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乡愁·学堂

烦恼即菩提

　　这个村文化礼堂兼村两委办公楼，原先是个剧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正处改革开放初期，文化生活开始丰富起来，隔三差五地放映一场电影，正月时节请来戏班热闹一番，也还颇有点人气。随着电视机的普及，文化娱乐多样化的开展，这个剧院逐渐没落。

　　文化礼堂里面的观众席。

　　文化礼堂门厅的村务公开栏。

事实上，这幢楼是拆了杨家宗祠而建造的。原先的祠堂，从我能记事起，就是一所学校。那是一个提倡“学校办在家门口”、“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工学农又学军”的时代，我的小学五年半和中学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现在回忆起来，亦真亦幻，如梦如醒，恍如隔世。

　　遗忘历史有时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它会造成人生的空白。这幅学校内部布局图是自己凭着遥远的记忆绘制的。南边大门紧靠村里的唯一的一条直街。走进大门，是一个大概5米见方的厅，厅的正前方是一座高大的屏壁，厅的两边是厢房，都是教师的办公室。

向左或向右绕过屏壁，是一个空旷的“天井”，地面全是大小划一的卵石嵌成；紧挨屏壁的是一座亭式戏台，台高近2米。学校用来发布上下课号令的“钟”——一块长1米左右，宽10来厘米，厚约1厘米，并且锈迹斑斑的生铁——就悬挂在亭子东面的大柱子上。上下课时，值日老师敲钟总是很讲究技巧的，人们能够从节奏上分辨出是上课还是下课的钟声，上课的钟声一般“铛铛铛铛……”地来得急促，下课的钟声则“铛…铛…铛…铛…”地来得舒缓，使得同学们的精神一下子就进入状态或是松弛下来。“天井”的东西两侧也是房子，空间大一点的便是教室，空间小一点的用作教师的卧室。

穿过“天井”，便走上“大厅”。大厅的地面是假砖地，由于年深月久的缘故，假砖地已经磨得非常光滑，有的地方则已经剥落；大厅很高，有现在的两层楼多那么高，中央有两排高大的柱子擎起，每排3根。柱子起码需要两个小孩的手臂连接起来才能合围的。两排柱子把整个大厅分割成既连体又相对独立的三个空间。平时它的功用主要有两个：一是作为风雨操场，下雨天我们就在这里上体育课；二是作为集会场所，全校师生都在这里集会，在这里开始新的学期，也在这里结束旧的学期，还在这里接受“最高指示”，高喊着“永远健康”“万寿无疆”和后来的“批林批孔”那样的政治运动的洗礼。很久的以后才知道“批孔”的政治背景是针对周总理的，也知道了孔子是“有教无类”的思想先驱，是“教育公平”的发轫者。在“文化浩劫”的年代他竟被别有用心的人改造丑化之后当做炮弹来使了。

不过，那时，在这里有两位老师对我人生影响很大。一是体育老师俞培根，记得他在大厅上体育课，指导我们跳鞍马，让我给同学们做示范动作，这种“被重视”可真算得上是一种极高的奖赏，我从中获得了为人的自信心。一个是我的班主任杨根华老师，他经常在班队活动课上给我们讲故事，每个星期的班队课是我们最期待的时间。杨老师讲过的故事书有好几本，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闪闪的红星》。人世间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人性善恶，这些关于“人”的学问，在杨老师绘声绘色的说书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启蒙，而有勇有谋、机灵可爱的潘冬子形象也成了我们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崇拜的偶像。

离开“大厅”，再往里走，又是一个“天井”。与“大厅”前的“天井”不同的是，这里全是泥土地面，记忆中有两颗比较高大的树，树种的名称，则已完全记不清了。“天井”东西两边还是房子，当时也是教师的卧室。

越过“天井”，再往前走，两边是教室，中间是穿堂，走过穿堂便是学校的操场。操场的西南角是教师的厨房，正西面与厨房并排的是一个简陋的司令台。

与现在相比那时的读书条件实在很差，学校没有一块像样的操场，没有标准的教室，除了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什么现代化的技术手段都没有，教室是泥土地，一打扫卫生，灰尘满教室都是。许多同学，还要半工半读，上午上课，下午回家放牛。教师的工资待遇也低得可怜，他们确实为一方的教育做了很大的贡献，至今回忆起来有：李佐华，杨根华，杨为民，杨素娥，俞培根，徐岐山，朱青山，方志清（英年早逝），吴水鸣（英年早逝），伍根荣，王子明等等。

　　这是初中教室，一段短暂的初中时光在这里度过。

　　下一代的学习读书条件当然比我们那时好多了。这是现在的下杨小学，全名叫俞源乡下杨中心小学，面向除了俞源村以外全乡各村进行招生。在“县管为主”的办学方针下，以县级财政为支撑，学校建设达到了浙江省标准化水平，整洁的食堂设施，靓丽的塑胶跑道操场，适应教学需要的各种功能教室，不断开展的教师专业培训，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办公和教学条件，都给学生学习提供了良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