘去玩。月池塘顾名思义形状像月牙儿，池塘里面的水有一两米深，面积比篮球场略小，据说池塘里的水历史上从未干涸过。池塘周围用五六十公分高的石柱和镂空雕花的青石镶嵌后将其团团围住。听老人们说，50年代初期，池塘靠南边还有一半边沙子地面的篮球场，篮球架也是破烂不堪。一到傍晚，很多人都会来这里打球。到了我懂事的那个年代，这里从清晨开始，月池塘四周便成了一个交易市场，卖炭翁、小商小贩、行人络绎不绝，很是热闹。靠街道的棂星门牌坊有数米高，全是石柱和青石镶嵌对接，花纹很是漂亮，显得高大气派，和对面的粮食局（解放前叫文庙）遥相呼应。据史书记载，月池塘和棂星门是同时建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可惜这两处享誉全县的名胜古迹在文革中毁于一旦。我们在月池塘玩够了，又喜欢从月池塘往南穿插到人委会（现在的县政府）里面，再从南街回家。当时的平江县城，从东街尾的浮桥到西街的西门桥，还有从犁头嘴到画桥等四街八巷，好几公里远的街道两边绝大部分房屋建筑都是那种四角飞檐、古色古香的明清建筑，如果后来县城一直保持在五六十年代那种原汁原貌，那么到现在其古城知名度将肯定会超越全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凤凰古城。我相信这是现在活着的所有平江人，只要是知道和了解过平江老县城和月池塘古老久远的历史，一定会为平江古城的失去而感到非常遗憾和痛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县城十字街南货门市部。左边是福音堂，右边是正东街。钢笔画作者:黄慷侠。）

（七十年代初期的平江县城上西街）

（此照片是从当时县粮食局大门里面的老房子楼上拍摄的。大门外的棂星门对面就是现在的工商局大楼，旁边那条大道远处就是新官坳。）

（照片后面那栋白房子就是君子巷西街出口，当时的县纺织品公司就在白房子过去三四间铺面）

（这是平江西街月池塘棂星门下面，人物后面白色背景是当时县城关粮站的围墙，围墙右边的黑色背景是当时君子巷西街出口。过来左边一点是粮站门市部，我小时候经常拿个米袋到这里买米。）

（月池塘四周的石柱青石围栏）

（县城北完小原彭家祠堂前面操坪）

我5岁那年，也就是1960年春节过后，我母亲听说县城北完小办了一个五年级一贯制的实验班，试读半年，如果通过教育实验，小学生们有这个读书的天赋或者说是有接受学习的能力，半年之后转入新的一年级继续就读，学制自然缩短一年。我当时父亲由于错划右派，已经陷入牢狱之灾，生死未卜。母亲那几年又常年在乡下办队，小时候一直将我带大的曾奶奶由于各种原因，她也不愿意再带我了。在这种情况下，母亲非常无奈只好送我去这个实验班试读一下，看看我读书能否跟上班不掉队？

（县城北完小原彭家祠堂右角，后面是錫福街。新一班的李建兴、朱小年同学就住在邱金讲话的后面过去几十米处；范立云同学住在照片中右边的斜对面，那里叫犁头嘴。）

（县城北完小原彭家祠堂享堂内，照片中是我们当年实验班所在的教室。外面正是我们下课经常打乒乓球的地方。）

当时的城北完小各个年级学生上课被分在三个区域。分别是地势最高的善惠庵；教室最多的彭家祠堂；地势最低分左右两排一层的新教室。当时我们就读的实验班分在彭家祠堂里面。所谓彭家祠堂，包括当时建在高处不远的善惠庵，解放前是国民党县党部，以前是彭、陈、凌三家共有祠堂，解放后将其改建成为平江县最大的完全小学。彭家祠堂虎踞龙盘，那种壁垒森严的高大威严总会让人还没进门就心生寒意。进门后，中间是一甬道，两边是两层木楼，上下都是教室。我们实验班被学校安排在进第二张大门后右边那间教室。大概是我读了半个来月，班主任李庆龄便告知我母亲，说是我上课接受能力蛮快，有读书天赋。当时上课好像是拼音课上的最多，每天就是a（啊）、b（波）、c（策）、d（得），大声而充满稚气的童声朗读是当时实验班的一大特色。那时我和我姐姐、二哥都在同一个学校就读。由于我年纪小，每次放学回家，姐姐和二哥都会在大门口等我，然后一起回家。那时我母亲在平江老将军吴自立的老家献冲团头屋里办队。记得有一天母亲从乡下回家，看见我一身非常肮脏，就骂了姐姐一句。然后从食堂提了三个提桶的热水才将我从上至下洗干净。我姐姐有点委屈，毕竟她当年也只有11岁多一点，一个女孩子，既要自己读书，又要带两个弟弟，还要管我们的吃喝拉撒和洗衣服，也确实有点难为她了。

（我们当时上课的教室就在进大门后的右边，大门外面那两层木楼上下都是当时城北完小的教室。）

（60年代的平江县西街天主教堂）

我每次上学，总会在烈士公园前面看见一摆摊的老爷爷。他会用熬制好的焦糖用勺子画出各种各样的花鸟虫草，然后用竹签和画好的糖画一一镶接粘连，将竹签插在摊位上的竹筒眼里，形象非常逼真。特别是画出的兰草几乎盖满了整个台板，另外画出来的还有关刀、蝴蝶等都会让我们观看的这些小孩子们羡慕的直流口水。当然，老爷爷点糖点的最多的是坨坨的糖鸡屁。他的摊子上摆有一个布袋，里面放有几十个写有各种各样名称的竹牌。我们小孩子们要买这些糖品就要到这个布袋里去摸，靠自己的手气，每摸一次糖品都是3分钱。当时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摸秦糖。据说这项手艺是从北方传过来的。画秦糖又叫糖画，糖画人用饴糖熬制作画。据说画秦糖是从明代开始。我每次摸的都是糖鸡屁，很让我失望。而上学时我经常遇到的薛丽娜同学，她有一次摸到了一把关刀，喜得她大声叫了起来。为此，我总是千方百计找母亲要零钱，但母亲当时一个月工资只有36.5元，要负责我们全家日常开销，所以根本不可能每次都能满足我吃的欲望。尽管那布袋里的兰草、关刀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想，但在那个年代，这个梦想却日复一日总是在我脑海之中萦绕，因为我每天上学去的路上必须要经过那位摆摊的老爷爷。

