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今天10月1日是国庆节,是的,今天我们不该忘记那些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而献身的先烈和前辈们。

  今天,我讲一段关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作为对前辈的纪念。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只有奶奶没有爷爷。奶奶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到文革开始奶奶因为出身地主被迫离开南京回到陕西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爷爷的照片也没有见过,父亲告诉我爷爷在他一岁时就离开家了。

  直到上中学申请入团时,要向团组织汇报家庭情况,父亲把他写给中央军委请求帮助寻找父亲的信给我看,才搞清楚家庭的情况,我的爷爷在我父亲一岁时去参加红军,之后下落不明。

我的祖籍是陕西、汉中、城固县。汉中是汉王朝的发祥地,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江源头,北依秦岭,南屏巴山,中部是汉中盆地,自古就被称为“天府之国”和“鱼米之乡”,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城固位于汉中盆地中部,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富庶,是全国粮油基地县之一,素有大西北之“小江南”美誉。同时城固也是中国第一个出使西域的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的故乡。

  可以追溯到的先辈历史是,我的祖辈是中医世家,所以生活上一直不错。 到曾祖父这一代,很大岁数才有的孩子,我的爷爷是最小的孩子叫张竹林。由于曾祖父去世时,三个孩子都未成年,因此三个孩子都没有能够继承祖辈的中医。不过因为从祖辈那继承了房产田产,几个孩子在生活上都衣食无忧,长大后我爷爷在村里当小学老师。

  1932年深秋,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经过城固,那天爷爷叫同村的一个青年(奶奶称同庆他爸)陪他一起去南山办点事,一直到第二天同庆爸一个人回到村里,找到我奶奶告诉她说,我爷爷参加红军徐向前的部队了。

  据同庆爸说,他们去南山回来的路上,在五郎关遇到红军部队戒严,部队的人热情的留他们吃饭,饭后又说天黑了留他们住下,让他们明天再走。

这期间部队干部和他们聊天,问了两个人的情况,我爷爷说是教书的,同庆爸说是种地的,部队的人还仔细的看了他们的手,认为他们说的是真的。之后接待他们的干部向他们介绍了一些红军的情况,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并希望他们能参加红军。同庆爸当时表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全靠他一个人养,不能参加红军,而我爷爷接过话说我家日子好过没什么负担,表示愿意参加红军。

第二天早饭后同庆爸和我爷爷告别一个人回到村里,而我爷爷就这样参加了红军部队。等奶奶去寻找,部队已经离开了。那时结婚早,26岁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是我大姑当时10岁,我父亲是最小的一个只有一岁多。

按同庆爸的说法,我爷爷就是奔着红军去的,他们去南山并没什么事,拉上他一起去,是为了参加红军后希望有人给家里带个信。

  一直到三年后的1935年,有一个不认识的人送来一封我爷爷的亲笔信,信中大概的内容说:我在红军部队里很好,作文书工作,也教大家认字,还特别叮咛把家里的地卖掉,一定要让孩子读书等。这时他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叫张逢林,估计是为了在红军部队担心连累家里而改的名字。我奶奶根据送信人提供的地址,找到五郎关集镇的一家商铺(当时我爷爷留信的地方)去问了情况。商铺的掌柜说是上个月红军路过这里时,我爷爷托他们转交的。后来红军部队往四川方向的路去了,从此后就再也没有爷爷的任何消息了。

  1935年的来信说明,爷爷已经经历了长征的艰难困苦后还活着,对他所追求的理想和信念依然没有动摇。他叮嘱把地卖掉,说明他对革命未来和前途持乐观态度。

  过雪山草地,对爷爷这样一个从小生活在地主家庭的青年来说应该是一个严酷的考验,但他坚持下来了。

  对于今天的我们不太能理解,当年爷爷生活上衣食无忧,为什么要撇下家庭和孩子去参加红军。看完陈忠实的《白鹿原》后,站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再回头看也许可以更多的理解一些他的选择。感觉得从《白鹿原》里的鹿兆鹏身上仿佛可以看到我爷爷的影子。

他们参加红军的动因,与成长于富裕环境的释迦摩尼在娶妻生子后29岁时出家创立佛教,与同样生长于富裕家庭的李叔同在结婚后多年38岁时出家皈依佛门多少有些相似之处。社会持续的动荡,民不聊生,有钱人醉生梦死,让他们产生了厌世的情绪,于是放弃了安适的生活,抛妻别子,穿破衲,咬菜根,重新踏上去寻找人类前途和人生的真谛征程。

  据我奶奶和我大姑回忆,我爷爷中等身材,穿长褂,带礼帽,手里经常拿着几本书,基本是旧知识分子模样。我爷爷参加红军后,家里整理他的东西是大量的书,除了有许多家传的中医药的书外,还有许多古书、小说等,另外还有多年集下来的《少年》《中华青年》等杂志。

  常常会想象我爷爷长的什么样子,穿上红军的军装又是什么样,这张照片是我用自己的照片合成的,想象爷爷穿上军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这些年看了许多关于徐向前和红军西路军的史料,也看过描写西路军的电影《惊沙》、《西风烈》等,基本上可以推断出我爷爷的命运。 我爷爷应该是在1936年10月和两万多西路军将士一起在徐向前、陈昌浩带来下西征,在祁连山的戈壁中,西路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惨烈战斗,最终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陷入绝境,最后血洒戈壁滩。实际情况应该比电影更加的惨烈,更悲壮。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路军问题一直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直到改革开放后,由于亲身经历者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人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到澄清。

  我奶奶因为我爷爷参加红军在1941年还坐过八个月国民党的监狱,主要是让我奶奶说我爷爷的情况,现在在什么地方,在红军什么部门工作。我奶奶确实也不知道,后来娘家人通过关系疏通就把我奶奶放了出来。

  奶奶读过书有文化,因为一个女人在家雇人不方便,从此奶奶自己管理田产自己记账当起了地主。奶奶把家里的男孩都供到高中毕业,女孩都供到初中毕业。
土改时家里的房屋土地都被分掉了,奶奶因为隐藏财产拒不上交又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被关了两年。奶奶作为一个女人很不容易,即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

  解放时父亲上高中,正好是抗美援朝,当时父亲报了名准备参加抗美援朝,由于我奶奶坚决反对不同意,部队没有要他。

之后父亲报考了大学,录取到位于西安的西北农学院林学系学习。

  因为土改家里的财产都被分了,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父亲说那时他差不多是班里最困难的学生。
  1955年父亲大学毕业,解放初国家正在进行林业资源考察,父亲来到东北伊春的小兴安岭,参加林业资源考察和开发,在林区工作了整整10年,在那认识了我母亲。

  我爷爷1932年参加红军时26岁。我父亲1955年大学毕业去小兴安岭原始森林考察时24岁。我1976年高中毕业申请去西藏插队时17岁。

三代人经历了中国近百年巨大变革的不同阶段,但性格和血液里的那种精神是相通的,用行动去践行理想,把青春融入到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历史洪流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可能愧对家庭,但无愧于所处的时代。

我的爷爷和我的奶奶,一个红军,一个地主,一个是离家出走的革命先驱,一个是封建守旧的革命的对象,在一起生了五个孩子,就国家和理想的角度而言我理解我的爷爷,就对家庭的责任而言我尊敬我的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