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变化（整理）

zhongsheng

　　1、城乡变迁

　　村庄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丘陵地带，平地多一些的地方有大一些的村庄，少一些的地方也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真正的三家村几乎没有。

　　就我出生和生活的这个村庄，在我到省城读书之前有近3000人口，很多房屋有上百年的历史，我听人说，有的房屋在栋梁上显示的时间已经有三百多年，基本上是外墙内木，每栋房屋之间尽管都相连，但都有弄堂隔开，都有防火墙，发生火灾从一栋烧到另一栋的情况很少。因为各栋之间都互相关联，所以几乎没有倒塌的情况，就当时我家住的那栋房屋，上下四栋，而进去的第二栋那外墙倾斜了30厘米不止，里面还住了人，起码到我离开的时候没有倒塌，可见这样的房屋在使用木头互相关联上有多大的技巧。

　　这样的陈年老屋当时有好几十栋，每栋的每个房间都住得满满的，起码在我离开之前没有建多少新房，大概是七十年代初，政府号召建八字头上一口塘的新农村，要把村庄搬到山坡上，但凭着当时没有国家的扶持农村想将整个村庄搬迁谈何容易，再先搬的一些人家到那里住也很不方便，最基本的用水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不久这样的搬迁就停止了，后来这些房子成了下放知青的住地，最后在没人住后还是拆除将有用的材料搬回原址重新盖房。

　　农村真正大规模盖房还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因为当时成年人口几乎是爆发式增长，都要成家，所以村庄附近的农田就成了首选之地，这个时候新房建设还有一定的规划，成片成排的，因老屋还要住人，新屋增加，村庄也随之扩大。旧屋改造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先将整栋老屋拆除，按各户原有面积权衡，每户一栋，估摸是九十平左右，原来面积小的补钱，大的进钱，不做的可以转让，不愿意转让的可以进钱，记得当时是说5元一平。这样的旧屋改造也有些规划，但因为要盖房的户数多，所以栋与栋之间距离小，还好当时大多是做两到三层，采光还不是问题。到后来旧屋改造也一直进行，但规划就没有跟上，特别是在村庄内部，几乎是横一栋直一栋，很多是就着自己的老屋的位置做，所以显得很凌乱。到近些年，很多在外谋生的地方上的人也回老家盖房，有的用老屋地基，有的通过购买获得地基，盖的房子以别墅形式的为多。

　　再说我们这个村庄的人口，因离县城不是很远，十几公里，交通也方便，有县际公路通过，尽管说很多村庄人口一年少于一年，比如我到过的一个山坳里的村庄，最多时人口有168人，而最少时是28人，一个村以前有一个完全小学，而到后来将不同年纪的学生放在一个教室都坐不满。而我们这个村庄一直到现在人口还是比较多，很多人在县城边的工业园打工，清早去傍晚回，还有就近搞养殖业，当然有不少年青人到外地打工，甚至在县城买了房子，但过年过节特别是清明节都会回到村庄，也可以热闹一些时候。

　　去年我就在老家住了一段时间，比先前确实冷清了不少，清早和傍晚还可以多见到几个人，而中午时候多不在家吃饭，晚上也是9点左右就关门闭户了，还真不习惯。

　　不只是我的老家是这样，估摸别的地方也大致这样，在现在这样的情势下也只能是这样。没有人能回覆到从前。

　　村庄和树

　　人说看一个村庄是不是古老就看这个村庄旁边的树，如果有大树植其旁，就可以估摸这个村庄存在的年限，这是很有道理的。你看现在这城里的小区，有的想办法移植大树过来，但成活的不多，要能成活还是小苗好，这样树龄就是这个村庄的年龄。

　　我们那个村庄有一条小江从中心通过，而在这小江上游沿岸就种了不少树，有一段路树还很密集，单个人从里面经过还有点心凉。特别是在房屋的旁边有两棵大樟树，到底有多大，估摸四五个大人抱不过来，因为它们斜长在水面上，也没有人比试过，但从上面枝桠坏死的地方可以看到，它们内面是空的，其中有一棵还有一半是干枯了，尽管是干枯了，但没有人想着砍下来做柴火，都说这么大的树成精了，我没有看到有人去这树上动过任何地方，倒是树荫下成了人们纳凉的地方。

　　在外面的房屋旁边还有几棵要两个人才能抱过的柏树，枝桠已经稀稀疏疏了，热天时我们会踩着它的根一步一步地下到水里去洗澡，后来不知道是大风吹断的还是雷劈的，其中一棵的枝桠被卸下来了，但还是一样多年成活着。这几棵大树到底护卫了我们这个村庄多少年估计没有人能说出来，这两种树都不是速生树种，要长这样高大要以百年计算。

　　但就是这样的树在那样的年代并没有保存下来，两棵樟树因长在小江边的水里，后来因清理开拓小江认为它们挡住了流水，一声令下，就这样砍掉了，当然也没有看到什么精灵。这个理由砍村边的树多少还算一个理由。而几棵柏树遭砍伐就有点荒唐了，当年下放干部听从上级指示，要在我们村边的江上修一座桥，叫五七大桥，没有做模板的木头，有人就看到这样几棵柏树，至于谁批准的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几天工夫，这样的百年古树就成了新桥的模板，到现在这几棵树的原地已经看不到任何痕迹了。

　　不但屋旁的树遭到这样的命运，就是深山中的树也没有逃过，记得在七十年代，当时这些有山林的大队都可以卖树，在我们邻近的大队的山上有不少大枫树，当时很多人家就买枫树锯开盖房子用，到八九十年代因为针对村级的税负比较重，有树就砍树，没树就卖山，结果到2010年前后我们到我们县海拔1000米左右的大山中游玩，这里本来是大野兽出没的地方，可是连碗口大的树都没有看到几棵，有的只是灌木，远远的看还绿绿葱葱，走进一看，就只有柴草了。

　　树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但这几十年不知道是政策出了问题还是人们的贪婪，使得很多青山绿水成了穷山恶水。

　　县城

　　我们这个县国土有1300多平方公里，现在有35万左右人口，县城坐落在锦江边，镜山脚下，这镜山尽管山不高，但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小山脉，站在县城的南部高处看，好像县城就端坐在这山脉的怀抱里。

　　在我参加工作的七十年代，县城尽管分河南河北两部分，但真正像样的街道只有两条，一条是和平路，另一条沿江路，这两条街成丁字形，有人说，抽一根烟就可以走遍全城，当然有点夸张，但不大是事实。就说和平路，从河边到现在的街心花园位置就基本结束了，要到汽车站（就是良品超市这个位置）还要走一段小路。就是街心花园这里还有一棵大樟树，四围还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巴路。沿江路到粮食局门口就路不好走，一栋老民房就在路中间。

　　当时当墟主要是在河南，老中医院前面这些横直街是最人气旺的，常听人说，某个地方人头攒动就说浮桥管下样的。后来城市的重心移往河北，先就在和平路靠锦江一段当墟，后来在现在的县幼儿园的位置做了一个菜市场，再后来在建设路建设银行前面这一带做了一段时间的菜市场，当时建设路并没有贯通。最后菜市场才做到现在文教路和建设路交界的位置。当然一次建设得比一次大，就是现在这个菜市场在同一位置上也盖过两次。

　　记得当时最高的房子就是现在河边信用社这个位置的百货大楼，四层，大概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才在和平路与农民路交界的地方盖了这栋十多层的供电大楼，据说因为它高，还有人选择这里往下跳，按说低一些的地方也可以，可能担心低了达不到目的。这个高度到2010年前后才被开发商建的电梯房超过。

　　一般说，一个地方的交通很能说明一个地方的发展进程，不知道是我们这个县不显眼还是有意别开，到现在还没有一条像样的铁路通过，尽管在七十年代就有一条货运铁路支线，但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半死不活地每天过一两趟火车，所以出远门很不方便，其他的高速、国道、省道、县道是路路相通。就是县城锦江上的桥也从七十年代的一座到现在的六座。早年就有的浮桥因作用不大在八十年代初就拆除了。

　　几十年，一个内陆的小县城能有如此变化，也说明这现代社会的进步。

　　生存环境

　　我县处在一个半丘陵半平原的地方，早年说山清水秀一点都不过分，就山来说，海拔有千米左右的蒙山和墨山，尽管这两座山离县城都有好几十公里，但天气晴朗时，还能看到它们的大致轮廓，远看郁郁葱葱，其他的山丘多是森林覆盖，几乎没有看到人为破坏裸露在外的。就水来说县境内有一条流经多个县的锦江穿过，在县城上游有多条支流汇集，这些支流遍布着大半个县的乡村，多少年来，百姓们就依赖着这样的山水生存。

　　早年山林怎样我不多说，就离我家十来里的天山，常有大野兽如野猪出没，每年冬天，山里的住户都会集结起来赶山，就是很多人将某座山包围起来，怎么围呢，就是隔不多远有一个或几个人大喊大叫，甚至放鞭炮，这样一路赶过去，面积越围越小，而只留一个口子，在这里不能有一点响声，这里就有陷阱和埋伏了抢手，大野兽跑到这里，就几乎没有逃跑的可能。这样的经历我没有，只是听山里亲戚这样描述。后来还有人清早看不清晰，去看陷阱，听到不远处有动静，一枪过去，就听到有人发出痛哭的声音，因打到要害，不治而亡。因不是故意伤人，只作民事处理了，这是外话。还有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同乡，他的外号就叫老虎，是他早年路过大山，而碰上老虎，结果脸上流下了疤痕，还好没有丢命。有大野兽出没的山林可以想象当时的森林保护。后来在文革时期，出现乱伐现象，后来靠山吃山的依赖，土地分到个人，税负的加重，乡村统筹，很多村就把收入压在山上的树林，现在很多山林只能看到树蔸和灌木了，当然环境也随之变化。

　　还有就是矿山的开采，以前只有一个国营的七宝山铁矿，大概是七十年代，这个矿很跑火，没有一定门路还进不去，后来各地都去找各种矿，比如我们村都去找过煤矿，但没有找到有开采价值的只好作罢，石灰石在我们那一带是有名的，好而多，于是以前生产队只烧一些农田用，后来公社大队生产队都上，把烧出的石灰卖到省城盖房子用，当然当时主要是手工操作，再后来建筑很少使用石灰，现在已经没有看到石灰厂了，后来修高速，以及送钢铁厂，就我老家附近的几座石山几乎夷为平地，一是销售量大，再就是机械化作业，一座山也就是一两年的工夫就夷平。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山林被毁，粉尘四处飞扬。走近这样的矿区，不能说伸手不见五指，起码粉尘模糊你的双眼是没有问题的。

　　早年主要是农业生产，产生的污染很少，就是杀虫也是很环保的，记得当时用油灯放在稻田中间吸引飞蛾，用农药相对较少，肥料主要是农家肥，后来使用上了化肥，产量确实有增加，到用了化肥之后，不用或少用就要减产。早年河水是可以下去洗澡的，甚至可以作饮用水，记得当时男人们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挑水灌满水缸供一天饮和用。后来我县成了生猪生产大县，如果以县城为圆心，以五至十公里为半径，在这个范围内走一圈，会发现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猪场，这些猪场排出的粪便有的到了附近的水库，有的直接进入河流，对环境影响有多大可以想象。

　　这些年在想尽办法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强大县域经济，其中就有很大部分的企业是污染企业，比如不久前发生的饮用水污染事件，尽管发生地不在本县，但对县内河流污染作用是极大的。现在，只要天晴一两天后到街上行走，你就会觉得到处都是灰蒙蒙的，抬头看天，太阳都看不清楚，就是天上无云，天最热，也很难体会到太阳照射的灼热感，往远处看十公里之外是什么只有自己去推测了。如果晚上你走在路灯下，看到的是灯光照出的灰柱。

　　几年前，我总咳嗽，一直查不出原因，药也吃了不少，就是没有用，后一乡村医生说，你到深山中住上三个月，咳嗽自然好，在当时人在上班，没有办法做到这样，退休后，到空气稍好的南方的城市生活一段时间，还真的不咳嗽了。

