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知青故事--立锥之地1---父母亲送子好忧伤 老三届下乡心迷惘---回顾一群人走过的那段知青岁月

youlan

原创（田野照片来自网络。线描插图由作者本人画。）

连载一
（前言，一）

前言

读过不少知青小说，好作品很多。我没有他们的才情，写不出那样惊艳的东西。但我不认为知青的岁月都是悲情，都是惨烈，而更多的是平淡，是无奈，是随波逐流。我写的就是平淡，是无奈，是随波逐流的故事，与我相似体会的知青很多，同龄人愿意读的，就当一消遣之事， 没有人想读也无妨，自娱自乐，快乐度余生。
1968年底开始，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老三届（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头衔，全部前往农村。从此，每年都有大批的初中和高中生上山下乡，累计十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超过1600万人（不计66年前和76年后的），把青少年从城市大规模地迁移到乡村，这个空前的举措彻底改变了这一代人的人生，给全国城市居民家庭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给千年农耕文化的农村，带去了一定的影响，农村青年人思想也随之产生了动荡。
　　以千万计的知青，他们年青，单纯，充满热情和理想，领袖的指引就是他们的前进方向，他们要去战天斗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他们义无反顾地上山下乡了，农村对他们今后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没有人去细想。而对于管理者来说，城市中这一大批本该升学或就业的青少年，现在却是无所事是的、热血沸腾的、躁动不安的，就像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定時炸彈，通过下乡这一手段，被撒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天地中，大地的泥粪、庄稼的色彩，艰难的生活，土朴的农民裹挟了他们，那一股巨大的能量一下子好像消失了，不见了踪影。而且大大地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暂时解决了内急和好些急需处理的难题，一举多得。
　　这场上山下乡的洪流虽然成为了历史，它的许许多多的浪花已经消失殆尽，但它已经刻在历史的长卷上，它所产生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也是抹不掉，只有大小之分。
　　岁月如梭，老三届，连最小的初六八级的知青也退休了，他们已经走出了社会历史的主流舞台。除了老三届自己对这一段历史念念不忘，写了又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已经不知道这一段历史岁月。对历史来说这一代人曾有过的生存状态，是微不足道的；而对老三届自己，人生只有这一次，岁月是蹉跎？还是峥嵘？各有不同认识，自己的体会罢了。
　　知青生活给了他们什么？他们学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时间越长，答案就越清楚。他们的人生中，有与时代一致的相同的喜和悲，伤与痛，爱与恨，情与愁。他们人人又各有自己的不同故事。
　　“上山下乡”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到农村“插队落户”，分散到最小的乡村单位生产队去，完全像农民一样的独家独户地生活，逐步化为农民。第二种，是以“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建制下去，集体生活，他们虽然也是务农，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他们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在官僚习气严重的军事化管制下，过着集体的、原始的农耕生活。许多知青作品都已经描写了大量的惨烈悲壮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生活。
　　这里讲的是插队知青的故事。当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苦乐，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思想与时下的人们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来说，除了极个别的英才外，都不可能超越时代，他们的故事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汇聚在一起，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风貌，映射出时代的特征。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认识去改写他们当时的精神面貌与人生。现在他们老了，回顾当年的知青生活，视角变了，看法已经大大不同，但现在的认识就留给下一个故事吧。
　　让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去认识这样一群年青人——插队知青。

（全部线描插图均为作者本人画。）

一
　　父母亲送子好忧伤 老三届下乡心迷惘

　　1969年1月18日这一天清晨，天空阴霾, 空气干冷,不到6点，卿澄的妈妈就轻脚轻手地起床了，妈妈麻利地在外屋窗外自己隔出来的小厨房里，揭开蜂窝煤，煮稀饭，蒸上馒头。然后走到里屋靠窗的小床前，拍了拍卿澄，悄悄地说：“澄儿，起床了。轻点，让弟妹再睡一会儿。”
　　卿澄妈妈矮矮的个子，短发剪得齐齐的，用两根钢夹子往耳后别着。一看就是一个劳动妇女，做事干练，走路急匆匆的，她一个人要三班倒上班，还要照顾三个孩子，养成了做事雷厉风行的习惯。大女儿这一天就要离开家下乡了，心里舍不得，又不得不舍，要早点帮女儿打理好。

