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风采》十三【我的芳华】（原创）

晴岚

作者：杨玉珍（上图），生于1960年3月，毕业于山西大学汉语言本科，1979年当兵时在28军84师宣传队，后到84师医院工作，从部队回地方后从事教育工作直到退休。

　　关于《芳华》，网上有二千个以上的猜测，但是我，曾经做为一名女兵，且与影片中的女兵同龄，我是1979年入伍，也是文艺兵，宣传队解散后到了师医院工作，《芳华》中有我的影子。我期待观看冯小刚导演的这部电影，我也为我的青春骄傲，因为它曾承载着我那些“年少轻狂”、“敢作敢当”，无惧未来的美好年华！我自豪！青春给我带来过青涩而美好的回忆，这种回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芳华》没有如期上演，这多少有点遗憾，今天在朋友圈看到战友发的图片《芳华》定在12月15日上演，这个消息真是让我陶情适性，突发奇想也想把自己“芳华”时期的一些零碎记忆在这里描述一番。

　　记得那是1979年10月，当时我正在太原市青年歌舞团排练大型歌舞剧小二黑结婚，每天排练非常紧张。有一天练功压腿时，团里的雪梅姐（下图是我和雪梅姐的合影）告诉我说：最近部队到地方招文艺兵的很多，你的条件这么好，应该去试试，在雪梅姐的指点下，有一个周日我背起琵琶一天考了三个部队，63军、28军、山西省军区。当时考省军区，考官是阎维文，那天他拉手风琴洗衣舞，我随着音乐还舞了一曲，考试的结果都是留下地址等候通知，晚上回到家没多一会，28军宣传队的李昆仑队长和富晓斌就到家里来找我了，说可以带我去部队，想见一下我的家长，问我父母都到哪里去了？我说父亲三年前去世了，母亲在省肿瘤医院住院，明天要进行食道喷门癌的手术，李队长说，我们明天一早去医院见你母亲。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起来给弟弟做了早饭赶往医院，我到了没一会，李队长和富晓斌就到了，李队长还给母亲买了二斤草纸糕（现在叫蛋糕），两小网兜苹果，母亲一听说要把我带到部队很高兴，母亲从父亲去世后因思夫心切，再加之家里负担过重，积劳成疾身患癌症还得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到剧场接演出完的我，只要我有演出，回到家都是晚上12点多了，要是在冬天，那就更受罪了，北方的冬天，西北风呜呜地吼叫，肆虐地在旷野地奔跑，它仿佛握着锐利的刀剑，能刺穿严严实实的棉袄，更别说那暴露在外面的脸皮，被它划了一刀又一刀，疼痛难熬，每到冬天演出完了回家时，我都和母亲说：明天我要是病了就好了，那样就不用去上班了。母亲总是温和的对我说：还是去吧孩子，那20.06元也能为家里解决不少困难呢。这回一听说部队要带我走，母亲高兴的对李队说：这下我就放心她了，要是我今天在手术台上下不来，你们也带她走，那样我就能闭上眼了。（下图是我十六岁时在迎泽公园拍照的）

　　李队和母亲说好晚上带我走，又安慰了母亲一番便和富晓斌走了，母亲八点被护士推进了手术室，我和三个姐姐在手术室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了四个多小时，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母亲被护士轻轻地推出来了，大夫对大姐说：情况还可以，好好照顾你母亲吧！我和姐姐们坐在母亲身边只是默默的流泪，大气都不敢出一下，生怕惊动了母亲。都下午五点了母亲还没有醒，六点半的火车我就要去部队了，当时的肿瘤医院去火车站的车很少，我和大姐正商量着怎么去火车站一事，被来查房的给母亲做手术的王大夫（他当时是给母亲做手术陈主任的助手）听到了，他说他可以骑自行车送我去火车站。就这样，王大夫骑自行车把我送到了车站，分别时还送给了我一支英雄钢笔，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惊喜，我就带着这支英雄钢笔和母亲早上给我的十元钱去了部队。