　　我真不清楚，以破坏环境来谋发展，对人类的生存有多大的好处呢？

　　2、生活用品

　　电和电器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村是没有电的，我到公社去读初中，公社的电厂用柴油机发电，但只是在晚上七点到十点半发电照明，记得是70年前后我们学校与一个林场合并办学，晚上没有电，只好点煤油灯，等上完自习，两个鼻孔都是黑的。到七十年代初，政府力推发展小水电，几乎每个村都想办法建一个水电站，但我们村人口多，只是建了一个12千瓦的电站，根本就不够用，一家只能安装一个15瓦的灯泡，就是这样，也是很暗，要看书只能把灯泡放到书的上方十公分的地方。不管怎么样，总比煤油灯好，但也是十点半就停电，在15分钟前会闪三下，叫打预备，你就要准备睡觉了，否则就什么都看不见。

　　至于用上国家这样白天黑夜都亮堂的电是八十年代的事情。

　　说到电器，我认为应该从电视机开始，尽管之前有手电筒和收音机之类，但这些都可以使用干电池，没有交流电也可以使用。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是82年下半年买的，12吋的宇航牌黑白电视机，330元，还是分期付款。到89年的某天通过熟人买了一个18吋的彩色电视机，当时花了3600元，记得买来不久就看电视连续剧《渴望》，很是过瘾。后来换过几次电视机，有的是想换大一点，有的是想换成液晶挂壁式的。

　　至于其他电器比如冰箱洗衣机我家都是在八十年代末添置的，后来冰箱是用坏了再因为搬家换过一次，洗衣机因前面买的是单缸的，后来换过两次都是全自动的。

　　电脑到2000年后才接触，02年买一个台式的，买了之后那个时候上网还不方便，我们是通过邻居的一根上网了的电话线通过一个哈波分配到很多家庭，记得当时一根线一个月就160元。这样经历了一年左右，后来就各家都自己安装一只“猫”自己上网了。再后来就是光纤，速度当然就越来越快。电脑也从台式到笔记本，换过几次。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电器是发展得最成功的，质量越来越好，价格并没有因物价上涨而上涨，很多电器不但没有上涨还下降了，比如电视机，早年一个18吋的都要近4000元，现在这个价钱要买一个40吋左右的平板液晶的了。其中为什么会这样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避暑和御寒

　　记得当时有这样的话，热大家，冷个人。意思是说，热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有硬着抗，冷谁有钱穿衣服多谁就不冷。这话在当时确有一定的道理。

　　热天要到中午一点左右收工，脚踩在田里都感到烫，但队长不说收工谁都不能走，就是走在路上不穿草鞋是热得不能走路的，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跳到屋边的小江里洗一个澡，吃完饭后，搬一块木板放在弄堂里，手里拿把老叶蒲扇，在手里摇不了几下就睡着了，这时从弄堂一头吹来的微风，加上劳累，不上一两个小时是醒不来的。当时只有手摇的蒲扇、油纸扇和折扇等，根本就没有电风扇空调之类，就是当时集体活动场所也是一样，我记得当时剃脑店里有一个老人坐在中间，手不停地上下拉一根绳子，而上面就有一块由一根木条和一块里面有棉絮的厚布制成的大扇，随着拉动而使得坐在下面的人有一丝凉气，后听人说这就叫孔明扇。晚上天热又不能睡在床里，可厅里没有蚊帐，蚊子又多，就只好傍晚准备好一个稻草包，有时里面放些如艾叶之类的植物，到要睡的时候点着，这样把它放在竹床傍边，尽管味道不太好，但起码蚊子不敢来干扰。

　　冷天那瓦口里的马牙凌几乎每年都有，有的年份可以看到一两尺长的，尽管这样，很多时候还是硬抗，多穿些衣服，有钱人家可以买木炭围坐在一起，普通人家就平时做饭的时候把烧柴火时余下的火式子或用冷水固化，或用一个坛子将火式子铲进去用盖子盖好，让它缺氧而熄灭火。到这冷天时候用火笼先装上一些火式子后再上面铲一些刚烧过的灰烬，这样一整天使用都方便。带小孩的人家也将火笼放在下面，上面放一个竹制的罩子，这样将小孩刚洗过或尿湿的衣物放在上面。当然也有不注意引起火灾的。

　　我记得我家是在85年才添置了一只吊扇，当时还向单位借了几十元才买下来，添置空调是新世纪后的事情。至于冷天因现在天气我觉得没有那时冷，再是我从事的工作也很少户外的，所以也没有采用什么办法来御寒，不过大家都这样过来了。

　　人都希望四季如春，现在很多自由周游四方的人们，夏天北冬天南已经是他们的常态了。

　　家具

　　在我懂事的时候看到的家具基本上是老式家具，在房间里主要有这样三大件：床，茶桌，橱。床如果是老早前做的，基本上是雕花的，后做的基本上是油漆的。上有床顶，两头和内边有围板，前面一方很讲究，一头有一块从床沿到床顶的雕花或油漆的挡板，这两块板是对称的，在制作上很讲究，雕或画上山水花草等图案，上面还有一块横板将这两块挡板连接起来，也要雕花或油漆图案，再前后各有一块很厚实的樟木做的床沿，中间是任何时候都一样的横挑和床板。整张床呈红色，样式就像是长方形的轿。其他茶桌和橱就要简单多了，茶桌我们那里说成茶桌得，不是很大的，一般放在床前的一头，在平板下有两个抽屉，再下面有橱柜。橱又叫衣橱，一般是两门，内面是两层，这下面有一层外面有栅栏围着，一般用来放什物，最下面是悬空的，这样不易潮湿。

　　到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时髦新式三大件：高低床，五斗橱，三门橱。高低床并不是一头高一头低的床，而是头上的挡板一头高一头低，也用油漆或清漆，但没有看到雕花或绘画的，多漆成黑色或猪肝色。五斗橱一般靠右手这边是一个橱子，靠左手这边是四个抽屉。三门橱顾名思义就是有三片门的衣橱，一般在单片门这里会安装一面镜子。

　　到现在就花样多了，床有高低床，也有低的这一头根本就没有木头突出来，还有圆床。橱柜都按房间的空间设计现做，叫壁橱。因很多家庭房子是自己买下来的，不担心搬家。

　　其他的家庭用具要不替换要不消失，保留到现在的几乎没有，比如尿桶、踏凳、斗笠、蓑衣、撮斗、箩筐、木水桶、水缸、饭甑等，还有公共用的碾米槽、舂米用具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这些用具的消失或替换很能说明人们观念、生活方式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快，我们这些过来人得不停步地跟上时代的变化，千万不能拒绝它们。

　　艺匠的衰落

　　农村当时把剥树（木工）、篾匠（篾工）、泥水匠（泥工）和裁缝（缝纫工）等统称为艺匠。在当时艺匠是很吃香的，农具及家庭用具都要请艺匠来做，特别是篾匠几乎每家每年都要请，有的家庭一年还要请两次，嗮垫、箩筐、土箕，搜箕、撮斗都是竹子做的，多是一两年就要更换。剥树主要还不是盖房子的活，主要是添置农具和家庭用具，泥水匠也很多时间是捡漏打灶，裁缝主要是下半年做衣服，当时补衣服主要是母亲的事情。

　　就是因为需求量大，从事这样的职业的人也不少，所以很多父母在小孩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送自己的儿子去学艺，以学篾匠和剥树的为多，一是这样的艺匠需求量大，二是劳动强度相对要小一些，不像泥水匠天天要爬上屋顶强度大，又危险，还有就是热天嗮到，冷天冷到，裁缝是要技术精，很多人学了，因做的衣服样子不好，没有人请，所以学的人不多。

　　这些艺匠一般要三年才能出师，当徒弟就我看到的并不好受，在学徒期间，师傅家的稍重的的家务就是徒弟的，清早和晚上的时间就在师傅家里干活，有时还要帮师傅干私活，时间多少就是师傅说了算，至于有没有工钱结给他，这只是他们师徒之间的事情，就是在学徒期间，有的第一年跟着师傅做就是到东家家里吃饭，其他什么都没有，但师傅可以到东家拿到与师傅一样多的工钱。因为徒弟前面一两年做不成多少什么事，一般一个师傅也只带一个徒弟，带多了东家是有微词的。

　　因为有手艺，又需求量大，所以艺匠在农村生活比较好，一是工价高，当时一个劳动力在生产队劳动一天收入七角钱左右，而篾工是一天一元四角，其他的艺匠劳动强度大一些，是一天一元六角，不过这些艺匠都落实在具体的生产队，要把工钱按一个月多少天全部交给生产队记工分，尽管这样，他们还可以从徒弟那里得到一部分，我记得我一个远房的叔叔是做篾匠的，他当时就可以抽二角二分一包的欢腾烟或三角一包的飞马烟，而在生产队劳动的多抽一角三分一包的海鸟烟或八分半一包的经济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待，就是一天吃六餐，早上开工半小时后，东家饭煮熟了，用饮汤泡一碗炒米来了，早餐一定是干饭，你要吃稀饭也行，但东家会假惺惺地说不要吃，不管饱，半上午一碗面来了，中餐菜品要丰富，鲜肉鱼都可能有，一般有四个菜以上，晚餐菜还是中餐的，只是添加一些，但东家会提供白酒或米酒，喝多少随意，有的主人会喝酒的也会作陪，多半是艺匠自斟自饮，如果主人作陪，本来一瓶酒可以管几个晚上艺匠，这样可能一个晚上就吃完了，东家家的女主人等艺匠起身走了会把男主人骂得半死。这样供艺匠几乎每家都一样，我知道我一个同学的哥哥是做篾匠的，为自己父母家做工，他母亲也是一样一天给他吃六餐，他母亲说我请别人是这样，请自己儿子为什么要另外看待呢？

　　这里有一个笑话，说有一天，一户人家同时请了泥水匠和裁缝，女主人抱着小孩做饭，这小孩也太自由了，在煮饭时把屎拉在饭里，主人不作声同样做，而在屋顶的泥水匠看到了，他也不作声，而弄菜的时候，这小孩又把尿拉在菜里，而被裁缝看到了，也不作声。到吃饭的时候，泥水匠只吃菜，裁缝只吃饭，谁也不说什么，至于后来怎么了，我也不知道。

　　现在这些艺匠再也不吃香了，因为原来的农具和家庭用具基本不用了，就是要用到，都去买现成做好了的，单个的裁缝几乎不存在了，大家都买衣服穿，就是要修补也是拿到小摊上出几元钱了事。就是家里要请艺匠，也是把事情包给他们做，不要供饭，现在农村盖房子，都是承包给别人，只有在开工圆工这样几个节点会各请吃餐饭，但很多人家也会把这样的吃饭算钱给他们。时代变了，艺匠的身价也发生了变化，我想这是必然，只是变得很快。

　　3、商业交流

　　商业和票证

　　当时应该是人口急速增长和生产力低下，再国家在产业政策上比较重视重工业，所以人们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显得比较匮乏，在我印象中最早的票证是粮票和布票，吃饭和穿衣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有票证可以保障每个人都有，至于买贵的还是买便宜的就看自己的经济条件了。在这两票上几乎任何人都没有特权，记得当时县社下派工作队，大队一般没有食堂，都是安排到农民家里吃饭，记得每天要结算一斤二两粮票。布票每人每年一丈四尺四寸，一般是够用的，但很多人家都要到年底生产队分配了，或卖了猪，突击用这些布票买布，有钱的买卡叽布，钱少的买竹布或白洋布，如果买白洋布要做裤子或外套就到县城买一些染料回来自己染成黑色或其他颜色。当然也有人家这些布票不够用，那就去买棉绸或布头，这样的可以不用布票或少用布票。

