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丘

猪行者

耳机里传来李宗盛《山丘》的歌声，台湾音乐教父沙哑的嗓音里混合着磁性的旋律将生活的沧桑表现的淋漓尽致。11月22日，从九江回南京，近8个小时的旅途，对我来说这样的旅程早已稀松平常。高铁车厢里突然传出某位江西老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整个车厢里充斥着这个男人歇斯底里的话语声，持续了整整十多分钟。

11月20日，我迈入了K1557次列车的软卧车厢，没进卧铺包间就远远地看见一个精瘦男人躺在我的铺上，我客气地告诉他那是我的位置，却得到了一句反问，"这是你的铺？"我立刻收回几秒前的客气，怼了回去，反问道，"你没买票？"精瘦男人带着不满又无法发作的表情躺回了他的铺位。直到五小时后第三个男人进入这个包间才打破了我和精瘦男人尴尬、沉闷的氛围。列车整整提前五十分钟到达九江站，出了站，打了接站人的电话，他们在吃饭，在站前广场等了20分钟后，我登上了他们的车。

第二天一早，我被客户从宾馆接走，没多久就到了现场。开会前，按例出示了工作证，企业老总看了一眼，随意地把证扔向坐在会议桌另一端的生产总监，"啪"的一声，证空降到桌子对面。那一刻，惊讶、尴尬涌上心头，却无法诉说。我苦笑着、用调侃自嘲式的语气问这个老板，是不是经常扔到他这里做客、交流、工作朋友的东西。他不以为然地笑着向我道歉，表情里带着不加掩饰的随意，桌子另一端的生产总监场面上热情地打着圆场。

这个男人，一米七六、七七的个头，宽肩、长发、方脸、黑皮肤，从外貌上看并不像南方人。二十多年前，初中毕业后，他就出来闯荡社会，没有学历、人脉，甚至胆小的连话都不敢说。姐姐出嫁，他跟着父母过日子。他的父亲在他辍学的第二年查出了很严重的疾病，他自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说当时他很羡慕同龄的同学和村里的伙伴，别人有人帮，而他没有。在家种了几年地，到了讨老婆的年龄，他处了一个邻村的女孩，后来却因为女孩父母强烈反对不得不作罢。他告诉我，他们谈的很好，女方家长反对的原因也十分简单，嫌弃他穷，他们不愿将女儿嫁给他受苦。从他诉说的神情来看，这段恋情深深地刺激了他。没多久，他就决定出去闯一闯，跟随同村发小的大哥去了厦门一家食品工厂做工。初到厦门，人生地不熟，普通话也说不好，与厂里人交流很少。他说，当时啥也不想，就是埋头苦干，挣钱在外地讨个媳妇回家。他没避讳我，在老家都没人给他介绍对象，大家都太熟悉了，媒人不敢介绍。没多久，工厂的领导看他能干，介绍了一位厦门当地的姑娘给他。如今，当时的厦门姑娘变成了他的爱人。

在厦门食品工厂里干了几年，除了结了婚并没有存下钱，那几年他的开销不小，总觉得这么干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带着老婆回了老家。不回老家还好，回了老家更糟，根本找不到工作。在家待了半年，啥事也没干，净到处乱转悠了。不过正是源于这半年的转悠，他发现了机会。他见村里很多地都闲着，这些地很容易淹水，村民根本不愿种，很多时候种了也是白种，保不准一场暴雨就淹了。他问村里能不能让他种，村支书毫不犹豫把这些无用之地给了他，反正这些地荒着也是荒着，村里人都不要，看他能弄出个啥。他说当时村里人都觉得他有神经病，等着看他笑话，放着正经外出打工的活不干，回老家搞没人愿意要的地。

很多人都信"水即是财"，对于这个男人来说，这滩村民口中的水淹地真的变成了财。他无意间发现这片十多亩水地里有很多黄鳝，于是晚上就去捉黄鳝，每晚都能收入七八十元，那一年单是捉黄鳝他就攒下了两万块，这还不算种稻的收成。他说，那两万块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接下来的几年，他在稻田里养鸭子，规模从几百只到几千只、上万只，很快攒到了十万块钱。紧接着用这钱买了一辆小型挖土机，而买挖机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把在邻村承包的那些无用、闲置土地平整。后来，村里干部请他帮忙做一些修路的事，经常借挖机，他发现这是个好门路，比种地挣钱快，于是又贷款买了三四台挖机，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边种地边出租工程机械，发了财。

他告诉我，他喜欢种地，喜欢收获的感觉。我想告诉他，因为他在土地里挖出了"金子"所以才喜欢。当然，上面这话我没有说，我从不羡慕、嫉妒种地发财的人，种地风险大，看天吃饭，很可能颗粒无收，庄稼人挣的钱都是辛苦钱。说到底，这位中年农民企业家的成功源自他的勤劳、执着、不怕吃苦。我问他，如果让他重来一次会不会选择用心读书，他说他会。他感叹着说，对于没有资源的人来说，读书相对公平，确实是一条捷径，不会像他这一路走来如此吃苦，念好书更容易获得全新的生活。

这个男人在饭桌上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我，原先心里对他在会议桌上扔东西的不满逐渐褪去，心中反倒多了几分欣赏和佩服。作为一个倾听者，我想天底下没有哪个父母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种地。我的父母不会，他的父母也不会；我不例外，他也不例外。

隔着耳机，我听到了G1479次列车的广播通知，"前方即将到达南昌西站，请在南昌西站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下车准备"。

后记：

在九江的第三天中午，我在饭桌上遇见了一位1947年出生的老者，有幸交流了近一个小时，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江西大学生物系毕业。他说他是幸运的，文革后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农业系统干了一辈子科研、行政管理工作，现在退休了有保障，很安逸。他告诉我，他的父辈真是苦了一生。那个年代的农民啊，没有什么机会，经历了战争年代的纷乱，能活下来就好，他的父母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日子。

纵观这位老者和正文的农民企业家，人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前进的，这是必然的。反观自己，生长在美好的时代，不能畏手畏脚，更需要一种敢想、敢做、敢当的心气，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