　　去了车站找见李昆仑队长（上图中间穿白色上衣的就是李队）后我们就上了车，七十年代那又破又慢站站都停的绿皮火车，从太原去侯马整整的开了十几个小时，我们就站了十几个小时，车上别说座位了，就是站着也只能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开始还好些，到了后半夜 ，我颤着身子，双手捂着耳朵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跺着双脚，狂风肆无忌惮，凉飕飕的，直灌入我的衣襟，吹得我心寒，那刺痛的寒风把我冻的上下牙齿一直在打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李队把他的军大衣脱了给我穿上，可是他脱了军大衣，里面也只是穿着部队发的绒衣，他也冻的够呛，我几次说把大衣给他，他都不肯，我心里很是感激，不仅体温上升了，心里也涌起了一股股暖流，到现在想起来心里都觉得对不住李队。我们就这样坚持着熬了一夜，早上出站后坐上师部的后敞篷卡车，那是师部的接送车来到了宣传队。一到宣传队李队就把我交给了张宪英排长（下图），说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和张排长讲一声。

　　上图就是我在部队时的张宪英排长，她眉清目秀，70年考入保定地区文工团芭蕾舞演员，75年进入部队文艺宣传队，82年转业后一直从事文化工作至今，曾任合肥市文化局艺术处处长，现在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英国IDTA国际芭蕾舞教师、从事芭蕾舞、国标舞、中国舞教学三十多年，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今年都63岁了还在美国带的许多学生，她曾多次获得国际优秀导师奖、园丁奖、优秀教师奖等。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士，那个性一定是很强的了，我在部队最怕的就是她，尤其是刚去部队，几乎没有见她笑过，她练功非常刻苦，对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你每天跟着她练功，怎么敢偷懒呢？时间长了才发现她是一个正直，讲原则的人，从来不搬弄是非，更不欺负我这个新兵蛋子。（下图是由张宪英排长“第一排左一”和桑鲁宾大哥“第二排右一”编排的脚铃舞的剧照，我是第二排的左一。）

　　千个女人总有千样的气质、千样的特点，有的如桂林山水，清丽、神奇（比如上图中第一排中间的大连女孩戈兰英），有的象江南小院，安详、静谧（比如上图第二排右二的上海女孩潘池跃），有的似滔滔江水，开朗、奔放（比如上图第二排左一的我），有的宛然山间清澈透明的小溪，纯净，润泽（比如第六幅图第一排中间的上海女孩黄晓华），有的人姿态优雅，如天山一般秀丽、妩媚、神采飞扬（如第六幅图中间右一的上海女孩袁雅珍），有的人性情沉静，象泰山一般严肃、端庄、仪态大方……而我印象中的张宪英排长就属于最后一种！

　　

　　女人由于她的温柔、善良、美丽，成为街上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也许你会说，女人的生命太脆弱，女人的青春太短暂，我却要说，不同的年龄赋予女人不同的使命，不同的年龄给予女人不同的美丽，我赞美女人，不止赞美她充满活力的青年时代，赞美她富有成就的中年时代、更赞美她装满故事、悠闲、潇洒、安逸的老年时代，我的排长姐姐现在虽然已年过花甲，却用她们特有的细心、爱心和诚心关怀着她的家人，成就着她的事业。（下图是宪英姐2014年8月来太原看我时拍的合影，现在她已远嫁美国。）

　　在宣传队期间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拍了一部话剧《黎明》，领导要求我演黎明的母亲，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个角色，因为化妆时要把脸上画上很多皱纹，头发上还要用粉扑上很多的定妆白粉，为的是把头发丝弄成白发，总之把自己画的又老又丑，因为不想演这个角色我还偷偷的在被窝里哭过好几回呢！尤其是每次自己化完妆，张宪英排长看到我画的不够老年人的样子，总是要拿起化妆笔再精雕细琢地给我补几道皱纹，这还不够，还要拿起粉扑再往头发上扑些白色的定妆粉，我当时的心情，真是敢怒不敢言，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可笑，那时太年轻，总想着要漂亮，根本就没有考虑角色需要的问题。就这个角色，没有想到三十三年后战友在北京聚会时还有位战友耿耿于怀的对我说，这个角色应该是她演的，她说她是演老生的行家，结果编剧偏心让我演了。我还真不知道三十三年前还有人跟我争过这个我不想演的角色呢。（下图是话剧《黎明》的剧照）