　　到文革中后期，很多日用品都要票证，比如火柴、煤油、盐，甚至于香烟。到我上大学期间每个同学发6包烟的烟票。这些票证比较粮布票对有门路的人来说就不是严格限制的，所以当时商店里的员工他们的地位比大队干部还高，像我们那里的国营商店的员工，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们，头面一些的人都想与他们交朋友，什么娶亲嫁女、做屋上梁都要请他们来喝酒，这样的待遇连大队干部都没有享受，目的就是一个希望能买到紧俏物资，还希望有一个内部价，当然能与国营商店员工攀上关系的毕竟为数极少，大多数人是攀不上也觉得没有必要攀，因为紧俏一些的物资都有票，能买完这些票就不错了。

　　现在想想，当时物资匮乏，生活也比较贫困，但很多人又怀念当时的生活，这是因为当时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好也就是家里劳动力多，人勤快，生活相对宽裕一些。一些生活必需品都能使得每个人买到应该买到的那一份。合了老古话，不患贫而患不均。

　　今天好像没有什么商品要票证才可以购买，商店超市天天说着要把顾客当上帝，这就是因为商品丰富了。

　　品牌

　　现在媒体经常说到假冒伪劣产品，使得人总觉得生存在危险之中，当然这些产品都是人做出来的，怎么几十年就有这样大的变化呢？

　　记得早年没有假冒产品的说法，质量高低的产品是有，并且很明显。当时有这样的说法，铜鼓火柴爱民烟，抽支要半天。当时所有普通火柴都是两分钱一盒，爱民烟是一角七分钱一包，但因质量低下，被人编了这样一个顺口溜。但当时物质比较紧张，像火柴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不好用也要买，起码它明的说就是铜鼓火柴，没有不标示和假冒别的品牌。每个品牌都在显眼的位置标明注册商标或产地。

　　当时生活用品甚至生产用品的品牌不是天天去吹出来的，而是别人用出来的，比如日用品，我们省内产的就远不如上海产的，几乎没有另外，而国产的几乎没有进口的好，当时很多东西不是看牌子，而去看产地，其次是看品牌，记得我一双高筒靴从读高中一直穿到读大学，后来还不知道是怎样丢了，是上海产的。而一些生产资料多半是省内产的，比如尿素，省城产的比临县产的就要好，鬼子产的就比国产的好，当然价钱有区别。这只能说明当时各地掌握的技术和生产工艺不一样，差的也只好甘拜下风，起码没有想到用自己低劣的产品去冒充高档的产品。

　　当时假冒的产品少应该说与当时人的诚朴和体制有关，很多人是抱着一股热情在忙活，我认为重要的还是体制，当时个体私营的企业很少，都是为集体做事，谁都不会想着自己去冒这样的风险担责，一旦出了问题，肯定要有人负责，而这个人在这里面也没有多得一份，当时奖金的说法都没有。如果很多人都参与，像假冒这样见不得人的事，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所以体制使得假冒产品很少。

　　后来在私有企业发展的活跃的省份，假冒产品也从这里多起来，记得当时有这样的说法，沿海的某省某县，说世界上有的品牌这里就可以制造出这样的商标。甚至于后来有的厂家说，市场上什么品牌好卖，我们就生产什么品牌，更有甚者，将别人的产品拿过来，贴上名牌商标就这样进入市场。记得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某一天，想去买辆永久牌自行车，走进一商家仓库，还真有不少永久牌自行车，看了几辆后发现还有的上面有天使牌标牌。我问商家，商家也没有正面回答我。

　　要树立一个品牌，既要有过硬的质量，有恒久的信誉，还要有得力的监管。这样才是生产经营的正道。

　　物价

　　物价的比较在网络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作过，尽管举例也不少，但结论却很不一样。

　　说到物价，一定要说到普通人的收入，就我知道的，当时一个正劳动力10个工分一般收入是一元以下，但很多生产队并不是劳动一天就记10分，而很多时候是记12分，还有很多时候是包工的，比如劳动紧张的双抢，一天有多次加班，就是白天劳动也实行包工，一天可能总的有二三十分，这样下来一个劳动力一年凭劳动获得的工分一般有4000—5000分，也就是合算起来如果每10分分配七角钱，一天也有一元左右，艺匠每天一元四角到一元六角，但都要交到生产队记工分。当时大学毕业生毕业出来是每个月42.5元，工作10年也在50元以内。而现在这样两种人的所有收入基本上是100倍以上。

　　当时的物价，先举例说吃穿住行。吃的，早米牌价每斤一角三分八厘，晚米一角四分二厘，议价很少，一般是二角二分左右。猪肉每斤七角四分，牛肉每斤五角，草鱼四角左右，包菜每斤四分，南瓜每斤四分，红薯每斤二分，菜油每斤七角二分，茶油八角五分左右，食盐每斤一角三分五厘，酱油县产每斤二角二分，省城产三角一瓶。穿的，只记得白洋布每尺三角四分，但一双尼龙袜要三元五角左右。到八十年代中我买一套带尼的西装外套七十四元。住的，农村都是自己的房子，就是做一栋四扇三间的新屋，艺工和材料一起二千五百元左右，这是当时听到做了屋的人家说的。城里租房记得是一套房子80平左右一个月5元左右。行的，当时主要是步行，个人不要说汽车，自行车都没有几家有，我们村庄到县城一十七公里，班车票是四角五分。

　　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到，到现在这些生活必需品涨价几乎没有涨到上百倍，所以总体说，现在物价没有比上收入，所以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不少。

　　在这几十年里，有的商品不但没有涨价，还降价了，比如电器，当时一个像样的收音机就要上百元，电视开始时候18吋的3600元左右，现在这个价可以买30多吋的，质量功能不知道好多少。

　　当然有的已经是天价了，读书高中原来一个学期学费5元左右，现在1000元左右，看病在我参加工作时只要五分钱挂号，其他的就不用管了，在九十年代县医院规定处方不能超过八元，现在很少一百元内的处方。大学当时不但不出钱，还包伙食。住房因地方不同价钱有天壤之别，但都不知道高出多少倍。其他红白喜事更不知道怎么结算。

　　不管怎么说，人们的普遍性的基本需求的东西涨幅应该在收入涨幅之内，非必需的东西涨价猛，而这些也是人们最关注的。总体说，现在的生活水平应该是明显提高了，只是当时收入比较平均，现在很多时候觉得不公平。

　　商品粮和农村粮

　　商品粮和农村粮是一个很实在的说法，实际上指的是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在当时对普通百姓来说，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要从农村户口转换为城镇户口与登天无异，在当时物质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城镇户口国家都有一个基本保障，比如粮油副食，尽管比较少，但能保障定量供应，工作国家会有安排，就是后来高中毕业，城镇户口的叫下放，农村户口的叫回乡，叫法不同还没有什么，就是后来参加工作，下放的算工龄，而回乡的什么都不算。

　　当时要从农村户口转换为城镇户口通常有这样三条路，一是参军，如果能转干，分配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义务兵退伍，也有些年份是有工作安排的。二是招工招干，特别是70年前后，当时的国营企业从农村招收一部分工人，以及后来圈定条件的招干。三是上大学，只要上正规大学都要转户口。尽管路有这样几条，但出去的年青人还是有限，于是还有一条路就是农村女青年嫁给城镇户口男青年，所以就形成了老公是城镇户口，而老婆小孩是农村户口，当时政策就是子女只能跟随母亲。这种情况多少年后有的以分居两地而转为城镇户口，但没有一定的关系也不是容易办理，我记得到85年前后，我想起主意办理我父亲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因我父亲只有我这个子女，按政策是允许的，但报告打了不少，最终还是没有办成，后来想想也就算了。

　　所以当时参军很踊跃，希望今后成为城里人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招工有的时候别人上班去了，才知道某人招工了，特别是工种好的早就被有权利的人为子女瓜分了。招干数量极其有限。上大学文革前，是通过考试没说的。文革中是推荐，前面几届还正规，越到后面越成了有权人的特权，所以总有人问我你是怎么推荐的，我只能说总要用一些人来装点门面，就是装点门面也不会给你名校。当时城镇户口的男青年找农村户口的女青年可以说户口就是一张王牌，记得我中学时的女同学就有几个嫁给了我们认为不怎么般配的城镇青年，当然多年后她们自己也有了城镇户口，日子也就这样过着。

　　记得是在八十年代有通过夫妻分居两地解决城镇户口的政策，当时很多人转为城镇户口，连同子女都解决了。到了九十年代很多人出6000元左右买城镇户口，据说买的这种户口只在本县有效，但可以凭此招工到县办企业，到新世纪后尽管也分城镇农村户口，但两者没有多少利益上的差异，所以也没有人在户口上纠结什么了。

　　户口的二元性对农村户口的百姓说，在当时是低级身份的象征，国家说到什么保障的时候，农村户口是排除在外的，年青人不可以凭着农村户口在仕途上通向上层，最大的官也就是大队书记，公社的普通干部都是城镇户口，最起码有准城镇户口。所以没有城镇户口就只能一辈子当农民，陈永贵当副总理全国也就是这一个。今天尽管没有大的差别，但你在农村种地一辈子和在城里工作一辈子，60岁后的待遇就很不一样，每个月农民老了不到一百元的退休金，而工人怎么都是按千元计算。

　　不管怎么说，国家对农民是亏待的，这种亏待有经济上的，比如物价的制定和调整，有政治的，没有把农民放在与其他国民同等的位置上。今天没有这个鸿沟，就社会进程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4、农村生活

　　农活

　　当时机械化程度低，几乎所有农活都靠人力畜力，所以当时劳动是很繁重的。

　　一年开春如果没有基建任务就要准备生产工具和积肥，如果天下雨，几乎所有人都会到大厅里放牛绳，就是耕田牛拉犁用的的稻草绳，先用木锤将稻草打软，再一个人放绳，一个人扭绳，到一定长度再合拢形成就是上十个劳动力都拉不断的粗绳。这样的事情大人小孩都可以参加。还有就是积肥，一是送猪粪到田里去，还有就是烧火土灰（这样积肥多在头年秋收之后）。有一年，工作队要求各生产队组织人力制作肥丸，就是用猪粪人粪化肥与火土灰搅拌在一起，用手工做成肉丸大小堆在一起等禾苗稳兜后再一个一个手工安放在禾兜下，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要花多少人力和要有怎样的忍受力。

　　如果没有基建任务，一年中繁忙的就是春耕春种、双抢和秋收冬种，而最忙的就是双抢了。春耕春种时间可以拉长一点，所以事情尽管比较多，但不是很紧张，记得当时有两项事情比较难堪，一是下半夜起来拔秧，一脚踩在水田里，全身都要凉透了，另一个脚都不敢下田，只有踩了一会儿后脚板底下才好过一些，再就是上级限定不栽五一禾，就是在五一之前一定要栽完早禾，还要先拖格子后在格子的十字上栽，很费时，这样一来，在五一前几天几乎是没有几个小时睡觉，记得有一年，学习外地经验，搞小苗带土移栽，在惊蛰左右就浸种用锅烧水形成蒸汽，将稻种摊放在锅的近围，上面蒙上塑料布，这样形成小气候，使早发芽，早出苗，到一定时候带土移栽到大田里，结果没有栽下几天，天下起雪子，所有移栽的禾苗都死掉了，因为我们这里有这样的说法，清明断霜社断雪，在这之前霜雪都可能出现，所以人定胜天也是有限度的。

　　秋收冬种我觉得最麻烦的是嗮薯干，为了赶天气，一般要头天把红薯洗干净，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看是不是会天晴，如果会天晴，就只听到各家各户刷薯干的声音，刷薯干是力气活，大人就站在外面一头，负责添红薯和启动斗刷，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就坐在里面拉送，但尽管这个时候已经是白霜皑皑的天气，刷了一两担红薯后，衣服基本上没有干的，后面还有洗、嗮，这主要是大人们的事情，洗不是为了洗干净，而是为了洗出红薯浆，也就是将这洗后的水滤出沉淀，再将水倒出，沉在底部的嗮干后就是薯粉了，这样的薯粉很有韧性，很有味，后来红薯少了，将红薯磨成粉，再滤出嗮干，这样的薯粉已经变味了，至于现在超市里卖的薯粉是什么制作的，我也实在说不清。如果天气好，薯干嗮三四天就可以收藏了，如果第二天就下雨，一直下几天，就只好给猪吃了，要知道薯干在当时也是主粮之一，拌在米饭中，在那个粮食紧张的年代，这薯干管饱，但很难下咽，还吃了气饱，记得当时我奶奶身体不好，实在不能吃，我在学校读书，而学校只收米，不收薯干，于是就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吃薯干拌饭，够苦楚的。

