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怀念

余昧

田详细老人致《大清血地》作者的书信

同上：书信

同上：书信

刻骨铭心的怀念

——回馈台北田儒崑先生

·冯飞·


作者简介

冯飞，贵阳市乌当区作家协会主席，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17岁以来先后发表和发表《大清血地》《此情常在寂寥时》、《远望巴格达》、《河东河西》、《蘑菇云升起之前》《乡土密码》等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2017年元月，商务印书馆出隆重推出其主编、主撰的大型综合性学术著述《忠孝成山——一个家族的四百年家国梦》。


一湾湛蓝、幽深的海峡，与茫无边际的太平洋融为一体，横亙在天地之间，也横亙在中国人的心坎上——这是令人伤心、令人痛惜的台湾海峡！对我们来说，台湾并非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它却如此遥远，远得就像那寒冷的北极！大海那边，是我们惦念的亲人，还有我们的祈祷和担忧。海的这边，是老宅、家山、祖墓，是我们血脉相连并共同拥有的故土！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空荡荡的海峡仍旧那么辽阔，节日也总是那么惨淡。于是和早已过世的先祖一样，大海那边的亲人，总是令我们愁肠百结、泪流满面……

我在台湾有三位亲人。除了我家族里的冯开祥、冯健才两位叔祖，还有一位，是曾经居住在台北市光复南路的“飞虎队”老兵——抗战英雄田景详老人。


(1) 我的凤凰之行，早在140年前就已启程。

清咸丰十一年（186１年），贵阳发生了一桩震惊中外的外交纷争——“贵阳教案”。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第一起教案，更是清末一桩重大的涉外事件。在史学界论述中，该教案与“天津教案”、“成都教案”合称“清末三大教案”。这起教案的组织、策划者，是凤凰籍的湘军名将田兴恕。当时，他的身份是贵州提督兼署巡抚、钦差大臣。

田兴恕，字忠普，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于湘西镇筸厅(今凤凰县) 筸子坪。早年家贫，16岁充行伍，入湘军屡建战功，引起了湖南巡抚骆秉章和后来的湘军大帅曾国蕃、左宗棠、江忠源的注意。入伍不到半年直接被巡抚骆秉章破格提拔，“委充哨官”。

此后八年，田兴恕的职位迭次飙升，快速提拔。清咸丰十年(1860年)，经湘军大员曾国藩、左宗棠和贵州巡抚蒋霨远等人举荐，田兴恕擢升贵州提督。旋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接替蒋霨远，兼任贵州巡抚一职。田兴恕此时的年龄不过24岁。这一时期，凤凰籍的湘军悍将杨岩保、田兴奇、沈宏富（沈从文之祖父）等，皆其手下得力干将。

大清咸丰、同治年间，贵州烽烟四起，贵州各级官府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少数民族起义中困处危局，史称“咸同苗乱”。田兴恕担任贵州巡抚期间，多次因“盗贼蜂起”受到朝廷斥责。苦恼之际田兴恕认为，贵州治安败坏与洋教盛行有关。若要稳定治安，必须得“驱除邪教。”

和贵州巡抚“田大人”一样，类似观点在清末官员中较为普遍。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１年）七月至次年三月，在田兴恕支持下，贵阳府青岩团务道赵畏三、开州知州戴鹿芝等官员，先后下令将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及8名教徒逮捕。旋即按田兴恕“缉案就地正法”的批示，将文乃尔等斩首处决，“贵阳教案”就此爆发。此后，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重处“贵阳教案”的组织、策划者田兴恕及赵国澍、戴鹿芝等当事官员。田兴恕被革除官职发配新疆，其官邸改建为教堂赔付法方。


（2）

那个深秋的下午，汽车载着我和张嘉谚教授、龙再学大哥，在蜿蜒、曲折的湘黔公路上一路颠簸，缓缓驶向田兴恕的故乡——凤凰古城。临近傍晚，我们终于进入了凤凰县境。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商铺林立的广场。车子刚停稳当，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兴冲冲地向我走来，他体态健硕，步幅轻快，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我问：“请问是田老师吗？”他答：“对对对！你就是冯飞吧？”我一边点头，一边冲上前与对方紧紧拥抱——此时站在我面前的，是清末“田大人”的曾孙、著名山水画家田儒乾先生！

