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齐邦媛和张大飞的故事

袍哥🍀

<h3>  尽管早已拜读过齐邦媛先生的巨著《巨流河》,但我在摘编贯穿其中,有关英雄飞行员张大飞与齐邦媛本人的爱情故事的内容时,仍然禁不住深深沉浸于那一个个文字的情真意切。当爱情被打散揉碎在山河破碎与舍生抗敌之际,有着怎样的悲怆和伟大,就会是怎样的荡气回肠。</h3> <h3>巨 流 河</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张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h3><h3><br /></h3><h3>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五六个同学回家。吃过晚饭,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回板桥,哥哥在家住一晚。</h3><h3><br /></h3><h3>母亲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在南迁之后,抗战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h3><h3><br /></h3><h3>张大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时,妈妈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h3><h3><br /></h3><h3>在这之前,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张的学生他的父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h3> <h3>哥哥终于在同学中找到了他。他比我哥哥大三岁,除了打篮球,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也很少与人对话。透过那一年毕业和他一起打球的撑杆跳国手符保卢(是那时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h3><h3> <br /></h3><h3>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非与哥哥回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h3><h3> <br /></h3><h3>他说他父亲被烧死之后,在日本人追杀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与一个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进了一所教会办的中学,每天早上学校有早祷会,由&quot;主祷文&quot;开始:&quot;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quot;在这里他可以尽情求告一个父亲的保护和爱,于是他信奉了基督教。</h3><h3> <br /></h3><h3>第二年,&quot;满洲国&quot;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岁,一个人进关,到北平投奔叔叔。失学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适久住。那时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东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冻饿路倒者。</h3><h3> <br /></h3><h3>有一天,他在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旁游荡,看到院子里搭了几个帐篷,庙门上贴着&quot;国立中山中学&quot;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入学后全体学生食宿一切公费,从此有了安身之所。</h3><h3> <br /></h3><h3>学校功课水准很高,原以为自己有了前途,谁知过了两年,华北在日本由&quot;满洲国&quot;进逼之下已风雨飘摇,渐渐岌岌可危,中山中学被迫南迁。离开北平时,只能辗转告诉在家乡却已无家可言的母亲,将随学校南迁,到了南京板桥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消息......</h3><h3> <br /></h3><h3>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十八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几年前有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爸爸的头挂在城门上一样悲惨。</h3><h3> <br /></h3><h3>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数在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逃到营口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quot;张乃昌&quot;改为&quot;张大非&quot;。</h3><h3> <br /></h3><h3>从此,每个星期六午后,我会在哥哥那群喧闹的同学中,期待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他最喜欢带我那三岁的大妹妹到院子里玩,有时帮妈妈抱襁褓中的二妹,偶尔会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买的书。有一次,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给妈妈和我看,说这是离家后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虽不懂,但多年后我明白,为什么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种和平、宁静,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奥待解的书,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随身带走了。</h3> <h3>那一年初春,中山中学大门外面盖了一些小平房,很小的木架泥墙小房子。妈妈每星期去住四五天,因为她又怀孕了,很喜欢再过一过乡村生活,每天可以种些菜。此外,另几家东北出来的老师家眷,更能慰解她的真正乡愁。</h3><h3> <br /></h3><h3>我每周末也会去板桥,可以满山遍野跑一跑,好似回到六年前的童年。张大非常常来,他最喜欢抱我那两个妹妹,看我妈妈做家事,仍然很少说话。</h3><h3> <br /></h3><h3>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说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小山牛首山。我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h3><h3> <br /></h3><h3>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h3><h3> <br /></h3><h3>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h3><h3> <br /></h3><h3>回到家,哥哥对妈妈说:"以后再也不许她跟着我!那么小座山,她上去那么慢,又下不来,动不动就哭,烦死人了。"</h3><h3> <br /></h3><h3>初夏,我们搬回南京城里,妈妈待产。