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住在溪北书院

林小宁

一九八七年深秋。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我被一纸调令发配到铺前，到镇上的中学任教。铺前在文昌的北部，是一个小渔港，在此之前，我还未到过铺前，只知道它很远，那时对于我这遥远不但在距离上，还在心上。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一个人孤身只影，登上北去的客车，心里一片落寞。

我记得去车站搭车时，天刚亮，车站里人很少，为了赶时间我匆匆忙忙买了两个包子，包子还冒着热气。去铺前的客人不多，大概因为是时间尚早，车票九毛。客车在灰土飞扬的土 路上摇摇晃晃，一路颠簸，大约两个小时后，到达了铺前，一脸灰土，一身疲惫。一下车，就能闻到咸腥的气味，风中飘着的不但有秋天的清凉，而且夹杂着一种海的味道。

这就是铺前，一个繁华散尽的小渔港。铺前曾经是文昌乃至海南岛北部的一个重要港口，也算是繁华一时，可以比美海口。但是后来衰落了，也逐渐被人遗忘了。

我下了车，打听了中学的位置，然后一个人步行到了学校门口。站在大门前，我抬头端详一下校门，头顶上是四个大字：文北中学，题字者是中国著名书法家商承祚，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竟然还有商承祚的题字，着实令我惊奇，无论如何这就是我要安身立命的地方，想到此，心里既慌张又茫然。

在门口我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孩，她也是刚从师范毕业的，是一个清纯甜美的娇小女孩，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接待我的是学校的总务主任，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一口铺前本地的口音，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感觉，更多的感觉是遥远和陌生。

他把我领到了一座二层的破败的旧式楼房，边走边聊，从他的口里我知道我要住的的楼房叫经正楼，正是古老的书院——溪北书院。我听说过溪北书院，但是也只是听说，更想不到我竟有一天住到书院里头，并且在这里生活了几年，并且收获了我的爱情，所以无论我的生活过得满意还是不满意，这里是我人生中众多的驿站中第一个，并且是最重要一个。

我住在二楼北面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很大。总务主任给我带来了一张木床，一张书桌和两张椅子。他还给我带来了煤油灯（当时电很不正常要备用煤油灯），搬来了一个水缸，那时没有自来水。当一切都准备停当，我站在走廊，打量着这座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春秋的楼房，楼的墙体班驳发灰，有水泥剥落的痕迹，露出生诱钢筋，还有一些发黑的印记，长着苔藓，角落里悄然冒出几枝绿色的藤蔓，尚能感觉到一阵生机。楼下是庭院深深，草木茂盛，书院很宽敞，干净和整洁。看着这光景，却有一种强烈孤独的感涌上心头。

我有点担心，一个人住在这么大这么破旧的楼上是否有点恐惧有点孤单，但是晚上才知道，东边的大房子是学校的电视室。一到晚上，很多老师和家属都来看电视，当时老师家里都没有电视，所以整座楼房很热闹。书院的庭院里走廊里都有羽毛球场和乒乓桌，下午放学后这里热闹非凡。

这样，我就从溪北书院开始了我的教书的生涯。

经正楼是溪北书院的最后一荐，书院分为三荐，一荐为大门，二荐为讲堂，三荐便是经正堂，每一荐都是两房一厅，按照文昌农村的建房传统，每一荐之间都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庭院，东西两边还有廊廓和厢房，整个书院的格局是海南农村的建房风格，正正方方。在大门与讲堂之间的庭院里有两棵上百年的枇杷树，极是壮观。

经正楼是藏书和备课的地方，当时也是学校的图书馆。我与图书馆相邻而居，有时也会借书，但是书的确少得可怜。

学校有位职工有一次对我讲，经正楼经常闹鬼，下半夜常会听到楼梯上传来靴子的脚步声。因为在日本侵略者侵琼期间，经正楼上住着日本鬼子，他们经常四处抓人杀人。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听得我毛骨悚然。有时半夜醒来，我侧耳倾听，楼梯上是否会传来鬼子的脚步声，但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是半夜里死一般寂静，我心慌心烦，睡不着觉，只盼着天亮。为了证明真假，我有时亮着灯看书到下半夜，想看个究竟。现在想起来年轻我真是可笑。但是有时环境和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连自己都不知道做了些什么。虽然没有听到什么鬼子的脚步声，但也弄得我心烦意乱的，有时又想到我竟然睡在日本鬼子住过的房子，还有什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呢？不多久我就请求搬到楼下的瓦房里住，心里也随之平静。

说起闹鬼我又想起闹蛇的趣事。书院的周围杂草灌木丛生，环境杂乱，所以常有蛇和鼠的出入，我常在房子里发现到眼镜蛇。有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准备睡觉，我有个习惯起床时没有把蚊帐掀起，一钻进蚊帐里，倒头就睡。那天晚上一躺下，我发现蚊帐的肚子有点沉，像有点什么东西在里面。我好奇地用脚踢了一下，瞬间发出哧哧的声音，我吓得抖嗦，原来面边有条小眼镜蛇。一般按我们的风俗入室的蛇是不能打死的，所以我用小棍子把它挑在地上，把它赶出去。

