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往事一二三

依然思语

　　年迈的母亲越发喜欢讲自己的经历了，每次只要聊起一些生活琐事，她便能联想到以前的一些往事，85岁高龄的母亲聊起过往依然思路清晰，娓娓道来。

　　　　母亲的家庭

母亲的家庭较复杂，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家里旧时生活还颇为殷实，这得益于外公的爷爷，当时土匪入侵时，外公的爷爷背着大土司逃到了安全的地方，救下了大土司一命，大土司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于是给外公家分了土地封了爵位，一直传到外公这一代。外公本有兄弟三人，各自成家立业，但外公的哥哥和弟弟染病不治身亡，他们的遗孀因为娴熟能干，外公的母亲不舍得她们改嫁，于是便由外公来负担她们今后的生活，于是我的母亲便有了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细数一下兄弟姊妹十一人，母亲排行十一。

私塾生涯

母亲因是外公在其他孩子都已长大后意外得到的孩子，故对母亲十分宠爱，在母亲认字时便送母亲进了土司家的私塾，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女孩子上私塾是极少的，母亲也很乖巧，读书很认真，许是因为家里哥哥姐姐们都大了，不愿带着她玩，在私塾里有很多同龄的孩子，所以她爱上了读书，以至于现在年事已高还每天坚持看书，眼睛看不清了就用放大镜，前几天因眼睛不停流泪去看医生，医生说要少用眼少看书，母亲说如果不让她看书她会死掉。

因在私塾里母亲学习拔尖，先生也很器重她，也促使母亲对学习的兴趣越发浓厚，在家里的十一个孩子中，只有母亲一人是高学历的。

经历抗战末期

日本侵略军进入滇西时，到过母亲的家乡---盈江盏西，那时母亲十二岁，她清楚的记得当他们进入寨子后，年轻的女孩子都用锅灰画了脸被送到山里躲起来了，青壮年也都躲起来了，寨子里多数是老人和孩子。他们进到寨子后就挨家挨户的抢东西，鸡鸭猪牛都被他们抢去杀了，就连小猪仔也不放过，家里装水、腌腌菜的大缸被他们拿去做了洗澡盆，因为留在寨子里的都是老弱病残的村民，他们没有如电影中那样大开杀戒，或许是因为当时进入到滇西的都是残兵败将，也是日本侵略军最后挣扎的时日，所以他们的霸气略有收敛，不过当他们离去时，寨子里也是一片狼藉。

　　北京求学

建国初期，政府为了做好边疆少数民族工作，需要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因为母亲在寨子里也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上过私塾），于是被选中到北京去学习，母亲非常兴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外公。当时母亲已是20岁的少女，在傣族寨子这个岁数早已应该出嫁为人妻为人母了，但是外公非常支持这个小女儿，答应让她到北京求学。这一去就是10几年，从速成小学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再到中央民族学院大学本科，在母亲的年代，这可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啊。而且在母亲的众多兄弟姐妹中，她是家里唯一一个走这么远读书，并获得当时高学历的女孩，这段经历也是母亲最引以为荣的。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她们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得到过当时中央的最高领导的多次接见，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在她的相册里珍藏的与这些领导人的合影是她此生的至宝！

这是非常珍贵的照片，穿傣族服装的就是母亲

　　这张照片太长，只能节选，图二第五排左起第六人便是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和母亲相识在北京，当时他们都是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的学生，因为是同一个地方，又是同一个民族（母亲是德宏盈江人，父亲是德宏梁河人，都是傣族），当时假期从北京回一次家差不多要半个月时间，父亲与母亲在回去的路上相识了，不过那时的年轻人都比较矜持和腼腆，所以在校期间他们是没有考虑过个人问题的，尽管那时候他们都已是20几岁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关系仅仅是假期的时候一同相约回家。

听母亲说她真正和父亲走到一起是在参加工作以后，父亲大学毕业后分在了云南省公安厅，母亲分在云南省民委，那时候父亲才正式向母亲表白，但是一度遭到母亲的拒绝，曾经在父亲的日记本里看到过父亲追求母亲时的遭遇，因为母亲当时也并不看好父亲，于是父亲负气写了一段："孟素芬太骄傲了，不理我就算，东方不亮西方亮。"