</h3><h3> <br /></h3><h3>我们的一生和中国的命运不久就全变了,我再也没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缘分。</h3><h3> <br /></h3><h3>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h3> <h3>国破家亡</h3><h3>然而,我的家人却面临更大的生死挑战。</h3><h3><br /></h3><h3>从南京火车站到芜湖军用码头,母亲虽有人扶,却已受到大折腾,在船上即开始大量出血。船行第三天,所有带来的止血药都止不住血崩,全家人的内衣都继床褥用光之后垫在她身下。</h3><h3><br /></h3><h3>船到汉口,她已昏迷。清晨,由码头抬到一家天主教医院时只剩一口气。同时抬到医院的,还有我那十八个月大的妹妹静援。她尚未完全断奶,刚会走路十分可爱。在船上时,大人全力救助我母亲,静援自己走来走去,有时有人喂她一些食物,船行第三天即吐泻不止,送到医院时住在一间小儿科病房。医生诊断是急性肠炎,她住在医院右端,由我姑妈镜纯带着我照看;妈妈住在左端加护病房,由我舅舅看着医生们尽一切力量稳住她已微弱的生命。我的三舅裴毓庆,原是一位小学校长,在平津失守后,出东北设法逃到南京和我们一起到大后方去。</h3><h3><br /></h3><h3>第五天早上,我伏在妹妹床边睡了一下,突然被姑妈的哭声惊醒,那已经病成皮包骨的小身躯上,小小甜美的脸已全然雪白,妹妹死了。在我倦及入睡之前,她还曾睁开大眼睛说:&quot;姐姐抱抱。&quot;如今却已冰冷。</h3><h3><br /></h3><h3>天主教修女护士过来抚下她的眼皮,对我说:&quot;你的眼泪滴在她脸上,她上不了天堂。&quot;姑妈叫我先到走廊上站一会儿再进去。我再进去时,他们已将那小小的身体包在一床白色的毯子里,把她抱出去。</h3><h3><br /></h3><h3>那时天已经大亮,雨仍在下。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铁灰色的冬日天空。十三岁的我,似是爬行般,恐惧忧伤,来到左端我母亲的病房门口。</h3><h3><br /></h3><h3>她已经认不出我了,在她床前围立几位医师和护士,刚刚为她输了血,却仍不苏醒。年长的医师示意我舅舅到门口说:&quot;你们准备一下吧,我们会继续救,但希望不大。&quot;</h3><h3><br /></h3><h3>舅舅只得在学生陪伴下,在那全然陌生的城市找到棺材店,订了一个大的,买了一个小的,又去订做我十六岁的哥哥和我的孝服。回到医院,我母亲的心跳已弱。</h3><h3><br /></h3><h3>舅舅奔回病床边,对着气若游丝的母亲喊叫:&quot;毓贞,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死啊,你的孩子都这么小,你可不能死啊!&quot;</h3><h3><br /></h3><h3>多年之后,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早上,在我舅舅的呼喊中,她由一片满天笼罩的灰色云雾里,听见了自己的名字。她似乎看见我哥哥和我,牵着、抱着三个幼小的身影站在雪地里,她奋力挣扎想拉住我们,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往前走......</h3><h3><br /></h3><h3>我一个人站在母亲病房门口,听着舅舅呼唤母亲的名字,感到寒冷、孤单、惊恐。这时,我看到张大非从大门进来,跑着过来。我刚停的眼泪又倾泻而出,对他说:&quot;妹妹死了,我妈也要死了!&quot;</h3><h3><br /></h3><h3>他走进病房,在床前跪下,俯首祈祷。</h3><h3><br /></h3><h3>当他走出来时,他对我说:</h3><h3><br /></h3><h3>&quot;我已经报名军校,改名叫大飞,十一点钟要去码头集合,临走一定要看看妈妈,你告诉哥哥,我能写信时会立刻写信给你们。&quot;</h3><h3><br /></h3><h3>接着,他拿出一个小包放在我手里说:</h3><h3><br /></h3><h3>&quot;你好好保存着吧,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话。&quot;然后他疾步走出了医院大门。</h3><h3><br /></h3><h3>后来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几乎是全程跑步,到了码头,赶上报到。一路上他止不住流泪,一年多以来从我的母亲处重温母爱温暖,今日一别,不知能不能再看到她?</h3><h3><br /></h3><h3>他放在我手上的小包是一本和他自己那本一模一样的《圣经》,全新的皮面,页侧烫金。自那一天起,我在所有的车船颠簸中都带在身边,至今六十多年仍然清晰可读。</h3><h3><br /></h3><h3>在扉页上,他写着:</h3><h3><br /></h3><h3>邦媛妹妹:</h3><h3><br /></h3><h3>这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也更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愿永生的上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阿门!</h3><h3><br /></h3><h3>主内四哥张大飞</h3><h3><br /></h3><h3>在那一天之前,没有任何人用&quot;可爱的前途&quot;对我病弱磨难的生命有过如此的祝福。</h3> <h3>十二月七日,父亲到了汉口,他与抗战最高统帅部最后撤离南京的数十人随蒋委员长先到宜昌,再乘军船到汉口。</h3><h3> <br /></h3><h3>这个家终于有了爸爸,他又黑又瘦,在南京的最后几天连饮食都难于供应。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那样的大男人流泪,他环顾满脸惶恐的大大小小孩子,泪流满面,那一条洁白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如今被眼泪湿得透透地。</h3><h3> <br /></h3><h3>他说:&quot;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quot;</h3><h3> <br /></h3><h3>在生死之间徘徊的母亲,因为能看见父亲活着回到家中,忧心有了安顿,活了下来。</h3><h3> <br /></h3><h3>我们到湘乡后两个月,哥哥收到张大飞由入伍训练基地写到学校的信他们的年轻教官中有几位是黄埔八期到十二期的东北学生,知道中山中学到达湖南,落脚在湘乡永丰镇。</h3><h3> <br /></h3><h3>他信上第一句话就是问妈妈身体如何?(他不敢问:&quot;她仍活着吧?&quot;)请我们务必回信,他在信内写了哥哥和我俩人的名字,或许是怕哥哥不一定回他的信。</h3><h3> <br /></h3><h3>信中,他也说明从军的理由:&quot;我已经十九岁了,毕业时超过二十岁,到时不一定考得上公立大学。日本人把我们逼成这样,我也没有心情念书或等待一个没有把握的未来。我家有三个哥哥和弟弟,我如今如愿考进了空军官校,可以真正报效国家,为我父亲报仇。&quot;</h3> <h3>  来自云端的信</h3><h3><br /></h3><h3><br /></h3><h3>他说入伍不久即考入空军官校,训练很苦,但每天吃得很饱:"我自离开家,除了在南京你们家之外,很少吃这么好的伙食。"体力好,入伍训练也受得住。他问我有没有看《圣经》?可以先从《新约》看起。哥哥在学校很忙,他命我立刻回信。</h3><h3> <br /></h3><h3>我到了长沙上周南女中前,给他回信说清楚家中和妈妈的身体情况,告诉他赠我的《圣经》放在腰带里,逃警报都带着,只是不懂为什么耶稣说人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让他打?</h3><h3> <br /></h3><h3>长沙在两次大火前夕,处境日益艰难,父母只好把我先接回湘乡,准备随时再往前逃。</h3><h3> <br /></h3><h3>我至今仍记得我们在永丰镇过的好日子。湖南有丰饶的物产,淳厚的民情和世代厚植的文风,湖南人因执著与自信常被人称为"湖南骡子"。那儿是个鱼米之乡,我今生走过很多地方,很少看到那样肥美的萝卜和白菜。