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

今生無悔

       记忆中，家里洗衣、做饭的活，全是二姐一人包揽的。每天早晨懒洋洋地从被窝中爬起来时，二姐都早已在厨房里忙碌开了。

一、辍学

       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拔乱反正仍热火朝天。全国人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为应对刚刚恢复的高考制度，国家教育部首次统一了“全日制全国小学中学教材”。爸爸身为教导主任，为了适应全国统一教材，把本该升初二的二姐留级重读初一。爸爸是资深臭老九，他自以为卓有远见之举，谁敢反对。
       那年，我刚小学毕业升至初中，爸爸把我和二姐分在了一个班，我与二姐间又多了一重身份——同班同学。
       1980年夏，我和二姐双双到数公里外的九峰中学上初三。二姐分在一班，我在三班。
       第一学期中段考，我考了全班第一名，二姐考了全班第三名。大红纸的光荣榜就张贴在宿舍墙上。超越了二姐，在我暗自洋洋得意之时，全然不知无形中却伤害了二姐强大的自尊心。
       周末下午，我开始收拾书包，准备去远在小坪石的九峰中学住校。二姐在厨房准备一周的擦菜、辣椒和干粮。我惊奇地发现，份量明显地比往日少了些。
       “怎么就这么一点点，这哪够咱俩吃一个礼拜，我可不想中途又要走回来拿菜。”我没好气地对二姐说。
       “你自己去吧，我今天不去了。”
       “什么，你不去了？为什么？”我以为二姐生病了。
       “我明天到县里上班去了。”二姐的口气从未有过的平淡。
       “哦。”我当时什么也没想就背上二姐给我准备的挎包出门了，手上还棒着一根二姐刚给我煮熟的玉米棒，边走边啃。
       大姐高中毕业后就到县城表姐家做保姆，给表姐带小孩。几年后，表姐的孩子长大了，表姐就寻思着该给大姐安排工作了。那年，神通广大的姑妈为给大姐在乐昌县城安排工作，四处活动，竟然神奇地一下子弄到了两个招工指标。在计划经济时代，那可是不得了了。
姑妈跟爸爸商量，指标弄回来了，一个是县服装厂、一个是商业综合公司，你自己挑吧。
       爸爸深知当时要弄到一个招工指标简直难于登天。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小弟刚刚出生，妈妈就病倒在医院，老家兴宁又突然传来奶奶去世的噩耗，爸爸连夜借钱赴丧。一家六口，嗷嗷待哺，爸爸每月48元工资，不仅要养活一家六口，还要奉养老家一名瘫痪在床的叔叔，为此，我们家债台高筑。
       眼下，家里不光一屁股债务，还有三个孩子上学。
       为了不舍得放弃一个无比珍贵的招工指标，具有20多年教龄、无比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身为小学教导主任的爸爸，最终百般无奈地做出了一生中最痛苦的抉择：让二姐辍学！
       那年，二姐16岁。
       大姐选择了县服装厂，爸爸把本给大姐准备的商业综合公司的招工指标落在了二姐的头上。爸爸减少了一名上学孩子的负担，增加了一名工人工资的收入。
       这是爸爸一生不可饶恕的抉择！

