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外”到“宿命” 一拜读周平远教授《意外人生》断想

巽之先生

从“意外”到“宿命”

——拜读周平远教授《意外人生》断想

当意外邂逅人生，其人生必然散发光芒。此光芒既可亮瞎您的双眼，亦可使您黯然神伤。

人世间就是这样:“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作为文学评论家，周平远教授的《意外人生》闪耀着思辩的光芒。

“ 中国特色的思想改造应该是卓有成效的。放羊，生娃；生娃，放羊。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农民化了。”

这是哲思；

“‘知识青年’沦为‘社会青年’，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词游戏。它不仅意味着野蛮的文化剥夺，更意味着粗暴的政治剥夺。将一部分青年视为社会流民、无业混混的‘污名化’策略，应该是阶级斗争思维的习惯化与扩大化。毕竟，‘与人斗，其乐无穷！’”

此为睿语。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一次意外是偶然，一连串意外即属必然，必然之外即宿命。

“感觉冥冥之中支配命运的神秘力量，可以是阎王，也可以是小鬼。于是，不免有些愕然，哑然，茫茫然了。”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周平远教授对革命导师有过敬畏，也不盲从，但比较认同这句话。

周平远教授作为南昌大学博导，本可67岁退休，却在65岁“歇业”。尽管有国家级课题还在做，但， 觉得“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才是“人间正道”。 “人生，就这样充满了意外”？

周平远教授一向达观，乐观，在经历了人生的一连串意外后，是否依然达观、乐观？

当然。

附：周平远教授的《意外人生》

意外人生

周平远

2016-09-05 18:07

周平远，男，江西新干人，南昌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理事、江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1996年起担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生导师、1998年起任文艺学硕士生导师。

根据2017聚会筹委会通知：2017年是“文革”后高考招生制度改革40周年、也是江西师大中文系78级毕业35周年，聚会除了影集、光盘，还准备出版一本纪念文集，故要求每人提供文稿约3000字。为此，特作此文以资响应。

一生中最重要的几步，如1965年的下放，1978年的上学，2015年的退休等等，步步不在预期，不在节点，不在计划之内。果然人生无常，人生如梦，人生如戏？对此具有神秘主义、虚无主义意味之概括与表述，似有重新认识与评价之必要？

小学写我的理想，我写的是当工程师。工程师这个词，是从学工的姐姐那儿听来的。或许因为有这个梦，中学学得最好的是数学，其次是外语。期末考试，代数得了全年级唯一的满分。几何，往往一种解法不过瘾，还要尝试一下其它解法。作为学习尖子，学习部副部长（部长是高中生），帮助贫下中农子弟搞好学习，成了期末评语对我的最高褒奖。当时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只有一种准备。学校组织我们参观县里的“共大”（中专），动员报考。但是，填报志愿书时，三个志愿我全报了高中。目标很明确：大学。

高中落榜，始料未及。这只能归结为出身。1965年，正是伟大领袖重上井冈山决意要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之际。历史的宿命，我只能默然承受。“扼住命运的咽喉”？——扯淡！

突然终结的学生时代，留给我的，并非只有美好。

自母亲一场重病失去工作后，全家仅靠父亲一人工资维持。每年开学，兄弟姐妹5个的学费压力山大。父母无奈，根据大中小学轻重缓急依次排队。我最小，层级最低，排下来，学费总要拖到最后。哭也没用，我成了铁板欠费生！最深刻的记忆，不但有黑色的9月，而且还有雨雪天既没伞，也没套鞋，只好戴个斗笠，打双赤脚，在泥泞的小路上彳亍滑行。一双脚冻得通红，到学校边的水沟里冲冲洗洗再套上鞋进教室。如此困窘，让我倍感羞惭。

不过，1965年，家境有了根本改观。三个哥姐先后毕业了，工作了。从此，不但可以不再拖欠学费，而且有条件供我一直读下去了——只要我能够读下去。

可是，突然间，沒书 可读了。别说大学，连高中也没有。

没有眼泪，只有几分黯然神伤。

我想去新疆。新疆有个建设兵团。兵团有个鱼珊玲，她和总理照过相。

不能去新疆。新疆是北京上海大城市知青才能去的地方。我只能去本县农场。

15岁，我成了一名农工。

农工，不同于农民工。农民工务工，农工务农。农工就是农民，不过是农场农民而非公社农民而已。其地位、待遇，远不及农民工。

曾自嘲“童工”出身。百度了一下，才发现言之凿凿有法可援：“依照中国《劳动法》定义，童工是指未满16周岁，与单位或者个人发生劳动关系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动或者从事个体劳动的少年、儿童。”

