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江西省赤色总工会宣传动员令（为孤本毛笔手写）

深圳马生

苏区时期的标语宣传工作具有宣传形式的多样性。根据现在可查的文献资料及苏区时期的红军标语遗存，可以看出当年苏区有着多样的标语宣传形式与载体。

1.文献标语。如广泛见于苏区时期的《共产党十大政纲》标语，其实就是节选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之四“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口号”。还有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时，一路张贴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署名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还有1930年以湘赣边境工农兵暴动委员会发布的《湘赣边境工农兵暴动委员会布告》等。

2.标语范本。为了统一宣传口径和宣传中心工作任务，苏区党政军机关都先后印发过这种规范性的标语范本，以供下级机关执行。如1929年4月17日在江西于都县城，红四军政治部印发了统一的《红军标语》，共134条；1930年3月19日在江西大余县城，红四军政治部印发了统一的《革命标语》，共173条；1930年11月10日，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发布了《宣传动员令》，提出了对白军的宣传口号12条；1930年11月18日，中共赣南行委印发了《宣传鼓动口号》，共121条；1931年2月5日，江西省赤色总工会发布了《江西省赤色总工会宣传动员令》，提出了要书写的标语范本共18条；1933年7月，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在《红色中华》第90期上发布八一纪念的标语16条和八一纪念的口号31条；1933年12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发布《通信第十五号》，提出了纪念列李卢标语口号23条；1934年3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军区政治部印发《目前中心标语口号》36条等。

3.墙壁标语。这是在苏区时期使用最多、最广泛的一种标语宣传形式，时至今日，在原苏区各地仍有大量的这种标语遗存。目前我们对苏区标语的研究，主要还是以这些历经沧桑和磨难保留下来的珍贵的墙壁标语遗存作为依据。

4.石刻标语。这种标语可以长久地保留下来，目前主要见于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等地区，很多地方据说有上千条石刻标语。

5.纸贴标语。这种标语用纸张书写，主要是张贴于会场和一些交通要道，内容大多与当时的中心工作任务相关，目前保留下来的已不多见。

此外，通过历史文献资料，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苏区还有竹片标语、木板标语、孔明灯标语等各种形式，可谓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四、宣传方法的艺术性

苏区时期的标语宣传工作非常讲究艺术性，通过注意标语宣传的方法和技巧，来达到标语宣传的效果。如1929年4月17日，在赣南的于都县城，红四军政治部发布了一份统一的《红军标语》。这份《红军标语》共有134条，第一次在标语前特别写了九条关于如何书写标语的注意事项，对标语的书写问题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如：“不要写草字省笔字；慢一点写，力求写得好看，不要性急乱涂；不要写错，不要遗落字，一个标语写完须查看一遍才走；一律用笔写上墙壁，不准偷懒改用纸贴；署名一律署红军两个字，不准署杂色名义。标语落尾废止感叹号（！）改用断句号（。）；凡比较语气标语，如国民党共产党比较，红军白军比较等，只可连写，不可分写。”1929年10月，红四军前委宣传科又编写下发了一份《宣传须知》，在第五项“宣传的技术”部分，对如何书写红军标语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提出了严格要求，例如：“写墙标语要选择位置，要写得高，使人远远望见，使反动派不好破坏；写时不要有错误，如草写，省笔字，掉了字等，在一个地方不要重写标语，一个［条］标语写完后须看过一次才走；写标语时如有人来看，就要与他解释所写标语的意义，不要哑巴式的只管写不开嘴；写标语要研究求进步，不要敷衍，不准写得杂乱无秩序，或写在商人招牌上使别人讨厌；贴标语或其它各种宣传品的时候，看什么地方贴什么标语和宣传品（如在农村必须贴写关于农民方面的标语及宣传品，在城市必须多贴关于工人及商人方面的标语和宣传品），不要以为宣传品太多，不选择对象便乱贴，并要粘的十分稳定，使反动派扯不尽，抺不去。”1931年2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时，江西省赤色总工会也颁布了《宣传动员令》，其中对各级工会纠察队也提出了书写标语的技术规范，如：“要写正字，笔还一笔，画还一画，不要草写；要看墙壁的长短，来布置标语，墙壁长，写长的标语，墙壁短则写短的标语（或写小点），不要一个标语写两垛墙壁；墙壁上如有原来的标语，是从右边认起，从右边写去，是从左边认起，便从左边写去，若颠方向写去，则使看者不容易看清白；标语符号不可省略；每条标语写完之后，一定要写出各机关的名义来。”在其他各种文献里，我们都可以看出，当年苏区时期，对标语宣传的技术规定得非常详细。从现存的苏区墙壁标语来看，当年的宣传工作者确实注重了宣传艺术，由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宣传效果。

五、宣传语言的通俗性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曾经指出：“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苏区标语宣传工作，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环境。由于面对的读者主要是广大农村的老百姓，因此，许多苏区标语大量使用了非常口语化、大众化、乡土化的百姓语言，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如：“打土豪分田地”、“一切土地归农民”、“穷人没有饭吃到土豪家里去挑谷”、“欢迎白军士兵的反水过来当红军”、“工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学习苏俄红军精神！无产阶级只有分了田地，才有饭吃有衣穿！”“反对老公打老婆！”“女子要读书识字”、“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等标语，这些标语都是大白话，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读起来朗朗上口。这些具有乡音语调、农民口吻的标语显得朴实感人，一下子拉近了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使他们看后感觉很亲切，容易识记，达到了非常好的宣传鼓动效果。还有一些标语采用对偶、排比句式，如：“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白军士兵替军阀找出路，红军士兵替自己找出路”等。这些标语用简单明白的语言，将红军与白军的区别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以有效地瓦解敌军的军心。

六、宣传队伍的广泛性

苏区时期非常重视建立、完善宣传组织和宣传网络。192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强调“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决不能因此便动摇了根本路线”。当时，党和红军领导人非常重视宣传工作，注重建立和完善各级宣传组织。如建立了宣传兵制度，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在1929年9月撰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述的：“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红军的宣传队组织也非常健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为此，他提出了要健全宣传队组织的问题：“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军队及地方苏维埃政府组织内部的宣传机构全部建立与健全起来了。

苏区的标语宣传人员众多，涉及党政军和各群众团体。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发布《宣传动员令》，要求“传布到每个乡政府每个工会，每个士兵会去”， 提议“立即动员全体工友、全体农友、全体红军兄弟官长，个个都拿起笔来写那十二个口号……乡村由苏维埃领导写，城市由工会领导写，红军由士兵会领导写”。因此，古田会议后，红军标语的书写人员有了一个重大变化，由红军宣传员逐步扩展为各级革命机关、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各级人民团体共同书写。

从现存的墙壁标语落款，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参与书写红军标语的单位众多，落款单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红军各单位政治部和战斗部队番号或代号；一是党的各级革命政权或群众团体。从这些落款单位情况分析来看，党和红军为做好宣传工作，建立了完善的宣传组织，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