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追寻【母亲的路】

天末孤烟

肖铮 肖盾 肖戎 肖钢 肖铁

倾情奉献

　　我们是五姐弟的退休老人。我们中最年长75岁，最年轻63岁，平均年龄超过69岁。

　　我们分别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解放战争时期的牡丹江和建国初期的武汉。

我们是中共党员。我们中党龄最长的54年，党龄最短的41年。我们的党龄总和238年。

我们曾经是军人和军工工作者。我们为国防事业做出过应有的贡献。

我们已经完成了职业生涯，我们正在平静从容地度过晚年。

　　前不久：

　　为了不忘来路，传承初心，也为了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我们重走了红军长征路。一路上，泣血感悟中国工农红军的苦难辉煌历程。对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而生、为了人民而死，一个世纪不变的初心刻骨铭心。

现在：

　　为了重温革命先辈抗日救亡的英雄壮举；

为了领悟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必然；

为了追寻心中崇高的革命圣地；

为了向我们的后代传承先辈永远不变的初心；

为了纪念母亲诞辰100周年；

我们五人再次整装出发，踏上母亲当年走过的艰险而又光明的路程。

我们要在母亲当年投身革命的路途上去领悟那一代人们的初心。

我们要实地去感受当年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抗日救国的民族血性。

我们要将心比心去理解当年革命青年的家国情怀。

首篇【赵县老家】

河北赵州，冀中平原一个不大的县城，母亲1937年从这里离开家乡投奔了革命。

现在说起赵州，人们大都会提到赵州桥、柏林禅寺，还有驴肉火烧和雪花梨。但当年日军大举进攻中原的时候，狂轰滥炸烧杀掳掠并没有放过这样一个和平的小县城。

　　1937年10月7日，县城惯例大集，人群熙熙攘攘。11时，侵华日军5架飞机突然轰炸了赵州县城。21枚航空炸弹瞄准投向了赶集的人群，随后是密集的俯冲扫射。集市顿时血肉横飞。10月12日，日军两个旅团攻击赵县一线，国民政府32军骑兵团阻击战败。日军突进城关后，即开始了连续9天的大屠杀。

　　据县志记载，9天中被杀910人，239人重伤致残。日军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劈刺，放狗咬。东北角城墙根一次就被集体屠杀60多人。

日军占领赵县后，一旦遭遇我军民抵抗，就肆意屠杀手无寸铁村民报复，制造了豆腐庄、梅花庄等多起血腥惨案。

　　1935年，18岁的母亲就在二哥陈扬带领下参加了抗日救国斗争，并担任了妇女救亡会主任。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党员陈扬利用32军电台台长的掩护身份，组织革命青年投奔延安。母亲义无反顾地第一个响应，坚定的走上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道路。

　　日军侵占华北之前，母亲虽家道中落，但在外祖母的支持下缩衣节食努力求学，一心一意想走知识报国的道路。在乡村师范毕业后，又赴保定报考就读高级职业学校。七七事变的炮声打破了所有梦想。国之将亡，生灵涂炭，一切追求都化为乌有。兄妹六人中四人先后投身抗日救亡，家中只剩体弱多病的姐姐和年幼的妹妹跟着外祖母艰难度日。

　　我们站在牟家岗的地面上，努力去理解母亲当年的想法和处境。母亲当年离家远行，不到二十岁。战乱年代，像母亲这样的女孩子大抵也只有几种选择。要么面对亡国的无奈，在日军的统治下继续生活下去；要么逃亡到还未被占领的地区，成为流离颠沛的难民；要么挺起脊梁奋起抗争，誓死不当亡国奴。

　　1931年的9.18事变，2万人的日本关东军面对20余万人的中国东北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即占领了沈阳北大营，随即占领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1933年又占领热河省，成立了伪满洲国，整个东北沦陷。

事变发生前，蒋介石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扩张侵略的重大战争行动，蒋介石政府正在“攘外必先安内”。集中30万兵力第三次围剿共产党的中央苏区 。在德、日、英军事顾问的参与和籌划下，蒋介石亲临南昌亲自坐镇指挥。

　　日军占领东北后，即开始使用“华北分离”政策，妄图一步一步蚕食中国领土。1935年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步步紧逼。紧接着又制造了“河北事件”、“张北事件”。迫使不抵抗的南京政府签订了“何梅协议”、“秦土协议”。

按“何梅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

国民党政府的一味退让，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实际取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