　　农活最劳累的莫过双抢，就是夏天时候的抢收抢种，也叫夏收夏种，因为一边要收割早稻一边要栽种晚稻，而时间最长也不能超过一个月。于是几乎每天从下半夜开始拔秧，天亮开始割禾打禾，吃早饭吃中饭还要从稻田挑稻谷回来到禾场嗮，中午还有到仓库过秤进仓，下午栽禾，不到天黑得看不到干活不能上田。吃完饭到生产队记工分，完后倒在床上不到三分钟就睡着了。这样的日子每年如此。

　　到后来分田到户了，没有谁来督促，也号召多种经营，这样繁重的劳动基本没有，特别是到后来，因打工比这更容易来钱，农田还荒废不少，尽管不要交公粮还有补助，但种田的积极性还不高，因为农产品的价格比其他产品的价格还是低，比如早米晚米价格当时牌价分别是0.138元和0.142元一斤，黑价当时0.25元一斤左右，现在是每斤3元左右。也就是涨了十多倍，但现在其他用品都涨价上百倍了，记得杂交水稻之父袁先生说过，稻米卖不到7元以上农民是没有积极性的，此话有一定道理。

　　现在种田也省事多了，田有机器耕，不用栽禾，当时一天一个人拔秧栽禾也栽不了半亩，而现在抛秧，一天一个人四五亩没有问题。就是最繁忙的双抢也是机器操作，人只要用车装稻谷嗮了卖就完事，至于嗮薯干已经没有人干了，很多人已经热衷麻将扑克了。

　　农村妇女

　　每当看到现在五六十岁的女同胞还显示着三四十岁的神情，有的还像二三十岁的姑娘一样花枝招展时，就会想到我们上一辈的农村妇女，我认为她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劳累的一辈。

　　在当时的农村，妇女生三四个小孩还是少的，多的十来个，我们村里就有三户人家有十个小孩，别人说，如果这户人家父母去世，不要请别人，八个儿子抬棺材，两个女儿扶棺材就足够了。当时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要拉扯大这么多小孩到底有多难是可以想象的。吃的除下硬饭三碗几乎什么都没有，先要让小孩和男人吃饱，剩下的剩菜剩饭有多少吃多少。衣服很多妇女结婚时买的几套要穿到不能再补了才做其他用，有的还改成小孩穿，小孩衣服先大的穿后小的接着穿，所以有大的有穿小的有吃的说法。

　　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洗嗮补连都是女人的活，在当时到年终了，买来粗布，请来裁缝，就做一两天，大人小孩的衣服都做个遍，过年都有新衣服穿了，这样的衣服都是过年过节走亲戚穿的，其他时候都是穿有补丁的衣服，原来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话一点也不假。当时还有这样戏谑的话，老婆是只鬼，要钱又要米。可以想想在这样的状况下，她自己的能力能完全支撑这样的家吗？

　　在当时，家庭开支主要靠家庭养猪养鸡，现在都是大猪场成批地用饲料喂养，三四个月就可以上市，而当时主要是家庭喂养，少的一两头，多的三四头，一般是农历头年十二月或当年正月买进猪崽，到十一二月才能喂养大出卖，而只能靠自家的米糠和薯藤及野菜喂养，并且都要切碎煮熟，而这些找饲料和喂养都是家庭主妇来操作，家里大一些的开支都指望着卖猪，而平时的开支就是靠养鸡，正月时候用母鸡孵化，要到下半年才会下蛋，就是这样靠买蛋来开支平常生活，如果运气好，到年底十只小鸡能活下来七八只就不错了，有的碰到瘟鸡，一只都没有，那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

　　当时号召说，妇女半边天，就是在这样繁忙的家务情况下，一般还要到生产队做20天左右，尽管早上不用去，上下午都可以提前一刻钟左右回家，但没有几个轻松的，记得有一次傍晚，男人们都在江里洗澡，一个妇女从这旁边路过去摘菜什么的，这时就有人大声说，某人家的不正经。

　　这一代农村妇女与万恶的封建社会相比，没有颠沛流离，生活还算安定，但子女多，经济状况不佳，还要参加集体劳动，所以没有几个不是三四十岁像五六十岁的，因为繁忙，哪里有精力去保养身体。所以今天趁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多去看望他们多去奉养他们，就是怎样做都不为过。

　　农村小孩

　　现在的小孩三岁前父母或爷爷奶奶陪护着，七岁前在幼儿园天真烂漫，后面的日子就不说了。

　　而在我们孩童时候，真的没有听说过幼儿园这样几个字，至于大炼钢铁时代是不是有不知道，后来农村在八九十年代开始有私人办的幼儿园。当时三岁前父母要集体劳动，把小孩放在奶奶家，一般在这个大厅堂里就有几张摇篮，你想睡奶奶就搭上一个脚摇几下，你会走就自个儿去玩，所以有的拉屎了还没有发现，搞得手脚都脏兮兮的，等大一点，就结伴到外面去玩，什么玩泥巴钓小鱼都是常见的事情，我们那个村子可以说什么好玩的都没有，只有一条小江从村中间流过，喝水用水都到这小江里取，妇女们就在这长流水里洗衣服，而小孩就用一根小山竹绑上一根棉线上面再搭上一个用别针弯曲成的鱼钩，安上蚯蚓，放在水里，等着鱼来吃食，有时还能真的钓到几条。但也有不慎掉入水中的，每隔一两年总有个把出现这样的情况，发现了抢救起来，只看到脸色铁青，有人就牵一头水牛来，让小孩爬在牛背上，有的过几分钟转过气，大口呕出水来，这样就没事了，但多数情况是有去无回，时间长一点就多一点危险，因为在这小江上很多人家的房子就盖在这上面，如果小孩掉下去的时候没有发现，就只有到下一个缺口才有人发现。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小孩掉水里了，别人赶紧去告诉，他母亲正在弄菜，她回答说，是哪个啊，等我铲起这碗菜就去。这本来就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可见繁杂的生活使人麻木了。

　　童年当然多是快乐的事情，买来的玩具是没有的，自己或大人做的倒不少，打陀螺是经常玩的，用硬木头为原料，用直刀和锯子为工具，先用直刀将木头削尖，再用锯子将削好的部分锯下来，再在尖的一头钉进一条小铁钉，这样陀螺就做好了，再用一根棍子绑上一条小绳，将绳子绕在陀螺上，放在地上一拉，陀螺就在地上转起来，后面就用绳子不停地抽打，乐此不疲。最近我也看到有老人在玩这个，说可以治肩周炎。

　　其他的推铁圈、打泡腐角就不多说了。

　　等到大一些就要帮大人做一些事情，比如烧火，择菜，到田里去捡稻穗，到地里去分薯苗，做不了多少，总起码可以做一点，更不至于要用大人的时间来看护。

　　家庭收入

　　原来是说吃饭靠集体，吃菜穿衣靠自己，确实是这样。

　　当时土地都归集体，自己只有每人5厘左右的自留地。集体的土地主要是种粮食，我们这里是在长江以南，当时的粮食纲要规定要达到亩产平均800斤，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一部分田能达到这个要求，但总体还是很难达到，而当时国家就按这个纲要来核定每亩交公粮和买余粮的数额，所以尽管说吃饭靠集体，但很多年份在交完公粮和卖完余粮后集体粮仓里的粮食就不充裕了，我记得有一年上半年早谷还没有熟，粮食很多人家没有了，只好生产队出面到其他生产队去借，度过粮荒。再缺粮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是当时人饭量大，因为没有多少油水，当时吃商品粮的每个月有四两油，而在农村很多年份还达不到，所以人的饭量就比较大，尽管当时一个成年男子规定一年是640斤稻谷，折算成大米就是448斤，每个月不到40斤，但因为劳动强度大，就是不浪费一点粮食也不够，所以就只好多吃杂粮，比如红薯。尽管说吃饭靠集体，但还是要在自己的那5厘的自留地里种红薯高粱等粮食作物。

　　吃饭靠集体，就是不管你挣的工分够不够抵充粮食款，谁都能把这些指标粮食称回家，所以人口多劳动力少的人家，称下这些指标粮后，还会欠生产队的往来，那就不能指望有钱进了，有的家庭多年都是吊往来，估计到分田到户的时候都有人家没有两清。

　　为什么吃菜穿衣不能靠集体呢？在当时所有农产品产量都不高，再国家也承认工农业产品有剪刀叉，也就是农产品的价格相对要低，当时农田中的产品除下种子化肥农药开支几乎没有几个钱剩余。所以后来农民可以外出务工，农村人口就急剧下降和土地大片荒芜，这与农民仅靠农业收入有直接关系。

　　这样生产队只好另开财路，我们那里有石灰石，烧石灰也是传统工艺，烧出来卖到省城，这样生产队才能见到几个钱，尽管生产队在年中和年终两次分配，最终核算在一个大队里的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每天最高收入没有超过一元的，多数在七角左右，所以真正能有钱进的很多年份不到三分之二的人家。就是有钱进的人家进的钱过完年也就差不多了。

　　吃菜主要是自己那点自留地，所以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做事磨洋工，吃饭打冲锋。实际上是只要听到队长说收工，很多人就赶紧到自留地干活去了，有的就是大热天的中午也不放过，一直要干到下午快要出工前赶回来吃中饭再到生产队劳动。因为这点自留地是全家人一日三餐菜的来源和很多家庭的零用及人情客往的来源，能不重视吗？家庭的另一收入就是养猪养鸡，尽管知道在当时养殖业不赚钱，因为猪要养一年才能养大，一头一等猪151斤以上也只能卖80多元，但零积整，过年的开销就是指望它，再说当时每个家庭都有交猪的任务，记得每个人要完成一边，也就是两个人要交一头猪。

　　至于斫柴卖，捕鱼卖那是很偶然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当时农村家庭收入门路很少，收入很低，不过当时大家都差不多，也还可以说其乐融融吧。

　　5、个人经历

　　我的父亲

　　我很小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是由干娘带到七八岁回到父亲身边的，后来就是奶奶父亲和我一家三代人在一起过到我上大学分开。在我上大学的这一年，我奶奶也去世了，后来我父亲到去世都是一个人生活。

　　我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斗大的字都不认识一箩，他从来没有上过学，就是这一箩字都是当年做生产队保管（出纳）逼出来的，经常要签字盖章，如果忘记带私章就要签字，我估计他自己的名字都可能是会计教给他的。后来我还看到他在纸上写写画画，拿过来一看，没有几个我可以认得的，问他，他说，这都是队上近段时间的往来，怕不记得。说是字实际上就是一些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所以当我懂事后，他总有一句话挂在嘴上，有崽不供书，等于养头猪。尽管当时我家人口少，当时读书也不花多少钱，读书还是少数人的事情，他始终是力主我要把书读好，尽管当时没有什么家长会，但老师还认识不少。

　　因为老实巴交，所以做生产队的保管多年，起码当时没有人说二话，他有一句口头语是，买不尽的香音（大意是好处）上不尽的当。什么事情只有当时挺过去了，后来什么也没有。

　　到后来我参加工作了，一直想要他到我身边来，但一是户口搞了多年一直没有着落，在当时到城镇没有户口，就可以说没有饭吃，二是他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只要一坐下来脚就会肿，所以当百姓能自由支配时间的时候，就去贩土鸡蛋卖，先到各村各户去收购，每天将收来的鸡蛋用箩筐装好，等收到几十斤后，再一起挑到县城来卖，很多时候一个鸡蛋只能赚几分钱，一旦有破损，保本都是问题，但他觉得这样还可以见几个钱，我总担心他在马路上走不安全，而他说，我只走左边，这样前面有人或车来都看得清楚，不像走在右边，被撞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没有什么高风亮节，德高望重，也没有腰缠万贯，遗及子孙，而他做人的言行举止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当然父亲和我的为人也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为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读书时光