我说，田大哥，我来迟了，对不起！田大哥笑道：“是啊是啊，你早该来的，这次既然来啦，你就好好玩几天吧！”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我们紧紧拉着对方的手，似乎彼此早就熟识，又似乎生怕再次分开……


其实，我的凤凰之行——尤其是我与田儒乾先生的会面，应该在140年前就已注定。

1992年年底，我无意间接触到了一份关于“贵阳教案”的文史资料，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教案”一词。次年夏天，我从家族里得到了一部陈旧泛黄的《冯氏族谱》。受家族文化的熏陶，我对祖宗们的身世有了初步了解。

大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闰八月，当钦差大臣田兴恕指挥湘军忙于到处剿匪的时候，在黔北重镇遵义府的大娄山下，一个13岁的少年提着砍刀，跟随一支叫做“太平军”的队伍逶迤远去。这支队伍的首领名叫石达开，少年正是我的高祖冯开良。一年后，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数千残部被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下令斩杀，唯独我的高祖因石达开故意支遣差事而死里逃生。1993年5月，遵义县政协编撰出版的《遵义县文史资料》中，《石达开军前护卫冯开良》（作者卢志光）一文，介绍了冯开良老人的这段身世。

我自1993年夏天开始，着手对“贵阳教案”这桩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其范围主要涉及教案发生的背景、经过及文化渊源。同时，“太平天国史”、“咸同苗乱”、“湘军史”等等，也是我关注的主要内容。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我是幸运的，长期以来，我深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厚爱与扶持。市、区宣传部门对我的创作更是十分关心。2001年3月，经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审查批准，我以“贵阳教案”为题材，请假从事长篇历史小说《大清血地》一书的创作。最值得欣慰的是，我在湖南作家陈启贵先生的热忱帮助下，意外找到了田兴恕的后人田景详、田儒乾父子，他们为我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和帮助。2002年8月27日，43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血地》一书完成初稿后，贵阳市乌当区委宣传部特地安排专人给我打印，随即又把数十份书稿送到省里的文学、史学、宗教等各界专家手中进行审读。一个月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贵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贵阳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对《大清血地》进行评审。专家、学者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对《大清血地》初稿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分析、点评，除个别小枝节有待完善，大家一致对该书的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此后，著名作家王蔚桦教授和欧阳黔森、赵剑平等师友，分别把《大清血地》向国内多家出版社进行推介，极力促成该书的顺利出版。


（3）

在《大清血地》获得赞誉的同时，也受到了个别官员的误解和猜嫉，在出版问题上受到一定阻碍。苦恼之际，张嘉谚先生的一句话令我茅塞顿开。“《大清血地》是一部传记性质的历史小说。其他人的任何意见都仅供参考。”他说，“关键问题在于，传主的后人是否支持你、认同你？他们的意见才应该值得你注意。”

于是，便有了2002年深秋，我们那次特殊的“凤凰之行”。关于这次出行，张教授以他那独特的视角，在其“老象博客”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冯飞与田兴恕曾孙田儒乾的会面令人感动亦令人感慨。……田儒乾性格爽脱、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木匠活石匠活泥水匠活无一不精，这多少帮助了他度过几十年非常岁月。如今他已是凤凰籍的著名书画家，跻身社会名流，作风依然朴实。冯飞与他的见面，还不仅是140多年前的‘贵阳教案’所结之缘。说起来，冯飞的高祖冯开良还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贴身马弁，而田兴恕则是太平军不共戴天的死敌！在祖先们你死我活地争斗之后，子孙们如今已在促膝笑谈，杯盏交欢；‘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冯飞对我说，要是把《大清血地》一书中的几位主角——田兴恕、戴鹿芝、何冠英、赵国澍、何德胜——等人的后裔在《大清血地》出书首发式之日邀到一起，哪怕先辈或官或匪，势不两立。后辈定然是喜聚一堂，亲如兄弟。那该多好！冯飞想得真情浪漫，只可惜世事沧桑，风流云散，即令胸有海岳，好梦难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