（1962年的界山庙，远处的宝塔在文革中毁于一旦，甚为可惜。其位置在现在的严家滩休闲广场附近。）

一到星期天，姐姐就会带着二哥和我一起去外面采摘野果子。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到寺前，有时也会去严家滩。在我印象中好像去严家滩只去过一两次。去严家滩从西门出城，河边有一条小路，比现在的公路要高要窄一些。我们每次经过这条险峻的小路，姐姐都要牵着我和二哥，生怕我们掉下去。

严家滩当时既没桥，也没有水轮泵电站，唯一吸引人的就是有一宝塔，这也是当时平江县城的标志性建筑。史书上是这么说的: 平江县城西门外飞鹅山宝塔，为嘉庆二十年邑绅余远骐率子楫捐建。高七丈五尺，围径十丈，约费三千金。

我们当时只知道好玩，会围着宝塔转几圈，至于有多少层？在我记忆中好像是七层。仰头望着塔尖就像是一座高大的楼阁。记得塔的第一层很高大，而第一层以上每层的层高逐渐缩小，各层的塔檐都紧密重叠着。记得人们是不能登临塔顶眺览的，因为塔身为实心。由于时间久远模糊，宝塔究竟是不是我印象中描写的这样，有待年龄大的家乡朋友给予指正。可惜的是，这一宝塔文革中被毁于一旦。

（1962年拍电影《怒潮》时摄制组借用的平江县粮食局所在地。当时新一班的辛湘英和李福东同学家里就住在粮食局里面。赵妹湘和张瑛等同学读小学时几乎每天都会在这里和辛湘英玩在一起。）

（60年代的平江县西街青石巷。左边有一清澈的溪流。新一班的傅建平同学当时家里就住在这张照片略前的左边、毛群利同学的家里住在照片中人群前面几十米处。）

六十年代初期的平江隶属于湘潭专署管辖，所以，当时百货公司干部里面有许多都来自长沙、湘潭等外地，比如彭自立、李焕文、肖自求等叔叔阿姨。所以，当时的百货公司每天收到从外地寄来的信函特别多。

那时给百货公司送信的邮递员姓毛，我叫他毛叔叔。他很喜欢我，叫我细结子。我从记事的时候开始，只要看到他来送信，就缠着他要信封上的邮票。那时的邮票很少见普票，大都是中苏友好、工农业生产、人民公社、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等纪念和特种邮票。所以，毛叔叔一来送信，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第一件大事，为的就是想要信封上的花花邮票。后来读书去了，每天一放学回家，头桩大事就是在公司收发室桌子上翻找，看有不有从外地寄来的信件，特别是信封上那五颜六色好看的纪特邮票。只要我看见了，我都会小心翼翼揭下来。揭的时候会经常将邮票背面揭薄，我就尽量将邮票连同信封上的纸一起揭下来。所以，被我揭下邮票后的信封都变得面目全非。收到信的叔叔阿姨们就不高兴了，纷纷向我母亲告状。但我只保证了一两天，过后依然我行我素。

公司里面有一位叫肖自求的阿姨，好像是东北人，长得牛高马大，大人们都叫她肖长子。她非常喜欢抽烟，而且烟瘾特别大。没读书之前，我经常会从地上给她拾烟屁股，每天总要给她拾到一信封的烟屁股，而她给我的奖赏就是一颗糖粒子。她会将我拾来的烟屁股里面的烟丝剥出来再卷成喇叭筒抽。后来我读书去了，也没有时间再给她去拾烟屁股。后来经常看见她有外地来的信，我就找她要邮票。她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我说，要邮票可以，但必须用烟屁股来换。于是，我只好”重操旧业”。记得有一次，她拿出一枚面值22分的菊花邮票，我见了欣喜若狂，要知道，在当时面值20分的邮票都非常难找，22分的要找到那更是难上加难。她笑着对我说，要3个信封的烟屁股才能交换。后来，我硬是跑到离我家不太远的文化宫和电影院，从观众座椅底下拾满足足三个信封的烟屁股才如我所愿。

（70年代的平江县西街君子巷，我家当时就住在画图中右侧进去100多米。靠前四五十米处右侧有一门可以通往当时的纺织品公司。）

当时离我家不远也就是十字街天主教堂（现在的中国银行）的对面，有一位叫喻定中的经常会在那里摆图书摊。他摆摊的位置是一微斜的坡，下面紧挨着的是一家南货商店（现在的建设银行）。这个巴掌大的空闲位置正好适合他摆地摊。

我读书前后，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跑到他的图书摊上看连环画。我最喜欢看的是那种深蓝底色的三国演义。60册的三国连环画在他这地摊上竟然一本不缺。每次去看他摆的连环画，总有不少小孩光顾，有时还会遇见大人。一分钱看两本，没看完的下次可以继续看。记得我好像看三国看到了10多册，没钱再看了，我就假装选择，一次翻看几页后又装模作样翻其它的连环画。搞了几次，就可以看完这一本。喻定中也不是傻瓜，很快他就看出来了我的小把戏，只要我一蹲下去翻书，他就按住我的小手叫我离开。后来他见我总在摊位前徘徊，就问我有不有邮票？有的话一枚可以看一本。在那个时候，小孩子们都在议论，300枚邮票可以兑换一辆自行车。当时我们也不知真假，放到现在或许可以兑换一辆汽车甚至一栋别墅。但在当时，无论是哪个小孩，都对集邮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后来我曾拿着我多余的邮票和他做交易，将60册三国演义全部看完了。特别是那枚我视如珍宝面值22分的菊花邮票，我拿出来在喻定中眼前炫耀。我从他那渴望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在意那枚邮票。他曾提出要我看100本连环画，前提是将那枚邮票给他，我理所当然拒绝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珍稀物品的价值所在。