　　我是从八岁开始上小学，在一个叫九官厅的村里的公房中上村小，只是上午读书，下午是不要去学校的。老师是本地的，当然用地方话上课是肯定的，一开始就是读一二三四五，上中下，左中右。而前面半本书的拼音是不教的，估计老师也不会，所以到我读初中时还不知道拼音是怎么回事，当时有一位大学毕业的老师教我们的语文，给每位同学的姓名写上拼音，他写字龙飞凤舞，也不知道写的什么，就照样画葫芦地把他写的拼音写到自己每本书上以区别别人的书。

　　当然后面几年都在片上的小学读书，吃了早饭去，用竹筒带着中饭，到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平时读书，期中期末考试正常进行，记得当时没有几篇课文背不出来，有的现在还可以背出来，后来文革开始，就停课闹革命，有的老师被挂着牌子批斗，我们人小，只能说是看热闹。适逢这个时候学校搬迁，要盖新的教室，而上面拨的经费有限，学校就要高年级的学生去挑石块垫墙基，于是附近的石块就基本到了新学校的建筑工地，正好这个时候原先的石板路几乎被公路代替，这些石板就成了新学校的基石。现在记得清楚的是学校还要我们到十多里路的山里去抬放在屋上面用的杉树，两个人一根，力气大的抬树蔸部分，力气小的抬树尾部分，不但把树抬回来了，还没有出任何事情，就现在来说，十一二岁的小孩还在由大人护送去上学，估计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文革，我们还在小学读了一个毕业班，到68年的5月份才进中学。后来边读书边劳动到73年7月五年多时间才高中毕业出中学校门。在中学这几年，记得最清晰的就是到学校农场去劳动和上山斫柴斫中茅梗黃槿条之类，记得有一个月只上了三天课，蔬菜很大部分能自给，记得有一个学期吃了210斤米，所有费用花了21元（学费书费生活费等）。每个星期都从家里带辣椒霉豆腐干菜到学校吃，后面几天就在学校吃菜。

　　因当时的学制总是改来改去，一下子春季招生，一下子秋季招生，后来出现几个年级并作一个年级的情况，初中学学停停，高中好一些，特别是到了72年前后说可以直接参加高考，班上一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就天天追着老师，上课也正规，没有资料就去借老高中生的，书上说这道题是某年的高考题，大家就互相比赛看谁先做出，做出了就有成就感，大家开足马力，就是要搏一搏，可惜到了73年说不能参加高考，大家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这年7月在完成毕业考试后，都一头是书，一头是生活用品用锄头把挑着在不乐中离开母校，离开一起多年的同学和老师。

　　在农村劳动两年，一天一负责招生的老师找到我家，我正劳动回来，问我去不去读大学，当时我根本就没有去想有这样的事情，只是想过希望有71年前后那样的大招工，希望能做一个城里人。他这样一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后来填写志愿是填写一个大学一个中专，这是当时不允许的，是老师提醒后都改成大学，但填报的没有我后来读的这所大学，可以说是阴差阳错吧。

　　我是推荐去的工农兵学员，后来总有人问我，你能推荐去读大学，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我说我父亲最大的官当到生产队队长，我被推荐时还什么都没有当，自家人和亲戚中没有一个当大队干部以上的，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确谁推荐我，所以我也一直不知道去感谢谁，后来想可能我在中学时表现比较好，成绩也可以说得过去，在学校的老师、领导中有比较好的印象，所以我只能说要对我当时中学的老师和领导表示深深的谢意。

　　进大学已经是文革后期了，因之前从没离开过乡土，在省城生活还很不习惯，说一口地方话，再是来自农村，就是与同组的同学交流比较多外，与其他同学很少交流，有的同学几年来都没有对过话，还好有几个老乡聊聊，当然后来与同学熟悉了，交流也比较多，大学生活过得还有滋味。因为我上的大学和专业并不是我自愿填报的，曾还希望换专业，不成。只好硬着头皮学，在权衡后，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语言学方面，当时学校图书馆这方面的书基本看过，阅览室几乎每天都到，可以这样说，大学几年不只是我，大部分同学都是很认真完成学业，尽管当时各种政治学习也有，但没有冲淡对专业的学习，所以毕业后的79年去参加研究生考试，专业成绩没有问题，因英语只考3分未能如愿。

　　后来还为了充实自己和改变别人的看法，还参加多年业余和脱产的进修，读书时在种田，种田时在读书。后面几十年从事着同一工作，不管是责任还是专业自认为都没有对不起自己和别人的。

　　有一个

　　记得大学时候讲现代汉语语法的老师说，汉语中量词特别丰富，不要说外国人不能准确使用，就是以汉语为母语的我们有时候都可能使用错，碰到把握不住的时候，有个量词可以说是万能的，这个词就是个。今天就以有一个为题讲几个一直没有忘记的细节。

　　有一个女老人家在六月的正午天在嗮场上的嗮垫边，一直蹲着在捡什么，我坐在树荫下看了一段时间得知，是在一粒一粒地将地上的谷粒捡到嗮垫里。后来读到锄禾日当午才有进一步的印证，只有这样经历的人才会对劳动果实的珍惜。

　　有一次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干活，需要送饭，大家都基本吃完了，有一个本家的大哥，看到他饭碗里饭吃完了，可还有几块肉没有吃，别人好奇，他连声说，咸了，咸了，吃不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节省的人，用这样的话来搪塞，目的是这几块肉又可以解决下一餐饭的下饭菜。

　　有一个人从另一块田走进正在打禾休息的我，我正在抽根烟，他伸过手来，把我半截烟拿过去，我以为他要借火，他拿了烟放在嘴里就走，我也莫名，后来知道，他实在想抽烟，但也知道我也一般就是带一根烟到劳动的地方解决中途烟瘾，他也实在忍不住才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几个细节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里，我也不清楚，但他一直影响着我后面几十年的生活，就是当珍惜就珍惜，能省就省，但嗜好千万不要影响自己的存在，人除了吃饭，还要有面子。

　　由俭入奢难

　　有古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我们这一代人在现在如果有退休金，一般生活应该没有问题，怎么都比刚参加工作刚成家的时候宽裕，但在买东西，出门旅游总要考虑再三，就是买个三五元的东西都要盘算好一阵，不是手里没钱，而是买这个东西值不值，有没有必要。可以说由俭入奢难。

　　早年拿着几十元的工资，什么开支都在这里，何况我们很多人都来自农村，有的还要接济父母，记得当时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买米买油，开门七件事，稍微松一下就不能等到下个月发工资了。

　　吃的先考虑的是饱，先计划着把票证要买的买好，再计划一个月吃几次荤菜，在市场买点蔬菜都要货比三家，一家人去进馆子基本没有的事情，就是有亲戚来了，如果先打招呼了，可以多买一个荤菜，没有打招呼，就只能多双筷子多只碗。其他零食除非小孩实在纠缠着，不可能在家里准备着，比如我小孩到读小学了，火腿肠是什么味道还不知道。

　　穿的要求是够穿，不要求高档，只要求干净整洁，男的都是只有足够换洗的衣服，女的还可能赶潮多买一两套。我的几件外套不记得穿了多少年。

　　住还好说，房子是单位的，几元的房租早在工资中就扣除了，到后来集资建房，一户只要交不到两万元，很多人家都想尽了办法，东借西挪，拖了一段时间才凑齐，我家就是这样。为了这些借的房款，着实过了几年紧日子。

　　行是基本不外出，就是回老家有几十里前面一两年还步行回去，后来是骑自行车回去，结婚旅游花了不到一百元到庐山玩了几天，为了省钱，去的当晚在火车站过夜，第二天搭车到庐山脚下爬好汉坡上去的。后来火车外出，先想到的不是卧铺，而是坐票，反正卧铺坐票都是同时到达。

　　后来收入高一些，但小孩读书到大学的费用不能不面对，小孩买房也要尽力帮一把，这些都是靠的这几个工资，能大意吗？

　　现在退休了，要办的事情都基本办了，手边也宽裕些，但因为习惯使然，也不会想到去大手大脚，所以有人就会说老古董，在月光族前面，简直就是原始人了，没办法，几十年被迫形成的习惯能轻易改得了吗？顺其自然吧。

　　6、人际交往

　　通讯

　　早年听说这样一个笑话，一女子要小孩到外婆家去要绿豆角豆麻作种子，这小孩就一边走一边念绿豆角豆麻，走到半路上摔了一跤，爬起来不记得说什么了，好不容易记得是妈妈同着爸，再一路念过去，到外婆家，对外婆说，妈妈同着爸，外婆一下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想了想，莫不是女儿女婿在相骂打架，赶紧与外甥一起到女儿家，看到女儿什么事都没有，摸不清头脑，女儿才说要孩子到外婆家要办的事情。在我孩童时候也就是说要通知一个事情，要派人直接上门去告诉。

　　如果生产大队要告知大众事情，我们那个村有一栋5层楼的房子（其他民房基本是两层）作为大队部，这时大队的干部就爬到最高层，用一个铁皮做的喇叭，先后对着四方叫喊一通，这样的方式主要是在文革前，也就是我们十多岁的时候。后来文革开始为了宣传的需要，就开始挂广播线路，每一栋房子的大厅都通了广播线，安装一个磁铁式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小喇叭，每天早晚公社大队的广播站都会按时广播，大队有什么事情也在广播中通知，这样的情况到文革结束也基本上结束了。

　　至于手摇电话在我们那里什么时候开始安装我不太清楚，起码我懂事的时候就有，但极少，只有大队商店粮管所各有一部，但三部电话只占用一根线，如果要打出电话，就不停地摇几圈，设在公社所在地的邮政所就有人接听为你转接到你需要接听的用户，如果接听电话，这三部电话约定好了，什么两长一短，一长两短，三长，这样来区分来电是要哪个电话机接听，如果三个电话机互通，就只要直接按上面说的约定摇几下就可以了。这样的通话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期。

　　在八十年代中期，县城开始安装程控电话，单位开始使用拨号电话，一些先富裕起来的人家也开始安装程控电话，但位数少，记得是四位数的电话。到九十年代初，大概是九一年九二年，掀起安装电话热，不但要排队，还要按门路出1000—5000元不等的安装费，我家是在九二年安装的，算比较晚一些，出了1400元安装费从300米开外的电线盒子里接线到家里，记得当时每个月要24元的座机费。电话开通之时，还真兴奋了几天，终于与外界接壤了。与此同时大哥大BP机也开始行时，因价格高，我没有用上，我是到99年才开始使用手机，就在那个时候有个手机也还是时髦的，还用一个皮套子套好挂在腰间。我到11年才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当然现在通讯应该是相当方便了，记得87年我在省城有事要打电话到单位，还直接跑到省邮电大楼叫号排队才打通。

　　尽管今天比往昔增加了一笔通讯费，但我们的生活方便多了，信息也灵通多了。

　　人员流动

　　当时有句顺口溜：单干户笑嘻嘻，十日当三墟。是说当时没有参加集体的手工业者类似现在的个体户没有多少限制想走就走。从我懂事时起到八十年代中期，人员流动是很不容易的，一是当时的农民都进入了集体，定了每个月男劳动力要在集体劳动26天左右，家庭妇女都要劳动20天左右，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外出，自留地都只能靠清早或早中晚吃饭的时间去管理，叫每天撮三撮，就是每个月的这几天都要用来斫柴或积聚到年底到县城赶集。二是没有多少事情要外出，反正生产队有就有，没有也没有钱去买。

　　就是节日，比如过年过节过中秋（假日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的还要利用这样的时间处理家里的事情，比如用来斫柴和买卖生产或生活用品，记得有一年只是正月初一休息了一天，初二就被大队广播催着去垦山栽树，连过年走亲戚都只能晚上去。按说生产队就是这么多事情，我们那里一个人口不到两亩田，旱地也很少，除下当时生产率低下外，做事磨洋工也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基建工多，所谓基建就是指农田基本建设，当时大概常年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外劳动，修水库，修路，垦山种树，后来的八字头上一口塘的新农村建设，到农闲时候的每年开春种树和下半年秋收完毕修水库，几乎全部劳动力出去，有的年份要到年底前一两天回家，而这些劳动几乎是免费的，都是回生产队计工分，就是每天补助一角钱伙食都是生产队出，可以想象当时每天为什么只有几角钱的收入。