退让并没有换得和平。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件”，7月29日北平沦陷。

　　从1935年至1937年底，许多正直爱国的国民党军人自发拼死抵抗，但无法阻挡日军精锐部队的推进，华北最终落入了日军统治之下。

　　母亲本名牟秀亭，参加革命后改名陈戈。

母亲有一个爱国的革命的家庭。兄妹六人，姐姐早年病故，其余五人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事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定战士。

二哥陈扬，三十年代初期即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担任过赵县第一任共青团委书记，是赵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除忠实履行党的任务外，还积极影响自己的兄弟姐妹向党组织靠拢，带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

大哥牟英，七七事变前在县城开办国光书局，利用书局掩护地下活动。曾与弟弟陈扬一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之中。

弟弟牟翰章，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英勇作战被俘，因未暴露身份被押解至日本本土做劳工，九死一生。日本投降后幸存回国，但已是终生残疾多病。

妹妹牟韵，1948年参加革命，随大军解放接管天津。

　　母亲在国家危难面前选择了抗争。母亲坚信中国共产党。母亲相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相信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先进力量，也义无反顾的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了共产党。

父亲为了北上抗日，跟随中央红军于1936年到达延安，母亲在1937年为了不当亡国奴走向了延安，也在冥冥之中走向了父亲，走向了他们相濡以沫的六十年革命生涯。

　　看看今天战乱中的苦难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索马里……，我们为母亲当年的抉择而深感庆幸和荣光。

　　明天，我们将去西安七贤庄，当年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是母亲革命人生的“红色驿站”。母亲从那里走向了光明。

中篇【西安“八办”】

　　当年母亲站在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门前时，一定是百感交集。

1937年9月，母亲与家人因赵县失守躲避敌人抓捕来到了河南商丘。当时日军三个精锐师团分八路正在全面进攻华北。中原地区也已处在战火的边缘。

二哥陈扬为母亲安排了去延安的联系方法与交通路线。因联系人在汜水，母亲单身一人扒乘运煤火车前往。蜷缩在敞篷车厢的一角，250公里整整走了一宿。因怕被人发现，一路上担惊受怕，精疲力尽，所幸天亮终于抵达。对这惊恐的一夜，母亲终身难忘。母亲曾回忆过，当时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方向坐反。

取得联系后，又在河南、山西、陕西境内辗转半月余，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西安。在母亲投奔革命的第一步中，紧张恐惧与渴望憧憬始终与她相伴。

在母亲奔赴延安的时候，中国军队已经开始全面抗击日寇。1937年9月25日，林彪、聂荣臻率八路军115师首战歼敌一千余人，取得平型关大捷。极大的鼓舞了全国投身抗战的爱国青年。

　　站着纪念馆的门前，想象着母亲当年辗转河北、河南、山西，终于到达这里的激动心情，我们心潮彭拜。单身一人，没有足够的盘缠，一路上担惊受怕，生怕走错了方向。唯一能证明自己的就是二哥的一封介绍信。

据说当时的介绍信都用暗语注明“兄弟军”。“兄”是指中共党员；“弟”是指共青团员或进步党派；“军”是指无党派。想来母亲的介绍信应该是“弟”了，因为她很早就参加了“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根据办事处可查记录，约有2万多进步青年从这里奔赴了延安。

中共中央以八路军的名义，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西安、南京、武汉、洛阳等18个办事处。通过这些“红色驿站”和“红色桥梁”，6万多进步青年到达了延安，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了我党我军的重要骨干力量。

　　1937年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对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要跟着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热血青年，那就是找到了家。有人昏倒在报名处，有人坐在门前放声大哭。他们中有流浪颠沛八年的东北青年，有家乡刚刚失守的幸存者，也有来自南洋赴国难的爱国志士。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就是一个愿望：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侵略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跟着共产党。

　　母亲在这里选择了报考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原名应是“陕北大学”，因国民党政府不予核准，改为陕北公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的前身。

通过了政审等待出发的那段时间，是母亲长久以来最舒心的日子。家乡沦为敌占区的锥心之痛，颠沛路途的奔波焦虑，对留在赵县老母的思念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心中充满了对即将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光明前程的憧憬。

　　后来的道路印证了陕北公学是母亲学习党的知识、深造自己的摇篮。母亲在陕北公学就读的一年中，入学不到一个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个月后担任了支部书记。

1938年底，母亲转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又进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深造。1941年即成为中共中央敌工委一科工作人员，走上了对敌斗争的重要工作岗位。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是当年一批上海青年到达延安时写下的肺腑诗句。

1938年3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在上海印刷流传。进步青年们第一次了解了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军队，以及延安当时的真实情况，了解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和抗日救亡的民族情怀。紧接着就掀起了到延安去的热潮。

