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点上的知青们就陆陆续续地上县来,开始复习各门功课。
由于当时受《春苗》这部电影的影响,大家都在拼了命的挣表现,争取手上的老茧能磨厚些,好得到贫下中农的推荐,去上大学。因此我们大多数的书本早就扔了。
但最终贫下中农们还是没有推荐知青,而是推荐了他们自己的子女们去上了工农兵大学。看来靠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根本无望,有可能是永无机会。现实摆在面前,要想去上大学,只有靠我们自己。
唉!那年头,贫下中农们也难啊!他们也有十多个回乡知青,等着去上大学啊。
可是公社只给了哈拉生产队两个上大学的名额,千军万马要过独木桥,那能不难吗?
好在当时恢复了高考,我们不用再去挤那独木桥啦,又有了上大学的希望。于是,大家就忙忙碌碌地四处去寻找复习资料。
我母亲是文盲,就不说了,父亲也只是在新津陆军军官学校时学了一点文化。除了弟妹们的课本,家里几乎找不出啥书来。真是急死人了。
好在陈陈的父母都有文化,他们家有很多的书,而他母亲还是个老师,知道该怎么应试。
我和陈陈当知青时侯是铁哥们,于是我就跟着他一块复习,系统地复习了所有知识。可惜我数学基础太差,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补的起来。
陈陈的母亲就让我放弃复习数学,集中精力突击文科的几门主科,以此扬长避短。数学在选择题上全选择B,选对错题就全打钩,只要不得零分,就行了。
我就按照这个方案去参加了高考。考场上,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发挥的还不错。
公布考试成绩时,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就连我初中时的老师们也感到惊讶,我自己也很高兴。
高考结束后,多数知青都留在了县上做工挣钱。只要向生产队交上超支款,就等同于出工了,生产队还照样给你记工分。因为那时一个壮劳力每天十个工分,才值八分钱。知青们上交的超支款,要远远高于这个数。
我那时在砖瓦厂打土坯。打一匹土坯七厘钱,每天打一百匹就有七角钱的收入。所挣的钱除了给生产队交超支款外,自己还可以得一部分。
打土坯最难的事是去套牦牛。
砖瓦厂饲养了一大群专门踩黄泥的牦牛。老实的牛虽然听话好套,但套上去确没啥力气,踩不了几圈就踩不动了,打都打不走。调皮的牛有力气,但要用角打人,不好套。
幸亏在当知青时接触过牛,还练就了一点胆量,就敢去套那调皮的牛。
每回要套两头,把它们牵到事先挖好,并用水已发好的泥塘里。在泥塘中间钉根钢钎,把两头牛并排的套在钢纤上,然后就一圈一圈地赶着牛去踩。再调皮的牛这会儿也都老实了。
到了冬天,因为上冻,就打不成土坯了。
这时就去毛垭四队给砖瓦厂拉柴火。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要出发,拉上架架车走十几公里路,来到毛垭四队公社驻地,天才刚刚亮。这里堆放着牛场娃用牦牛从卧龙沟驮上来的柴火。拉回县城的的砖瓦厂每一百斤给八角钱的运费。
公社一出来就是一段陡坡,要大家都合力才能把装满柴的架架车推上去。如果去晚了,别人都走了,就凭自己家的两三人是推不上去的,所以就不能去晚了。
为了多挣钱,每车大概要装一千多斤。拉到理乡路七公里的地方,有一条小河。大家就在这里烧茶,吃中午饭。
吃了饭继续前进,几乎要到傍晚,才能拉到目的地。要到砖瓦厂时,又是一段上坡路。  
这时我们都己精疲力尽,那怕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累的脚肚子发软,也得拉上去。过了称,才能拿到钱。
那时挣点钱,真的是很辛苦的。
后来知青办不同意生产队的做法,就开始清理我们了,要求所有知青必须下农村去。我们就只好回到知青点,边劳动,边等学校的录取通知。
也就是在这个时侯,我回到知青点才几天时间。糖厂去热拉煤炭厂拉煤的张成富师傅,就给我带来口信。说我的母亲重病,住进县医院,已经都下了病危通知了。父亲要我赶紧回去。
张师傅说,“我一会装了煤回来,你就坐我的车上县。”
回到县上,我就赶紧往县医院跑。
母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腊黄,己经不醒人事。父亲则无助地坐在旁边。
这时,登巴医生告诉我:“你妈妈流鼻血止不住,已经流了一盆子了。现在虽然鼻血止住了,但由于失血过多,如果不及时输血,就会有生命危险。”
那个年代,在理塘输血是件多么不易的事啊。根本就没有血库,都是靠义务献血,现抽现输。
看着母亲亳无血色的面容,想想她那辛勤操劳的一生,止不住我热泪盈眶,顿觉无比的揪心。
我立马央求登巴医生抽我的血,我要给母亲输血!登巴医生说:“那这样最好,都不验血了,直接就可以输。”
  母亲这会奇迹般地醒过来了,用微弱的声音说道:“不要抽我儿子的血……不要抽我儿子的血……”
  我是救母心切,爬在母亲床前,哽哽咽咽地说:“妈妈,我要给你输血……妈妈,我一定要救你……”
  就这样,我给母亲输了两百CC血。看着母亲脸色红润起来,想到母亲有救了,我的心一下就放了下来,感到无比的欣慰。
  休息几天之后,看到母亲好了许多。我就回知青点去了。
  在知青点的日子也是倍受煎熬。
  看到知青战友们一个个地 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那喜上眉稍的样子,叫我好不羡慕。
就这样,我在点上苦苦等到4月10号。考分比我低很多的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始终没有我的录取通知书。
  乡文书老彭也着急了,他给我说:“不对哦,你怕是上县招生办去问一下吧?”
  我第二天搭上一辆拉煤的车,上了县。
  去招生办一问,天啦!尤如睛天霹雳在我头顶炸响,我当时就懵了。原来是我自己的无知断送了我的大学梦。我当时报了西南民院和康定师范高师班两个志愿,但两个学校均以体检不合格而取消了我的录取资格。
  事情是这样的。体检那天,我还在砖瓦厂打土坯。接到通知,我是一路跑去医院的,医生当时测血压时,给我说过:“你血压有点高哦。”我也没在意。还回答说:“高就高呗”。
  现在想想,我们那时的确也是无知透顶,太混蛋了,真想狠揍自己一顿。
  读书无望,安排工作就成了头等大事。
  这个时侯,考起学校的都去读书了,招干的也都去了州民干校,蓉蓉,亚亚和萍萍也都去了煤炭厂,我和花花就去了理塘糖厂当工人。
  从此离开了这片锤炼我们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