有一对年青的老师夫妇俩也住在书院里。一天早上，妻子起床扫地，忽然从房顶上掉下一条成年人手臂大小的眼镜蛇，吓得她从房子跑了出来。几位住在隔壁的老师都围上来，七手八脚打死了蛇，然后把蛇宰了煮了汤，一起吃了蛇肉喝了酒。

后来其中有位年青老师得了精神上的疾病，局外的人都说他是因为吃了蛇，有人当真有人当假，权当笑话。但是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眼镜蛇呢？还爬到屋顶上？据说，蛇是为了追赶老鼠而登堂入室的，瓦房的瓦子都是双层的，蛇便有了藏身之处，这在我们热带的海南很常见的，不足为怪。

书院的北边是学校的校园，面积不算很大，倒也薪新干净，有教学楼有办公室，也有排球场和蓝球场，老师们在下午放学后都组织一场排球或蓝球比赛，年轻的我血气方刚，为人热情，在这个学校中与人和睦相处，过得倒也快乐和轻松。

学校靠海，步行几分钟便到了海边。我经常到海边散步，站在海边的礁石上，看着远处夕阳落入大海，余晖把海水染红，晚归的渔船点点，在晚霞中归来。看着这样的景观，我总无法排缱心中的失落和惆怅。想到自己读了四年大学，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天涯沦落人。来到铺前当老师不是我的理想，八十年代正处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在重大的变革之中，有许多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年轻的心总在躁动不安之中，但是总无法抓住机会，当时我总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中煎熬，埋怨、失魄、期待和抗争，但摆脱不了自我的弱点。所以只好读书写作来倾诉自己当时的真实的生存状态

我住的瓦房是很破旧的那一种。这些房子原不是书院的房子，大都是五六十年代盖的老房子，周围杂草丛生，有点荒凉的感觉，不过大部分的老师都住在这些这里，住在一起，包括校长。校长是个外地人，一副孱弱清瘦的样子。他住的房子相对好一点，周末他会把年轻老师叫到他家，大家在一快吃顿便饭，这对于我们这些不是本地的年轻人来说，非常的温馨。有一次，我一脚踏进校长家的门口，无意中抬头看到门口顶上有一块大石，赫然写着：某某公之墓。我不由大惊，看着我一脸惊愕的样子，校长笑着：“害怕了吧？”我无言以对。校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就住在坟墓里。”然后哈哈大笑。我想不到一副书生模样的校长，一点忌讳都没有。校长告诉我，这样碑记盖的房子还有不少。文革时期，破四旧，学校师生到山坡撬碑记来盖教室和房子，此事很常见。后来校长搬出去，学校安排我住，我还是心有余悸，只好作罢。

相对于这些老房子，书院里的各样房子好得多。书院的建材用料上乘，都是文昌人盖房子时喜欢用的红木，如黑盐石盐青皮等等，房子又高又大，既有当作书房斋用的，也有当作先生居住用的。

那时候书院里住着很多老师。整个书院就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温暖而和睦。有些老师盖了厨房，烧柴火做饭，还养鸡，虽然与书院的格调不相称，但是人总是要生活的嘛。大讲堂旧时是先生讲课的地方，是读圣贤书的地方。而在当时却是老师家属们娱乐的场所。一到周末，这里很热闹，有打牌的，有聊天的，有做种各样活动的，是一个消闲的好地方。现在回忆起过去的岁月，想起那种朴素的人与人的关系，温馨又亲切，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那种朴素的人情反而淡化了。

总务主任一家人就住在书院里。他的爱人有点残疾，在他住的房子卖点零食饮料之类的东西，他们同时又要供两个小孩读书，生话很不容易。他爱人待人很善良的，经常挂着笑脸，也乐于帮助我们这些年轻老师。她卖的一种花生做的豆饼，我经常买，每次她都会多给一个，并且提供热水。多年过去了，她的豆饼的味道和脸上的微笑还在我的记忆中，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如何，据说总务主任已经故去，令人唏嘘不已！

杨老师也住在书院里，杨老师不是铺前人，好像是万宁一带人。杨老师是一个语文老师，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模样很像旧时的教书先生。上课时，讲台上放一杯水，一手拿书，一手摇着大蒲扇，一边用海南话大声朗读古文。这种场景真的很书院的！杨老师喜欢在晚饭时喝点小酒，喝到高兴时，会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地唱起琼剧，遇到家里有不快的事时，也会拍桌摔碗，指槐骂槡，家人都知趣，任由他去。我还记得，他兴趣十足地给我介绍书院时的情景，我所知道的书院的事情都来自于杨老师。如今杨老师早已离开人世，我却无法忘却，他用海南话给我朗读讲解写在书院讲堂两根大柱上的那副对联的情景。