（60年代平江县城北完小彭家祠堂大门。新一班的黄一求、程明健同学就住在学校对面的小巷里，她们的母亲分别为学校的校长和任课老师。）

我们当年实验班就读的教室就在彭家祠堂里面的享堂。享堂其实就是彭家祠堂的正厅，这里以前是祭堂，是彭、陈、凌三家举行祭祀仪式、议事之所，因此在彭家祠堂里面气势最为恢宏、用材最为考究、装饰也是最为华丽。彭家祠堂究竟为何年何月所建，史书上没有记载，估计应该是近代所建。享堂做工之巧妙，充分体现了近代平江人民高超的勤劳智慧和艺术创造力。

在实验班上了一两个月的课，我好像还得过李老师几次表扬，意思是年纪小接受能力快。当时我们除了上课认真听课，一下课就会飞快跑到教室外面打乒乓球。当时的我仰起头望着雕梁画栋高高的屋檐和屋顶总有一种阴森怪怪的感觉。

与同学们打球，我有输有赢。打球是清一色的男同学，女同学都喜欢跳绳。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和一位个子比我高的同学打球，他经常放我的短球，由于我个子矮小，经常接不到。同学们站在边上哈哈大笑。后来我气不过，等他放短球过来，我迅速爬上桌，一下打的他没有了脾气。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记忆深刻。那时我喜欢养蚕，将蚕宝宝放进一纸盒，纸盒上面挖几个小眼。那时西街新官坳有颗桑树，我会经常放学回家去那里采桑叶。当然最开心的是最后蚕宝宝长大了，到它吐丝结茧，特别是看到有的蚕宝宝吐出来的是黄丝，那最后金黄色的茧让我看得如痴如醉。当然，喂蚕有时找不到桑叶，曾用苦菜叶替代，到最后蚕宝宝都被死掉了。喂蚕是我童年中最为开心快乐的，它几乎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

城北完小当年彭家祠堂正门

（这是平江县城北完小彭家祠堂里面的享堂。我们当年就读的实验班就在这大厅进门的右边）

（50年代平江县三阳街到东街尾的南浮渡桥，画图中的金沙洲远没有像现在这么逼近平江大桥）

1960年的六一儿童节，老师叫我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因为今天平江大桥要举行通车典礼。

平江大桥修建的时候，我去看过几次。那时从三阳街过河，有一座浮桥，老人们叫它南浮渡桥。我看了黄慷侠老师画的南浮渡桥画图。如果他没画错的的话，当年的浮桥应该是经过了金沙洲的边缘。因为中间一段是用木桩支撑桥面的。这座桥听老人们说，他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知道这座桥，说明这座浮桥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后来我查了史书记载，上面载明这座桥是宋代淳佑五年（1245年），由邑人叶伯青所建，制船24艘，辏12厢。这座桥只能供行人来往，而汽车进城则要从寺前到南街的小码头过渡后，走景福坪进入南街。所以，平江大桥通车后，对平江当时的经济建设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时县汽车站在三阳街（酱制厂对面。大桥建成后不久，汽车站搬到了现在的民建路联贸公司所辖位置，也就是老汽车站对面。），但三阳街汽车站并没有搬离，而是与民建路车站同时使用。因为我1963年跟随母亲从南京返回平江，就是在三阳汽车站下的车，我们是走路经过平江大桥回家的。

当时平江全县无论是客车还是货车都非常少。记得平江大桥通车典礼开始后，一辆辆汽车从三阳街缓缓驶过来。具体都是什么车不知道，当时只记得桥上桥下到处是人，锣鼓喧天，彩旗飘飘。最后我是什么都看不到，我真想大人们举起我，可大人们一个个都踮起脚，他们哪有心思光顾我们？但如此宏大热闹的庆祝场面是我有生以来遇到过的第一次。听大人们说，要讲热闹，当年平江古城解放，解放军进城也不过如此。

长大后，我查了资料，也知晓了一些平江大桥建设过程中的简单情况。大桥始建于1958年3月，1960年6月1日通车。由湖南省交通厅勘测设计投资，桥梁上部构造系套用苏联标准图纸装配而成，投资71.85万元，投工15.6万个。

（50年代平江寺前到南街小码头的汽车轮渡）

（80年代的平江大桥）

（这是当年城北完小在学生当中印象很深的几十级石阶，下面露出房子一角的就是我们当年的新一班教室。）

我在城北完小就读几个月的实验班结束后，便迎来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小学学制由以前的六年改为五年一贯制。当年城北完小一年级共招收四个班，分为新一、新二、新三、新四班，入学新生240人左右。当年的实验班自动改为新一班，班主任仍然为李庆龄老师。

我们一年级四个班的教室全部安排在学校山坡下面。新一班的教室则是从彭家祠堂前面的操坪走下几十级石阶后，在靠右那栋的第一间。新教室显得非常光亮，而且墙壁、窗户、黑板和桌椅都是新的，让我们觉得非常开心。

李庆龄老师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据我母亲当年和同事们讲，胖伢子（我的乳名）有点运气，遇上了城北完小最好的老师。李老师当年20多岁，秀丽的容貌，雪白的牙齿，留着齐耳短发，笑起来一对浅浅的酒窝，让人觉得很甜。她任课从不在学生面前高声大叫，而是轻声细语，循循善诱；有时会举一个生动的例子，让同学们去猜想和展开丰富的联想。

