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辆单车（”我的第一次“系列之二）

风中李子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再不用担忧”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老百姓的眼光开始转向物质和精神生活上来了。

　　那年代的家庭“奢侈品”是什么？不是汽车，房子（这些都是公有财产）；也不是成百上千的存款（那年代没有腐败，有钱也不是万能的，什么都要凭票限量供应），平民百姓们最想拥有的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俗称“三转一响”。

自行车，在没有私家车，公交车尚在“火柴盒”的年代，当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了。且不论骑辆自行车上下班、买菜拉货多方便；连出个门，串个友，相个亲也特有面子。更别说能“长途”旅行了。

手表，粤语称“蛋”。虽然不是生活必需品，但男人没“蛋”即没脸子，怎样去“沟女”？谁家女孩会看上个没“蛋”的男人？

缝纫机粤语称“衣车”，与单车异曲同工，一样重要。家里缝缝补补，置衣添裤得靠它。当年，谁家没有几个裁缝匠，连男人都是一把好手。

收音机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丰富多彩的节目，但也足以滋润下贫乏的精神生活了。而且能第一时间知晓国内外新闻和“最高指示”，这是必须的。

所以，尽管这“三转一响”价格不菲（不吃不喝三四个月的工资才能问津一件），而且还要凭票供应，有钱也买不到。但老百姓还是不遗余力地疯狂追求着。乃至成为时尚，男女结婚时的”标准件“，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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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蛋”，“广州牌”手表（80大元）。拍于1976年未婚妻家天台。

妻在收听广播。拍于1977年新房。

那时的我刚刚参加工作，上班的工厂地处广州市北郊鹤边，虽然离市区只有10多公里，还在地图有名有姓的106国道旁；但唯一的一条公交线21路车，总站只到新市墟（下午4.00就是末班车了），离厂区还有三四公里远，还得步行一个小时黄泥沙公路才能到达。

当年的广州市区，一过越秀公园就是郊区了，都是黄泥沙公路。大风一吹，汽车一过，就卷起漫天黄沙尘暴，睁眼不见人。大雨一下，更是一片黄泥浆，坑坑洼洼，到处是水坑。平日靠辆马车拉着条长长窄窄的半月板铁皮，把堆积在路中间的黄砂抹平就算路面保养了。我的工作是三班倒，只得住厂集体宿舍，一个月才能回家一二趟。

20岁的年华，体力充沛，精力旺盛。下班后看着人家一串清脆的铃声扬长而去，自己却守候在荒野的黑暗中，无所事事，困兽犹斗，毕竟不是滋味。寂寞、空虚、无聊；想家、想朋友、想玩耍，想宣泄；做梦都想有辆自行车飞回市区去。

买新车暂时是没指望的了，39.50元的工资（当年买部自行车要140多元），月月光一族。而且找张“单车票”比登天还难。但又不甘于寂寞，落后他人。只有穷则思变，自力更新。面壁苦思几天，突然灵光一闪：自己是个机械工人，有装配能力，一部单车难不到我。只要有个旧车的三角架上牌（那时无牌的自行车是不能上路的，号码就打在自行车的三角架上，而且有不少旧车架卖），其他零件就可以在商店散买，或自己动手制作。既省钱又不用求人找票，一举两得，何不乐而为之？

“我的未来不是梦”......好不容易盼到休息日，带上省吃俭用的全部身家50大元，开始我的旧货“捡漏”之旅了。记得那些日子，我跑遍广州市的长寿路、惠福路、前进路几个旧货市场，都没有捡到价钱、样子合适的“漏”，非常郁闷。后来，又转了二个休息日，才看中一台杂牌拼装的“钱七车”（粤语“残旧”，跑起来有”钱.钱.七.七“的声音），标价70元（好贵），但还勉强骑得动，比只有一个三脚架强多了；而且证照齐全，马上就可以上路。幸亏父亲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硬塞了20元我口袋（多么怀念恩重如山的父亲啊！）。一咬牙就买下来了。马上推出马路试车，感觉不太好，需要动大手术。摇摇晃晃，钱钱七七，好不容易才挣扎回到厂里，心中已有数了。马上在宿舍摆开”架撑“（粤语”行当“）开工了。先把车全部解体分拆零件，清洗、除锈、上油；后更换磨损的零件，重新安装、调试、油漆。二天下来，一辆鲜亮亮，顺溜溜的自行车终于呈现我的眼前，连师傅们都赞不绝口。我骑上它，在一众羡慕的眼光中，得意洋洋地奔驰在广州北郊的黄沙路上了。（那时的幸福感来得真容易啊！）