二、进城

       “明天，还是让我送江辉头下乐昌吧。”
       我在被窝里听到妈妈喃喃地对爸爸说，爸爸没有应声，爸爸不敢面对二姐。那年，我考上县城关中学，要到县里上高中了。
       1981年的夏天，很少进城的妈妈专程送我进城上学。其实，我知道妈妈心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妈妈其实是实在放心不下16岁就在城里工作的二姐，是藉此借机到县城看望二姐。
       从县汽车站到外贸局姑妈家，平日里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这天我和妈妈背着大包小包的行嚢和我住校用的一应生活用品，我实在走不动了，嚷嚷着妈妈停下来歇会，但妈妈抢过我背着的背包，二话不说，拉着我就继续往前赶。妈妈的脚步从未有过如此的急匆匆。
       “永秀，吃完饭再去吧。”
       刚到姑妈家放下行李，妈妈就要拉着我去看二姐，姑妈在门口劝妈妈吃过饭再去。但妈妈头也不回地说：“回来再吃。”
       妈妈在县城不识路，我也只是听说二姐上班的地方是在姑妈家以前住的文化馆对面。我凭着儿时的记忆，带着妈妈穿过东头街，来到武江河畔，沿着江边寻去。在一块“乐昌商业综合公司第一门市部”的小杂货店门前，我们找到了二姐上班的地方。与其说是间所谓商业综合公司的门市部，倒不如说是一间破烂不堪的副食品小卖部，但在这座小县城，这家店铺是老字号。
       二姐不在，据说是到县糖专公司进货去了。我和妈，人生地不熟的，大热天，我口渴地要命。我和妈妈只好在门前一棵大榕树下傻乎乎地傻等，看得出，妈妈非常焦急。
       不知过了多久，随着一声大嗓门：“让一下、让一下！”路旁，二姐正拉着一辆大板车，拉着满满一车货回来了。
       只见二姐吃力地张开双臂，背上背着拉绳，身体向前府冲，在前头拉着大板车。一位大妈在后头小心翼翼地护着车上的商品，一边推着。妈妈见状，赶紧叫我给二姐帮忙推车。
       众人把一车货物御下，我见二姐衬衣背后全是汗水，妈妈的眼眶湿润了。
       二姐一停下，就在货架上取下一瓶玻璃瓶装的桔子汽水，用毛巾擦了擦，“砰”地一声，熟练地启开了瓶盖，递到我手中：“来，喝吧，姐请客。”
       那瓶二毛钱的桔子汽水，橙色，颜色很美，我一生难忘。

三、门市部

       杨阿姨是门市部的主任，一位热心肠的大妈；潘雄英是这家门市部里二姐最要好的朋友；蒋伯是商业综合公司元老级员工，也是门市部最老的员工，解放前就祖祖辈辈经商。
       二姐用眼神撇了一眼正在用竹筒打酱油的蒋伯，悄悄地告诉我：“那老头很坏。”
       “怎么了？姐。”我以惊讶的眼神注视着二姐。
       葵瓜子，是门市部销量很好的一项商品。用报纸折成尖尖的三角形塔尖状包装，一毛钱一包，路过的学生娃娃们特别青睐。
       二姐包装葵瓜子的时候，每个纸筒都装得满满的。蒋伯发觉后，把二姐臭骂一通。他硬要二姐全部倒出来，并教二姐重新包装。
       他让二姐把报纸折成的三角形纸筒反转过来，筒尖朝下口朝上，用手指把纸筒下半部分掐死，开始装，装满后折叠封口，迅速地翻转过来，再把纸筒鼓鼓地捏起来。这样，看着包得满满一纸筒的瓜子，实际里面只装了一半。
       无商不奸，我不知道是蒋伯老奸巨滑，还是二姐傻巴啦即。但，从此，二姐开始了自己一生的经商生涯。

四、家书

       1983年，酷暑。
       正常午饭时间，迟迟不见爸爸的踪影，待我快把午饭吃完时，才见爸爸匆匆忙忙、扛着一个大纸箱回来。打开一看，一台“钻石”牌座扇——那是我们家第一件“家电”。很沉，真材实料，那时还没听说假冒伪劣产品。
       黑色的7月，我高考名落孙山。本来凭借爸爸在当地教育界的影响力和我平时的学习成绩及我的智商，我完全有机会重新返校“复读”，来年再考。但我毅然放弃了复读的机会，报名参军入伍。
       复读，意味着家里还要承担一名高中生的经济负担；
       入伍，意味着家里可以减少抚养一名成年人的经济压力——虽说入伍挣不了几个“军饷”，但，我最起码不用家里再“养”我。从军，光荣，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小家，我无怨无悔……
       我在部队服役期间，除了每周都能收到爸爸的来信外，给我来信最多的就是二姐。
       二姐在信中总是报喜不报忧，从未向我诉说过家中有啥困难。
       棉纺厂为照顾军属，咱们家搬了三室一厅；
       家里买了一台18寸的彩电，日立的；
       家里又添置了一台冰箱，东芝的；
       ……
       这些信息，都是二姐在信中告诉我的。二姐的来信，除了让我好好干，就是叮嘱我注意身体。
       但是，二姐的来信，错别字特别多。每次阅读二姐的来信，都特别吃力。为此，二姐的每封来信我都要反复阅读好几遍。阅读中，我会把二姐的错别字一个一个圈起来，再在旁边标注上正确的字，给二姐回信时，又把我修改过的二姐的来信一并寄回给二姐。
       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家书。

