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没有秦俑的辉煌气势,却有着无与伦比的精妙。<br>没有秦俑史诗般壮丽,却有着撩拨人心的点滴。<br>一个顽石演绎一出生动的故事,他们的集合,就是一出出生命的交响曲。</h1><h3></h3><h1>这特别的乐章,是献给我特殊母亲的祭品。</h1> <h1>母去世时94岁,离今天快两周年。<br>其实,这个母亲并非我生母,却与我一起生活比亲母还长,因为她比亲母伴我多走过了六年人生。<br>她是我姨妈,排行二,母占六,比母大九岁。<br>有记事的年龄,大约是在快两岁的时候。妈妈长发过膝,姨妈短发披肩,两姊妹面容相似,圆脸。只不过妈妈要娇小许多,而姨妈端庄大气。<br>三岁时我随姨妈生活,姐姐随母生活。那时妈妈在乡村教书。妈说,你爸身体不好,又忙。我一人拖不动两个。<br>姨妈那时在一所学校工作,带我一起居住。学生叫她老师,老师叫她主任。她早上送我去幼儿园,傍晚接回家,周末(那时只有星期天休息)带我去爸妈那里生活一天。<br>记忆中那时我最大的麻烦是尿床。姨妈半夜定时定点叫醒我小解,先是多次,渐减,用了半年时间硬是把我纠正了过来。印象中,她时常在纠正我吐词不清的现象,还教我诗歌,对我要求特别严厉,必须学完教我的东西,尊重周围的人。<br>我们平日在食堂吃饭,姨妈总是要给俩个没有妈妈爸爸的学生各买一份饭菜,还经常买布请食堂大妈给他们作衣服。<br>这样的生活在我一天一天的成长中过去了。<br>一日晚,姨妈照样给我洗脚,提尿,上床睡觉。这是每晚九点前完成的程序。然后,她边伏案工作边陪我入睡。我还未睡着,停电了,姨妈点上烛柱继续工作。这是她的常态。<br>咚咚……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迷迷糊糊中看见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是那个住对门,常常见姨妈就叫主任不停的女老师,他们手臂上比平时多了个红布箍,特别显眼。<br>姨妈和他们走了。再醒来时,已是天亮,姨妈没叫我,是自然醒来的。她帮我穿衣服,我看到她脸上有几块青,眼睛有些肿。衣服还没穿完,带红袖箍的那群人推门而入,翻衣倒柜。实际上那时房间里也没什么,除了书桌书柜,就只有一口老皮箱,连衣物都是放床上的,一会儿就翻腾完了。不等姨妈拿出钥匙,一个年轻男子就把老皮箱摔开,里面掉出几个红本本和几枚徽章,还有一个比火柴盒稍大的金属盒子。这群人用姨妈的黄挎包装了起来,要姨妈跟他们走。<br>“等我把孩子安排一下好吗?”姨妈继续给我穿衣服。<br>“走!必须马上走。”有人不愿意了,来拉姨妈的手。“给我靠边去!你们还是孩子,你们也会有孩子。”姨妈大声吼道,那些人犹豫了。她自顾自个给我穿袜穿鞋,不回头看那帮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她那么威严。<br>她抱我下床,给我几块饼干,叮嘱我吃了在家呆着,哪里也别去,等她回来。然后,她跟那群人走了。<br>我有些恐惧,但没有哭,饿了,就吃块饼干,看小人书……很难挨。一直等到天黑,那个女老师跟在她身后回来了,她脸上有几道伤痕。她用少有的眼光看着我,让我不敢哭。她把我的衣物收拾好,牵着我来到门。校外是大街,站满了人,还有提着长枪的人来回走动。过了一会儿,爸爸来了,她把我的手交给爸爸,把衣物包挂在我身上,一句话没说,转身跟那个女老师走了。<br>那天晚上我们走了很久,街上人来人往,不时有人拦住问话。爸爸尽量避开人群。还不时有枪声响起。<br>走走停停,到家已是半夜,过去不到一个小时的路,我们走了好久好久。<br>爸爸是中学老师,有残疾,右脚跛。<br>第二天爸爸告诉我,毛爷爷搞了个运动……我当然知道毛爷爷,幼儿园老师和大人经常说起他,还让我们从小听他的话。<br>爸爸第二天也让一群带红袖箍的人带走了,不过他们在爸爸恳求下允许我去。到了广场上,他们让爸爸戴了顶尖尖的帽子站在桌子边,桌子上站着爸爸让我叫他校长的人,他戴了一顶大的帽子,上面有个“走”字我认识,爸爸头上帽子的“保”字我认识,都是三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念“走资派”和“保皇派”。<br>过了两天,妈妈和一个婆婆来接我到了农村,离妈妈的学校不远,一直生活到读小学。<br>再次见到姨妈是上二年级放暑假了。妈妈爸爸每天都到一个叫师范学校的地开会学习,顾不上我们,姐姐去了同学家。