书院讲堂里挺立着两根红木大柱，柱上刻有一副对联：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署诸海外，道契前贤教与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斯楼中。这副对联是书院的创建人潘孺初所书，原来是为海口五公祠中的五公而作，至今仍存在五公祠中。潘孺初是铺前人，是清末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在京城当官，晚年回故乡创建了溪北书院，兴办教育，维持风俗，大兴教化。为后人留下了洁气长存的溪北书院。我想这副对联何尝不是潘公自己的写照呢

铺前自古以来是文昌的重镇，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商贸兴盛的港口，更是因为它地灵人杰，一个潘存就足以印证铺前的教化之兴盛和深厚的文化沉淀。潘存是晚清著名的书法家，官至户部主事，居京三十载，后来仕途不顺便返回故乡，致力家乡的教育。一座溪北书院便是一座千古丰碑，铭记他的贡献。

铺前在文昌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它毗邻海口琼山，在语言上风土人情上都与文昌大部分地方有着很大的不同，更多的是相似于琼北地区。初到铺前，对铺前人一口铺前口音的文昌话，我很不习惯，甚至产生误解。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有人在卖腌制的瓜，我问她：“这是什么？”她说：“醋鸡。”，我一团雾水，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在铺前方言中，“瓜”与“鸡”同音。铺前方言语气很夸张，有点虚张声势，语调有点硬，但也有铿锵有力。讲到激昂时，他们大都说：“死啦死”（方言），这一点很符合铺前人的性格，热情豪放。

说起铺前人，我非常怀念一个朋友。当时他在学校当校警，年龄约三十来岁，是一个退伍军人，家在附近农村，人们都叫他钟校警。他人长得高大威武，说话时嗓门很高，是个大大咧咧的铺前男子，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一个铺前人的典型。初识他时是在经正楼我的住处，有一次他偶然到我的住房，看到我画的一张古典美女，他十分喜欢。我看那模样是真的，我便送给他。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当时的铺前社会治安不太好，较大的村都会有帮派，常在镇上滋事打架，学校有个年青老师曾经遭到无端欧打，所以总有不安全的感觉。而钟校警与各个帮派都有结交，有一次竟然帮了我一个大忙。刚到学校二个月，我在大学里的几位朋友到铺前来看我，在客车上与铺前镇上的一个名叫“红仔三”的帮派头目发生了一点小矛盾，险此酿成大祸。更巧的是，我接待朋友吃饭时，竟遇上了这帮人也正在喝酒。喝红了眼的“红仔三”认出了我的朋友，一下子冲上来，用手扣住我的一个朋友的脖子，那架势十分危急。幸亏我也请钟校警作陪，他认识这伙人，他一个箭步上前，制止了事态。事后他还不放心，回到学校陪一整夜都陪着我的朋友，生怕出事，第二天一早，又护送他们上车。

钟校警喜欢喝酒，有时候他会拎着鱼和肉，当然少不了酒，来到我的住处，自己动手，弄好饭菜，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地对酙起来，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在说，说到动情时，声泪俱下，场面动人。喝完后，一个人推着单车，哼着曲子，摇摇晃晃地回家去。

有人说，喜欢喝酒人的值得结交，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钟校警无疑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铺前男人。

铺前男人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男人之一。由于传统文化等因素，文昌男人特别大男子主义。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地里的活大都是女人干，女人要犁田插秧割稻，而回到家还要饲猪喂鸡，做饭来伺候男人。而铺前的男人却恰好相反，地里的重活都由男人来做，女人像男人一样去市喝茶吃糟粕醋。我一些本地的男同事经常在农忙的时节回家帮忙，钟校警也是这样的。不但如此，钟校警回家还做饭伺候老婆和孩子。

大概一年后，钟校警离开了学校，偶而他还会来看我，有时也会在一块喝酒。再后来我离开了铺前，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大概二十年前，我们依然在喝酒，他虽然容颜变老了，但是人没有变。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也没有联系。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一九九一年，女朋友离开了铺前到省城求学，也把我的心带走，我的生活状态也变得不安定了。穿行于铺前那条弯弯曲曲的老街，站在那个古老的小码头，我目送着那条小客船载走我心爱的女人，咸咸的海风吹乱了我的思绪，朓望着渐行渐远的小船，我无法平静，我再也无法在思念中生活，于是我选择了离开。

离开了铺前后，我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都没有再踏上铺前的土地，时间一晃，将近三十年的时光过去了。重新审视过去的岁月，才发现我步入社会第一段时光是在铺前度过的，它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有价值，它不但深藏在我的记忆，而且伴随着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铺前溪北书院记下了我人生的印证。

最近几年我几次回到铺前，回到溪北书院。我到码头去伫立，寻找过去的身影，我在老街漫步，穿行于大街小巷，像鱼一样追逐如水的时光。我重回到溪北书院，书院不曾改变，讲堂前的两棵大枇杷树依然绿叶茂盛。只是再也闻不到那种熟悉的气味了，物是人非。书院现在是海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再也不能住人了，没有了人影，空荡荡的书院里，风吹动着地上落叶，哗哗啦啦地好像在倾诉着不曾忘记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