李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的语文任课老师。她一进教室，我们会鸦雀无声。她走上讲台，背过身在黑板上一横一竖写下几个字，或许是课题，或许是拼音符号。然后转过身来笑容可掬开始讲课。当时我们班上学生坐得满满的。由于她和我们有了几个月的任课时间，所以她能记住我们每个同学的名字。我上课最怕李老师叫我的名字，只要她一叫袁迎宪，当同学们的眼睛像聚光灯全部看我的时候，我总有点心慌。因为我知道李老师一叫我的名字，总会有好事，那就是要回答问题或走上讲台。于是我会低着头，站起来，脸红耳赤。特别是有时自己开小差，课堂没有熟悉课文，走上讲台面对着黑板，手上捏着粉笔，会茫然失措僵硬地站在讲台上。李老师会一脸严肃看着我，同学们在底下谁也不敢笑，因为谁笑谁又会像我一样会被点名上讲台。李老师见我表情发愣，就会和风细雨的对我说，我昨天讲课，你没有好好听讲，不预习课文，怎么写得出来？你先站在旁边听我讲。于是李老师便拿起粉笔边说边讲，讲完之后，让我跟着她重新写一遍。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自然写得很用心，而且会对当天的课文记得滚瓜烂熟，虽然是低着头、红着脸走下了讲台，但下次李老师叫我的名字就不会有这么慌乱了。

当年我们的语文成绩在全年级四个班是最好的，特别是我们的拼音发音，无论是声母还是韵母，朗读起来还真像那么一回事。我们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读课文，赢来了高年级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高度评价。当年的新一班每位同学对拼音的熟记可以说是深入到了骨髓。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李庆龄老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点点滴滴的辛勤付出。时至今日，我无论是在电脑还是手机打字，用的全部是拼音，打字其速度之快，连我儿子都大为惊叹和佩服！央视4套每周日晚上播出的《中国舆论场》，中间有三次观众和嘉宾抢红包互动。嘉宾口令话音刚落，在全国几百万观众都在各自手机上写出口令的同时，我用拼音打字一两秒钟都能迅速抢到红包，一般很少落空，至少也能抢到京东优惠券。

记得有一次，我们班期末考试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件解放前的故事》。我当时写成了美国黑人孩子的悲惨经历。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李老师将我叫进她的办公室，非常和蔼的对我说，你想象力很丰富，文字也很通顺，但你写偏了题。孩子，美国不存在解放前后呀！按理你这篇作文应该得零分，但考虑到这是考试，怕你母亲知道了替你难过，所以，我还是给你打了60及格分。以后考试作文，首先要看清题目，然后弄懂题意。希望你今后努力。当然，李老师为了不使我失望，最后还加了一句鼓励我的话，如果你是将美国黑人男孩换成中国孩子，故事发生地是在中国解放前，那你这篇作文我会给你打满分。正是李老师说的这个满分，使我受宠若惊，也使得我日后对作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李老师在我们上课讲解这篇作文时，首先表扬了程明健同学，说她写的作文有创意，应该作为我们班的范文。而对于我本来应该得零分的作文她竟然只字未提。后来李老师又和我母亲解释了我考试成绩刚好及格的原由，并一再说我写作文不错，下点苦工语文成绩肯定会和程明健不相上下。这件事我记忆了一辈子，我后来喜欢文学也和李老师对我多年的苦口婆心分不开，我对李老师一辈子都感恩在心。

（这是我们在城北完小记忆最深的石阶）

我们当年读书时的班主任李庆龄老师在辅导学生

（平江县城北完小原彭家祠堂，我们班当时的教室就在照片中的石狮子靠左再过去二三十米处。）

我们一年级四个班在下面的新教室不记得是读了几个学期，后来就搬到了上面的彭家祠堂，位置靠近善惠庵。新一班分在最左边，其它三个班从左至右依次分列。

我们分的那间教室很宽敞，光线非常好，左边有两个很大的窗户，右边是走廊，前面是厕所。在这间教室，我们一直读到我们毕业；在这间教室，我们班也发生过许多趣事，可以说是堪称经典，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回味无穷。当然，在这间教室，也曾发生过一些令我们当时非常伤心和无奈的事，这些小事虽说已经过去几十年，但现在提起来总会有一些遗憾。

1962年好像是下半年，我们新一班分来了一位插班生，他的名字叫赵光。他是随父亲赵石麟因工作调动一起到平江来的。赵石麟叔叔当时从湘潭专署调到了平江宣传部任部长。

赵光长得白净秀气，个头和我差不多。当时打乒乓球我们年级里面许多同学都不是他的对手，记得他与当时高年级的易正坤等高手打球都有得一拼。但他最拿手的是跳橡皮筋。当时跳绳是女同学的专利，我们从不参与。但打从赵光跳橡皮筋开始，全校男女学生都像着了魔似的，只要一下课，大家都围过来看赵光跳橡皮筋。刚开始我也不感兴趣，但看到每天有这么多同学参与进来，弄得我也忍不住上去跳两下。到最后，跳橡皮筋风靡整个全校，各个年纪的男女同学里面有很多都自发参与进来了。

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叫张瑛，她父母都在茶厂工作，特别是她父亲是当年茶厂厂长，是一位南下干部，在县里声名显赫。

记得那时在班上我们听张瑛说过，每天她会找母亲要2分钱，为的是买零食解解嘴馋。后来有一次，李庆龄老师在上课时向我们同学反复强调要勤俭节约，要向雷锋叔叔学习，并要干部子弟带头，在班上树新风。张瑛听后，就从那一天开始，就再没向母亲要过零花钱了，甚至母亲给她她都摇头不要。为此张瑛母亲还到学校找到李老师，说她教育有方。李老师在全班上课的时候还公开表扬了张瑛同学，希望同学们向她看齐。所以，在那个年代，勤俭节约做好事成为了每一位同学最骄傲最自豪的事情。

1963年10月，新一班同学苏蹦蹦和苏跳跳合影。正如照片中他们的父亲亲笔题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左三为单白沙同学，当年她在幼儿班上表演拔萝卜的老太太。）