在战火还没有烧到的时候,日子过得太平安宁,与世隔绝,真像沈从文《边城》里翠翠的美好故乡。</h3><h3> <br /></h3><h3>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方式的时代,沙坪坝六年,张大飞成了我最稳定的笔友。</h3><h3> <br /></h3><h3>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两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我家五六次。我大妹宁媛已经上南开小学,小妹星媛每天也跟着去"玩"(她把小姐姐的书全背得出来)。那时的我是家里唯一爱写信的人,大飞四哥(他在家中排行)不驻重庆时,每周用浅蓝航空信纸写信来,他的家人一直联络不上,他说,我们就是他唯一可报平安的家人了。他写信如写家书,我因此万分感动,必回他的信,那些信如果带出来了,当是多么可贵的战时青年成长史!</h3> <h3>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的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会的平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却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quot;中国不会亡&quot;的合唱。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h3> <h3>他的生活何等辉煌,而我只有中学女生那一片小小天地。初中时,我常抄些国文课本里感时忧国的文章如《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史可法《答多尔衮书》等。渐渐地也写些课外读的,女孩子最迷的《冰岛渔夫》、《简爱》,甚至《葛莱齐拉》这种&quot;多情得要命&quot;的散文诗,他似乎都很有兴趣地与我讨论,但每封信结尾都有注意身体、不要让妈妈操心之类的训勉。</h3><h3> <br /></h3><h3>我上了高中,他已身经百战,信中内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为拓宽。凡是校内一切有意义的活动,周会的名人演讲,我办的壁报,寄前线战士慰劳信,为轰炸后重建新居的捐款活动等,他都很有兴趣。有时我也寄一两本&quot;时与潮书店&quot;的好书给他。这些信,他说,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h3><h3> <br /></h3><h3>渐渐地,他写了更多关于《圣经》的话,并且很欣赏我抄寄给他孟老师诗选、词选的课本,他说这是他灵魂又一重安慰(多年来,他是唯一常常和我谈灵魂的人)。</h3><h3> <br /></h3><h3>他几乎和我同步修完孟志荪的诗词选。他当然喜欢苏东坡和辛弃疾,说那种豪迈是男儿当所有,也同意秦少游的《踏莎行》结语&quot;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quot;有大气魄,但是对于我很欣赏皇甫松《梦江南》&quot;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quot;却不以为然,说我年纪轻轻,怎么喜欢这么苍凉的境界!</h3><h3> <br /></h3><h3>他的信,从寄到湖南的第一封写他入伍训练的磨砺,到他由美回国选入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常常附有照片,从穿着棉军服急行军到站在鲨鱼嘴飞虎队战斗机前穿飞行装的各种照片,七八年来也累积了不少。</h3> <h3>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如果那能称为&quot;一生&quot;),这一切因为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一九四一年,在云南的基地,他遇到了美国的随军牧师。多年来他陷于宗教与作战之间的心理冲突,在与这位长老会牧师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些纾解,到美国受训时与基地随军牧师朝夕相见,他们认为保卫家乡是正义之战,减少民间无辜的伤亡,是军人天职。这给了他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使他能在杀伐与救赎间求取一些心灵的平安。</h3><h3> <br /></h3><h3>渐渐地,他不多写战争的事,开始说打完仗后要去当随军牧师,但是仗要先好好打,绝不能让日本鬼子打赢。他的语气中全是英雄气概,充满了张校长演讲勉励我们&quot;中国不亡,有我!&quot;的气概。</h3><h3> <br /></h3><h3>陈纳德和中国空军的关系,似乎只能说是一个缘分,他是在美国空军一次竞技小组的飞行特技表演时,受到中国空军代表观礼的毛邦初注意。一九三七年,陈纳德已经四十五岁了,没有功成名就,因病退役,五月底接受了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顾问之聘,乘轮船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抵达上海。</h3><h3> <br /></h3><h3>他在中国最艰困的时候帮助训练初创的空军。他所招募的美国志愿队,由昆明泥泞的机场迎战,出击日军,成为举世闻名的&quot;飞虎队&quot;,但是飞机前舱漆的是张开大嘴的鲨鱼头,他们以少击多打下了数倍的日机,减少了许多中国军民的伤亡,在抗战中成为家喻户晓的神奇故事。有人称他是冒险家,但是他讲究战略,训练严格,与战斗员同甘共苦,大家才能以高超的技术升空驱敌。</h3><h3> <br /></h3><h3>两年后,他回美国度假,坐在家中温暖的壁炉前,竟不禁想着中国战场上那些燃烧的城市,以及中国飞行员所驾驶的老式战斗机从空中掉下的情景。看到满桌精美的食物时,想到中国农民和他们可怜的糊口之粮,他开始和家乡过着幸福日子的人话不投机了。两个月后,他回到中国,得到蒋夫人和中国空军全力的信托,加紧训练年轻的中国飞行员,增强战备。</h3><h3> <br /></h3><h3>珍珠港受突袭后,志愿军正式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陈纳德于一九四二年三月被任命为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官,受蒋委员长领导,总部设在昆明,支援缅甸的英美盟军,主要战场在保卫西南各省。</h3> <h3>张大飞于一九三七年底投军,入伍训练结束,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机头上仍然漆着鲨鱼嘴,报纸仍旧称他们为&quot;飞虎队&quot;。</h3><h3> <br /></h3><h3>他到沙坪坝我家,妈妈说美国伙食好,他更壮了,也似乎还长高了一些。新晋阶中尉的制服领上飞鹰、袖上两条线,走路真是有精神!此次告别,他即往昆明报到。由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站必赢,那时地面上的国军陷入苦战,湖南、广西几乎全部沦陷,空军是唯一令我们鼓舞的英雄。</h3><h3> <br /></h3><h3>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色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小铺子里有玻璃罐子,装着我大妹四岁时在逃难路上最爱吃的糖球。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quot;哈利路亚......&quot;从此没人强迫他喝,更劝不动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时行乐,实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quot;行乐&quot;快乐多了。