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厕所文化

湖心岛

中国人把日常生活归纳为衣、食、住、行四件事。除衣以外，其他三件事则都与厕所有关。中国人还把人类乃至万物的活动皆视作为“吐故纳新”的过程，认为这些活动周而复始，延续不绝。基于上述认识，中国人既注重食物的摄取，同时也重视体内糟粕的排泄处置，由此形成源远流长的厕所文化。

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厕所出现在5000年前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当时的厕所只是一个设于房舍外的土坑，因古时农家厕所常用茅草遮蔽，故也称“茅坑”或“茅厕”。我国最早的厕所记载，出现在西周的《仪礼》中:“隶人涅厕。”说的就是古人掘地为厕，待坑满后，就命令奴隶把坑填上，再挖个新坑。“坑厕”可以说是中式厕所的始祖。建造厕所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战国时的文献《墨子》谈到为保护私密性围以高墙的厕所。两汉时期（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修建厕所则十分普遍，当时的厕所多依托猪圈而建，可能寓以排泄物为猪食以及与猪粪混合为肥料的双重目的。根据发现于江苏的汉代住宅明器，厕所多设于猪圈旁，厕所上建屋顶内有便坑，便坑与猪圈相通。汉代以后修建厕所逐渐讲究。晋代（公元265年至公元420年）的厕所有厕、溷、圊、清、轩、更衣之室等诸多称呼，圊、清是整治厕所至清洁之意，轩、更衣之室则形容其修造讲究。晋代的豪族大族生活奢侈，布置厕所竞相豪华，不仅燃香摆花，对入厕者还备有专人侍候。当时上流社会有入厕更衣的习俗。据《世说新语》：士绅参加宴会，入厕既出必换主人所备新衣，遂称“入厕”为“更衣”，称厕所为“更衣之室”。

古中国最早的公厕，是建于道路旁边的“路厕”。《周礼·天官》记载：“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意思是宫人专门负责给周王打扫房间卫生，建厕所，清除不洁之物，消除臭气。所谓“匽”，就是厕所，又称“偃”。东汉学者郑玄把“匽”解释为路厕，清代学者王念孙则认为“井匽”是隐蔽的厕所。先秦的公厕已有选址和建筑标准。《墨子·旗帜》中称：“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溷，垣高十二尺以上。”所谓“屏”，就是围墙作厕；“溷”则是古人对厕所的另一种叫法。围墙周长“三十步”，越过了40米；高一丈，超过了2.3米。这是军人使用的厕所，如果是民厕，围墙则高达一丈二，越过了2.7米。这么高的围墙，想偷窥是很困难的。代在城镇及一些乡村，随处可见私人修建的公厕与私厕。汉代以来，私厕多设在住所或其附近的隐秘之处，若建在房屋或庭院之中，必选择较隐蔽的位置，并有大门忌正对厕门、厕所忌位于住宅中心等禁忌。对厕所形制的设计，也体现私密性的原则。公厕的蹲坑通常有矮墙相隔。私厕多建有高墙与厕门。唐代（公元617年至公元907年）的住宅是四合院，厨灶房则设在房屋东面，私厕设在西面后院，或与猪圈相连。公厕分为一般公厕与中心公厕，中心公厕的规模较大，功能主要是贮存从一般公厕收集的粪便。各处公厕的管理以及粪便的收集与出售，由称为粪厂的商铺经营。私厕粪便的收集和出售，则由称为粪夫的从业人员负责。粪夫每日背一木桶收取私厕之粪卖与粪厂，或将新收之粪或已晒成的粪干，用小车运至城外卖与农民。粪夫的人数很多，行规极严格。

中国农业重视精耕细作与集约式经营，很早便施用肥料。元代（公元1271年至公元1369年）以前，所施用肥料以畜肥和堆肥为主，元代始重视施用人粪肥。元代的《农书》称：大粪的肥力甚大，南方治田之家，常于田头建砖池，置大粪于其中腐熟而用之，施用其肥的田地收获甚佳。北方农家亦宜使用此法，可获利十倍。施用人粪肥最初流行于南方，以后推广到北方。《农书》又进一步指出：施用人粪肥的另一方法，是于沟河内夹取青泥，晾干后与大粪搀和；或于田间挖凿深池，以砖砌壁，内置糠秕、落叶等物的燃灰，再浇以人粪肥之水，如此远胜其他肥料。施用小便须先腐熟，否则庄稼必受损伤。田家因此称人粪肥为“粪药”，谓其施用如用药，须讲究事先腐熟、酌量施用等方法。

由于流行以人粪为肥料，元代时期就有“惜粪如惜金”、“粪田胜买田”等诸多谚语。时人称城乡之间，流行收蓄粪壤，家家如小山堆积，在市场及街道之处，人们扫拾粪便，使无遗漏。为方便收集人粪，各地纷纷修建厕所。

在古代公厕在很多时候男女共用，讲究“先来后到”，不能违反，后来者等着，不要急着闯进去。这种不成文的规矩在现代也一样，大家心照不宣，都在遵守。但是男女毕竟有别，特别是公厕，如果男女共用，尽管有先后，但还是很不方便的，更谈不上隐私保护。随时人类文明的进步，自然而然地，厕所便有了男女之分。厕所具体何时候分出男女的，史料上并没有明文记载。从现代考古出土物来推断，至迟在汉代，厕所已分男女，陕西汉中市汉台区，从一墓中曾出土了一件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明器“绿釉陶厕”，这座陶厕有房顶，从山墙一侧开有两个门。厕所蝒有墙分隔，门外亦有一道短墙，将左右隔开，区分出男厕与女厕。说明这个时候已分男厕女厕了。古代人讲究男女有别、尊卑有序，勿论是公厕还是私厕，男女均分开入厕，贵人与奴婢、主人与宾客则不共用厕所。北宋司马光的《居家杂仪》说：建宫室必分内外之别，主客、男女不共用一个厕所。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更加注重入厕的舒适性，据《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这种“虎子”，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用具，也是马桶的前身。据说这种“虎子”也是受高祖刘邦以儒生之冠当溺器而受到启发才发明出来的。

　　关于“虎子”的发明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也与皇帝有关。相传西汉时“飞将军”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唐朝皇帝因先人中有叫“李虎”的，便将这大不敬的名词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俗称“马桶”和“尿盆”。

　　对于马桶最先做了详细文字记载的是北宋时期欧阳修的《归田录二》中的“木马子”，《辞源》中对其解释为“木制的马桶”。中国古代民间使用的马桶是一种带盖的圆形木桶，用桐油或上好的防水朱漆加以涂抹。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1年至公元1949年），西方的抽水马桶传入中国，但仅在大城市和富裕人家使用，普通百姓仍沿用传统的厕所。最近数十年，抽水马桶在中国各地普遍使用。尤其在居民集中的城市与一些乡村，大量修建由单元住宅组成的住宅楼，每户住宅均配备抽水马桶。

厕筹，“厕筹”一词最早出现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史书中。因其形颇似竹简，故厕筹又称厕简。有人推测，缘于国人敬惜字纸的悠久传统，人们才长期沿用厕筹。直到晚清，官方还明文禁止在可能用来拭秽的纸上印字。直到民国时期，一些寺庙的僧人还在使用厕筹。尽管造纸是中国早在汉代时的一大发明，但据史料记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人都用细长条形的木片或竹片做“厕筹”善后。我国用手纸取代竹片的变革最早出现在宫廷厕所。据《明实录·孝宗实录》记载，明朝孝宗皇帝出于节俭，最早下令用纸替代丝绸做厕筹。而《元史·后妃传》则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手纸的记录:元朝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非常孝顺，甚至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