那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认真读书，该玩的时候同学们做完了作业又尽兴玩。后来程明健同学是这么回忆的: 她那时经常到张瑛、辛湘英、范立云等同学家去玩。张瑛爸爸很忙，在冬天经常披着一件灰色的棉大衣，有时间会笑眯眯慈祥地看着我们疯玩，我们把他家的床作戏台，在上面蹦跳。张瑛家门前有几棵高大的洋槐树，每到春季五月，串串槐花盛开，香气沁人心脾。

辛湘英家也是我们的自由活动场所，我和赵妹、张瑛等几位女同学经常到她家去捉迷藏。辛伯伯和蔼可亲，也任由我们疯玩。她家非常整洁，可以说一尘不染。我记忆中还在她家吃过饭，螺丝炒韮菜记忆最深。

范立云家住在犁头嘴，她家楼顶有个晒台，白天我们站在晒台上观看犁头咀熙熙攘攘的人群；夏夜在上面观星空，口唸“七子星，七七过……"。

单白沙家住在北街大屋内，前面地坪是我们的戏台，将人家种的丝瓜花摘下，插在头上，将红薯梗折成耳环状挂在耳朵上，才子佳人戏就一顿乱演，玩得不亦乐乎。暑假期间，李老师将我们分了学习小组，记忆中，有一次在李迈进家做作业，他眯着一对小眼，神神秘秘对着我们说邻居家的狗生了小狗，我带你们去看。跟着他走到院子里一间偏房，刚跨进门，一只黄狗从角落里窜出，咆哮狂吠，吓得我魂飞魄散，跑到院中，差点被咬，幸亏邻居大妈将狗喝住。真是细伢子记得千年事。现在回忆起来都是满满的童趣。

单白沙同学也是这么回忆的，那时的她觉得赵妹湘特别讲卫生，爱干净，任何时候她穿的那双布鞋的边总是白白的，很引人注目，这与她能干，爱干净讲卫生的母亲分不开，她们家里每天总是整洁干净，一尘不染。每天上学的时候，迈进和赵妹总是手牵手来学校上学，很有意思。

上世纪九十年代，县城北完小新一班学生付楩楠和我们当年读书时的班主任李庆龄老师在一起。

右五为单白沙同学，这是当年幼儿班上唱歌表演。

（1962年的平江县南街李家巷。新一班的许可同学当时家住在照片中右边电线杆和左边的路灯位置靠左；薛丽娜同学家住在照片中前方三四十米处的人委会宿舍；付爱清同学家住在这条小巷后面右拐下坡的居民宿舍。）

（当年的城北完小彭家祠堂内天井）

记得李庆龄老师曾经说过，教育学生必须要带有情感，要耐心热情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李老师对待我们全班同学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对待全班所有同学一视同仁，不搞特殊化，不带有偏见。当时我们班有几位学生非常调皮捣蛋，他们喜欢打架闹事，有时还喜欢搞一些恶作剧捉弄同学甚至老师。李老师对待这些学生的方法是用自己发自内心的爱去关心他们，用爱去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因为爱和信任是这些同学最渴望得到的东西。李老师爱心的表现形式往往是通过具体的小事反映出来。例如每天早晨走进教室，她首先要看看学生有没有到齐，遇到天冷或天热的时候，提醒他们增减衣服，早上上学路上是不是注意安全了。每天做操时，看到学生红领巾有没有戴正，提醒他系好或帮他们系好，有学生衣服不够整齐，轻轻地帮他拉一拉。有学生广播操动作不到位，在课间操后叫他们做好。比如有位同学上课不专心听讲，常常不做家庭作业，经常捉弄同学，有时甚至与同学打架等等。李老师便单独找他谈心，还利用课余时间，给他面对面地辅导。并在全班多次夸他，表扬他，引导他有意识地去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李老师就象春雨一样，用爱心感化着每一位学生童稚的心灵，用真诚去关爱，用理解去温暖每一位学生最脆弱的情感。

我们班有三位同学分别叫许可、赵光和张瑛。有同学就将他们三位同学的名字串联起来，搞成顺口溜:张瑛要赵光（照光），要经过许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十多年后，张瑛和赵光竟然在湘潭不期而遇，而且两人招工到了同一个单位，并且结为夫妻。这真是一种奇缘，这句顺口溜竟然成了我们班上最伟大的经典语录。

有一年的下学期，李庆龄老师因病住院，学校找了一位18岁的女教师来代课。这位女教师也姓李，名好君。但她一进教室上课，我们就起哄，拍桌打椅，大喊大叫。有同学将李好君老师的名字拆开为:十八子女子一口，将她化妆涂的雪花膏扔进了厕所，在她的洗脸盆里放上各种脏东西。有一次，有几位同学用粉笔在我们教室黑板上写下了大大的”十八子女子一口”。李好君老师进教室看到黑板上羞辱她的粉笔字，气得脸色苍白，连忙将学校刘窕媛校长请来解围，但刘校长来了也无济于事。不但如此，有的同学还在我们教室外面的厕所墙壁上用粉笔到处涂写，除了写”十八子女子一口”，有的还写有谩骂同学的下流话。那个学期，新一班大部分同学的成绩直线下滑，组织纪律性在全校第一次被评为最差。最后李庆龄老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拖着没有痊愈的病体来给我们上课。说也奇怪，李老师只要一站在我们教室门外，即使她不说话，我们一看到她的身影，那些调皮捣蛋的同学一个个都服服帖帖，大气都不敢吭一声。那时，我们全班几乎所有同学都喜欢上语文课，都喜欢写作文，我们对文字朦胧初始的喜爱都是李老师循循善诱教育出来的。所以，李庆龄老师在我们所有同学心目中，深为尊敬爱戴，她的威严、慈祥、耐心、活泼的教育方法始终让我们敬仰。我们这个班也是李老师一生中倾注心血最多，融入感情最深，给予关爱最久的一个优秀的班级集体，后来被全校评选为红旗班。以后不管岁月怎么变化，我们新一班的同学无论何时何地遇到李庆龄老师，她都能非常清晰、准确叫出我们各位同学的姓名。她是平江县为数不多的特级教师，她独树一帜的教育方法一直受到全县乃至全国教育界的高度评价。