　　那时候我们宣传队和司令部在一个大院里，本来大院就有围墙，可是我们宣传队又被围墙围起来集中在一个更小的院子里，平时根本不允许我们出院门，院门常常是锁着的，以至于母亲（下图是母亲来部队看我时拍的）来部队看我，问我为什么要把你们锁起来呢？我也纳闷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的问题。每天除了开会就是练功，有时候张排长也会带我们到大礼堂去练功，那也是两人成排，三人成列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入礼堂。记得当时最想去礼堂练功，尤其是侯马那炎热的夏天，一是能看看司令部大院里满眼的绿树，因为宣传队的院子里树很少，好像只有一棵树；二是能从司令部院里男兵盯着我们走路时的眼神里找到自信。特别是在礼堂放电影时，每当我们宣传队女兵从最后一排走到我们就坐的地方时，你用余光看一下周围，那一排排炯炯有神的的机关里男士的眼睛目送你落座后，心里那份窃喜只有自己能享用。

　　在宣传队期间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除了演出，只有在周日才能有机会走出宣传队那个不大的院子，这还得通过张排长的同意，到军人服务社买些必须的生活用品，那也是隔周才可以出去一次。周日不练功，休息时大家只有在院子里活动活动，记得有一个周日我从男兵宿舍路过去食堂，鲁兵哥就坐在门口手里拿着笔和画板在那里写写画画，我便凑上去观看，嘿！他画的周边的景物出神入化，由不得我夸赞几句：你画的真好！他于是给我从宿舍里拿出来个军用马扎说：你坐到那里别动，我给你画一副肖像，我按他的要求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没多一会他就画好了。说实话，鲁兵哥给我画的不只是一张肖像，那个年代当兵的老兵大多不大爱理新兵蛋子，我刚去了，说话做事都很小心谨慎，生怕做错了什么事会被老兵骂，鲁兵哥这样平易近人，还给我画肖像，我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激，对他肃然起敬。（下面的照片就是桑鲁兵大哥）

　　桑鲁兵大哥是1973年入伍，在济南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队任舞蹈演员，1976年全军工程兵兵种裁减撤销，便随参战部队参加援老抗美去了老挝，当时的公开番号为中国筑路工程队734大队，那时还是在宣传队任舞蹈演员。在老挝的三年中鲁宾大哥吃了许多苦，在那一段艰苦的日子里，一米七八的个头，体重最少时还不到一百斤！因为气候、环境、饮食都不适应，每天还要高强度的练功、排练，使身体患上了许多的疾病。1978年㡳，援老筑路任务结束后部队调入北京军区，鲁兵大哥同宣传队的几个战友一起调入28军84师宣传队，继续任舞蹈演员。之后：从部队复员，做了一名中专学校的舞蹈教师，从事舞蹈教学12年，曾任济南市教委艺术教育办公室副主任 、济南市中学生歌舞团团长。从1984年开始，出于兴趣，在舞蹈教学之余到学校、幼儿园为孩子们编创了大量的儿童舞蹈作品，参加全国比赛纷纷获奖，成为在当时全国有影响的为数不多的儿童舞蹈男编导之一。（下图就是鲁宾哥给我画的肖像，我至今还保存着。）

　　1994年鉴于鲁兵哥在儿童舞蹈创作方面的成就，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儿童歌舞学会、中国少年儿童中心四家发出函联合邀请，在北京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成功举办“桑鲁兵个人幼儿舞蹈作品专场演出”，当时的演出盛况空前，在北京的各大媒体都做了报道，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为演出献上了鲜花和花篮。由于鲁兵哥对舞蹈编导的执着，1996年被部队征召，二次入伍调到空军政治部歌舞团任编导、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任艺术指导直至退休。到蓝天幼儿艺术团后，儿童舞蹈作品的创作更是如虎添翼，为大家奉献出了很多的优秀作品，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但是还一直保持旺盛的精力，从事儿童艺术的创作，并担任着中国儿童歌舞学会的秘书长等社会工作。这位做事有恒心、有毅力，处事有原则和自己见解，不人云亦云的鲁兵大哥，还经常在微信里鼓励我，让我写中长篇小说，我非常的感激他，有战友们的鼓励，我会在写作的路上越走越远。