</h3><h3> <br /></h3><h3>有一封信中,他告诉我: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迹,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人的脸,一脸的惊恐。他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他忘不了那坠下飞机中飞行员的脸。我没有看见,但是我也忘不了那在火焰中的脸。</h3><h3> <br /></h3><h3>是的,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燎烧、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quot;亵渎&quot;的巨大形象。</h3> <h3>高二那一年暑假,吃过中饭,我带他穿过中大校园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块悬空小岩洞。太阳耀眼,江水清澄,我们坐在那里说我读的课外书,说他飞行所见。在那个室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他又回到云南,一去近一年。</h3><h3> <br /></h3><h3>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h3><h3> <br /></h3><h3>我出去,看到他由梅林走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quot;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quot;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h3><h3> <br /></h3><h3>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转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quot;我必须走了。&quot;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h3><h3> <br /></h3><h3>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山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h3><h3> <br /></h3><h3>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h3> <h3><br /></h3><h3>浅蓝的航空信</h3><h3> <br /></h3><h3>在我踏进女生宿舍,向门房老姚报到的时候,他看了我的名字,从左边一个柜格取出一封信给我,说:&quot;人还没来,信就先到。&quot;然后看了我两眼,好似作了特殊登记。信封上的字迹是张大飞的,寄信地址是云南蒙自一个军邮的号码。同样浅蓝的航空信笺,多了一种新的、浓密又压抑的牵挂,不言相思,却尽是相思。他惦记我的长江航程,惦念我离家后的生活:&quot;你做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等你到了乐山来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quot;据我多年的了解,他所说的&quot;落地&quot;就是作战平安归来的意思。</h3><h3> <br /></h3><h3>他的信几乎全是在备战室里写的,在溽热潮湿的云南边陲之处,面对着抢工修复的飞虎队跑道,一个身经百战的二十五岁青年,用一贯写家书的心情,安慰着一个十九岁的想家女孩,告诉她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连天的中国,能读大学,是光明前途的开始。</h3><h3> <br /></h3><h3>每个星期一下午由文庙回来,老姚都笑吟吟地给我一封寄自云南的信,浅蓝的纸上除了想念,更多的是鼓励。也寄来一些照片,全副武装和漆着鲨鱼嘴的战斗机的合照:三个精神奕奕充满自信的漂亮人物,起飞前在机舱里的照片,很难令人联想到&quot;生命是死亡唇边的笑&quot;。飞虎队在那些年是传奇性的英雄,陈纳德说:&quot;昆明的中国人,怎么会从P-40飞机头上的鲨鱼徽得出飞虎这个名字的,我永远也闹不清。&quot;美国参战后,飞虎队正式改编为中美空军混合大队。</h3><h3> <br /></h3><h3>他收到我那些苍白贫乏的信,大约也无话可说,和我一样共同怀念起南开中学的诗词课了。每次升空作战,风从耳边吹过,云在四周翻腾,全身凝聚,处处是敌机的声息,心中别无他想。但是,一切拼过,落地回来,一切的牵挂也立刻回来。营地有三天前的旧报,战争陷入苦战阶段,川西离战场远,什么消息都没有。他说:&quot;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quot;</h3><h3> <br /></h3><h3>连续两周未接航信,白天拥挤的小小方庭,月亮照进来的夜晚,可供优思徘徊,困在山水边城,与世界隔绝,只剩下遐思噩梦。终于收到他由昆明来信,说受了点伤,快好了,下周就回队上去。从此我写信再也不写自己太平岁月的烦恼,也不敢写自己担忧,尽量找些有趣的事说,如逻辑课的白马非马之辩,如经济学各派理论的冲突,乐山土话把一切单位皆用&quot;块&quot;一块星期,一块房子,一块笔记本......男生第八宿舍是两年前大轰炸后罹患昏睡症死亡的学生公墓,等等。最大的浪漫是告诉他,我去找了叮咚街水滴落地发出叮咚声音的树洞。无知如我,终于开始悚然警觉,正因为我已成年,不论他钟情多深,他那血淋淋的现实,是我所触摸不到的。</h3><h3> <br /></h3><h3>他回到队上,信上邮戳又是蒙自、个旧、云南驿、腾冲……我在地图上追踪,从战报上看到,飞虎队正全力协助滇缅公路的保卫战,保持盟军对日战争补给的生命线。</h3><h3> <br /></h3><h3>伤愈之后,他对死亡似乎有了更近距离的认识。他的信中亦不再说感情的话,只说你已经二十岁了,所有学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断。</h3><h3> <br /></h3><h3>刚进大学的我,自己的角色都扮演不好,除了想家念旧,和对偏远隔绝的抱怨,一切都没有想清楚的时候,一年就要过尽了。</h3> <h3><br /></h3><h3>外文系的天空</h3><h3> <br /></h3><h3>回到家当然要和父母商量转系的事。爸爸虽未明说&quot;我早就知道你念不了哲学系&quot;,但他说,你感情重于理智,念文学比较合适。我又故作轻松地说西南联大去年发榜后曾欢迎我去外文系,南开同学在那里很多,我也很想去,如果战争胜利,我也可以回到北大、清华或南开大学……爸爸面色凝重地说,美国参战后,世界战局虽大有转机,我们国内战线却挫败连连;湖南沦陷,广西危急,贵州亦已不保,&quot;你到云南,离家更远。乐山虽然也远,到底仍在四川,我照顾你比较近些。其实以你的身体,最好申请转学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也少让我们悬念,局势如变更坏,我们一家人至少可以在一起&quot;。</h3><h3> <br /></h3><h3>我回家不久收到大飞哥的信,他坚决不赞成我转学到昆明去,他随时迁移驻防基地,实在没能力照顾我;战争现况下,连三天假期都没有,也没有办法回四川看我,望我安心回乐山读书,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这时他的口气又是兄长对小女孩说话了。</h3><h3> <br /></h3> <h3>战火逼近时</h3><h3> <br /></h3><h3>太平洋的英美盟军已渐占上风,转守为攻,美国收复菲律宾(麦克阿瑟当年撤退时曾有豪语:&quot;我会回来!&quot;)登陆硫磺岛后,逐岛血战开始。但是国内战线令人忧虑,已无路可回的日本人打通了我们的粤汉铁路,全国知识青年呼应蒋委员长&quot;十万青年十万军&quot;的征召,有二十万学生从军,我在武大工学院的南开校友王世瑞已在放寒假前投考空军官校去了。在那陆军战事失利,渐渐由贵州向四川进逼的危急时刻,只有空军每次出击都有辉煌战绩,可叹人数太少,伤亡亦重,中美混合十四航空队成为人人仰望的英雄。</h3> <h3><br /></h3><h3>我已许久没有收到张大飞的信了,我无法告诉任何人,那寄自奇怪地名的浅蓝信纸的信,像神迹一样消失了。