当年城北完小下面操场

（1962年的平江县南街毛家巷。新一班的李迈进和赵妹湘同学当时的家里就住在这张照片右边第三和第四个窗户中间那张大门进去的民宅里面。赵妹湘家住在右边第二个窗户那间平房。）

（这是1964年元月我们新一班部分同学在烈士塔下扫墓后的合影。前排左起:周力平、张瑛、辛湘英、赵妹湘、苏跳跳、陈奇、袁迎宪、李凌江；后排左起:薛丽娜、李玲玲、程明健、苏蹦蹦、胡建平、钟如湘、肖玲玲）

当年县里经常召开各单位领导会议或劳模先进表彰大会，每次开会分别在电影院和工人文化宫。在我记忆中县里开会在工人文化宫更多一些。那时的文化宫就建在烈士公园，位置在烈士塔前面。而开会前向领导和劳模先进人物献花献词就成了我们城北完小新一班的专利。我很荣幸，献花献词每次都有我的份，原因就是我当年长得白白胖胖，加上我普通话发音非常标准。另外，许可和张瑛也是我们班献花献词队伍中雷打不动的领军人物，每次献词都是他俩站在我们前面。我们被老师用红粉搽的脸蛋像一个个的红苹果，可爱至极。我们穿着白衣蓝裤，戴着红领巾，举着少先队礼，将鲜花献给台上的叔叔阿姨们。然后排成横队，站在许可、张瑛的后面，用一双小手托着词本，大声整齐朗读起来，充满童稚的声音响彻整个会场。献花献词完毕，全场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过后，我们每位同学会都得到一个园饼，并会安排我们免费看一次电影。这是大人们对我们最高的奖赏。当时薛丽娜同学的父亲是县里领导，开会时他多次坐在主席台。所以，李老师每次安排薛丽娜给她父亲献花。我母亲当年年年被单位评为劳模，也多次参加县里的劳模大会，当然也在台上也接受过我亲自献给她的鲜花，所以母亲每每看到我和同学们在台上稚嫩的脸庞和天真的朗读，在她内心一定会感到非常快乐和开心。

1963年清明节，城北完小各个年级学生分批次到烈士公园去给先烈扫墓。我们当时是全年级四个班一起去的。我们少先队主题队活动是：不忘旧社会，珍惜幸福生活，不忘先烈，做红色接班人。与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里面内容相结合。从我们上学第一天开始，我们每次放学回家都是以街道为分队，同学们站到各自的路队中唱着歌曲回家。这次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穿着整洁的衣裤，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学校走向烈士公园。前面一位同学手擎鲜艳的少先队队旗，同学们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曲，引来街道上许多人的观看。到了烈士塔下，我们全体同学每人手拿一支鲜花，秩序井然依次在烈士塔下向先烈献花。我们班上十几位同学排成一行，在许可、张瑛的带领下，向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无数先烈们献词，表示我们的敬仰之情。随后，同学们围成一个圈，由我们班上的张瑛、薛丽娜、程明健、赵妹湘四位女同学表演歌舞:《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她们边唱边舞，表演非常认真。然后她们静静坐在烈士塔下的数级台阶上，托着红红的脸腮，看着她们心目中最好的妈妈——李老师。当时的李老师也完全融入和沉浸到了妈妈这个角色。表演结束后，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们的小手都拍红了。最后我们全体同学依偎在李老师周围，久久不愿离去。

记得当年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我们班也不例外。那时我们班家住医院、茶厂和正南街的同学是一个学习小组。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组长好像是是许可，他是大队委，少先队旗手，赵光是大队长，他们都是三根杠，薛丽娜是中队委，两根杠，我是小队长，一根杠，我当时好像是负责管理七八位同学。有什么事情我是要向薛丽娜和许可汇报的。我们当时除了自觉在一起学习，我们会利用星期天去烈士公园，在烈士塔下给烈士扫墓。我们扫墓首先从烈士塔下扫起，然后一直扫到文化宫四周，最后会将文化宫里面台上台下，观众座椅底下都会全部清扫干净。那时烈士公园和文化宫都属于县文化馆管理，我们班的苏蹦蹦和苏跳跳两姐弟的父亲苏跋叔叔正好在馆里工作，所以，我们经常会得到他的表扬。后来，他还给我们在烈士塔下拍了一张合影照，并在照片中写了一句话:烈士塔下的好孩子。照片背面写有:赠给某某某小朋友，并盖有平江县文化馆的公章。这张照片异常珍贵，我们许多同学都有珍藏。在那个年代，因为很多同学的家庭生活都很贫瘠，小学生能在一起有合影，是非常稀罕的事。

天真快乐的日子也会伴随着苦恼。记得有一次，我将我们三姊妹辛辛苦苦集来的一本邮票带到班上去炫耀，特别是那枚我认为非常珍贵的22分的菊花邮票也在里面。当时我坐在教室右边第二行倒数第二的位置，这个位置正对着教室门，走廊有人走动我都一清二楚，所以上课很容易分神。那天下课我突然发现书桌里面的集邮本不见了，我伤心大哭起来，李老师和同学们急忙围过来，大家帮我一起找，也问了周围许多同学，当然我知道是谁偷了。但苦于没有证据，最后此事只好不了了之。回到家，姐姐对我破口大骂，二哥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知道他们都很伤心。这件事我不知伤心难过了多少年。与我有同样伤感经历的还有白鸽同学，她也是带了集邮册到班里供同学们传阅欣赏，可传来传去，传到最后集邮册又不见了踪影。还有一次，我们班李迈进同学的一支钢笔失窃，那支钢笔听他母亲说很贵重，是支金笔。我当时也被当作是怀疑对象，被李老师和迈进母亲带到李老师的办公室单独”审问”，可惜到最后调查结果也非常无奈。我们全班所有同学几乎都知道那个偷我们的邮票和钢笔的”贼”是谁，但这些毕竟不是刑事案件，不可能惊动公安，到最后迈进、白鸽和我一样，也都是悲情收场。想起我当年的集邮册被偷，到现在虽说早已烟消云散，但在当时对自己心灵的创伤毕竟留下了伤痕。