　　部队真是个锻炼人的地方，记得那是1980年的7月，宣传队的人都被分配到各个连队体验生活一个月，我被分配到通讯营，每天跟着通讯营的战士出早操，扛着电话线拉练，身上背着一拐30米长大约12公斤的电话线，限时徒步五公里训练。刚出发时还好些，走一会就觉得身上像背着千斤顶似的，压的人喘不过来气来，寸步难行，还好营长很照顾我们宣传队下来的女兵，经常就让男兵帮着我们扛着电话线，我只是空手跟着走到最后都很困难，不过那一个月的体验生活还是坚持下来了。最让人忍受不了的就是到菜地掏大粪浇菜，累到不至于，可是那臭气熏天的大粪的味道在七月炎热的夏天就使人受不了，常常恶心的想吐，一个月下来人瘦了一圈，也黑了许多，但是的确受到了锻炼，以至于在后来的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都觉得不算事。

　　接上级指示，师一级的单位不允许成立宣传队，所以在1981年春节后宣传队解散了，我调到师医院工作。3月份我进了卫教队学习专业护理知识到10月份结束，在这半年的学习中确实学了很多知识，主要课程有：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急救护理学等。记得当时我坐在第一排左边的位子，和我同桌的是一个河南开封兵叫毕胜，他人不到二十岁，一头乌发，中等个子，身材偏瘦，五官端正，在一只挺标致的鼻子上面，有一双机灵的小眼睛，从的他眼睛里可以看出他是个聪明的人。他给人安静与和善的感觉，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一脸孩子般的稚气。每天上午前两节课还好，他听的很认真，一到十点后两节课他就爬在桌子上睡觉了，有一次正好是马排长的课他睡的呼呼的，眼看马排长过来要收拾他了，我急得在课桌下用脚踢他，想叫他赶快醒来，他到是醒来了，却睡眼朦胧的问，姐：“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什么，就被马排长不满的眼神狠狠的瞪了一眼。（下图就是我们卫教队的马排长）

他这一问不要紧，我也跟着被马排长吼着说：“杨玉珍和毕胜一起站起来听课！”妈呀，班里一百多号人，就两个女兵，我又坐在第一排，全班同学都能看见我这狼狈的样子，被排长这一嗓子吼的我真是无地自容。过后毕胜一直给我道歉：“姐，别生气了，都怪我！”在后来的学习中，我最怕的就是他睡觉被老师发现，总是一边听课，一边还要顾及他是否睡着了，如果他睡觉了，早早的就把他叫醒，或者就干脆不让他睡，所以后来他再没有被老师因为上课睡觉收拾过。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同桌？我对他印象非常好，他不仅人聪明，嘴巴又甜，不叫姐不开口，还经常拿出他父母给他邮寄的好吃的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作业也经常是我代劳。说来也怪，他上课睡觉，经常不写作业，可是一到考试，门门功课全过，可见他智商非同一般，聪明过人！（下图就是毕胜）

　　毕胜是我在卫教排半年的学习中记忆最清晰的一个人。他是1979年12月入伍，在28军84师252团一营炮连五班任炮手，1981年3月到84师医院卫教队学习，同年10月回252团卫生队实习，1982年1月分配到一营机枪连任卫生员，同年3月至10月跟随二团到北京丰台施工，年底退伍分配到开封市卫生防疫站。之后自己做生意做的风生水起，是开封市的纳税大户。太原的战友在2012年4月去开封相聚时，受到了他和张汴军战友的盛情款待，他破费不少。战友们喝酒聊天时我才知道当年他因为别人说我，还和人家打架，而且是大打出手，以至于各自都叫了老乡出手。毕胜说，那次打架都惊动了院长，多亏了马瑞华排长的鼎力相助才息事宁人平安无事了，他说马排长非常够意思，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其实我对马瑞华排长也是非常敬重的，他人长的非常精神，特别爱干净，衣服一尘不染，皮鞋擦得锃亮，要求我们非常严格。但是，谁要是有事，他必定是千方百计的帮你的忙，绝对不会为难你，所以排里的学员都对他很好。