<br>姨妈来了,她瘦了许多,头发有了白丝,但精神还好。她带我去了一个叫街道办工厂的地方。那里就是一个大四合院,有十几个老爷爷和婆婆在干活,他们扎扫把,装蚊香。姨妈先给他们称斤两和配药方,然后和他们坐在放倒的木櫈上干活,边干边摆龙门阵。还让我帮忙搬干高粱杆。一般下午晚些时候,姨妈会给他们读报,念语录,然后自己站到中间低下头,让他们批斗自己。平时,他们管姨妈叫老师,批斗时就称她为牛鬼蛇神。其实他们对姨妈很好,每天让姨妈教他们认字,计件数,还买饼子豆腐脑给我吃。我也听到他们私下说,姨妈有文化,心肠又好,哪是什么坏人,肯定搞错了。后来我要上学离开,他们还分了两元钱给我,说是我劳动所得。其实我知道,这是他们喜欢姨妈故意给我的。后来,我连续好几个暑假都去姨妈那里,得到的劳动报酬年年增长。<br>后来稍大,我才在大人的交谈中慢慢完整出姨妈的事情。</h1><h1>姨妈小时读书成绩好,人缘也好,十二岁,一个军阀的女儿去成都上学,后来又去重庆,都叫上她陪读。后来,军阀女儿与一个江西籍的士官长结了婚,为了经常见到闺蜜,就通过士官长介绍了一个江西籍的绅士与她成婚。婚后不久,我的姨爹去了日本留学,据说还参加过周恩来创建的马列主义共产党国际小组。姨爹回国时,已是抗日战争尾期,时局混乱,受聘于国民党东北剿匪司令部作文职官员。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去了上海同济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前一年,姨妈夫家所在的地方提前解放,部队缺少有文化的人,动员她参加了解放军,随军南下,进军武汉入四川,边行军打仗边当文化教员,自己也很快从军政大学毕业,成了军后勤管理部门的一名排长,负责干部子女教育管理。抗美援朝爆发前,部队急需知识分子,首长动员姨妈写信让姨爹来部队。姨爹提着一口从日本留学回国带回来的旧皮箱来到部队,政审时,姨爹如实填写自己的履历,那段在国民党东北剿匪司令部任文职官员的工作经历成了一家人倒霉的起因。姨爹被当作劳教人员送到了四川雷马坪国民党高级军官管教所,姨妈也因此牵连被遣送回四川资阳老家地方工作。凭着能力,姨妈很快成了一所小学的教研室主任。<br>我出生那年是1962年,姨妈40岁,正等着姨爹三年后释放归来。那场运动来得太突然了,她被革命小将揪了出来,一下成了震惊县城的女特务分子,那口旧皮箱就是国外带来的,里面有只比火柴大点的铜盒子就是发报机。那个当了造反派的女老师与工人宣传队员还去了姨妈经历过的地方搞社调,跑了大半个中国,一去大就是半年,姨妈却被关在黑屋子苦苦等待结果。再后来,那个女老师回来了,带回了姨爹病死狱中的消息,就再没有了下文。接着,姨妈就到了街道办工厂。<br>后来爸妈学校恢复正常,我和姐姐陆续进城读书,妈妈也调进城里教书。姨妈过上一段时间会来看我和姐姐及全家人,但从不过夜,怕政治上连累我们。<br>姨妈也曾带过比我大四岁的姐姐两年,还打算抱养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文革把这一切彻底打乱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二、三年,国家开始了拨乱反正。姨妈开始勤来家里了,与爸爸妈妈商量,写了好多材料。但到我考上大学那年还没有落实政策。<br>我报的是军校,姨妈老担心她的问题会影响我,当招生军官听完她的情况时说:“你落实政策早晚的事。现在不为成份论了。”<br>果然我收到了西安陆军学院的通知。姨妈和妈妈都哭了。上军校一年后,我收到了政府允许姨妈按小学教师退休的消息。<br>我二十岁那年冬天,我患病手术,考虑到爸妈身体不好,六十岁的姨妈主动请缨专程来西安照料我。那个年代列车时刻不准是常事,小县城出远门需转车,很难有坐票,车内人多如沙丁罐头。姨妈说她是打游击过来的,别人上卫生间倒水她就坐一下。老军人嘛,怕什么?她说。看到她披着雪花进入病房,我第一次在她面前流了泪。23岁那年,我在甘肃张掖部队工作。那年夏天特别热。63岁的姨妈带上我女朋友,转车三次,耗时48个小时来到了部队。见到我的瞬间,女朋友哭了,一语不发。我知道,这一路太辛苦了。这条路我曾经往返过三次了。但姨妈什么没说, 想法让女朋友缓解过来。第二天,女朋友告诉我,她没照顾好姨妈,反而是姨妈一路照顾她。车上乘客都以为她是姨妈的女儿。这以后,女朋友叫姨妈成了妈,即使后来我们离了婚,直到老人去世。<br>1987年春的一天,正在师宣传科上班的我接到一个部队内线电话,那边一个首长告诉我,姨妈到了孝感,部队正在给她落实政策,让我把电话打到招待所,那边接长话方便。