1941年以后，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西安通往延安的通路。大肆抓捕投奔共产党的进步青年。不少人在拼死奔向延安的路上失踪。

1941年5月，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奉命撤回了延安，结束了这一段载入我党我军发展史册的重要历史阶段。

　　明天，我们要沿着母亲的路前往心目中崇高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那里，我们会踏着父母的足迹，探寻他们充满革命激情的蹉跎岁月。

终篇【延安光芒】

　　母亲搭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物资运输车，颠簸七天，终于到了延安。

经过陕北公学两个月的初级班学习，一毕业她就急迫的要求上前线。看到那些唱着歌愉快奔赴前线的同学，母亲非常羡慕。

　　或许是因为母亲学习成绩优异、思想觉悟提高的快，或许是命中注定母亲与学校有缘，在延安的前几年母亲一直在学校学习、工作。一直在重复着学习、留校、成为管理干部的循环。

　　母亲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和工作。她曾经在陕北公学女生队担任过助理员、副主任、支部书记；在中央党校担任助理员、组织干事、团协理员。

与母亲一起工作过的张煜同志曾评价当年的她：“脾气好、待人诚恳、工作泼辣能干、性格随和，群众关系非常好，与她合作尤为融洽”。她们俩曾经介绍卓琳等一百多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母亲在马列学院完成高级研究班的学业后，调入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

　　中央社会部组建于1939年2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中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即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

中社部的前身是“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中社部又称“中央情报部”。母亲的上级是李克农同志。毛泽东曾经说过：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母亲曾在情报部一科、二科工作。当时母亲与父亲的驻地同在枣园。父亲时任中央警卫教导大队政治委员。教导大队建国后改为中央警卫团。

　　母亲与父亲是马列学院同学。他们同班、同组相处了一年。从相识、相伴到结为革命伴侣，经过了革命战争洗礼，携手走过了风风雨雨的精彩六十年。

父母曾回忆过当年的相互看法。在母亲眼里，父亲虽然是红军干部，却没有一点架子，待人热情谦虚。文化程度虽不高，但思想敏锐聪明好学。尽管出身农民但毫不粗俗，不但脾气极好而且行为举止还挺文雅。之于长相，更无可挑剔，浓眉大眼鼻梁挺直十分英俊。而在父亲的眼里，母亲完全没有知识女性常有的矫揉造作和清高虚荣，有的是端庄大方真诚朴实。

他们的简朴的婚礼在枣园中央机关食堂举行，当时李克农、王家祥、吴烈、刘涌同志和许多战友同事都来祝贺。尽管条件艰苦，婚礼却是热闹非凡。

　　1946年，父亲坚决要求从中央机关奔赴东北战场。母亲随后加入干部大队，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一匹骡子两个筐，两个孩子一边一个。吃尽千辛万苦，徒步跋涉一千三百多公里，历时五个月，穿越敌占区到达父亲身旁。

在解放战争期间，父母跟随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打遍半个中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肖铮在回忆父母的文章《长女抒怀》（2006年）中曾写到：

1990年9月我和小盾有幸陪父母一道回了延安。虽只停留了短短的四天，可那是多么有意义、多么激动人心、多么无法忘却的四天啊！四十四年，,还是当初我们从延安走出去的4个人重返故地，是一次极不平常的“寻根”。我们在黄陵县祭拜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陵，寻访了民族的根。在延安，我们参观了王家坪“延安纪念馆”和杨家岭中共中央原所在地旧址。流连忘返于凤凰山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故居。默默听着“烈士陵园”里那肃穆的松涛声，站在宝塔山顶，瞭望延安城和绵绵不断的延河水。耳边似乎响起了毛主席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豪迈宣言。眼前仿佛出现打着火把举着红旗的革命队伍，浩浩荡荡从这里出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让红光照亮了天，照亮了地，照亮了全中国。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根。在枣园我们找到了父母的“洞房”。父母在“金婚”前夕并肩站在窑洞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汽车冲过浅浅的河，我们爬上了候家沟的山坡，伫立在我刚出生后住过的窑洞前，感到那么神圣亲切。我们顺着狭窄的土路盘山而上，停停找找，终于看见了托儿所因岁月变迁而残留的圆形拱门。这就是妈妈牵着我俩的小手多少次进进出出的地方啊！我们在羊肠小道上找到了那个曾经让马失后蹄的陡坡。妹妹出生才23天就得了重病，高烧不退，奄奄一息，父母连夜送她去医院。妈妈抱她骑在马上，爸爸牵着缰绳。天黑路窄又跑得急，遇一转弯处，马的一只后蹄滑出山路跪倒，要不是父亲拼命拉住缰绳，他们三人都会滚下山崖摔得粉身碎骨。站在路边，看着山下陡峭的石壁真叫人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宝塔山延河水，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这里是我们姊妹俩的根。我们的生命从这里开始，我们比别人更有责任继承父母的事业、思想和品德。把延安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做个延安的好女儿。