自此以后，无论白天黑夜；不管赤日炎炎，还是寒风冷雨，乃至打十级台风；每天都有个年轻人骑着单车匆匆忙忙、来来回回奔驰在北郊的黄沙公路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说不出的爽，乐而忘彼。尽管中班摸黑（公路是没路灯的）回到家已经是凌晨2点了（下午这个时段还得往回走），但在家里的床板上一躺，心里也是舒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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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部自行车（右二）—自摸杂牌，购于1969年.。

有钱有门路的女孩已经骑上了新潮的26寸永久牌女装自行车了

　　这辆单车与我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每天我都抽出半个小时精心保养维护它。就像一对患难的朋友，谁也离不开谁，惺惺相惜陪伴我度过整整五年时间。

直到1973年，市场环境有所好转，轻工产品也开始有所松动。父亲申请到一张”红棉牌“28寸自行车票给我，这辆旧单车还能以60元价格卖回旧货市场。我才告别了第一辆自行车。

拿到"单车票"后，我用126元，在中山五路百货商店门口蹲了整整一天（有票也不能保证供应，得排长龙队），才买到一辆横杠掉了块漆的次品红棉牌自行车（没办法，排队未到就已经卖完了，不知要等多少天才有货进。只剩这辆没人要），那时的我已经饥不择食了，速速付款买下。再拿条彩色胶带缠上一圈，掉漆就看不到了。

那个时期没了自行车一天，就好像不能活一样。

七十年代末人们在百货公司选购自行车。

这辆单车又为我立下了伟绩丰功，简直是可歌可泣！我就是骑着它，与妻第一次”邂逅“的（当然手上还得戴着“蛋”）。多少个夜晚，搭着她，共同度过了相识、相知、相恋的甜蜜时光；留下几多难忘的回忆。

那年，下乡知青的未来小舅子受了伤，急需派人去处理。我也是骑着它、搭着未婚妻，远赴百多公里的中新小村，处理好所有事项。还拉回一袋刚出土的花生，赢得未来丈母娘的赞赏（估计给我们的婚姻增添了10分）。

最难忘的是我们 新婚之夜，它成为我们的“私家婚车”。我就是骑着它，搭着妻，一齐出席婚宴的；宴后，又是骑着它，搭着妻来到沙面白鹅潭畔，共同度过“鹅潭夜月”的新婚之夜。所以，它又是我们的”证婚人“。

婚后，自行车和手表都给妻用了。它又陪了妻上下班二年多（父亲的“钱七”公家车让给我用了，自己走路上班）。女儿出生后又每天用它来接送到托儿所、幼儿园。至于平日作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拉蜂窝煤、买菜买米、运木材做家具等等，就更离不开它了。就像一位忠心耿耿朋友，服务我家二代人足足10年，厉害吧！

一直到1984年单位分到40平方的宿舍。搬家后，因住楼上，无法托车上楼，放在马路边给人偷走了。真令我痛心疾首、欲哭无泪！

我的第二部单车—广州红棉牌28寸自行车，购于1973年。（拍于1978年广州市连新路”教工二托“门前。

妻用”红棉牌“自行车接送女儿到托儿所。（拍于1978年广州中央公园）

随着它的被盗，广州市就进入了一个自行车“偷与被偷”的、疯狂的、恶性循环的年代。在之后长达二、三十年中，我家被偷的自行车多达十多二十辆。最长不超过一年，最短只有几天。“没有被偷过单车，就不算广州人！”的荒唐笑话，表达了当时人们极其愤怒，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只有反反复复、进进出出自行车商店的门。幸亏那时买部自行车用不着不吃不喝几个月了。但毕竟也是心头肉，疼！

直到城市”共享单车“的出现，电动车和私家车的普及，城市的地铁、公交系统不断完善。人们才渐渐淡出自行车“偷与被偷”这个恶性循环的阴影，成为人们像上街吃饭一样随便的事情（现在我家的自行车就算不上锁，丢在街边几天也无人问津）。但自行车的情结——那种依赖、那种缘分、那种记忆.，深深铭刻在一代中国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消散。

“共享单车”终结了中国人对自行车“偷与被偷”的心理阴影。

红棉牌自行车标牌

红棉牌自行车说明书

当年的张广宁市长参观广州自行车厂陈列室，在红棉牌自行车前流连忘返。也许他与它也曾经有段非浅的缘分。

广州五羊牌自行车标牌

广州“五羊”24寸女装自行车—我家买得最多，被偷最多的自行车。

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标牌。中国自行车的三大名牌之一。

上海“永久”26寸女装自行车

上海“凤凰”26寸男装自行车。中国自行车的三大名牌之一。

上海“凤凰”26寸女装自行车

天津“飞鸽”28寸双通自行车。中国自行车的三大名牌之一。

以上部分照片来源于网络

2017年10月修改整理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