三江之外的世界只有旧报上的战讯了。</h3> <h3>张大飞殉国</h3><h3> <br /></h3><h3>盟军在五月二日完全占领了柏林,日本境内也在美空军密集轰炸之下开始疏散,自杀飞机成了他最后最残忍的武器。我国渐渐在广西收复失土,六月十二日战报,日军势孤,湘西会战我军大胜,歼灭日寇一万余人,正朝桂林进军……</h3><h3> <br /></h3><h3>宿舍弥漫着欢欣的气氛,所有人都解开了准备步行去&quot;雷马屏峨&quot;的背包,准备大考及暑假回家。合唱团、音乐会、送别会,郊游的活动又开始热烘烘地举办,休学和请假的人很多都带着羞愧的表情回来上课了。四月十二日,美国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对中国的冲击很大,有一天朱老师在英诗课突然念了一首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啊,船长!我的船长!》,追悼他不及见战争胜利。此时读此诗,觉得响亮有力,如鼓声送别。然而不到百日之内,我竟第二次清晰地想起这首诗,刻骨铭心,沉重的,不甘心的哀伤。</h3><h3> <br /></h3><h3>我最后一次到水西门外我的河岸是六月初。春天已经过完,岸边的草长得太高,已渐湮没小径。我去那里读哥哥写给我的信,这封信我已经收到两天了,那两页信纸内容也已经背熟,但是我必须找一个地方,好好地想一想……</h3><h3> <br /></h3><h3>哥哥信上说,张大飞在五月十八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在重庆战报上看到前线的消息,周末回到家收到云南十四航空队寄给他的通知,我们家是张大飞的战时通信地址之一。他留下一封信给我哥哥,一个很大的包裹给我,用美军的帆布军邮袋装着,大约是信件。哥哥说我快放暑假回家之前,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他的信附上了张大飞写给他的信。</h3><h3> <br /></h3><h3>这是一封诀别的信,是一个二十六岁年轻人与他有限的往事告别的信。我虽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写的字字句句都烙印我心。他说:</h3><h3> <br /></h3><h3>振一:</h3><h3>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h3><h3> <br /></h3><h3>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他,我活着也是害他。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quot;我爱你&quot;呢?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h3><h3> <br /></h3><h3>这一年的大考延后一些,给请假的人补课的时间吧。我于七月六日与许多同学搭船回炎热如火炉的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妈妈也难于分辨我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种种交纠复杂的情绪在我心中激荡,好似投身入那三江汇合的激流。两天后我才打开那邮包。上面有一封陌生笔迹的信,里面写着:</h3><h3> <br /></h3><h3>张大飞队长已于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我按这个地址寄给你。我在队上担任修护工作,随着他已经两年,他是很体恤人的好长官,我们都很伤心。从他留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找到你的信,也一并寄上。望你节哀。</h3><h3> <br /></h3><h3>周××敬上</h3><h3> <br /></h3><h3>他的信封里装了一张折了多次、汗渍斑斑、浅蓝已褪至黄白色的、我在南开高三时写的信,那是一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说:&quot;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较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quot;死亡的幽谷&quot;……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蓦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而我现在每天要在教室至少坐八小时,几何那么难,几乎令人生趣全无,幸亏有孟老师的词选,不必只为了考大学而活着。今天看高一的同学忙着把被单缝成裙子,要去参加全市运动会的团体舞,那就是我们以前做的事,幼稚得要命。我现在都不敢看课外书了,星期六回家经过时与潮书店门口,我都快步走过,以免受到诱惑……</h3><h3> <br /></h3><h3>这样的信,我写了好多年,直到我去乐山读哲学系。对于他,这些信大约像烟酒跳舞对他队友一样,有帮助他忘却狰狞现实的用处吧。我从乐山想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去找他时,他急着来信阻止,其中有句说:&quot;你对我的实际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对我&quot;光荣&quot;的实质情况愈模糊愈好。&quot;初读时,我看不懂,以为他&quot;变&quot;了。多年后才全然了解,善良如他,蓦然觉醒,要退回去扮演当年保护者兄长角色虽迟了一些,却阻挡了我陷入困境,实际上仍是保护了我。</h3><h3> <br /></h3><h3>我那一大包信,他曾仔细地按年份排好,第一封从湖南湘乡永丰镇扶稼堂寄的,小学毕业生的平安家书;最后一封是大学二年级外文系学生写的,已承认自己没有研究哲学的慧根,全心投入雪莱和济慈的浪漫诗情。从阁楼的小窗看满天星辰,听窗外树上鸟鸣布谷,你在哪里?你怎么像神迹般显现挚爱,又突然消失了呢?</h3><h3> <br /></h3><h3>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中成长的心路历程,详详细细地记录在那一百多封信中,我留在家中柜里那一包他七年间写的更多数量的信,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由流离的困境投身最强烈的战斗的完整自述。他驾驱逐机击落敌机的时候,有时会想:我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却这样长年做着杀戮的工作,上帝会怎么裁判呢?他不是说&quot;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quot;吗?耶稣说人若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吗?但是日本人不但打我的脸,他们杀了我的父亲,摧灭了我的家,将我全国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杀至今。我每在郊区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即可以减少牺牲于炸弹下的多少冤魂……</h3><h3> <br /></h3><h3>这两大包信,放在一起。这一年夏天,我没有力量重看。他的死讯虽在意料中,但来时仍感意外,因而难于印证现实。</h3><h3> <br /></h3><h3>所有的迹象显示,战争快要结束了。麦克阿瑟将军收复了菲律宾,实践&quot;我会回来&quot;的豪语。在卢沟桥事变后八年的七月七日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quot;八年抗战,截至现今,共计毙伤日寇及俘虏日寇达二百五十余万人。我阵亡官兵一百三十余万人,负伤一百七十余万人。战局现已转守为攻。&quot;全国开始生活在期待中。</h3><h3> <br /></h3><h3>几乎在此同时,陈纳德将军辞职的消息震惊了中国朝野。