　　假如我们还有机会问父母，他们这一生最难忘的地方是哪里？他们一定会回答：延安。

父母在延安实现了他们太多的愿望，也经历了太多人生的重要时刻。

父亲在延安从战争中走进了学校，母亲在延安从学校走进了战争。他们在延安从同学成为伴侣。他们在延安有了两个女儿。当他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的时候，又一起并肩走进了战争。

父亲在延安，从一个些许识字的穷苦少年经过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的培养，成为了沉稳的军队优秀政治工作领导者。母亲在延安从一个乡村师范学生经过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的培养，成为了中央核心部门的优秀工作人员。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完成了革命人生的自我升华。

　　这次我们五人为了纪念父母诞辰百年来到延安。我们到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瓦窑堡，寻访了陕北公学、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旧址等他们所有生活工作过的地方。

　　我们眷恋父母的慈爱与养育。我们感怀他们丰富多彩的革命生涯。我们敬佩他们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他们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结束语

今年，为了不忘来路、传承初心，为了纪念父母诞辰100周年，我们重走了长征路，我们重走了当年革命青年投奔延安的抗日救亡之路。明年我们还想踏上黑土地，还想沿着大军南下的路程去追寻父母为建立新中国转战南北的战斗历程。

任何纪念活动都只是一种形式。我们心中只是想明白父母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想确认他们到底留给了我们什么？想领悟他们为什么能信仰坚定的度过有意义的一生。

父亲参军最初是为了跟着共产党脱离苦海过上好日子。后来在党的教育下，树立了为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的人生奋斗目标。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解放全国劳苦大众”只是个空洞抽象的口号。但是，如果是真要能拿自己无比宝贵的性命去践行，那毫无疑问就是真正的信仰！母亲参加革命是为了不当亡国奴，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有幸成为了共产党人，也就有了为人民的高尚信念。

父母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但他们并没有什么钱。他们去世时，留给我们五人每人几万元的“遗产”。与之相比，父母留給了我们无价的是做人做事的风范。因此，我们最想理解的就是他们一生的信仰与操守是如何坚守的。

父母一生廉洁自律。不该要的利益从来不要，超出待遇标准的“方便”从来不沾。小时候多少觉得他们有些“不懂生活”，有些“清高”。重走他们的来路，我们心灵触及到了一个巨大的震撼。那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只是牺牲战友的代表活在人间，他们的心灵底线不允许他们有任何贪念。他们看到了太多的战友倒在自己身边。这些同伴也想过上好日子，但依然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了更多人的好日子。父母是开国功臣，终于看到了好日子。但那些牺牲了自己的先烈，却永远不能看到这美好目标的实现。相比现今某些“公仆官员”，他们认为“官职”是自己千辛万苦“打拼”得来的，付出就要有“回报”。他们忘记了，没有人民和国家的给予他们什么都不是。没有一个新的国家，我们今天不如印度巴基斯坦。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今天可能是叙利亚阿富汗。没有一个安定的国家，民族复兴那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心愿。

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政党。世界上还有哪个政党要求入党者要为人民贡献一切？不经过考察和考验入不了党，入了党更是要终身践行入党誓言。

父母是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的一生告诉我们：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仅仅是概念和清谈，党员标准也不是高不可攀。关键是律己要靠信仰，关键是初心不能变！每个人的初心起始可能是复杂的，但成为了共产党员，就要坚定追随党的初心，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永远不能变。

我们生长在和平环境，身边没有太多的牺牲，也没有战争的硝烟。我们看到的都是欣欣向荣的新生活。但是只要我们敬畏历史；记住父辈的来路和先烈的流血牺牲；记住这个国家是如何建立的；记住共产党是如何成为一个合格执政党的；记住任何时候忘记了人民那就是背叛；我们就会永远走在革命先辈开辟的民族复兴大道上。

我们不会忘记父辈的来路，我们不会背叛他们的初心。我们会告诉后代，什么是人民军队的初心，什么是共产党的初心，什么是建立这个国家的初心！

父母永远在我们心间！党的宗旨永远在我们心间！人民永远在我们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