　　卿澄从单人床上坐起来，穿上小棉袄，罩上灰布外衣，穿上手套线织成的线裤和蓝布外裤，再穿上妈妈做的手工布鞋，然后把行李再清理了一次。玻璃窗外还是黑沉沉的，弟妹都还在熟睡。待洗漱完，卿澄对着桌上的小圆架镜子梳小辫子，看着镜中的自己，充满稚气的椭园的脸，眉毛从眉头由浓逐渐变淡，大大的单眼皮杏眼，有神而纯真，高高的鼻梁，厚薄适中的嘴唇，于是一边编着小辫，一边心里对镜中的自己说，你长大了，你要独立生活了，给妈妈减轻一点生活负担。嘴角向两边一裂，脸蛋嘟起，做出一个自信的抿嘴笑。

　　这一天是成都好几所中学学生下乡的日子，卿澄就要乘火车去彭山县了。 “澄儿，吃饭了。”妈妈说。
卿澄又检查了一次自己收拾好的行李,向后一甩小辫子，坐下来吃饭。妈妈给卿澄盛一碗稀饭，在盘子里放两个馒头和几块泡萝卜：“澄儿，快吃。吃了妈送你去学校。”妈妈说着，在卿澄的知青盅里放了两个馒头泡萝卜，放进提洗脸盆的网兜里。“这馒头你中午路上吃。下午可能就到了。”
“嗯”
“澄儿,下乡了，要自己过日子了，那就比不得在家里，啥子事有妈给你挡到，这下子妈就管不了你了，你要晓得自己管自己。要小心点，要精灵点，要学能干点……女娃儿家家的，只有自己小心罗，不然咋个办嘛……”妈妈对卿澄说，不由的眼睛湿了，转到一边去。
“嗯，晓得罗。”卿澄说，来到外屋的用小木箱当的小桌前坐下，吃早餐。今天就要离开家，就要和同学一起到农村独立生活了，卿澄的心情有一点异样，有一点忐忑不安，说不出心中的感觉。卿澄和妈妈都不知道彭山县在哪里，只听革委会的人说离成都不远，只坐不到三个小时的火车。卿澄妈妈听说离成都不远，才稍觉一点安慰，她同事的孩子有的下到很远的云南去。她长期清贫艰难的生活，让她坚忍不拔顶住一切不幸，天垮不下来，她总是对孩子说‘要与比自己差的比，就不觉得苦了。’但是，女娃娃出去独立生活，走上社会太多危险，一定要澄儿明白。 “澄儿，出去以后，要处处小心点。不要一个人到处走，晚上不要出去，要分清好人坏人，要精灵点。 你们三个人，做什么都要一起。”
妈妈利索地做完事，坐在旁边怜惜地看卿澄吃饭，“澄儿,我给你的钱你放好了没有？”
“放好了，你帮着我一起放的得嘛。”
“哦，在这儿。”妈妈摸一下说。“捡（收捡）好点，不要掉了，有个急事好救急。家里是再拿不出钱给你了。”
“嗯，我晓得放好。” 卿澄知道妈妈一个人养三个孩子的困难，父亲在外地，一直被关牛棚劳动改造，每月只有他自己吃饭的12元钱，这个家全靠妈妈，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妈妈几近崩溃。
“你就是个没心眼的人，去串连就把仅有的钱都掉了。”妈妈揭老底了。
“我晓得小心，你放心嘛，妈！”
“好好，我不说了，你快吃。”妈妈去叫弟妹。 快步走到卿新床前，拍拍卿新的屁股，把他的衣服扔到他头边。
“卿澈卿新快起床！”卿澈坐起来穿衣，卿新又翻个身，扭几下才伸出一只手臂来摸衣服。
“起来自己吃饭，吃了就切（去）上学。澈儿把你弟弟带去上学。我送你姐去学校了。”妈妈快速地收拾好，把蜂窝煤炉封起来，把盛馒头的盘放进锅里暖着。
7点，妈妈帮卿澄扛起小木箱子，卿澄背起铺盖卷出发了，离开家，离开这个熟悉的四合院，到学校去集合。院里的伙伴这次有四个要下乡，卿澄是第一个离开家出发的。再见，伙伴们。卿澄回头再看看四合院，这个小院里的三棵老桑树还在冬眠，只有枯枝。
一路上，妈妈还在交待那同样的话，“澄儿,我是把啥子话都给你说尽了，不晓得你记到没有，妈妈也就只有这样子了，没有其它办法帮你。”
“妈你不说罗嘛，我记到了。我一定小心，我还是这么大罗得嘛，又不是没有出切（去）过。”
“你这个娃儿，说你又不想听，二回你就晓得妈说的是对的。”
“我听了的。我记住了。”
卿澄妈真想不出这么小的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要去到农村，真正独立的生活。她能行吗？妈妈是从农村来的，农村是什么样她心里清楚的很，她心里焦虑，好担心，几天都没有睡好觉。
清冷的空气里充斥着不安，忧虑的情绪，到处是翁翁的人声，从家到学校的一路上，看见的都是神情无比焦虑、担忧的父母，为儿女们扛着行李，给孩子们送行。学校里里外外家长和学生，行李，打堆成团。有的妈妈在泣，有的女儿在哭，家长们都在没完没了地向儿女交待。学校联系的大卡车还没有到，妈妈要上班，放下箱子说:“澄儿,下了乡,要勤快，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妈帮不了你忙了。自己要小心，不要瓜头实脑的。” “我知道。”卿澄妈是非常老实质朴的人，虽然心中五味陈杂，但就不会说什么，翻来覆去交待同样的几句，就果断地离开了。卿澄看见妈妈转身的时候眼睛红了……。
