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老人之三：乡亲

心灯不灭

村里称已故的老人是"已经上山的人"。

写村里已经上山的人，不能不写朱祖山老人，尽管他已过世10几年了，他的英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他高大的形象雕塑般屹立在我的心中。

朱祖山老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产队第一任队长，也是干得最长的一任队长。

朱姓是生产队里唯一的一户，而程姓占了生产队一大半，朱祖山之所以能当生产队队长近半个世纪，不是像一些生产队长那样靠的是大户族亲推举或强势掌权，他靠的是苦干实干和善良为人。

朱祖山外号叫朱大嘴，是解放后队里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带领生产队干活时，大嘴一喊，一马当先，干在前面，他就是一根标杆，一面旗帜。

朱祖山是村里的贫农，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他很感恩，很知足，因此，他总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没有贪心。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模范带头作用，村民就把他当作身边的共产党，都服他。

朱祖山家里穷，穷到娶不着老婆的程度，后来娶了一个在突出政治的年代别人不敢娶的地主家的女儿。尽管娶了地主的女儿，在六亲不认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朱祖山没有受到村里人的揭发批判。即使在文革风头最盛期间他组织群众为村里一个触电身亡的少年"叫魂"，也没有被造反派当作迷信活动揪斗，可见他在生产队的威望是很高的。

出于对朱队长的由衷敬重，在朱队长患胃癌离世前的一年，我让父亲带着他和村里另外几个老人一起到上海玩玩，老人们到上海外滩时正是华灯初上，只听见朱祖山大呼一声："我的乖哟！这不是做梦吧？！"同行的一位外号叫刘傻子的老人接他的话茬说："你真能丑，你做过这样的梦吗？"，朱祖山咧开大嘴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自嘲道："也就是的，哪做过这样的梦！"

朱祖山老人，是我的长辈，也是我认识当时社会的"启蒙老师"，我15岁那年参军入伍离开村里时，是他带着全村人敲锣打鼓送出村一里多路，临别前他一再叮嘱我"到部队好好干！不要忘本！"。我刚满18岁就在部队入了党，后来又提了干，再后来能为家乡的教育和美好乡村建设竭诚尽力，不能不说，朱祖山老人对我影响至深。

写到朱祖山，自然想到他的老伴李庆玲（上图与作者握手者）。李庆玲是邻县一个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对于李庆玲来说，解放前后简直就是两重天。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嫁给曾靠给地主打工为生的朱祖山，现实就是这样无情，她不得不认命。

李庆玲嫁到朱家后，不得不面对现实：得为朱家生儿育女，得操持家务，得下地干活……

生儿育女是自然的事儿，可操持家务与下地干活对于李庆玲来讲是件很为难的事，从小到大都是别人伺侯她，嫁到朱家后身份换位了，这样的反差对于李庆玲来讲，反差太大。

在我的记忆里，李庆玲下田干活挽起裤腿时，她的腿是全村人最白的，但是干任何农活她都是最慢的，不管是锄地、挑担，还是插秧、割稻，她的姿势看上去总是那样的别扭。因此她每天得到的工分总是妇女中最低的。"打盘"（干活间隙休息）时，别人在树荫下喝茶聊天，她却独在一处抽烟，而且抽的是纸烟，哪怕是自己卷的纸烟，也不会抽水烟袋。她抽烟时会翘起二郎腿，虽有几分优雅，但更多的是郁闷和孤独……

李庆玲的优雅，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是富养出来的。而郁闷和孤独则是嫁到山村来受穷造成的，一生挥之不去。她最终死在朱祖山之前，为一件不大的家庭琐事争吵后她喝下了农药，再也没能抢救过来。儿女把她的尸体连同她的郁闷和孤独一起装进棺材埋葬在了自家的后山上。

李庆玲留给我的印象难以被掩埋：她是个白白净净的高个子女人，在田间地头抽纸烟时有几分优雅，但更多的是郁闷和孤独……

这张照片是十几年前一位摄影师抓拍的，我回母校参加新学校落成典礼，三步并作两步把手伸向这位老人，是久别重逢的一个场景。这位老人名叫陈大英，她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满满的正能量。

我小时叫陈大英表大娘。之所以在大娘前面加个"表"字，这是因为老家过去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婚姻半径一般不超过几十公里，年代久了，也就形成了亲连亲、亲套亲，以致在村里被称作"表叔"、"表婶"、"表大爷"、表大娘"的人有很多。

表大娘陈大英，外号叫陈傻子。村里称"傻子"的人并非是精神不好，而是"乐观达人"的代名词。陈大英就是一个典型的乐观达人。她一生在极其贫困的条件下生育五个子女，她改过嫁，患过病，她的二儿子16岁那年触电身亡（我写的《疤瘌》就是她的儿子），老人家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然而，她留给全村人更深的印象是幽默和爽朗。

我离开村子早，没有陈大英更多的故事，我只记得生产队干活时，只要她和朱队长在场，欢声笑语洒满田间地头，再苦再累的活不知不觉就干完了。老人家虽早已入土为安，每当路过她家门口，总觉得她还活着。

陈大英爱热闹，如果她老人家活着，如今村子里游人如织，欢声笑语，她一定是一个快乐而又出彩的导游。一定有很多游客争相与她合影……

以上写的三位村里的老人，都已过世多年了，此刻要写的是今年春上才被送上山的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程增芳，按辈份和我外公是同辈，因此我得尊称他"小姥爷"。

小姥爷程增芳，解放初期划家庭成份时被划为富农。所谓富农，当时的界定标准是：相对较小的土地所有者，各地标准也不一样（资料显示，土改时富农标准一般是拥有12亩左右的农田，人均约3亩不到）。但一般而言，其拥有的土地数量，除了自己耕种以外，还大约富余三分之一的土地因自己忙不过来而雇工耕作者就被划为富农。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精神，1950年6月30日开始，我国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即根据当时中国的土改现状和需要，将农村阶级划分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中农又分"上中农、中农和下中农"。

程增芳和村里好几户程姓当时都被划定为富农，成为无产阶级监督控制的对象。因此他和村里所有富农们一样，夹着尾巴过活了大半辈子。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淡化了阶级成分，他的子女们逐渐从家庭成分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出去打工挣钱，家里盖起了楼房，过上了小康生活。

在政府大力推进脱贫致富的今天，程增芳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富农，正当程增芳安享晚年的时候，他的耳朵聋了，每次看到我先是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许，紧接着反复说的一句话是："也熊了！"（当地土话：表示自己老了，不行了，没有用了。）

"也熊了！"，这句话程增芳小姥爷对我说了好几年，今年春上终于给他说着了，老人家突然感觉胸闷，一天后就告别了亲人和他一辈子不曾离开过的村庄……

送葬那天，我在抬棺的人群中，平生第一次为人抬棺。贫农的儿子送走一个富农……我坚信，今后送上山的老人都将是脱贫后的富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