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美国的三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由马歇尔将军继任(&quot;马歇尔计划&quot;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世界局势有很大的影响,包括中国国共战争时马歇尔本人参与的调停)。中国战场的盟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与蒋委员长合作得不愉快,由魏德迈将军接任,他收到总部指示说,陈纳德以最少的资源已打了很长时间的游击战式的战争,&quot;采用现代化进攻战术和技术的最迅速和有效的办法是撤换指挥官&quot;。</h3><h3> <br /></h3><h3>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座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蒋委员长亲自授赠其中国最高的青天白日大勋章,表示中国人民对他多年血汗相助的感谢,美国政府也在此授予特勋金十字勋章,并挂上第二枚橡树叶奖章。这一年陈纳德五十二岁。正因为他来到了神秘遥远的中国,脱离了美国正规军的律令,以近乎江湖闯荡的个人魅力,聚集了千百个同样的好汉,用驱逐机的战术解救了地面上无数苦难的生灵。</h3><h3> <br /></h3><h3>四个月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这一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憾恨落幕,惠德曼《啊,船长!我的船长!》,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所有人对战争的悲悼:</h3><h3> <br /></h3><h3>O Captain!My Captain!Our fearful trip is done;</h3><h3>(啊 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h3><h3>The ship has weather'd every rack,(我们的船渡过每一场风暴,)</h3><h3>The prize we sought is won;(追求的胜利已经赢得;)</h3><h3>The port is near,the bells I hear,the people all exulting,</h3><h3>(港口近了,听啊那钟声,人们欢欣鼓舞,)</h3><h3>While follow eyes the steady keel,the vessel grim and daring;</h3><h3>(所有的眼睛跟着我们的船平稳前进,它如此庄严和勇敢)</h3><h3>But O Heart! Heart! Heart!(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h3><h3>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啊,鲜红的血滴落,)</h3><h3>Where on the deck my Captain lies,</h3><h3>(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h3><h3>Fallen cold and dead.(冰冷并且死亡。)</h3><h3> <br /></h3> <h3>战争结束</h3><h3> <br /></h3><h3>日本正式投降时重庆的狂欢,是我漫长一生所仅见。</h3><h3> <br /></h3><h3>随着广播的声音,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着&quot;山川壮丽,国旗飞舞……&quot;这样的爱国歌,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h3><h3> <br /></h3><h3>我跟着哥哥和表哥们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左连小龙坎,右接瓷器口,几乎没有一时黑暗的路,人们唱着,喊着&quot;中华民国万岁&quot;,真正是响彻云霄。我跟他们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看到门口临时加了两个童子军在站岗,手里拿着和我当年胳膊一样细的军棍,脸上童騃的自信,正是我当年跟着张校长念的&quot;中国不亡,有我&quot;的自信。校门里范孙楼的灯开着,我想到当年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竟然一个人穿过校园,找到回家的小径,走上渐渐无人的田埂,往杨公桥走,快到那小木桥的山坡是个多年废弃的乱葬岗,我哥哥常常向他的朋友挑战,看谁敢去掀那个露出一半的棺材盖,他们又说许多鬼火的故事,比赛谁最勇敢。平常我都由前面大路回家,白天偶尔同大伙走过。走过小木桥上坡,就是我们去年为躲避警报而搬去的家。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quot;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quot;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h3><h3> <br /></h3><h3>从此之后,我不再提他的名字。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想,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但是第二年夏天,我意外地由成都直接&quot;复员&quot;回到上海,妈妈带着妹妹由重庆搭飞机复员回到北平,除了随身衣物只带了一些极具纪念性的照片,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迹,全留给苦难时代的狂风。它们的命运,在我家日后搬迁岁月中,连想象都难了。</h3><h3> <br /></h3><h3>这一年的十一月,在他从军时赠我《圣经》整整八年后,计志文牧师从成都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说他由珞珈团契的一位朋友处得知我在深沉的悲哀中,他劝我振作,抄了《启示录》第七章最后一句:&quot;在主宝座之前穿白衣的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quot;</h3><h3> <br /></h3><h3>计牧师不久到乐山传道,我在卫理公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在长期的思考后,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地纪念他:纪念他的凄苦身世,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h3> <h3><br /></h3><h3>胜利</h3><h3> <br /></h3><h3>虚空,一切的虚空</h3><h3> <br /></h3><h3>他问我,你这么愤愤不平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他,张大飞自十四岁至二十六岁悲苦、短暂但是虔诚的一生,至死未见救赎。(或许他自有救赎?)他又问我,你为何在他死后受洗?我说希望能以自己信奉体验基督教义,了解我自幼所见的各种悲苦,当年坚持投考哲学系也是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我这番述志中,有一个明显的思念对象。他后来告诉我,他无法与一个死去的英雄人物&quot;竞争&quot;。他连真正的战争都没有看到过,自觉因没有&quot;壮志凌云&quot;而比不上那种男子气概。在我那种年纪,作此告白,犯了&quot;交浅不可言深&quot;的大忌,自己并不知道,而最初也以为与他仅只友谊而已,大家在乐山都只剩一学期了,接着各自天南地北,并不曾想到后果。</h3><h3> <br /></h3><h3>六月初图书馆也空了,宿舍多以半空,曾经在轰炸、饥饿、战争逼近的威胁中弦歌不辍的武汉大学,师生、家属数千人将从这座美丽的山城消失。