不过老人们说，月老把红线牵过来了，如果注定是这一个人，你便已被栓牢。后来组织就找母亲谈话了，然后组织就对母亲进行了政审，再后来母亲就和父亲成了一家。

父亲和母亲风风雨雨走过了40多年，有过吵闹甚至大打出手，父亲还是一个大男子主义，小的时候还经常看到母亲偷偷流泪，我也在挨了父亲的打之后问过母亲他是不是我亲爸，母亲也因为受不了父亲的坏脾气曾想过离开父亲，但因不舍得我而忍下了，这一忍才让我们这个家一直完整。父亲瘫痪在床的时候曾对我说过：你母亲跟着我也是受苦了，你要好好孝敬她。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父亲在心里其实是念着母亲的好的。母亲又何尝不是呢，我问母亲为什么能忍受父亲那么多年，母亲说：你爸其实是个善良的人，也是一个正直的人，因为他的这两点所以我原谅了他所有的不好，一个家不就是这样，总要有一个人有一颗包容的心。父亲是家里的长子，也因为长期在外读书和工作，再遇上当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各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父亲决定回到家乡工作，于是在75年的时候，父亲母亲从昆明调回了德宏。

　　我的降临

40多年前一个冬天的午夜，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我被母亲带到了这个世界，母亲生我的时候是回到父亲的家乡来生产的。看着襁褓中的我，一向重男轻女的父亲脸上掠过一丝失望，母亲说因为我是女孩的缘故，她在月子里便没有被悉心照顾，刚生下我三天就自己去洗尿布了，吃的也是医院打来的饭菜，于是奶水不够我吃，还是一个从母亲家乡嫁到梁河的我叫阿婆的亲戚到医院探望母亲时，看到这一幕非常心疼，于是承担起了照顾母亲的责任，至今母亲一直感恩这位阿婆，每次我去梁河出差，她总要叮嘱我别忘了去看看阿婆。因为母亲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再加上营养不够，所以她的奶水不够我吃，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以随处买到代乳食品，于是我每晚都是非常折腾人的，还好老家很多生育了的妇女都很热心，于是我便成了吃百家奶的主儿，因为这些热心的妈妈，我还算幸运，满月时也长得白白胖胖的。母亲与父亲要回到昆明上班了，于是为了我的肚子问题决定把我留在老家，听三叔说那天母亲和父亲刚刚坐车走出家门，我便嚎啕大哭，怎么哄也哄不歇，什么也不吃就是一个劲儿的哭，哭到嗓子哑了，三叔他们害怕出事儿，于是抱着我追赶我的父母，在父母准备登上开往昆明的客车的一瞬，我被交到了母亲的手中，嗅到母亲味道的一刹那我停止了哭泣安静的睡着了，于是我最终还是与父母回到了昆明。

我是独生女，很多人奇怪，我这个年代出生的孩子，家里肯定是兄弟姐妹一大帮的，因为看到母亲的年纪与我的反差太大，也有人质疑我是不是要来的，小的时候母亲去帮我开家长会，总会被老师和家长误认为是我的奶奶，记得小学那会儿我的班主任老师曾说我，为什么家长会你的父母都不来，都是你奶奶来，我告诉老师那是我妈妈，老师很怀疑的问我，你们家几姊妹，你妈妈多大年纪才生你啊，我告诉老师我家有5姊妹，我是老4，家里还有一个最小的，于是老师不再怀疑那是我妈妈了，但是这事很快就穿帮了，那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因为生病，母亲带我到昆明治疗，在保山车站偶遇我的班主任，老师问母亲她带我出来了，家里小的谁照顾，母亲很讶异的告诉老师，我就这一个孩子，没有小的了。从此我见到老师总有一种做贼的感觉。曾问过母亲，为什么别人家里都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为什么我家只有我一人，我是不是捡来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母亲在我之后还怀过另外一个孩子，当时因为被派去工作队，挺着一个大肚子不方便，于是做了引产手术，因母亲那时已是高龄产妇，再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母亲大流血差点丧命，从此便再不能怀孕生产，引下的孩子据说是个男孩，父亲还在医院大发雷霆了。

　　我与母亲

我的父母那个年代的人总是以工作为重的，在我8个月大的时候，父母都被抽到工作队，派到其他地州工作去了，我被丢给保姆（母亲一个同事的妈妈）来带着，70年代初期食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为了让我健康成长，父母就把攒下的鸡蛋、红糖、罐头全都留给了保姆奶奶，当时保姆奶奶自己还有一个比我大的孙子，于是这些营养品成了共享食品，说是共享，其实我得到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从那个时候起，我便落下了营养不良的顽症，身体很弱，稍不留意就要生病，记得小的时候大人们都叫我林黛玉，以前也不知道有什么含义，只感觉这个名字还不错，像仙女，后来看了《红楼梦》才知道"黛玉是打会吃饭起便吃药到如今，我就是如此，原来外号是由此而来的。"