这二十七天来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成千上万的学生对毛主席有着无限地、宗教式地崇拜，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唯一的真理，就是至高无尚的“最高指示”。既然毛主席发出了号召，那就要绝对响应，毛主席称呼学生们“知识青年”，对于头脑充满红色幻想的学生们，那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名字！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是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怀着真诚的革命理想，奔赴农村的。那六届学生经过了三年闹哄哄的文化革命，但他们仍然很天真，很纯朴，很懵懵懂懂，他们一个心眼儿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农村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一心要为祖国做贡献。即使心里不愿意去农村的，也只有这唯一的选择——去农村。因为毛主席教导："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谁会去背那“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帽子呢。再者，年青的知识青年们，他们的思想怎么可能超越历史时代呢。
　　最高指示发表才两天，就有很多学校学生上山下乡了，赶在新年之前下去，是更革命的表现。
　　冬天的成都,空气中有一种不安，有一种忧虑。寒风中,各个学校66-68级高初中六届学生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赶往百货公司买知青用品:铺盖,蚊帐,电筒，洗脸盆,水壶、知青盅和洗漱用品等。从69年1月到2月，几乎每隔一天就有学校学生浩浩荡荡地乘火车或乘汽车下乡。
　　东南中学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立刻出发去彭山县实地考查了一番，回来向全校师生介绍了彭山的情况，并决定全校红卫兵下彭山当知识青年，会场上学生们群情激奋，高呼口号，“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速思想革命化！”出发时间定于1969年1月18日。
　　学生们热血沸腾，积极地在各班内报名，自由组合，写申请，上报革委员会。革委会迅速地发红榜，公布名单以及所下公社、大队。上山下乡的旋风刮起来了。
　　卿澄初六八级的学生，十六岁的花季少女，还是懵懵懂懂的，对社会，对政治绝对是屁都不懂。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年青人表现出的都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到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自己，要吃得苦中苦，将来才能接好革命的班。特别是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更是要加强改造，不能有怨言，不能让自己被划在接班人之外。对下乡这一场变故，卿澄虽然听说农村苦，但并没有多想，感觉到的不是离别的痛苦，她对独自到家以外的地方过些日子感到好奇，还自以为长大了，下乡应该不成问题的，好儿女志在四方嘛，前不久翻读的一本‘四旧’破书中，李白年青时候不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吗？

　　对知识青年这个称谓，卿澄有一种虚荣的骄傲，但对‘知识’这两个字，却一点都不自信。初68级的学生，是只上了半年多初一的、最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