我也收拾了三年的行李,小小的一个箱子,里面最可爱的一个盒子是张大飞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期满回重庆带给我的礼物蓝色有拉链的小皮盒子,装了小瓶的胭脂、口红和两条绣花手帕。这些东西在战时很少人看过,放在潮湿的床下箱子里,也只是无人时拿出来摸摸看,又放回去,小心地盖好。我的棉被、枕头都已赠人,只留下离家时向母亲要来的深蓝绣花被面,一直带在身边。数年后有一天在温州街台大单身宿舍,在太阳下打开小箱子收拾自己所有的&quot;财产&quot;,华丽的缎面和绣花上全是发白的斑点,都是一九四三年冬天在武大宿舍上铺蒙头哭的眼泪,那是在半睡半醒之际,年轻丰沛的眼泪斑痕啊!</h3> <h3><br /></h3><h3>再读《启示录》</h3><h3> <br /></h3><h3>南京是我记忆中最接近故乡的地方,除了在那里读完小学,最重要的是我看到父母在南京重逢,母亲经营一个舒服幸福的家,三个小妹妹平安地诞生,家中充满欢笑。宁海路齐家,曾是黄埔军校无数思乡的东北学生星期天来吃道家乡菜,得到我父母关怀的地方。因此,一九三七年初冬我们仓皇地逃离,国破家亡的悲怆和日军进占后的南京大屠杀,不仅是我的国仇,也是我的家恨。</h3><h3> <br /></h3><h3>到南京后,住在政府的临时招待所。那时许多机构都加上&quot;临时&quot;二字,挤在南京和上海等地。早上爸爸去上班,我就一个人在雨中出去走路,寻找八年前的旧居和小学。</h3><h3> <br /></h3><h3>经过八年异族盘踞后,逃生又回来或者新迁入的居民,其&quot;临时&quot;活着的态度在曾经倡导新生活运动。充满蓬勃气象的首都变得一片残破,年轻如我,也不免脚步踌躇了。只有鼓楼仍可辨认,由它的草坡下来右转,渐渐走进一条破旧的大街,挤满了破房子,是当年最繁荣的市中心新街口。这里是我从小学三年级起每周日由爸爸那不苟言笑的听差宋逸超带着去买一次书,跟姥爷看了第一场电影(默片《圣经的故事》)的文化启蒙地。往前走了不久,突然看到一条布带横挂在一座礼拜堂前,上面写着大字:</h3><h3> <br /></h3><h3> <br /></h3> <h3>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h3><h3> <br /></h3><h3>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刺入我的眼,进入我的心,在雨中,我凝立街头,不知应不应该进去?不知是不是死者的灵魂引领我来此?不到十天之前,我刚刚意外地飞越万里江山,由四川回到南京我初次见到他的地方是他引领我来此礼拜,在上帝的圣堂见证他的存在和死亡吗?</h3><h3> <br /></h3><h3>教堂敞开的门口站立的人,看到我在雨中痴立许久,走过街来问我,是张大飞的朋友吧,请进来参加礼拜,一同追思。</h3><h3> <br /></h3><h3>我似梦游般随他们过街,进入教堂,连堂名都似未见。进门有一块签名用的绢布,我犹豫了一下,签了我哥哥的名字齐振一。至今六十年我仍在自我追思,那一瞬间,我为什么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也许自他一九四四年秋天停止写信给我,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他由河南信阳上空陨落,那漫长的十个月中,我一直不停地猜想,什么样的一些人围绕着他生前的日子,如今又是哪一些人在办他的追思礼拜呢?这些人能够明白我的名字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吗?</h3><h3> <br /></h3><h3>战争刚刚停止,万千颗流血的心尚未封口。那场礼拜极庄严肃穆,有人追述他在军中朝不保夕的生活中,保持宁静和洁净,因而被尊重。在许多经文之中,又有人读《新约·启示录》:&quot;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quot;这些经文在我一生中帮助我渡过许多难关。我坐在后排礼拜结束立刻就离开了。</h3><h3> <br /></h3><h3>那一天我为什么会走到新街口,看见那追思礼拜的布条,我终生不能解答。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唯有自己身历的奇迹,不必向人解说吧。我自一九三七年底逃出南京城,今生只回去过两次。这一次参加了张大飞的追思礼拜,第二次,一九九九年五月去了三天,由中学好友章裴之助,找到了航空烈士公墓,拾级上去,摸到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面刻着他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h3><h3> <br /></h3> <h3>英雄的墓碑</h3><h3> <br /></h3><h3>北京聚会后,我到南京去,接待我的是四三班的的同学章裴。我们在校即是好友,她个性爽朗、善良,从不用心机。她的父亲也是文化界人,所以我们生活态度和谈话内容也接近,她也是台湾开放探亲后最早写信给我的人。五十多年后首次相见,立刻可以相认。她仍是高高大大,乐观、稳妥的样子,似乎面对老年也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雍容。</h3><h3> <br /></h3><h3>回到南京,我怀着还乡的心情。第一天我们和四位班友午餐聚会,她们与我在南开的时候并不密切,所以无法深谈,人少,也没有唱歌。然后按着我的计划,我一个人去找以前宁海路的家。先找到三条巷宁海路,除了街名什么都不认识了。山西路小学挤在两栋旧楼房中间,几乎没有可称为操场的地方。鼓楼小学竟然距离我住的&quot;假日饭店&quot;只有百尺左右,我从它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没有看到那黯黑狭隘的一扇破门上挂的是我母校的校名!两旁小商店的招牌几乎遮住了它,我走进去,简直不能相信它会如此窄小简陋破旧。鼓楼小学在南京算是个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如果没有亲眼看到它如今的光景,绝不相信记忆与现实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一九三七年以前,曾是&quot;黄金十年&quot;的首都,曾有过恢弘建国计划的南京,全然不见踪影了。</h3><h3> <br /></h3><h3>第二天早上,章裴和她的老伴刘寿生来带我看看现在的南京。先去新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门是大片黄沙铺地的前院,四周用石块刻着城区里名和死亡人数,宽阔厚重的平房里面是相关照片、资料。沉重的惨痛以最简朴的方式陈列人前我至今也无法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走出那屋子的。</h3><h3> <br /></h3><h3>下一站我希望去看看中山陵。小时候,北方有客人来,父母常带我陪他们登上那走不完的台阶。但是,出租车抵达的时候,只见一堆杂树之间各种杂乱的小贩,没有看到石阶的进口,我下车站着往上看到白色的陵墓,疏疏落落地有些人在石阶四面上下,没有一点肃穆气氛。我突然很泄气,就不想上去了。回到车旁,想起昨晚看的南京地图,我问章裴知不知道有座航空烈士公墓也在紫金山里?她说知道,也曾想去看看,就问司机路程多远,能不能去?他说绕着山往南走,三十多里路,可以去,也愿意等着带我们回城。</h3><h3> <br /></h3><h3>车子在山路上绕行的时候,我好似在梦游境界,车停处,山路也宽阔起来,走进宽阔高昂的石头牌坊大门时,开始登上台阶,我仍疑似梦中,这是万万想不到的意外之旅!直到迎面看到亭里立着国父孙中山所写&quot;航空救国&quot;的大石碑,才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再往上走,到了半山坡,是一大片白色的平台,中间竖立巨大的石碑和两位穿着飞行衣的中美军人雕像,碑上写着:&quot;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quot;。第一层坡地上是刻着七百多位美国烈士的浅色碑群,有些碑前有献上的花束(纪念册上说至今仍有后代由美国前来凭吊)。