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路

晓明印记

　 从微信上得知昨天是恢复高考文件发布40周年纪念日，我想起了我的高考。

1976年8月我参加了吉林省第三期工农青年干部学习班，在吉林省委党校学习三个月，学习结束后被认命为道老杜公社文教助理。就在接到任命通知的第二天，四人帮倒台，随之而来的就是开始批判双突干部。因为吉林省举办的三期青年干部学习班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双突干部，所以我们从报到那天开始就受到了无形的压力。

和我一起的任命还有另一个女生香梅，是一个牧民家庭的孩子，没上过学比我大两岁，她被任命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由此她从昨天的同班同学成为今天我的顶头上司。

　 1977年8月6日我出差到北京，正好赶上邓小平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虽然会议还没有闭幕，但是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在北京传的沸沸扬扬了。我是陪公社的粮食助理满达因严重心脏病在阜外医院住院，那个时候全公社的干部除我以外其他的同志都不会说汉语，公社领导让我陪他们两口子在北京看病。

在北京得到的消息如霹雳惊雷一般，仿佛在无际的海洋中突然遇见了一根稻草点燃了我心中的唯一希望。我马上到街上连续跑了几个书店购买复习资料，然而在消息刚刚出来的当天北京的所有书店有关文化课的书籍已被一抢而光，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我一本也没有买到。我想这就是首都北京人的优势，他们提前知道了高考的消息并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我回到草原上和同事们谈起要恢复高考的事情，他们还笑话我痴心妄想，说我不安心扎根牧区，更主要的他们谁也不相信会恢复高考，还有很多人幻想着等待着高考指标上学。

　　那个时候公社干部负责包村包队搞基本路线教育，我也包了一个大队，每天和农民在一起劳动，住在队部。一方面是离开了集体户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学，一方面又不在公社一个人在大队生活，而又远离家乡上千公里。

极度苦闷的我，每天晚上一个人跑到草原上面对落日夕阳，这时我眼中的草原被笼罩在一种绮丽的景色之中，但是我经没有一丝心情欣赏草原落日了，举目望西边的天际，我嚎啕大哭，在我眼中，那块玫瑰色的云块在天空徐徐变幻着形状，时而像巨人要将我随时压倒， 又时而像雄狮要将我吃掉。而且这种状况天天如此，我每天晚上一个人在草原上哭泣着，然而我又没有任何办法离开这里。当时我想如果能让我离开牧区离开草原回到城市哪怕是做一个工人也是我最大的奢望。

这个时候公社比较要好的几个同事副书记仁钦宁布、武装部长色音等在撮合着我和那位我的同学公社副主任让我和她谈恋爱，他们是好意想得比较简单说我们俩都是单身职工干脆成了一家人也省事儿，我当时表态说她有三大，个大官大架子大特别是架子大让我无法忍受，在很多公共场合下对她表现得极不尊重甚至羞辱她。当我考上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公社义德扎那书记找我谈话批评了我。我走的前一天我给这位同学写的很长的一封信，向她作了检讨表示了歉意。从那天到现在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我听说她被清退到了一个幼儿园当老师。如果有机会我还能够见到她我一定会当面向她说一声对不起请她原谅当时我的无知和不礼貌。

　 我回到了大队继续搞社教，白天仍然和牧民一起放牧劳动，晚上就不去草原上哭泣了，开始了一个人的复习。

那个年代的牧区没有电灯用煤油灯，只要点灯，灯罩瞬间就被蚊虫萦绕起来，只听见嗡嗡嗡的声音，有限的亮光几乎被蚊虫全部遮挡了，当你关灯后各种蚊虫又瞬间消失了，周围马上寂静下来没有了任何的声音，就这样我和蚊虫打起了持久战，蚊虫多了我吹灯睡觉，蚊虫跑了我又点灯起来复习，每天晚上反复多次不觉得累也不厌烦切信心满满。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消息瞬间传遍中国的城乡村镇，犹如春雷滚滚，极大地震撼了每个有志青年的心灵。

 不久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回公社组织全公社的高考，这是我文教助理的本职工作，由此我也成为既是全公社的高考的组织者又是高考的参与者，如此我也成为通辽地区惟一一个以国家25级干部身分参加高考的人。白天骑着马到各个大队宣传组织，晚上则是自己的复习。

当我把全公社参加高考的人统计登记准备上报到旗教育局的时候，我在报名表上的第一页第一排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高晓明，哲里木盟扎鲁特旗道老杜公社考区，考号001，那一年全公社760多名考生，只考上了我一个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