　　三年的中学生活,有两年半在写大字报,在学校里参加“文化大革命”,同学各自在自己的群众组织,有不少回到家中逍遥，各有各自的同伴。卿澄和本班的同学接触并不多，自由组合下乡找谁呢?怎么办呢？本来交往多一些，比较要好的同学,因为红黑麻五类分类，交往就少啦。陶丫丫跟自己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经常在一起。淘丫丫的性格开朗，大方活泼，爱开玩笑，大家在一起应该比较轻松愉快。好的，就找她。陶丫丫鸭蛋脸，鹦鹉鼻子，薄薄的小唇，可爱的模样。随时说话带笑声，使用最流行的语言，还带舞蹈动作。卿澄找到陶丫丫说： “我俩组个队下乡吧！”陶丫丫笑着说， “我今年才15岁，我明年再下。”难免显出很得意的样子。卿澄有点儿失落,那再找谁呢，找静一，找华燕？和自己一样是麻五类的?还是去找班干部那一组，卿澄犹豫不决。
　　这时一班的叶知思也在考虑与谁组队下乡。叶子思与陶丫丫住在一个院子。也是同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她们是朋友,卿澄这两年与他们都在一起玩儿。按照陶丫丫的话说，叶知思心眼很多，鬼精灵。
　　叶知思想，找卿澄吧，她人比较老实，不会欺负人，又勤快能干。关键是自己经常能指挥动她。对，找她去！叶知思矮小的个头，扁圆的脸，像一个透红的柿子，扑闪着一双大眼睛，说话眉飞色舞。叶知思找到卿澄说：“卿澄，我们组合要得不？我们俩很熟，下一起相互有照应，又好玩。”

　　卿澄可没有想那么多，和熟悉的朋友一起，那是好事儿。她说：“要得要得，我正想在班上找谁下一起呢！”

　　陶丫丫说，“这下好啦！你们俩一个组一起下乡，不会受欺负。卿澄!谁要欺负你，知思飞起一脚把他踢到十万八千里外。”边说还把脚一踢。“知思，卿澄这么能干，你们会生活得很好。”她装着老练的样子，一手拍着知思的肩膀。 三人呵呵呵笑了。
　　叶知思说，“那就说好了，就这么定啦！我们都到自己的班上报上去。等会儿见再商量一下哈！”
　　卿澄在班上报了一起下乡的名字。
　　叶知思左思右想，两人一起还是不好，万一吵架了，就没有人说话啦。再找一个魏星笙，她也是一个很老实的人，那样的话，不管和谁吵架。至少我都有一个人可以结伴儿。于是，她马上找到魏星笙，“魏星,和我下一起吧，还有二班的卿澄。卿澄你晓得嘛，就是经常和我一起的，很文静很老实的，你想起没有？”
　　“我晓得，我觉得她多对的。好嘛，好嘛！”
过了一会儿，知思来了，带来一位同学对卿澄说：“这是我们班上的魏星笙,我想组合一个三人组下乡更好点。你说要得不？你同意吗？”

“要得。到农村，三个人比两个人好。”卿澄说。

　　三人一起商量一下，就填好表格报上革委会。第二天,分组名单就在大红纸喜报上公布出来。每人领到一百元安家费各自准备去了。

　　卿澄回到家，自己找出户口本，到派出所去迁户口。卿澄的心中，城市户口是很宝贵的，当年听到妈妈讲厂里有人被压缩了，必须回农村，就没有工资了，一大家人，吃的穿的都非常困难，好可怜。而现在自己却要把户口迁移到彭山县农村去，心里还是有点打鼓。可是这是毛主席号召的，而且全体同学都要下去，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就平复下来，镇定地到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
　　东南中学的校内校外，人越来越多，到处都是堆成了小山的行李。
　　卿澄抬眼张望，看到叶知思和魏星笙在哪里。学校门前的大路上行人、自行车拥挤着，互相错让着背包行李，还好，那时汽车不多。过了一会儿，魏星笙由魏爸爸护送来了，魏爸爸一脸严肃，帮魏星笙把行李放好。叶知思由她哥也陪着来了。“我爸妈不可能送我，我哥送我过来，他们学校20号走。”叶知思喳喳地说。魏爸爸说，“你们三个女生下在一起，今后要互相关照，要团结，防止被别人欺负。女孩子要有警惕性。”既担忧又慈祥地说。他有三个子女下乡，心中无比担忧，但作为男人，他不能懦弱，不能外露不良心境，怕影响儿女们的情绪。
　　九点多，几辆卡车来了，学校广播里响起革委会领导的声音，通知各工宣队师傅带领各自所负责的学生，按下放公社，分别把行李放在汽车上。