往上坡走,第二层是更大的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刻的是三千多位中国空军烈士的名字,后面山壁上树木稀落,五月初的太阳照着,这一大片墓碑,并没有阴森肃杀之气。走完最高几层石阶时,我放开章裴牵着的手,静静地说,我要自己去找那块编号M的碑。去北京前,张大飞的弟弟曾寄给我一本纪念碑的册子,说他的名字刻在那里。</h3><h3> <br /></h3><h3>那么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了。M号的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他的那一栏,简单地写着:</h3><h3> <br /></h3><h3>张大飞 上尉 辽宁营口人</h3><h3>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职</h3><h3> <br /></h3><h3>一个立志&quot;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quot;的男子,以血肉之身殉国,二十六岁的生命就浓缩到碑上这一行字里了。是不是这一块碑、这一行字,能成为一种灵魂的归依?</h3><h3> <br /></h3><h3>这一日,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我,温馨如他令我难忘的温和声音。到这里来,莫非也是他的引领?如一九四六年参加他殉身一周年纪念礼拜一样,并不全是一个意外?我坐在碑前小小石座上许久,直到章裴带我下山,由玄武湖回城。玄武湖原是我必访之地,但此时将近日落,湖水灰黯,树色也渐难辨,童年往事全隐于暮色之中。</h3><h3> <br /></h3><h3>在那一排排巨大、没有个人生死特征的墓碑之间,我想起一九三六年冬天,在宁海路我家炉火前听他艰困地叙述他父亲被日本人酷刑烧死的悲恸。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常常不在家,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回北方,在死亡边缘所做的工作,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北平和天津,妈妈带着我不断地随着他改姓王,姓徐,姓张……我也才真正地明白了盖家小兄弟爸爸的头颅为什么挂在城门上!</h3> <h3><br /></h3><h3>踏上流亡第一段路程,由南京到汉口,中山中学高中部男生是我家生共死的旅伴。我重病的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妹妹,全由他们抬的抬,抱的抱,得以登车上船。这些都不满二十岁的男孩,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大成为保护者。船到汉口,学生队伍背着自卫的一百支枪,被分派住在一所小学的大礼堂。十二月的夜晚,衣被不够御寒,日本飞机日夜来炸,城里、江边,炸弹焚烧昼夜不熄,他们之中年满十八岁的十多人过江去中央军校临时招生处报了名,张大飞报的是空军。他说,生命中,从此没有眼泪,只有战斗,只有保卫国家。</h3><h3> <br /></h3><h3>此后,他一心一意进入保护者的新天新地了。严格的入伍训练,由冬至夏,使他脱胎换骨,走路都得挺胸阔步。飞行教育开始之后,他又进入另一境界。他二十岁生日,写信给妈妈、哥哥和我,很兴奋地说他读了爱国志士高志航的传,决心更加努力精研技术,一定要考上驱逐机队,在天空迎战进犯的敌机,减少同胞的伤亡。&quot;死了一个高志航,中国还有无数个高志航!&quot;必须同时养成沉稳、机智、精准的判断能力,在空战中以极锐利的眼睛和极矫健的身手,驱逐、击落敌机才能生还。</h3><h3> <br /></h3><h3>那时年轻的我们多么崇拜飞驱逐战斗机的英雄啊!那种崇拜,只有那种年纪,在真正的战争中才有,纯洁诚恳,不需宣传,也无人嘲弄。常年在凄厉警报声中奔跑躲避的人们,对于能在天空击败死亡的英雄,除了崇拜,还有感谢,和惭愧更有强烈的亏欠感。当我们在地上奔跑躲避敌人的炸弹时,他们挺身而出,到天空去歼灭敌机。当我们在弦歌不辍的政策下受正规教育时,他们在骨岳血海中,有今天不知明天。</h3> <h3><br /></h3><h3>但是他信中一再地说,在他内心,英雄崇拜的歌颂更增强他精神的战斗。随军牧师的梦始终未曾破灭,一九四二年到美国受训时和科罗拉多州基地的牧师长期共处,参加他们的聚会更增强了这个意念。回国在昆明基地参加当地的教会,得知他一生最温暖的主内平安。他后来大约也知道中国军队中没有随军牧师这制度,但这个愿望支撑着他,不在醇酒美人之中消磨,可以有个活下去的盼望,得到灵魂真正的救赎。他是第一个和我谈到灵魂的人,《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是祈求平安的名诗,但是他却诵念&quot;使我灵魂苏醒&quot;那一段。在我们那时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没有人提到灵魂的问题,终我一生,这是我阅读深切思考的问题。</h3><h3> <br /></h3><h3>在我母亲的遗物中,我找到两张他升上尉和中尉的军装照,脸上是和硬挺军装不相衬的温熙的笑容,五十年来我在许多的战争纪念馆重寻他以生命相殉的那个时代。</h3><h3> <br /></h3><h3>一九九八他弟弟寄来河南《信阳日报》的报道,追述他殉身之处:&quot;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确有一架飞机降落在西双河老街下面的河滩上,有很多人好奇前去观看,飞机一个翅膀向上,一个翅膀插在沙滩里。过了几日后,由上面派人把飞机卸了,用盐排顺河运到信阳。&quot;</h3><h3> <br /></h3><h3>三千字的报道,未有片语只字提到飞行员的遗体,飞机未起火,他尸身必尚完整,乡人将他葬于何处?五十多年来似已无人知道,永远也将无人知道,那曾经受尽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之苦的灵魂,在信仰宗教之后只有十年生命中,由地面升至天上流浪,可曾真正找到灵魂的安歇?还是仍然漂泊在那片托身的土地上,血污游魂归不得?</h3><h3> <br /></h3><h3>收到这张《信阳日报》的深夜,市声喧嚣渐息,我取下他一九三七年临别相赠的《圣经》,似求指引,告诉我,在半世纪后我该怎么看他的一生,我的一生?毫无阻隔地,一翻开竟是旧约《传道书》的第三章:</h3><h3> <br /></h3><h3>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h3><h3> <br /></h3> <h3>这一切似是我六十年来走过的路,在他的祝福之下,如今已到了我&quot;舍弃(生命)有时&quot;之时了。所以《传道书》终篇提醒我,幼年快乐的日子已过,现在衰败的日子已近;而我最爱读的是它对生命&quot;舍弃有时&quot;的象征:</h3><h3>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成黑暗,雨后云彩反回……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桌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施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h3><h3> <br /></h3><h3>我再次读它已是由南京归来,看到了黑色大理石上&quot;张大飞&quot;的名字,生辰和死亡的年月日,似乎有什么具体的协议。一些连记忆都隐埋在现实的日子里,渐渐地我能理智地归纳出《圣经》传的道是&quot;智慧&quot;,人要从一切虚空之中觉悟,方是智慧。</h3><h3> <br /></h3><h3>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h3><h3> <br /></h3> <h3>本文全部转自微信公众号-民国文艺,该文摘录自齐邦媛先生八十岁自传《巨流河》,国内版本有部分删节,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补齐。</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