电话打过去,姨妈接到了。“我的政策马上落实了。”她高兴告诉我。67岁那年,她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团职离休干部。</h1><h3></h3><h3></h3> <h1>1988年,百万大裁军最后一年,我转业回到家乡,见到姨妈时,她已住在我们家。为了不影响我们的政治前途,她在居民安置点一呆就是近三十年。她没有物品,只有那口旧皮箱。姨妈说落实政策后,单位派人给她送来的,红本本和徽章都少了些。那个比火柴盒大点的铜盒子还在,姨妈说那是姨爹的祖传,是个鼻烟盒子。她笑语道:“呵呵,这就是他们说的发报机。夜晚加班,说我半夜悄悄发报。还听到了电波声音,估计是你娃在说梦话,大舌头,说不清楚。”我当时又气又好笑,看着姨妈的白发,又想哭。</h1><h1>“没什么,总算过来了”。她宽慰道。</h1><h1>“掉了枚三等功章,可惜了!”。姨妈无不惋惜。这枚功勋章对她军旅生涯是相当有意义的。当年,她冒死带领几个女兵趁着夜晚摸进村庄,硬是用自己陪嫁手饰给老乡家换粮食,没这些粮,三十多个干部的孩子都只得饿死。部队因此给她记了个三等功。</h1><h1>其后的二十多年里,姨妈尽情享受着平静恬淡的生活,虽然经历了亲朋好友的离世,非典,5.12汶川大地震,但这些在她生命里也只是波澜不惊的过往。直到2012年,她90岁生日宴会上,我们突然感觉她的神奇。她的一首《我和我的祖国》,没降音,没跑调,不喘不吁。那时我们才发现,她比周围同龄老人硬朗许多。生活完全自理,几乎每天参加老年馆活动。第二年重阳节,她成了全市健康老人,市委书记亲自上门颁发证书和奖金,还上了电视。</h1><h1>我人生经历过几次重大变故。辞职下海,离异,创业失败,三沉三浮。每个节点上,她都毫不犹豫的支持我,让我度过难关,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父亲1996年去世,她让母亲感情平稳度过,母亲2009年去世,她让我们摆脱了悲伤。无论她在老家还是到成都,她总是把我和姐姐一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和孩子们都习惯了有她的日子。当我在她的支持鼓励下迎来人生第三次崛起时,我在成都购了一套适合养老的住房,准备2016年让她搬来一起生活。她当时虽然身体还健康,但毕竟已过了93,姐姐身体不如我,到我这儿更为合适。</h1><h1>她的离世非常突然,以至于让我们和认识她的人难以接受。2015年12月15日,上午她去原工作单位参加退休人员活动,中午就餐后到老干部活动室,打娱乐麻将至下午三时许,突然说自己不舒服,陪同的姐姐把她送回家,一上床就呕吐不止,不能自己。叫来120,入院一检查就宣布大面积脑梗,重度昏迷,生命垂危。我从成都赶回,她已不能再看我一眼了。我抚摸着她的头,轻唤着她,但依然无法挽回她的生命。第二天下午,她离开了我们,离开她生活了近一个世纪的世界。前来祭奠的人很多,相关部门的代表,最重要的是来了许多我不认识的人,据说是她过去接济帮助过的学生同事难友,甚至路人。出殡那天,当司仪宣布子女先道别时,竟然有二十多人站出来,有姐姐我和其他侄儿侄女,有她在学校时接济过的那两个孤儿,还有些我过去不认识的人。</h1><h1>生老病死,人类自然法则,人人都懂得,但她的突然离世,还是让我心痛不已,我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她会离开我。她坎坷的人生,她顽强的生存力,总是化作一幅幅形象的画作扣入我脑海,以至于我时常在梦中与她生活在一起,半夜醒来独自叹息。也曾独自开车去墓前与她说话。</h1><h1>第一个年祭,我回去了。但我是麻木的。</h1><h1>第二年里,我才开始有了真正的怀念。</h1><h1>我收集顽石,从中寻找灵感,写出一篇篇文章,再建立一尊尊石俑,然后一点一点的奉献给她,让她那融入我心灵深处的精神永垂不朽。</h1> <h3>在我心灵的碑石上刻着:彭新,1921——2015,一个跨世纪的女性,一个刻满历史符号的女人,一个没有子女的伟大母亲。</h3> <h1>有师说者,再现您的教诲。</h1> <h1>有观音,有坐佛,普渡人生。</h1> <h1>有百年龟,护身守卫。</h1> <h1>有俏皮鹦鹉,为您歌唱。</h1> <h1>……</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