　　大喇叭叫学生们集合，步行去火车南站。队伍出发了，两边送行的亲属簇拥着，含着泪水，挥手再见。不少家长也跟着学生一起走到南站。

　　火车南站第四站台上，一辆全是闷罐式车箱的货车就在学生面前。车站广播不知在说什么，站台上各领队来回地跑着，找人，清点，招呼上车；送站的家长，兄弟姊妹帮着把行李搬上货车箱，还在说着叮嘱的话。还有家长上了车就不下来，坚持要把孩子送到生产队，亲自安顿好。
　　叶知思忙着摆放好自己的行李。卿澄和魏星笙站在货车箱敞开的大口子前，望着站台上那些忧伤的家长们，听那由告别声，叮嘱声，还有一些哭泣声组成的翁翁的，嘈杂的令人烦燥的音律洪流。

　　一个高大的小伙子，是高二杨姐的哥，手拿照相机说：“来照个相吧。前面的同学坐下来，蹲一排，后面的靠拢，挤紧一点站好。”在货车箱上下货的大门口，卿澄和魏星笙就地坐了下来，后面的人蹲的蹲，站的站，一群知青围紧了，杨哥快门一响，留下了历史性的纪念和见证。一点多了，汽笛终于响了，列车缓缓开动了，站台上的人，车上的学生都在挥手,再见爸爸妈妈，再见成都……，渐行渐远,成都退到视线不及的地方。