　　记得在71年前后，在我们那里有一种粘土可以制作砖瓦，本地人多在生产队干活，多是请外地人来干，不知什么原因，在某一个晚上统一行动突击把这些外来务工的流动人员抓起来送回原籍，结果有些工程和生产队的副业受到不小的影响，就是这些流动人员也受到不小的打击，比如有一个年青人与村上的一个女青年谈恋爱怀孕了，就这样男女分隔两地，这个女的没有办法，到娘家生小孩是不允许的，只好急匆匆找个人嫁了，因不通音讯，几年后男的来找才知道女的吃尽了苦头，但木已成舟，这对男女就这样一辈子过着这样身心不一的生活。

　　就是要正常走动，比如外出要到外地住宿，都要到大队或单位开证明，如果结婚了，千万要记得带结婚证，所以到现在我们夫妻去旅游我都会带上结婚证。

　　现在流动自由了，拿着身份证，说走就走，当然你有一份工作还是有顾忌的，但一定不会有公安找你的麻烦。

　　通婚

　　现在婚姻不但走向全国，还走向世界，不只是与同黄种人结婚，与黑人结婚也不稀奇，可在几十年前就不是这样了。

　　我曾听一个比我年纪大的人说，老话说，好酒不出缸，好女不出乡。在当时通婚绝大多数不超过10公里的范围，基本上就嫁到邻村，所以有的女人几乎天天回娘家，狗不但不叫，闻都不闻，出现这样的情况有这样一些原因，当时人们外出少，也多不与外界接触，天只有一个井大，不可能大范围通婚，再是当时主要靠媒妁之言，这媒婆多数是早前嫁出的女子，由她们做媒父母踏实。而嫁到远地的一是自由恋爱，但因接触少，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少，二是在娘家名声就不怎么样，只好托人说媒嫁到熟人很少到的地方，我就听说有一女子因与有妇之夫有私情，在地方上待不下去了，就嫁到临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当然后来我也很少回老家，一直也没有见到她。

　　换婚这种古老的形式在当时也有，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因有的家庭成分不好，这样家庭的男青年即使很优秀就是一般的女人也不愿意嫁过去，所以如果这样的家庭有男有女，就你的哥哥娶他的妹妹，他的哥哥娶你的妹妹，当然这样的家庭以牺牲年青人的幸福来成就家庭，真正幸福的不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村里也有成分不好的娶了一个贫农的女儿，但嫁过来后天天吵吵闹闹，几乎没有过几天安生的日子，她总认为吃亏了，最终还是离婚了。

　　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婚姻成城里人，有的女的自认为有几分姿色，父母或自己托人说媒与城里人通婚，不管是公职人员还是靠近城里的乡下人，因为当时远离县城的乡下生活与城里很不一样。

　　当然那些71年前后大招工进厂的农村青年，主要是男青年成了农村女青年追逐的对象，尽管这些人结婚后很长过着还是农村户口而没有城里户口的生活，很多人也没有正式工作，但总算做了城里人，总有吃上商品粮的希望，尽管当时还规定小孩只能随母亲的户口。

　　对很多女人来说，婚姻能改变命运，但在当时，通过这样改变命运的还是极少数。

　　文化生活

　　文化生活更与时代氛围和科学技术相关，现在不管在哪里，看个电视听个歌曲怎么都可以。电视到八十年代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九十年代城乡应该普及了，这之前文化生活就比较贫乏。

　　先说戏班，我从小就请人带养的，我带娘那个村子不到200人，但一伙年青人很有兴致，组建了一个戏班，从外村请来师傅（导演），大多数人都不识几个字，就靠这师傅口传身教，硬是每年排出几本戏，在正月到邻村去演出，不但可以挣到饭吃，还可以得到赏钱当工钱。

　　还有就是地方道情，也称瞎子戏，就是几位盲人按照一定的戏文你一句他一句自拉自唱，很多人就围在四旁跟着戏文的演唱喜怒哀乐。

　　电影在农村什么时候开始有我不清楚，但我懂事时就看过，先是县里的电影队后是公社的电影队下乡放映，在一个大禾场上栽上两根竹篙，拉起幕布，前面就有不少人家搬来高高低低的板凳占位子，等天黑了在中间就架起了放映机，片子看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样板戏看过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在这些正片放映之前还看过不少纪录片，当然印象比较深的是袭击，这个片子好像是72年前后放映的，记得是刘晓庆主演。有一次为看电影从场校合一的教学点到15里开外的村子去，回来时候伸手不见五指，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可能是没事，说去就去。

　　在文革中，公社和学校都有宣传队，主要是为政治服务，除排演一些与政治相关的节目外，还会排演一些有一定艺术性的节目，比如红色娘子军中的斗笠舞，我们学校的宣传队就演得很不错。

　7、吃穿住行

　　一日三餐

　　可以这样说那个时候物质生活贫乏，从当时农村人的脸色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荤菜长年都很少吃，像猪肉，尽管养两头自己可以杀一头，但没有几家会将整头猪留给自己过年的，还要卖掉一部分，猪杂就留给自己过年，分别做一个菜碗招待客人。所以尽管都不富裕，但过年每家总有十几二十个菜招待客人，肉并不是过年全部吃掉，而要将大部分腌制成腊肉，除过年吃一部分外，平时招待亲友和招待艺匠都是吃这样的腊肉，还有就是栽禾等比较繁忙或干重活的时候也会吃一些，而很多人家一年四季只有三节可以吃到荤菜，平时要吃好点也就是自己抓的小鱼或鸡蛋。几乎可以说平时就是吃素菜。猪肉当时是七角四分钱一斤，很多人家平时一个月吃一两次也是可以，但买肉要凭票，而肉票只有你交了猪，每头奖励6斤肉票，没有交猪就没有。

　　在那个年代，早餐多是红薯稀饭，有的人家用饮汤熬稀饭，要到中午才有饭吃。菜多的是霉豆腐和蒸辣椒之类，中午晚上多是自己菜园里摘来豆角茄子苦瓜之类，因当时食用油很少，有的人家很多时候只好吃红锅菜，也就是锅里没有油，把锅烧红，把蔬菜倒下去炒，铲起来就这样吃，所以因为吃油少，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等后来物质供应好些的时候，猪肉猪油不用票的时候，肥肉和猪油是最抢手的，现在这些已经是人见人怕了。

　　当时零食点心也很少，很多人家只有到过年前嗮炒米做成麻糖，还有就是嗮红薯片，干了后或炒或油炸，有的人家还会油炸一些用红薯与粘米挠合成的皮皮。这都是过年待客的点心，到商店去买点心也主要是为走亲戚用，过节大队会做包子中秋会做饼平价卖。

　　所以当时小孩都盼望过年过节，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候有好菜吃，有自做的点心吃，而大人就为难了，这些都要钱去买，所以尽管大家都希望操办好过年，但很多是跟伴过年。现在好多了，有人说，现在从吃来说，天天过年，所以过年也就不显示得特别了。

　　粮食

　　在文革前，粮食一直困挠着国家和每个百姓，城镇户口指标也定得很低，就我的经历，读大学的时候每个月35斤，当时年青，学校发13.5元伙食费，饭票是按每斤一角六发给你，余下的给菜票，菜票记得是每月7.9元，菜可以好点差点，饭实在不好少，所以每年的寒暑假回家蹭饭吃，领到粮票补贴到其他月份，还有班上的女同学有时也会接济一点，就算这样过来了。到参加工作，每个月还只有29斤，也不好多到家里蹭饭吃，不过这个时候自己有工资，伙食也好一些，有时还会到外面买些零食，这样尽管比读书时定量少，但还是没有学校那样难受。当然这个时候在外面吃粮食制品还同时要付粮票，比如一斤饼干就要付六到七两粮票。大概是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放开粮食供应。记得当时那粮管所隔不了几个月又要你去换粮折，本来粮折内的页面才记录不到一半，我们就说这完全是靠这换折来敛财。

　　在当时农村粮食供应也不妙，虽然定量也不少，比如男劳动力每年有640斤稻谷，合算每月有37斤多大米，但当时劳动量大，很多事都是肩挑背磨，吃少了就干不了。再人情客往，供艺匠的粮食都在这里面。还有就是都养了猪和鸡，猪小的时候不给点米是不长的，有的人家还养了母猪，奶猪一定要吃米，这都要从口粮中省出来，记得有一年，我们还到粮食加工厂去风糠头，就是加工厂先要把谷壳用机器剥下来，这些剥下来的糠头当时几乎就是烧掉，我们就在这烧之前，先用筛子筛下谷头，再把这些谷头用风车风干净，留下的就是有米粒在里面的谷头了，可以用来喂猪或喂鸡。

　　就是因为粮食紧张，所以一年到头没有几天吃白米饭的，几乎整年都吃薯干拌大米的饭，当然现在所说的薯干与当时的薯干只是原料相同，但制作很不一样，现在的薯干是人见人爱的零食，当时是无奈的饭食，这样的饭食没有菜是难以下咽的，热的时候还好吃，冷了就实在咽不下，有的人家连过年几天都要这样做，说担心别人说尽米饭，这样说不吉利，我想这里面不能说没有节省大米的意思。

　　我们那里相比较可以说是田多土少之地，旱地不多，也就是种红薯还比较少，于是有的人家就用稻谷与山里人换薯干，当时国家规定是100斤稻谷换100斤薯干，不要补差价，而实际上100斤薯干可以抵100斤大米的作用。

　　记得当时在我们近旁的一个大队想出了一个节约粮食的办法，就是每天弄饭，女主人先量出米来，到厨房，在下锅之前再放一把或几把在灶边上的罐子里，说这样一个月也可以节省好几斤，后来还在全公社推广，不过我家里一直没有这样做。

　　现在粮食充裕了，要怎么吃就怎么吃，对粮食的浪费我见到就难受，现在粮食也不贵，如果有一天紧张一下，会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我不敢想象。

　　燃料

　　我们那个村庄是一个缺柴火的地方，要到十多里路之外的山里才能砍到柴火，夏天天气炎热，再是农忙时候，一般要在清早4点左右起床吃点现饭或做一熟饭（就是将米洗了后直接放在锅里，放进水至水高出米一平手，再先大火后小火弄熟），吃完饭就邀伴一起上路，很多时候到山里还没有天亮，等砍好柴还没有出太阳，一百几十斤就这样一路挑回来，有时快到家，肚子空空的，一点劲都没有，头上冒着大汗，就是这样也没有谁想到先吃饭再倒回来挑。到家后，洗个澡，胡乱地吃几碗饭，又要赶着去听队长的安排参加上午的劳动。这人也贱，如果一段时间都是这样，身上也不痛，过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好像没有事一样，而如果只是一两次这样做，几天都恢复不了。这样砍柴一个月要砍近十次，因为不仅要做饭，还有养猪，而养猪是要煮潲，这都很要柴火的。

　　有的村庄尽管山地不多，但会想办法用好这山地，就是封山蓄柴，立好规定，在一年或两年之内，在某个范围之内任何人都不能进山，通知到某一天可以进山砍柴，这样砍下来的柴火也可以烧几个月，后来上级有人认为这样的山地可以用来种植作物，于是将这样的山地全部垦荒种作物，但因是斜坡地，水不易积聚，再肥力不足，到现在都成了裸露在外的荒地了，这就是当年瞎指挥的结果。

　　到我离开村庄的时候还是这样获取燃料，大概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离我们那里不远的临县发现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煤矿，再村民袋子里也有几个钱，于是以前只有烧石灰烧砖瓦和集体机关单位弄饭才能使用的煤炭也进了百姓家，再到新世纪后很多人家都盖了新房，烧柴烧煤都不适合，有的用电磁灶弄饭（现在城乡电费同价），当然现在几乎没有家庭养猪，就不需要煮潲。烧液化气的人家也越来越多，现在县城早已经使用上了管道天然气，估摸下一步就是天然气了。