童工出身，并在农村摸爬滚打十多年，应该“脱胎换骨”了吧？否则，几十年一贯制的“思想改造”运动还有什么意义？！

就年龄而言，我属于文革一代；就经历而言，又不属于文革一代。我的知青身份，便一度被否认。据说，文革前下放的不叫“知识青年”，叫“社会青年”，不属于“五七大军”。

“知识青年”沦为“社会青年”，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词游戏。它不仅意味着野蛮的文化剥夺，更意味着粗暴的政治剥夺。将一部分青年视为社会流民、无业混混的“污名化”策略，应该是阶级斗争思维的习惯化与扩大化。毕竟，“与人斗，其乐无穷！”

知青身份已经够卑微了。但是，就连这份卑微，我们也不配享有。 我们是一群被插上草标、打入另册的种姓与贱民。

社会的弃儿，注定了不具备任何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然而，生活还得继续。生命也得延续。早结婚，早生子，成为适应生存环境的不二选择。农村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劳动力。只要有劳力，就有饭吃。农村最苦的是谁？是那些无后绝后的鳏寡孤独。同样是人，别人能养家，我为什么不能？早婚早育，早有帮手；里里外外，挑粪种菜，日子还能过不下去？这是生活教给我的朴素真理与信仰。正是本着这种思路与逻辑，78年上大学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中国特色的思想改造应该是卓有成效的。放羊，生娃；生娃，放羊。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农民化了。

如果说1965年下放已属意外，那么，1978年上大学，就更加纯属意外了。

1977年恢复高考，听说过可以“同等学历”报考一说。不过，当农场党委书记挽留我，我也就顺水推舟就坡下驴了。算了吧，考什么考？领导于我有恩，把我从生产队直接调到总场，担任了相当于党委秘书的工作，虽然我连个团员也不是。再说了，毕竟初中生，底气也不足。考不取咋办？弄不好徒留笑柄，以后怎么混？

不过，第二年，我又蠢蠢欲动了。恰好，老书记上调县城，新书记非常支持，于是有了一试身手的机会。

我是个机会主义者。我逮住了最后的机会。再过一年，79年，政策就变了：已婚者不得报考。——好险！

上大学，有喜亦有忧。

忧的首先是家庭，其次是肚子。

家庭，有爱人撑着，加上双方兄弟姐妹的帮扶，应该可以对付。肚子呢？下放时个头很小，后来得以窜上1米7，全靠农场的大米饭撑的。那时真能吃，一餐1斤6两大米，如风卷残云。定量每月60斤，吃光。如今每月只有28斤了，怎么够？儿时的饥饿感常浮于心，挥之不去。

喜的因素更多。除了上学本身外，最让人窃喜的，莫过于下放了。

农场是国有企业，所以，上大学我是可以带薪的，每月45元。这工资在当时可不算低——本科生，也不过就54元。

其次，是工龄。我工龄从65年算起，比起当年上高中的同学，整整多了3年。涨工资和这3年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实实在在的获益，却是明白的。1999年，学校最后一次福利性集资建房，论资排辈：正高35，副高30……工龄1年1分，校龄1年0.1分。结果，有的年龄比我大，校龄比我长，但不是职称比我低，就是工龄比我短，选房时，他们不得不排在我后面。

福兮祸兮，祸兮福兮，谁知道呢？

去年暑假，我回县城参加了两个50周年聚会。一个是初中毕业50周年，一个是下放50周年。当时还没有退休，否则，还可以多一个50周年——工龄50周年。

工龄戛然止步于50年，也是个意外。

按南昌大学的规定，带研究生的教授65岁退休。博导，67岁退休。由于批了个博导，所以，我被告知可以到67岁。正因为如此，2015-2016学年，学院、系里照样排了我的课，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谁知上了一个月的课以后，一个纯属意外的原因，有人发现我这个博导没带博士生，应该按硕导退休。

正如当年被突然下放一样，50年以后，又突然被退休了。

人生，就这样充满了意外。一切，都太有戏剧性了。

这就是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如果说戏剧化的人生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那么第三次呢？

感觉冥冥之中支配命运的神秘力量，可以是阎王，也可以是小鬼。于是，不免有些愕然，哑然，茫茫然了。

好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往事如烟。

我在农村呆了13年，大学呆了37年，但骨子里，感觉自己更像个农民。毕竟，那是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比较认同的，还是知识青年。这不仅因为它是我曾经失落的，而且也因为知识分子的才情、风骨与担当，是我辈根本或缺且无法弥补的。

28岁上大学，与胡适博士26岁从美国学成归来，相距不可以道理计。不过，在一代知青中，我运气还算比较好的。

有人云：人生很短暂，就是晃三晃。一晃大了。一晃老了。一晃没了。

在即将晃没了之前，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才是人间正道？

无论如何，我反正且晃且乐且乐且晃着，直晃到下一个意外为止。

不过，有了预期，还算意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