　　半年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我被分配到医院二所门诊工作。每天的护士工作很辛苦，打针、输液、清洗伤口、换药忙个没完，记得有一次给战士打针还闹了个笑话，那位战士可能也是第一次打针，到注射室后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配好药水后对他说：把裤子脱了！他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站着不动，我接着又说了一声：你不脱裤子我怎么给你打针呢？他愣了几秒后迅速的解开了裤带，把裤子整个都脱掉了，我也被吓了一大跳，马上又对他说：把你的裤子穿好，解开裤带爬到床上去！他又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可是在给他打针时，由于他过于紧张，肌肉绷的太紧，以至于我给他打针时，把针头都扎弯了。后来詹军医告诉我，给病人打针，一定要和他友好的聊天，那样他才会放松，我们扎针时才容易，工作才能顺利的进行。詹军医说的很有道理，在后来的工作中我照着做，果然效果不错，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很敬重詹军医，她是我们院长的爱人，平时我有哪里不会的，她都很耐心的指导我。

　　在医院工作期间，我熟练的掌握了护理知识，尤其是战地救护，因为当时自卫反击战正在吃紧，记得当时我们医护人员都验了血，领章上右边的领章写的是部队的番号，左边的领章上写的是血型，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中，因为我们是野战部队，随时有上前线的可能。在医院的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尤其是值夜班，晚上实在是瞌睡的不行，就爬在桌子上睡着了。最害怕的就是晚上送来急救的病人，这些病人不是突然出车祸的，就是病了很久快不行的人，出车祸的到处是血，病了很久的人大多抢救不过来就走了，让人心里很是不好受。记得是81年的10中旬吧，凌晨四点多突然送来一个16岁的女孩，说是喝了敌敌畏自杀的，刚送来时我量血压身体还是热的，我们医护人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救也无济于事，因为她喝的量太大，还是没有留住她年轻的生命。她的父母哭的很伤心，她父亲还是我们医院的一个领导。

　　看她母亲悲痛欲绝的样子，这时候詹军医为了安慰她，使她心里好受点便对我说：“小杨，你是宣传队下来的，你会化妆，把她化的漂亮点，再送她上路。”说实话，我心里也发怵，我也没有给死人化过妆呀，可是詹军医让我化，我也不敢违抗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好硬着头皮准备开始给她化，可是当我走近她还没有开始化的时候，一切想象中的恐怖全都挤在我脑中，什么女鬼、僵尸的都在我脑海里浮现，我觉得两腿抖颤得厉害，手也抓不住化妆笔了，我双腿发软，就连平时看来很温暖的东西现在好像也变成了魔鬼，面对我狞笑着。

　　我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站在那里自己真成了僵尸，只听到自己的心怦怦地剧烈地跳动。似乎要碎裂了般的疼痛。我紧紧地闭住眼睛几秒钟后突然听到詹军医低声的叫我：小杨，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我这才缓过神来，哆嗦着双手给她用心的画起来，画了一会心情才平静下来，画完了让詹军医和她母亲看过后都很满意，我才离开。记得那次回到宿舍，我把双手洗了有半个多小时，可是还是觉得没有洗干净，这种感觉持续了好一段时间。

在这里我真是要为从事护士工作的人员点赞！你们有着纯洁的心灵，高尚的情操；走进每一位患者总带着一份职业性的微笑；不求回报只求奉献成了你们心中的骄傲；黑夜的恐怖加上生物钟颠倒；超负荷的工作连着疲惫的心身，你们想着的还是患者的需要；面对许多渴求健康的目光，你们惯用鼓励的眼神传递力量，用有力的双手搀扶着患者越过心灵的沼泽地带，给她们摆脱病魔的勇气和一份生存的基本需要，用心理学知识抚慰心灵空寂的患者轻松地进入梦乡，用语言美学知识为患者补充疾病康复的健康指导。护士工作平凡而又伟大，琐碎而又不易，艰辛而又劳苦；我赞美护士能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一份女儿、母亲、妻子的重担；我赞美护士如春天的雨露滋润患者久旱的心田；如夏天的微风吹走燥热的空气带走患者心灵的创痛；如秋夜的明月照亮患者通往健康的心灵彼岸；如冬天的阳光温暖着患者蒸发她们的忧伤。我为自己的“芳华”而骄傲，我也曾经是一名称职的护士，是一位人们羡慕的白衣天使，我为我的青春而自豪！