五、逃票

       那年，二姐与同伴合伙开了家服装店，每周都要到广州白马服装市场进货。
       大姐和大姐夫都在铁路部门工作，为了给二姐省下每周到广州进货的往返路费，大姐真是吃了豹子胆，竟然把自己的工作证和铁路免票给二姐冒名顶用（其实，类似行为，在全国铁路部门早已司空见惯）。
       二姐与大姐长得颇为相似。

       二姐第一次手持大姐的工作证，拖着二大包货物胆颤心惊地上了火车。都说做贼心虚，二姐挤在列车过道中，心中还念念有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千万别查票、千万别查票。二姐紧张地就像做贼似地心惊肉跳。屋漏偏逢天下雨，真查票了。列车员让二姐出示车票，二姐把大姐的免票递给列车员时，脸色苍白。

       列车员见二姐脸色不对、又是铁路同行，就问二姐：“你怎么了？”
       同行的同伴赶紧在一旁给二姐打圆场：“她有点不舒服。”
       回到家里，二姐一进门，第一时间就一把将大姐的工作证扔给大姐，下不为例，再也不敢。

六、买房

       弟弟倾其所有，大姐、二姐又四处筹借，这年，二姐终于有了自己的商场。自从有了自己的商场，二姐天天就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苦心经营。家、商场，两点一线。
       妈妈生日，众人好说歹说，总算劝二姐休业两天，从乐昌山城来到东莞给妈妈祝寿。在去酒店的途中，弟媳特地让我开着车载二姐四处转转。
       车上，弟媳不断地给二姐指指点点，给二姐一一介绍东莞的繁华景象。
       二姐见到现代化的东莞四处高楼林立，突然蹦出一句：“等我发财了，我给你们每人买一套。”
       全车人轰然大笑，掌声雷鸣。
       在别人眼里，也许是二姐一句玩笑话，但我深知，二姐是世上唯一能做到的人——二姐对自己省吃俭用，对亲人却无比慷慨大方。

七、自行车

       2016年的夏季，我在上海老城隍庙小商品市场，意外地看到一件非常漂亮的自行车工艺品，相当精致。我二话不说，买下，从上海带回广东，送给了二姐——这是我给二姐唯一的礼物，也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不为别的，或许，一种情结！
       在不大不小的乐昌街，当人们提及二姐那辆28吋凤凰牌自行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会听到人们各种不同的声音。赞赏、篾视……总之，各种各样的评语都有。但二姐就像从未听到过似的，依然我行我素。一辆破旧的28吋凤凰牌自行车，在世人眼里无足轻重，不屑一顾，但它却伴随了二姐一生的传奇。
       以二姐现有的经济能力，买辆小汽车早已不在话下了，但二姐却连给自己买辆电动车都不舍得。
       去年冬天，二姐怕我在粤北受冻，硬拉着到隔壁时装商场，给我买了两套上千元的冬衣。我见二姐刷卡时，眼都不眨。
       眺望着50多岁的二姐跨上那辆28吋凤凰牌自行车的背影渐渐远去——二姐的动作再也没有年轻时那么矫健。
       ……
       爸爸一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但是，自己的女儿却连初中都没有念完，是爸爸心中一生的痛。
       时至今日，二姐仍然每天骑着28吋凤凰牌自行车穿梭于粤北山城，是我心中最大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