（1962年上半年在石碧潭搭建的供拍摄电影《怒潮》专用的平江城楼）

1962年上半年，在我们平江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县的特大喜事，那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来我县拍摄一部反映平江大革命时期的电影《怒潮》。

平江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在大革命时期，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也走出了几十位将军。特别是名闻中外的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和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都使平江这个小小的农业县在全国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平江当时的老将军吴自立根据自己参加革命后的亲身经历，写出了回忆录，也可以说是《怒潮》的初稿，后来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郑洪和知名诗人未央联手，最终写出了《怒潮》电影剧本。

（70年代的平江县电影院）

提起电影，在当初那个年代，可以说是男女老幼都非常喜欢观看。我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那时县城关镇就一家电影院，是一间老式仓库，就在现在的电影院职工宿舍处，与现在的银都舞厅呈T字形。记得当时名称叫红旗电影院。由于我当时个头很小，看电影属于免费，所以姐姐会经常带着我去看电影。放电影之前会放幻灯片，图案大都是月亮花草，旁边会有一个大大的”静”字。那时我看电影看得最多的，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乔老爷上轿》、《天仙配》。后来个子长高了一点，要买票了，百货公司的总务宋光荣叔叔就会带着我，因为他和守门的黄活福等人关系很好，即使遇到不认识的，他便要我走在前面，弯曲着双腿，几乎我每次都能蒙混过去。所以，要讲当时看电影，在我们班同学之中我应该是看得最多的。

在电影院那边的文化宫，县花鼓剧团经常在那里演花鼓戏，有时也会在对面的工人俱乐部演出，售票窗口就在烈士公园的正对面。印象最深的剧目是《半把剪刀》，由钟德建和李练辉出演。那时的老演员郑大成，邓九英等至今记忆非常深刻。有意思的是，在文化宫守门的是后来任县体委主任的洪瑞明，他和我大哥是当年的小学同班同学，所以，我也免票看过戏。

记得有一次，我和薛丽娜、赵妹湘等同学早早来到工人俱乐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我们班周党怀同学当时家里就住在俱乐部右侧一间大房子里面，他家后门与俱乐部是相通的。由于我们无票，只能等电影开始后我们再进去。在电影开映前几分钟，外面突然有人高叫，查票呐！我们一听，慌慌张张一起钻到周党怀家里的床底下，大气都不敢吭一声。后来是虚惊一场。在那个年代，为了免费看电影，我们都是待电影开映几十分钟后，再悄悄溜进去。

（平江城北完小原彭家祠堂前面，当时拍摄邱金开会前一场戏）

（当年的板栗园，现在天岳广场东北侧）

拍摄电影《怒潮》之前，是在县石碧潭搭建城楼，说是搭建，主要是电影拍摄完成后，是要完全拆除的。城楼建在现在的石碧潭大桥老城这边，非常高大雄伟，特别是从河对岸的三阳农科所看过来，觉得更气派。

城楼搭建前后，大批的拍摄队伍陆续进驻县委招待所。当时县城四街八巷议论的中心就是今天在哪里看到拍电影，又看到了哪位老演员；明天猜测会到哪里拍片等等。那时，在拍摄现场，观看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有的从家里拿来了高凳，椅子，站在上面观看。我们上课时，只要听说今天在哪条街拍摄，就心急如焚，恨不得立马跑过去观看，所以那时上课经常分神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当时在城关拍片最多的地方一个是西街月池塘，一个是石碧潭和对岸的板栗园，还有一个就在我们读书的彭家祠堂。在彭家祠堂拍摄，我们会放假。但拍摄组大多会选择星期天和晚上。即使是放假，彭家祠堂是不准外人进去观看的。有一场戏，当时拍摄地是在彭家祠堂前面，是罗大成去接特派员王怀志，也就是王怀志从下面几十级石阶走上来，而罗大成从彭家祠堂走下去迎接。由于观看的人群实在太多，我和许多同学是站在我们教室边上的窗户上观看。下面到处人头攒动，加上边上树叶又挡住了我们的一点视线，看得不是太清楚，尽管如此，对那场戏我至今记忆非常深刻。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说是今天拍摄组会在板栗园拍片。我和几个同学早早就来到板栗园等候。板栗园在现在的天岳广场东北侧。那时的板栗园，茅深草阔，地面高低不平。毕竟这里不在城关，虽然当地的老百姓闻风都来观看，但人数远远少于在城关拍摄。拍摄前同样要被工作人员清场，我们就爬到树上。被发现的被工作人员大声呵斥，只好乖乖的跳下树来。记得我也同样被清理下树，只能到红线外围观看。板栗园当时拍摄的是枪战，只听见”啪啪”的枪声，由于我们对剧情不是太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搞不清楚。后来邱金”送别”罗大成那场戏，也是在板栗园附近，我没有去看，后来听人说是在晚上。在板栗园拍了很多场戏，包括罗大成后来坐船回乡，和苏大嫂见面都是在板栗园附近拍摄的，我都没有看到，非常遗憾。

在西街月池塘拍摄，我去过几次。每次观看的人群实在太多，要挤进去非常费劲。我和同学们都是从大人两腿中挤进去的。在这里即使站上大半天，竟然一点也不觉得累。特别是有一次群众手持彩旗敲锣打鼓从新官坳游行过来到十字街，我是站在君子巷西街出口看到的。