在保姆的监管下，我不仅没有完全享用父母省吃俭用攒下的营养品，而且还被虐待，挨打是家常便饭，如果哭得厉害了，还被保姆倒提起来掐屁股，保姆外出的时候还把我用绳子拴在桌子脚，民委大院里母亲的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了，拍电报让母亲速回领我。母亲去工作队时，我还不会说话，回来时我已呀呀学语，只是管母亲叫阿姨，尽管保姆打我，可到了晚上我依然只会找保姆，被母亲抱在怀里的时候还是哭喊着要奶奶。每次说到这些，母亲总是觉得亏欠我，于是她对我的女儿格外的宠爱。

母亲说我确实跟着她受了很多苦，她所在的工作队工作的地方是临沧的一个偏远的佤族村寨，坐车到县城后还要步行翻过10几公里的山路才到，父亲的工作队是在曲靖，所以只是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一次我生病，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天色已晚，走在路上时黑灯瞎火的，山路上已没有什么行人，只有几座孤坟和远处犯人劳动工地上忽闪忽闪的几点亮光，我在母亲的背上一路哭着，母亲也很害怕，于是把我转到前面，借着手电微弱的光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走着，一点响声也会让人心脏停跳半拍，幸好在走了一半路的时候遇到了押解犯人的两个解放军同志，看到母亲背着一个孩子在山路上行走，赶紧过来帮助母亲，把母亲安全送到了村子。每次回忆这段，母亲总是说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后怕，如果不是那两个解放军同志，她都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安全回到家。

三岁那年我得了一场大病，高烧40度一直不退，已到了抽搐说糊话昏迷的状态，母亲带着我跑了好几家医院，都说看来这孩子是不行了，昆明儿童医院直接下了病危通知，母亲抱着我哭，央求医生救救我，医生说已经尽力，只能看我的造化了，陪母亲一起去的一个阿姨突然想起什么，对母亲说要不去省妇幼保健院试试吧，于是她们坐着公交车把我带到了省妇幼保健院，那时我早已人事不省，抱着最后一试的心情，我被交到了胖胖的妇幼保健院主任的手里，几个小时以后，我这个已被宣判死刑的女孩被胖阿姨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听到我叫妈妈的声音时，母亲忍不住哭了。

下放

文革时期，父母这样的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于是被下放到一个叫做"曼雪坝"（那时候我可能只有3岁多一些，不记得那是在什么地方）的农场，那是我们一家第一次全部聚齐在一处，我们住在建设兵团，听母亲说在这里的全是医生、教授、工程师等等有文化的人，大人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开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忆苦思甜。我印象中有一个叔叔，他是这个兵团里每天开会坐在中间挨批斗的人，他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胡子拉碴的，披一件打满补丁的黑色外套，从不与人说话，比我们大一些的孩子总喜欢追在他的后面起哄，他也从不理会，兵团晚上有的时候会放电影，记得那时候看得最多的是《红灯记》《白毛女》，电影开场前他总是要先上台戴着高帽子被批斗一下，后来有很长时间没有再看见他出来，再后来就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人把他从他的小屋里用担架抬出来，再后来这个兵团里就再没有了他的身影。

记得兵团里有几株蓖麻树，结的果实是毛茸茸的小球，剥开里面是长着花纹的松子大小的颗粒，比我们大的孩子说那果实可以制造飞机用的油，缺少零食的孩子们被漂亮的果实诱惑，于是那天我们这些孩子开心的大肆品尝了果实的味道，于是那天晚上所有的孩子全部中毒，小小的医务室里乱哄哄的挤满了喝完一大口缸肥皂水不停呕吐的孩子，还有帮孩子们拍着背的焦虑的、表情凝重的大人们。所幸的是所有孩子最后都脱离了危险，以后再看见蓖麻树总会想起那惊醒动魄的夜晚。

　　回到故乡

75年我随父母回到了这个边陲小镇，一住下就是40年，从幼儿园到工作我再没有离开过这座小城。（虽然参加工作后我也利用休假去了很多地方，但是在读书生涯中没有远行过，始终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母亲被安排在州委组织部工作，后来又去了州医院办公室，父亲一直在州法院工作直至退休。

一直以来都是人往高处走，父母却是从高处回到了这样一个边远的小地方，问母亲是否后悔过，母亲说有过后悔，也曾想过调回昆明而且也确实有过调令，但是因为父亲固执的坚持要留在家乡，如果母亲执意要走那么只有散了这个家庭，而我是必须与父亲在一起的，母亲因为不舍我而最终选择了留下。

问母亲，如果时光可以倒回，您会怎样选择，母亲回答依然会选择家庭的不散。

　　看着母亲日渐伛偻的背影，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人生唯有走过，才能真切的体验，无论对错，都是我们脚下必经的履历，必然踏过的基石。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这场人生中独一无二的经典，我们在这场经历中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不断的获得，不断的失去，不断的感悟，就这样我们长大了，有一天也终会老去在时光的河里，那时候我们身披夕阳，举手眺望走过的岁月，又是怎样的滋味和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