　　这样也好，原来天天说保护森林，但没有柴火，怎么都是一句空话，现在好了，就是每年回老家扫墓，那墓地长起的柴草人都进不去，只好先砍出一条路才能进去。如果政策和管理跟上去，青山绿水不是不可以恢复到最佳水平。

　　住房

　　早年我们住的房子就建材来说，基本上就是砖瓦木材和三合土，根本就没有钢筋水泥。砖砌外墙或用三合土筑外墙，有钱人家就面砖砌上去，钱紧张一些的人家就斗砖（中间有空隙）砌上去。还有就是筑三合土，就是用沙子黄土石灰混合在一起筑上去，中间的隔墙用木板壁外也有用土砖的。地面多用三合土，上面都是盖瓦。就样式来说，多是三字屋，至于为什么做成这样形式，有的说这样的屋很有气派，有的说这样的屋防火，我们村早年做的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多是上下三栋以上，分别称上栋中栋下栋，有的还有后座房，栋与栋之间有天井，中间是大厅，两边是住的房间或弄饭的过口，内部多用木板隔开（现在想来这样的房子实在不防火）。三栋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前面低后面高，说不能挡了后面的水脑。这样的房子当时几乎每个房间都住了人，有十多户，互相之间还算融洽。

　　到我懂事起，就没有看到建这样上下几栋的房子，多是单独一栋的，因为人口增多，有的人家在原来的老屋里根本住不下来，只好到外围申请盖房，建材与样式与老屋基本相同，到文革结束这样的房子也盖得不多，一是生活比较困难，没有多少闲钱，记得当时有人说，除去自己和亲朋好友的人力（我们村当时谁家盖房子，只要叫一声都会去帮忙，只是吃三餐饭，不要工钱），买建材和付艺匠工钱，一栋四扇三间两层的房子三千元左右。要知道当时一个劳动力一天也就是六七角钱的收入。二是当时土地抓得很紧，想批建一栋房子脚都要跑断。

　　农村大量盖房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前面一些的用耕地或荒地盖房，多是四扇三间的瓦盖房，到九十年代后多是拆旧建新，有一定规划，多数是以钢筋水泥混泥土为建材的平顶房，还有扶梯上下，现在很多人家已经将这样的房子改建成时髦的三到四层的楼中楼或别墅了，装修也豪华多了，只是在规划上有欠缺。

　　在县城单位的人员在八十年代前，大多是单位分配住房，多是一层的平房，前间为座厅，后间住宿，隔开一个下水空间就是厨房，一般没有卫生间，要洗漱就在这个下水空间，方便只好去公共厕所。人多的在旁边多一个房间，一个月一两元房租。到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多是集资建房，房子一般建在单位内，出钱分房有的按资历有的只认钞票，这要看单位领导的心理了。多是四五层的房子，客厅住房厨房卫生间俱全，多数面积不大，100平方米以上的很少。

　　到2000年以后，主要是商品房了，只认钱。在我们县城，开始建的商品房200多元一平方米几栋房子都卖了很长时间。后来与全国各地一样，现在房价已经4000元一平方米左右了，高的要6000元左右一平方米。当然设计越来越进步了。

　　交通

　　先说路，在我孩提时候，村与村之间很少有公路，而是石板路，我估摸着很多这样的路有年代的，因为在路中间有很深的手推车的轮子的痕迹，后来听说这样的路以前可以说是国道，这样的路有多长不知道，但都通向外县。记得我有一个远房伯父，他的老婆脚不方便，要去走亲戚，他就用羊角车一边放着生活用品一边坐人就在这样的路上推着走。但多数是土路，出门办事或干活多是走这样的路，我们村是一个缺柴火的地方，要到十里开外的地方砍，一百多斤的柴火就是要肩挑着从这样的土路上走回来。

　　公路从我懂事就看到有，是从县城通到公社的，但铺的是沙子，一个公社有一个养路队，拿工资的。这条路修成柏油路面是九十年代的事情。国道铺柏油路面也是七十年代的事情，我一位七十年代大学同学当时提到这样一句话，说很多司机喜欢走沙子路，不愿意走水泥柏油路，因为沙子路凉快一些。

　　交通工具，我孩童时候几乎就是肩挑背磨，不要说挑柴火，就是交公粮卖余粮也要靠人力从生产队仓库挑到国家粮库，因交公粮卖余粮的时候也是农忙的时候，只能用中午时间，可以想象，当时这样的运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记得是69年，我们公社买了第一台拖拉机，我们这些学生被号召到村口去迎接，后来很多年也只是公社有几辆井冈山牌汽车，想请车运送东西也不是那么方便。记得当时很多大队生产队办有石灰厂，拉煤和送石灰到省城去卖都要用到汽车，而且要用到带拖斗的七吨半的大车，而这样的车当时只有在县城的汽车队有，于是采购员们就只好在县城住下来求爹爹拜奶奶一样请车队派车，当时只看到这些采购员想办法去接近这些调度员，车来了，厂里就要接上亲一样接待司机，好菜好酒（当时酒没有现在这样管得严）招待司机，走时还要送上花生之类的土特产，希望他下次愿意来，所以像个人想运输东西根本就不会想着去请车，比如当时我们做农具要用到毛竹，要到县城去买，很多人就下半夜起床吃点现饭，相约着走小路到县城扛回来。

　　至于载人的运输工具，早些时候只有一趟班车路过我们村（现在每天不止20趟），我们村到县城公路有17公里远，车票是0.45元，但很多时候还坐不满，一是没钱坐，二是不准随便走动。

　　像自行车当时也比较少，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当时主要是这些公社工作队的人员和公职人员配用的，我们要去办公事，有时只好硬着头皮去借，我是到高中毕业通过一个同学的父亲的配用的自行车学会骑的。

　　我们村离中学有八里路，当时也不通班车，只能打赤脚或穿自做的草鞋上学，如果运气好，在哪个斜坡上正好有拖拉机路过，就不顾一切地爬上去，司机没有发现就算了，发现了停下拖拉机，骂一顿赶下来。

　　后来我到省城去读书，为了省3.15元的车费，还请采购员帮忙坐过几次装石灰的货车，有的时候还坐在货仓了，够难受的。

　　8、文革中的几件事

　　文革中的几件事

　　文革开始及后来的风风火火因我们年纪还小，严格地说我们没有经历过文革，但不能说没有看到文革中出现的一些事情。

　　一次路过大队部门口，只看到有人被用绳子分开吊着两个手的拇指和食指，挂在一根梁上，这个人开始还叫了几句，后来就不叫了，旁边有人在大声追问，银子在哪里，银子在哪里？只听得低微的声音说，实在没有啊。旁边的人说，那就继续吊着，后来又听到微弱的声音说，放我下来。至于后面怎么样不知道。后来打听得知，这个被吊的人是富农，早前家庭殷实，别人说他家有不少银子藏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文革开始不久为什么会对五类分子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对他们的财产会再一次清算。可以这样说，在文革期间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一直是专政对象，这之后对这些家庭抄家，把值钱的东西都搬到大队的一个公共场所，记得在那里还看到抄来的棺材和睡床饭桌之类，记得当时棺材被标上70元任由人挑拣。后来又把这些人在全公社内互相换生活地址，一直到文革结束才回到原住地，有的家庭年青人因这样而一直没有结婚成家。

　　破获反革命组织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好像这样的组织遍布到了城乡，当时我们大队说是以解放前的一个乡长为首就有一个很大的反革命组织，在村里发展了不少成员，这样一来，这些革命派就对这个头不断地重点用武的办法在大队部审问，结果一个大队那些成分不好的都成了反革命，后来是活跃一些的人，甚至上午是审问的人下午就成了反革命，这些人没有被打的很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高年级年纪大的学生对学校几个成为反革命的老师白天黑夜轮番审讯，有的实在受不了，就挣脱趁人不备从窗户逃出去，但因体力不支，再说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第二天就抓到了，又一次严刑是不要说的。这样有多个老师到我们高中毕业都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这些反革命一直到74年，在上级的过问下才给他们审查平反，我也被大队抽去搞平反工作，花了大半年时间走遍了附近几个公社的相关大队，我们把这些反革命的上级叫来，问他们的来龙去脉，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在当时我们去调查，去询问，大多是欲言又止，这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心理。当然结论都是一样的。后来整理材料上报，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一天做五敬，就是对着主席像做早敬晚敬和三餐饭前的餐敬，这五敬盛行于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几乎可以这样说，没有做这几敬你就不可能尽心地去干别的事情，早上起来集合在大操场，前面有人在陈述程序，后面的人就跟着，吃饭之前一手拿着饭碗，还是一样的程序，尽管几节课下来肚皮空空的。不只是学校，在乡村甚至在田间地头都做有主席像，贫下中农站在正面做，五类分子跪在反面默诵，不过每天只要早敬。这些主席像或忠字牌到现在还有的地方可以看到。

　　这几件事情留下的印象比较深，所以还记得一些，对此不多评论。

　　割断与更新

　　文革中的一些运动就是割断与更新。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本来这样的话也不是离得没谱，问题就是出在这个旧世界的内涵是哪些，当时都不清楚。

　　先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农村就是把那些神牌统统搬出来，放在屋门口点火烧掉，还有就是传统习俗的道具比如占卜用的龟壳和合一用的竹筒更是要烧掉，接下来就是那些族谱家谱从楼上找出来，或者一把火烧掉，或者移放到某一个角落，再就是人家里的旧书，甚至于解放后出版的青春之歌都不能幸免，进而是小孩帽子上的装饰，家里器具上的雕刻和图画以及房屋上的精美图案都要铲除，反正在农村带有旧文化特色的东西都是破的对象，这样一来什么都成纯一色的了。这是对有形的东西破除。

　　还有就是对无形的传统的破除，比如我们那里一个大屋场每年正月二十日要报丁，也就是头一年出生的小孩在这一天都要带酒肉到祠堂去上谱，因为谱都烧掉了，这样的活动也就没有依据了，以前还在这个时候轮辈份，知道谁辈份大，谁辈份小，现在断了这么多年，除非是几个亲近一些的本家，其他的只能按年纪称呼或直呼其名。再比如我们那里以前每年划龙船，至于是纪念谁确实也不知道，但从破四旧开始有多年没有划，这样起码在生活中少了一个全民愉快的活动，记得是到78年前后才恢复。

　　那么当时又立了什么呢，墙壁上只要宽一点的地方就有一条主席语录，在祠堂里贴满了主席像，大人小孩都挂主席像，红宝书几乎每人有一本，需要自己买的，起码我认为都是自己主动自觉去买，这样就要对这些尊贵的图、书认真对待，记得当时有人看到墙壁上主席语录四围是用黑框框住的，于是有人就说是黑线包围红线，至于后来怎么处理不清楚，有人写标语将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写成天下阶级专政万岁，打成反革命是不要多说的。就是你到县城去赶集，也要先在家背诵几条最高指示，否则城都进不了。

　　要破要立，这是社会进步的常态，但破什么立什么起码在当时普通百姓是茫然的，几乎没有思考的余地，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所以这样的盲目也为后来的恢复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激进与实情

　　当时总有这样的感觉，大好形势天天不断，祖国建设一日千里，尽管当时信息不怎么灵便，但广播里都是说这些事情。

　　我们在农村，再是年纪小，城里的派性争斗与我们无关，但时不时有人跑到村庄来，说支刘打刘两派争斗激烈，动了真刀真枪，我们也只是觉得很稀奇，还是一样正常生活。后来在公社上中学，几乎隔不了几天，老师又通知说，今晚八点到公社门口收听广播，要发表最新最高指示，大家都带着凳子坐在那里等，听完后就在公社门口附近游行一圈，高呼热烈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等等，到第二天县里就送来了为这特出版的报纸，大家就坐下来学习，谈体会，还要用大字报的形式把在……领导下，在……大好形势下等开头的大字报贴在学校大门口，心情真是特澎湃。