（当年在我们新一班插班就读的苏大嫂的儿子，影片中名字和本人姓甚名谁都忘记了）

（《怒潮》镜头中邱金、苏大嫂和她的儿子）

记得当年拍《怒潮》电影期间，有一位年龄比我略大，个头比我略高的小孩要插到我们新一班就读，按现在的话说他是童星。他在电影中扮演苏大嫂的儿子。他的模样到现在我都有点模糊，即使是看了电影对他的长相也还是感到有点生疏。好像他当时读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上课明天突然又不来了，因为临时有拍摄任务。摄制组送他来的时候说他至少要读一个学期，后来他读书所有时间加起来估计在一个月左右。他很懂礼貌，也没有明星架子，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全班同学尊重和学习的。至于他的学习成绩，我是完全记不清楚了。

有一天，李庆龄老师很高兴，她笑眯眯的告诉我们，说是有一件大喜事要我们全班同学来猜。同学们猜来猜去，估计可能是要我们全班同学到《怒潮》拍摄现场看拍电影。让我们完全意料不到的是，当李老师公布答案，我们高兴的欢呼雀跃，因为摄制组已初步决定，过两天要我们全班同学到现场参与电影《怒潮》拍摄。而更令我高兴激动的是，导演组要我演地主的儿子，因为我那时长得白白胖胖，非常符合剧情要求。晚上回家我将喜讯和母亲说了，母亲也感到很高兴。那天晚上，我好兴奋，竟然高兴激动的一夜未眠。

两天过去了，我们万般期待的喜讯没有如期而至。有一天，李老师告诉我们，导演组临时决定取消我们参与拍摄的机会，因为有些场次不符合片子要求。我迫切希望演地主儿子的角色自然也没有任何希望了。我们非常失望，用当时作文里面最时髦的用词就是:我们就像一个个泄气的皮球。不过，后来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总算是如了我们的心愿。

过了一段时间，在电影好几次拍摄中，李老师会带着我们去当群众演员。据我班单白沙同学回忆，她说她小时候经常在她们自家宽敞的堂屋和地坪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做各种游戏，还经常架起门板打乒乓球、养蚕养兔、猜谜讲笑话、唱歌跳舞学演戏。同学张瑛、程民健等女同学经常来玩，张瑛老喜欢演小姐、太太，坐轿子，两个人一手抓着自己的手腕一手抓着对方的手腕，把小姐、太太抬起来；程民健喜欢演丫鬟，端着茶盘送茶，拿条小手巾一转然后双手放到左边腰部弯腰点头的印象至今还留在我脑海中。

《怒潮》拍摄时，新一班的同学全去参加迎接。记得一台大货车到学校接我们，直接开到石碧潭，我们在那里看见了张平扮演的邱金，背上插把大刀，记得还有一个举红旗的演员逗我们玩，把旗杆用嘴吸住，不用手扶，我们那时人小，认为他有本事，这两个情景都在浮桥边，印象很深。电影镜头里面扎故事的两位小演员是城北完小新四班的钟佳宁和钟以和，扎的是白蛇和青蛇。由于我班同学参加迎接的那段戏拍摄得不成功，后来被导演删掉重拍了，所以没留下我们班同学的镜头，有点遗憾！但毕竟我们班多次参加了电影《怒潮》有些场次的拍摄，这已经够了。

（当时拍电影《怒潮》里面故事会两个小演员是城北完小新四班的钟佳宁和钟以和）

（《怒潮》拍摄现场，县西街拖石巷万石廒粮仓（现启明宾馆左侧）。当年新一班李凌江同学就住在下面几十米处，那时他家前面都是水田。）

（这是当时县委招待所服务员余桃英，当时在万石廒为群众演员）

《怒潮》电影是在1962年年底完成所有拍摄的。平江是第二年上半年第一次在国内首映，而影片在全国公开发行是在下半年的”七一”。在平江那仓库式的老掉牙的电影院放映《怒潮》，在当时可以说是再次轰动了整个平江县城。人人都想在第一时间看到影片。尽管当时电影是车轮般的连续放映，但许多人还是一票难求。

《怒潮》作为一部文艺作品，在平江的历史上已经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古往今来，艺术作品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性毋容置疑，许多艺术作品伴随着时代沉浮起落早已烟消云散，然而电影《怒潮》，一直是平江人民的骄傲！这部长盛不衰的经典电影也一直陪伴着平江人民，也陪伴着我从童年走到了老年。每每想起电影《怒潮》，平江人只要一谈起它总有一种莫名的亢奋和无形的力量。尽管平江后来拍过许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可惜无论是哪一部，都无法超越《怒潮》。

感谢《怒潮》剧组给平江人民留下了那段难忘的历史；感谢电影《怒潮》给平江人民留下了那段美好的回忆；更感谢电影《怒潮》给平江古城留下了这么多异常珍贵的影象。所有这一切，我们都不要忘记在平江这块热土上，有成千上万为了革命，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我们更不能忘记我们平江的吴自立老将军以及郑洪，未央编剧和导演史文炽等人付出的辛勤劳动成果；我们要感谢《怒潮》摄制组全体成员。让我们永远记住那段历史！

（左边的英俊小生是县花鼓剧团演员钟德建）

（彩船里面漂亮的花旦是县花鼓剧团演员李练辉）

（这是石碧潭浮桥。1962年拍摄电影《怒潮》时，这座浮桥没有经过任何修补改建，保持了原汁原味原貌。据史书记载 : 碧潭浮桥，在明代由知县黄华倡募，钟、余两姓捐资兴建。由此可知，石碧潭浮桥建造历史虽没有东街口南浮渡桥久远，但也走过了几百年的光阴。）

（80年代的平江县石碧潭。当年拍摄电影《怒潮》里面的城楼，就搭建在对岸。）

流年易逝，岁月蹉跎，我的童年永远只能定格在时光隧道里。那曾经的一刻，那曾经的一切，那曾经的天真和童稚，都只能凝固成最美好的回忆。童年，不再有希望的等待，不再有美丽的重来；让美丽的回忆演绎成美好的永恒；让岁月的相册，一直珍藏在我心底作为我永远的陪伴。

童年，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