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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的道光皇帝病故,四皇子咸丰继位。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损祖宗颜面,决定死后灵位不进太庙,不用郊配(帝王行郊天祭礼时,以始祖规格配祭),不让民众祭奠,臣工顺水推舟附议。道光生前对自己恩眷有加,曾国藩图报心切,不愿随波逐流。
经过十余天的思考,曾国藩提出:大行皇帝进太庙是确定无疑的,但不应郊配的理由有一,不敢遵从的原因有二,不敢违背的理由有三。他似乎看透了咸丰很可能只是做做样子,并非真心听任自己的父皇自贬自损的心思,给咸丰出了一道选择题。
咸丰看过奏折之后,在御批上虽有肯定之词,但是心中颇为不满,毕竟此议让他左右为难,有违遗命。
咸丰初政,很想有一番“振作”,曾国藩暗观其意,接连上书指出,皇帝要以身作则,用自己好学、勤奋的作风影响臣子,涤荡官场“泄沓萎靡”的风气,培育英才,重兵强武,有根有据,详实全面,咸丰皇帝甚是看好,先后拔擢他兼任除户部以外的另五部左侍郎,六职等身,宠冠京城,曾国藩感恩戴德之余,立志以死报效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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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的祖母病故,不久,祖父亦西去,12年没有回过湖南老家的曾国藩,数番奏请,终于获准在充任江西乡试考官结束之后回籍省亲,不料途中又接到了母亲逝世的讣闻。
正值服丧期间,咸丰谕令曾国藩帮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抗击势如破竹的太平军铁蹄南下。明清以来,丁忧在家的官员,面对“夺情”(离职守制三年未满即接受调遣)的安排,可听可不听,因为包括皇帝在内,都要以孝为先。曾国藩选择了奉旨出山。
道光二年(1852年)十二月,曾国藩来到长沙,立即组织乡民搜查土匪流寇。曾国藩审时度势,他抓住咸丰的“练”字招牌,将它们分为“团”“练”两个部分:“团”是保甲之法,包括清查户口、不容留匪人等;“练”则是制造武器,挑选兵勇,请师造旗等,同样意外地获得了皇帝的支持。
曾国藩办理的团练,遍及湖南县乡,凡遇形迹可疑的人,立即抓捕调查,对于抢掠结盟的,使用巡抚令旗就地正法。根基站稳之后,他联络乡绅,假以辞色,在团练官署设立了“审案局”,授予生杀大权,动不动就处以千刀万剐、五马分尸的极刑,成功达到了杀一儆百、制造白色恐怖,使当地百姓不敢接近太平军,重新屈服于统治者的淫威之下的目的。更重要的,他将自己的权谋之术发挥到了极致,几与巡抚衙门分庭抗礼。纵然因杀人如麻落得了个“曾剃头”的绰号,他也不以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