　　说到大字报，公社门口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有，有的说公社干部某某人怎么样，有的说某大队干部怎么样，多数是涉及经济问题的，这样的形式在当时也应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是事实那就要后面去调查，当然也免不了有报复的成分。

　　当时给人的感觉是只要进行完这个运动，先进的社会马上就会到来。

　　但现实还是现实，工厂停工我不清楚，但农村是没有停种地的，因为没有产值是没有谁补偿你的，这就是任何时候中国农村的特点，什么事情还是照常进行，所以当时还有饭吃与农村百姓没有直接参加进去有很大的关系。学校不是完全停课，而是没有把文化知识学习当主业，就是上课也是政治领先，每节课前的师生问好成了喊政治口号的祝愿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都开课了，但历史地理英语几乎没有上过，语文也是以政治文为主，其他学科也想尽办法插入政治内容，记得有一年发下来的课本说要收上去，我们担心没有课本，就分头去抄课文，当然后来也没有收上去，还有当时字典词典奇缺，我们有不少人抄词典。更为严重的是每个星期最少安排两天的劳动，这样一来几乎很难系统学习知识，所以在文革中学习理科知识确实学得很少，只是到72年才开始认真学习，因年纪也比较大了，也知道知识的重要，每天晚自习后还有同学点煤油灯继续，可以说那一两年时间学习可以抵得好几年的学习。

　　可以这样说，革命是日新月异，而很多实际工作很少有进展。所以后来生活物资越来越紧张也是有原因的。

　　警钟向谁而鸣

　　当时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团结和依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还有百分之五以下的人是革命对象，那么这些革命对象是些什么人呢，就我知道的说说。

　　一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这些人成了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为什么会是他们，是不是有阻挡革命前行的言行？起码我们当时没有感觉出来，前四类是解放初期定下来的，经过十多年的改造，在当时在人数上也是少数，起码这样的人就是在最基层也没有他们的话语权，他们可能有些想法，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实在也翻不了天，就是最后一类的右派因经过多次运动，也已经没有市场，所以文革将他们当作革命对象我觉得有打死老虎之嫌。

　　二是反动学术权威和普通知识分子（臭老九）。当时这些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冲击，先是从政治角度批判他们的学术观点，不能使这些观点继续张扬，后是批判传播这些观点的普通知识分子，比如各类学校的老师。这些人先是使他们没有个人观点，后是通过下放来从身心上获得改造，因文革的指导思想与这些人几十年所形成的思想不一致，所以尽管经过各种改造，但多数人并没有从内心改造过来。

　　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上到国家主席，下到生产队长几乎难有漏网，都成了专政对象。就我所见，先是一个一个站到台上来，就有那么一些血海深仇的人来控诉他们的罪行，有的还声泪俱下，时不时还喊几句口号，什么打倒……，清算……的罪行等，台下的人也跟着呼喊，甚是激动，有时台下也有人带头呼喊，我觉得比现在什么演唱会的互动效果要强多了。有的时候讲到悲苦，再呼喊几句口号，台下就有人不由分说跑上台去要打这个被批斗的走资派，不过红卫兵在旁边守着，动不了手。后来这些人靠边站了一段时间，多数还是官复原职，因为也没有多少有什么大问题。

　　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当作革命对象，可能当时的决策层认为这些人正在偏离设定的路线，阻碍了社会进程，但就在文革后期对这个过程进行了否定，所以现在看来，一是革命对象范围扩大了，二是对象不一定准确。也就是警钟向谁而鸣，按当时的想法应该是想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平等的国强民富的国家，对外敢说不，对内敢说行。如果是这样，那前两类人他们尽管没有明说支持，最起码没有站出来反对，后来一直耿耿于怀的也就是这些人。而在当时能起阻碍作用的也就是这些有话语权的人，进一步说就是有决策权的人，他们才可能左右国家或某个部门的走向。要对这样的人敲警钟也是应该的，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我觉得都是这样。官员掌握着公权，他应该是不能有自己为所欲为的思想，不能假公为私，不能违背国家甚至政党的利益谋求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当时有一个说法，过七八年这些牛鬼蛇神又会跳出来，从现在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落马可以说明这个预示的准确。

　　9、文革思考

　　多方过度解读指导思想

　　在文革时期，政治学习每周三五次是常态，甚至到八十年代，也还规定每周一到两个下午政治学习，有时学习上级的文件，有时读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尽管这些文件和文章与我们的柴米油盐关联不大，但对人思想的影响是默化的。几乎可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往这上面靠。

　　这几十年我都做着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在工作中有的事情本来与政治关联不大，但不管是外部还是内心都会不自觉地与政治关联起来，很多时候没有也不敢有个人的观点或见解，人云亦云。所以有人说，在社会科学方面，这几十年有这样那样的家，实际上没有几个能摆到桌面上的，这些人所作的大多是对别人观点的解读，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任何解读都不可能准确完整地把握对方的观点，特别是在那怕右不怕左的年代，记得当时最有名的文章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和梁效（后听说是北大、清华两校的写作班子）的文章，他们的文章基本上是对指导思想和重大方针政策的解读。文章一出来就大会小会去宣读，很多政治敏感度高的政客还可以从中探出风向。在具体执行中又加码，即使当时的政策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把社会进程看透，也会出现偏差，再这样有意向左，所以文革的方向的偏离和斗争的扩大化不能说与这些文章没有关系。

　　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文革在当时是有必要的，警惕社会的倒退，警惕官员的腐化，警惕社会发展方向的偏移等应该说是很有必要，尽管有的可能过于理想化，但因为这些文章的过度解读，使得在具体操作中出现与社会进程很不协调的动作，这些都成了后来诟病的结症。

　　对于文革的性质我们没有能力去定义，但起码给当今社会树立了一面镜子，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不一定合适。

　　话语权与决策权

　　普通百姓从古以来，对公共事务谈不上有话语权，更谈不上有决策权。而只有在文革期间，当时尝试过这种权利的置换。

　　先是走资派被打倒了，日常事务总要人来管理，于是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最早是由这些造反派组成，革委会到大队为止。说实在的，大队有没有这个机构对农业生产并没有多大影响，但对百姓也是可以发号施令，当然对贫下中农他们也不会怎样，但上级一旦有指示，还是会借势施威。后来是搞三结合，一些原来的干部也结合进去了，因老干部毕竟有经验些，所以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还真是给你话语权，因经验经历或知识不足有的成了摆设。后来在很多部门有工宣队贫宣队，虽然他们都奉旨冠冕堂皇进驻，但有成就的不多。就在我读书的公社中学，当年也派驻了贫宣队，是几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会上也说不清楚几句话，但安排我们的劳动就井井有条。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里还有工宣队，但只是听说，没有见过。进而国家管理也有很多位高官是从基层挑选上去的，但因不善管理，最终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跟着人画勾画叉。

　　起码很多人希望有话语权，甚至于决策权，但如果内功不够很可能就成了摆设。看来百姓要有这样的权利，既要有外力的助势，或者主动或者被动给你权，而你自己也要有内功，有为人办事的热情，还要有这样的能力。否则最终会成为笑谈。

　　尽管这些最底层的百姓在这样的位置上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也代表了底层百姓行使话语权和决策权，多少表达了些百姓的心声。

　　禁锢与自由

　　当时对农民的生产不但在政策上有要求，就是具体操作上也要限制，比如栽禾要按一定的行距和株距，不只是说说，还要做出格子先要一个人在前面先横后直拖出来，后才在横直交汇点上栽，这样当然也可以，但太限制了，栽禾的速度最多达到正常的百分之七十，再密度只有五乘以六寸，结果后来因太密禾不能正常分蔸不通风而产量也上不去。现在不栽禾了，是抛秧，而产量并没有因密度而减产就是一个明证。

　　由此想到当时对人的思想的禁锢。早前有一个笑话，有人去问一个小孩，你爸是做什么的，这个小孩回答说，是开会的。意思是他爸是当官的。当时农村白天没有时间开会，但晚上开会也不少，一是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二是政治评分。这政治评分真有一段时间实行过，就是你参加劳动了，积极不积极，有没有怨言都成了得工分多少的依据。就是在单位上班的普通百姓用来开会的时间也特多，名曰政治学习，这样的会几乎就是务虚，只是灌输，特别到后来，一会议室的人，上面领导在口飞唾沫，而下面或闭目养神，或看书看报，也就是说，多少年的灌输已经使人厌恶这种对人思想的禁锢。要知道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思想，人都希望不要别人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可以给别人启发，但不能去驾驭，还有的美其名曰指导，实际上就是强奸，这在早年特别使人难受。

　　记得是71年9月的某天，学校组织我们步行到四十里开外一个出席全国党代会的代表村里去取经，这个党代表眼睛一睁一闭说，阶级斗争时时处处都有，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都有阶级斗争。所以真的谁都不敢乱说一句话。就是到八十年代，都与此差不多，记得当时我与同学聊一下当时时髦的政治话题，我同学就打断说，不要多说，要担心隔墙有耳。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也会有人提醒，莫谈国是，当然现在不会用什么法律来问你什么事，但几十年的教训形成了现在这样一种少说为佳的普遍心理，我也不知道这是祸还是福。

　　至于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起码我还没有想过。只希望做一个守法的自由自在的平民。

　　理想与现实

　　如果一定要对这两个时期作一个比较的话，我认为早前更理想化一些，现在更现实些。

　　就说走集体吧，当时就是说人多力量大，抵抗风险的能力强，还有就是共同富裕，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便于管理，但到后来，因为不能搞经济刺激，只能是精神鼓励，所以管理者对集体事务也不是很上心，比如对先进技术的引进，并没有主动性，只能是上级怎么说下级怎么传达而已，而普通劳动者，很多时候出工不出力，造成生产率低下，当时家庭可以有很少的自留地，几乎不到集体土地的二十分之一，但收益有的可能与集体的收益对等。上面是不允许分田到户耕作的，所以到后来每个生产队又分几个作业组，有的时段的某些任务也进行承包，效率要高多了，但这样的目标管理很不到位，所以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

　　再比如平调生产队的劳动力，当时一些大型的基建，多数是公社组织，抽调生产队劳动力是没有二话说的，而公社或受益单位是不给任何报酬的。

　　尽管国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由一个受欺辱的国家一跃成为敢于对世界列强说不的国家，但对民生，特别是农村有画饼之嫌。

　　后一个时期正好填了这样一个空缺，满足了人们私欲的需求，特别是对那些精英，真是如鱼得水，如果他们正当获益也没得说，可有的人钻到钱眼里去了，眼中只有自己，通过合法不合理或者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手段将他人财富据为己有，因此有人感慨说，革命几十年，还是回到解放前。

　　有大人物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我只是想在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的前提下，能不能贫富差距更小，理想与现实更接近一些。

　　向前看与向钱看

　　历史上出现过不少舍生取义的人士，在现代也出现不少赴汤蹈火的英雄，人们说他们思想境界高，而舍生忘死，舍己为人就是有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品质当然主要来自自己的修养，但社会的推崇和倡导是不可忽视的。

　　在文革时期，那些为路线斗争而挺身的人，如果用为私利来解释是很难说得通的。起码当时有一个很时髦的口号，誓死保卫……，很多人说出来是有这样的决心的，至于是不是中毒太深只能是后面的人评论的事情，而在当时好像理该如此，情该如此。因为当时的指导思想很能代表下层百姓的心理，谁不希望腰板硬，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希望社会进步，大家都向前看。现在看来，当时社会发展的基础实在不牢固，特别是民生方面处理得不如人意，所以后来一提倡向钱看几乎呼啦啦一起涌过去，至于现在这样向钱看的情形大家都看到，就是到处的对联都是一个主题，我们没有必要多评说。

　　社会要有生活基础，但也不能没有灵魂，不要说当时提倡的誓死什么的，总不能为了私利而什么都不顾，像大小贪官，身边的诈骗，能说他们有多少生活意义吗？所以生活基础是重要，但不是唯一，起码的社会公德总不应该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