　　在医院整日的忙碌中调快了我的生活节奏，也锻炼了我处理问题的能力，遇到的病人多了磨平了我桀骜不驯的棱角，练达了我生活中的人情世故。记得是1981年12月底的一天，部队新招来的兵来医院复检，体检时新兵很多，那天我负责检查视力，一批一批的新兵来到我身边，我认真的给他们进行着复检，偶尔也有几个色盲被我检查出来。这时候走过来一个帅气的新兵，体检表上的名字是王岩，看上去身高有一米八零，他光洁白皙的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迷人的色泽；那浓密的眉，高挺的鼻，绝美的唇形，无一不在张扬着他与众不同的气质。正在我端详着他的时候，他开口说话了，“大夫，先检查哪只眼睛？”我说：“把右眼捂住，检查你的左眼。”我话音刚落，还没有给他指哪一行，他就用标准的北京话说他什么也看不见。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会什么都看不见呢？那又怎么能穿上军装呢？停顿片刻我对他说：你可是想好了再说话，不要说瞎话。他看到我已经识破他的话，于是压低声音说：姐姐，你就给我在体检表上填写视力很差，不合格即可，我不想当兵，我想回家。这个要求可是让我为难了，填吧，违规了职业道德，不填吧，真不忍心拒绝他那祈求的眼光。（下图王岩）

　 也不知道当时我哪里来的那份胆量，鬼使神差的就按照王岩的要求填写了，当然我没有像他要求的填写的视力那样差，可是，视力不达标是写上了，退兵是没有问题的。他拿着体检表满意的对我笑笑，说了声谢谢姐姐便走了。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就办了心里极度不安的一件事，他走后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不是滋味，这件事办的也真有点唐突，要是让院领导知道了可怎么办呢？这矛盾在我心中乱碰，使我一天到晚的五脊六兽的不大好过，不过命运总让人互相矛盾，前一秒还在与命运抗争，后一秒却软弱下来屈从于命运，但就是这样，我们谁不是在这种自我矛盾里存活呢？那时候还是年轻，什么都不怕，自己又在心里安慰自己，大不了让我退伍了事，有什么好怕的呢？还好，过了一个星期，王岩来医院看我来了，告诉我说他爸和领导说了，不让他回家，就留在部队，记得当时他还送了我一个非常精致的笔记本，至今我还保存着。院领导当然也没有找我谈话，几天来七上八下的心总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王岩是1980年10月入伍，在师直属侦察连，1982年底调入师电影队，从事播音兼放映工作，1984年底复原回京，后来在国家粮食总局工作至今。

　　离别一天天临近，记得在1982年那段即将脱下心爱的军装的日子里，过往的一切，都化成了热泪奔涌。无情未必真豪杰！只有经过军营的磨砺和洗礼，才能百炼成钢；只有生命中有过当兵的历史，才会对这泪水饱含的热爱与不舍感同身受。虽然是自己要求离开部队的，但是真的到走的那天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到部队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至今为止依然清晰的记得在部队的那些美好的日子！即便是穿上军装在大街上走一趟，一路上能吸引不少老百姓羡慕的眼光，那时真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深深地为自己穿上军装而感到骄傲！还记得每次回家探家，母亲总是让我穿上军装，到她曾经工作过的五一大楼走那么一圈，当母亲的同事夸我人漂亮，穿上军装更精神时母亲总是满脸的欢喜。退伍了，每到“八一建军节”自己一个人，在没有战友的八一节里，没有了曾经日日夜夜伴随的绿军装，看不到飘扬的军旗，听不到嘹亮的军号，心里空荡荡的……

　　如今自己的生命里曾经有那么一抹迷彩的记忆，我为自己曾经是军人而自豪！我为自己的“芳华”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