摄于1969.1.18日

　　卿澄的妈妈急着往回走，工厂与学校的方向相反，这天早上要多走十几分钟了。卿澄妈在一家药厂上班，负责药品原料与配制，工作责任重大，她每天都早去晚归，今天要跑快点赶到工厂去。走到街口，遇到叶知思的妈妈到医院上班。知思妈是个儿科医生，个子也矮矮的，与卿澄妈差不多，但长年在诊断室上班，养得肌肤白嫩嫩的。医院就在卿澄家的街口上。
“叶妈妈，你上班来啦！”
“卿妈妈，你送孩子去啦？我不敢送，我怕忍不住哭出来，对娃儿不好。娃儿才十几岁，就要自己去农村，不晓得她们得行不，好担心啊！”说着用手抹一下眼睛。
“说的是啊！女娃娃家的，好多事情都不懂，咋个不操心嘛。但担心又能怎么办嘛？那么多学生都下，又不是只有我们的娃儿。车到山前必有路，日子还是要过的。”
“也只有那样了，哪个能不下呢！我家下两个啊！儿子后天也要走，唉呀，操心死了！”
“你家下两个，是有点具体啊！我的同事她家本来也下两个，结果他带娃儿去医院开了个病情证明，可以暂时不下。唉，不要急，别人都能过，我们也能过。我赶去上班了，下次摆。不要伤心哦！”
“你慢走。”
卿澄妈快步小跑着，一边想着，自己只有卿澄一个下乡都那么担心，叶妈妈一下子走两个孩子，当然更担心罗。叶知思聪明，不会吃亏的，卿澄老实，没有心眼儿，在外面会不会吃亏啊？晓得（不知）这个娃儿晓不晓得早点写信回来哦！晓不晓得你妈担心哦！……不要想多了，想工作的事。
哐啷哐啷哐啷哐哐哐，火车唱着它特有的枯燥的歌，有节奏地晃动着奔向未知的异乡……。
学生们几个一堆，聚在一起，各自在车箱里找一块地方坐着靠着,把自己安顿下来。离开了城市的喧嚣，车箱里的嘈杂分贝越来越低，情绪颓然沉寂下来。
这车箱里各年级的学生都有，有高中的，初中的，围成好几团。除火车的哐哐声之外，车箱里能听到轻轻地泣泣，在角落的一堆学生中有人在哭，有同学在安慰她。
“你们看，那个女生在哭。是哪个班的？”卿澄悄悄问：
“是初二的。不要看她，一会儿被传染了。”叶知思说。
“我才不会哭呢，又不是生离死别。”魏星笙嘴上说着勇敢的话，眼睛却有点红，努力摆脱阴郁的心情。
“反正大家都下，又不是一个人下去。”叶知思说。“我妈最爱哭罗！不过我们经常离开家，她早就习惯了。就是啰嗦，絮絮叨叨紧到说。”叶知思扑闪着一对明亮、聪明的单眼皮杏眼，晃动着头说，在左右耳后的辫子也随着晃动。她身着棉袄，花童装罩衣罩着，一副小儿童打扮。圆圆的脸像一个水色极好的柿子。说话的神态是那种完全不懂父母心情的孩子
“我们家三个下乡，我大哥，我小哥和我。”魏星笙说。“我爸说要服从政府的安排。”
“下三个啊！”卿澄感叹，想到自己家只下一个还算庆幸。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大家都要下，别人都要过，我们家也一样过。”魏星笙没有直接回答，很懂事的样子。
“我妹和弟还在上小学。我下乡了，我妈负担就少一个。”卿澄想着妈妈离开时的眼睛，想着家里生活的困境说。
这时叶知思转变话题了，“嘿！不知小左和小右他们学校下到哪里的？”
“他们肯定也要下，不知走了没有？”卿澄说。
“他们是哪个学校的？”魏星笙问。
“四中的。这两年在一起办红卫兵报的。”叶知思说。
“他们是四中的索？四中下西昌。我二哥就在四中，他们过两天就走。”魏星笙说。“我爸妈喊我们下到一起，互相好照顾，我们都不愿意，二哥愿意和同学一起，我不想去那么远，我大哥不想我管他抽烟。就是要一起，也不晓得咋个弄，懒得麻烦，就各下各。”
“那你爸妈好焦心哦！”
“就是，我妈一直想起想起就哭。”
　　自从回校以后，与卿澄、叶知思一起闹文革的四中的战友也没有了来往。其实四中的左红兵和右继业并不小，比三个女生高了四至六个年级，是老大哥。文革打破了男女老少年级界线，大家一起闹文革，不分老少乱叫，小女孩们也总喜欢跟着别人那样叫。三个女生在火车上谈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准备下乡，两天之后，他们学校就开了三十几辆卡车，浩浩荡荡奔赴西昌去了。
　　当奔涌的山洪狂泄而来的时候，当道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躲开不被卷走，个别逃过的一定是侥幸抓住了洪流上漂浮的大树枝或木块，而且正好被冲到边上了。
　　火车哐啷哐啷地开着，不知不觉就已经过了中午，学生们饿了，纷纷端出了知青盅，拿出自带干粮吃起来。
图5知青盅
　　一个初一男生举起知青盅说，广阔天地，我们来了。那知青盅人人都有，直径十四厘米，高十一厘米的，那盖上的抓手是碗底型，翻过来就可以当菜盘。大大的知青盅上有毛主席的头像和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下部是田野和将升起的红太阳。
　　列车在前进，渐渐地，他们疲倦了，话也少了，列车有节奏的枯燥的歌催得一些人昏昏欲睡。说话的人也自然地压底了声音。学生们一团一堆的，歪着的，靠着的，各样的表情都有，天真的，麻木的，愁苦的，疲倦的，无所谓的，看着车箱外的，若有所思的，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
　　高中的学生，也许他们在想前途或命运，他们不知道前面等着的是什么。本来眼看着就要上大学或者走上工作岗位，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了，却“文革”全面爆发，社会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校停课了，工厂不上班了，大家都没事干了，哪里还谈得上上大学或者走上工作岗位呢,他们现实的理想瞬间就破灭了。杨姐高中生的代表，心中更是不断地问自己：“此去真为田舍翁？我的大学就此落空？”看着初二的女生哭，她也真想哭，但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她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当年在课堂中写“我的理想”的作文的时候，许多同学的理想真的很美好。都立志好好读书掌握知识，长大当一个科学家、作家、飞行员、发明家……，下乡当农民的理想可能基本上见不着。眼下他们要实现理想的路又变长了，变得朦胧不清了。以往下乡去参加过春耕秋收劳动，这次可不一样，户口迁了，户口可是个大事，知青都是农村的人口了！今后的前途会是什么？考虑不清楚，考虑也没用，心中是一片迷茫。

　　而初中的学生，不懂事，思想简单。跟随潮流大节奏的学生只有一股莫名的热情在驱使着他们，三年不学习，糊里糊涂的过了，让他们不会思考，更不会未雨筹谋。他们没心没肺，只想眼前的这一时刻，高兴就好。而逍遥的学生对家更依恋，才多了恐慌和伤心，自然就忍不住眼泪。
　　卿澄在想自己的家和妈妈，妈妈每天都很忙碌，要上班，要照顾三个孩子的吃穿用度，全靠她精干麻利，工作干得好，孩子们也管得好。家虽然破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洁洁。
　　家里穷而父亲是一点忙也帮不上。那是因为父亲的事。卿澄为了写入团申请书，写信问爸爸家庭情况。爸爸的回信如炸雷轰顶般，读得卿澄泪流满面，爸爸出大事了！爸爸说他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孩子，工作失误现在监督劳动改造，每月只有吃饭钱，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写信寄钱。具体情况信中不便写。另给卿澄一份家庭历史背景材料。卿澄一读，当时就的蒙了，家庭成份：小土地出租。这是个什么成份啊！只听说过贫下中家，地主富农，工人资本家，这到底是不是地主呢？爸爸成份不好，工作又失误，在这样重出生的年代，这么复杂的家庭情况，怎么活啊！卿澄平生第一次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心里那种难受压抑无以言表，她蒙头在被子里哭了很长时间，并且决定从此放弃入团的念头。那一晚，卿澄妈也一夜没睡，哭了一夜，卿澄不问，妈妈也不说。那信中的事就放在母女二人心灵深处了。
可是没几天，放学前班主任把同学们全留下来，给每人发一张表，让学生都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填写上。班主任那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同学们的脸说，一定要如实填写，有任何家庭历史问题都要向组织交待清楚。那语言、那目光让卿澄觉得老师是专门对她说的一般，她不敢看老师，一直看着那张表，表格上家庭成份一栏是那么刺眼，卿澄很怕被同桌看见了，用胳膊把表格遮严实了，一格一格地填写。记得第一次填这种表格是在小学临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心里没有压力，就在家庭成份栏里填写了干部。而这次已经知道了家里的情况，填写表格心头承受着巨大的压抑感、沉甸甸的。大家静悄悄地填写，终于有同学说老师能不能回家填写好，明天交，因为家庭情况自己不知道。班主任考虑了一下说，行，请大家回家向家长问清楚，填写好，明天务必交回。卿澄松了一口气，可以不在学校躲躲闪闪地填写了。
　　自此卿澄幼小的心灵受了伤，她不爱说话了，比以前更文静，埋头读书。再不是以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这些年母亲劳累忧愁，心累身累，情绪烦燥，孩子有不听话就揍。卿澄懂得母亲的忧虑，每天回家就挑水做饭，帮妈妈做点事情。尽管父亲不在，家里贫穷，卿澄在这个家里，享受着母爱的温馨。三姊妹一起作业玩耍，必竞是孩子，也时常嬉戏打闹，过一阵子，心中的隐忧就悄悄地沉在深处，暂时忘记。

　　文革开始，卿澄的心理又开始受煎熬。学校的红五类在大会上挥着皮鞭抽打黑五类，麻五类坐在下面大气不敢出一声。好在初一的学生年龄比较小，同班的红五类同学原本与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对任何同学都没有恶语或举鞭相向。每天红五类就组织麻五类学习，麻五类同学积极发言，尽量表现好点。只是卿澄心里很害怕被要求在会上讲自己的家庭情况，每天躲着最后发言，担心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心情一直压抑，与同学间的来往也局限起来，自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后来，开始大串联了，红五类忙上北京了，对麻五类、黑五类看管放松了。各种成份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群众组织了，家庭成份一时间显得不那么突出了，卿澄也参加了红卫兵派性组织，闹革命了，才渐渐忘记了成份带给自己的忧愁。
　　眼下离开家到农村去了，虽然心里对家仍然不免眷恋，也不知道未来与前途，但对到陌生的地方去独立生活并不害怕。虽然不能为家作贡献，但也可以给妈妈减轻负担。下农村算不了什么，比不上知晓家庭情况对心灵的打击影响，比不上老师代表组织上要求你诚实交待家庭历史问题的锐利眼光，比不上学校大会上看红五类甩着鞭子抽打黑五类的心灵恐惧。

　　当列车有节奏的枯燥的歌嘎吱停下来，彭山站到了，列车开了两小时四十分钟。就这两小时四十分钟，就隔离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让这些学生们过上与自己有生以来完全不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