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记忆

理理

我的文革记忆

　　我在青少年时期全程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应该说结束于毛泽东逝世时，那一年（1976年）我初中毕业，未被推荐上读高中而回乡当了农民至恢复高考，于78年跳出"农门"。作为农村孩子加之文革期间多时又处愚玩少思期，对文革的原因、意义等当时从未有过思考，好像本就是生活的部分。

一、 阶级斗争

时不时看到地主规规矩矩站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老老实实埋着头接受教育改造。但没看到过有干部或社员对他们动粗打骂。地主站在那里，社员们与平常一样有说有笑干活，好像根本就不存在有地主在那里接受批斗似的。有二次看到与本生产队接壤的一生产队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男）地主站在社员劳动现场，头可能因年老加有病而颤颤巍巍，看到时也不是同情，只是感觉他有可能会撑不住，会倒下去，有点可怜。

上小学前有次随母亲到离家3华里左右的集镇赶集看到过一个据说姓姚的，50岁左右，身材还算高挑且有一些派头样的男子，头戴白纸糊成并用毛笔竖写有一排黑字的尖尖帽。由于当时我尚不识字，便至今也不知他是属于地富反坏右的哪一类受批斗，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被一大帮不知是些什么人驱赶着从场头跪爬着游行到场尾，所过路约1华里，全是碎石路，他膝盖、手掌血肉模糊，令人不敢直视。但我没有同仇敌慨的意识，也没有同情，完全觉得与己无关。

"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文革反修防修的内容之一。在我们那里不是很严的，集体劳动收工后或农闲时有手艺的可以做些私活，挣些额外收入。家里的桃、李水果可以到集市上去卖的，鸡鸭好像也没限养，好像也可以拿去卖，只是猪不能私宰，只能卖到屠宰场（国营食品站），牛是集体的但分到每个社员家养，没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只有饲养责任。

二、文革活动

可能只有5岁左右，有一日下午傍晚父亲带我到公社所在地（在家东偏南方约3华里）观看好像是庆祝公社革委会成立大会。那场面真是人山人海，热闹无比，人们一会儿驻足看台上的或听喇叭里传出的领导高亢激昂的讲话；一会儿往这挤往那蹿，力争寻到最佳视觉、听觉位置，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当夜幕降临，会场灯火通明，随讲话结束，便开启了焰火晚会。这时，我父亲为让我看得更远更广将我架在他脖子上随着人流移动。先看到鞭炮像无数条火龙爆响、串上串下，串左串右闪耀，好像过半小时左右才渐近尾声。随后，很多很多的像现在的但比现大得多的"孔明灯"，从庆祝场地的四面八方纷纷腾起，那些灯升到十几米、二十几米高空，红光闪闪，天上如同洒满星星，照得白昼般通明。有几个灯被风吹挂到高树上还惹燃了树枝，啪啪作响，又掀起一阵阵喧哗、拥挤和热闹。

毛主席送芒果是全国文革中的一件难忘大事。已记不清是具体那一年了，当时我好像还没上小学，对芒果长啥样没见过更没吃过，只感觉很神秘，加之听说可能要几百年才能结果成熟，认为吃了肯定会长寿成仙。那天我跟着大人们一大早就到在家以南，离家约2华里的公路，当时公路两边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就已站排了不少人在那里翘望，也有的热烈地围绕着芒果以及送芒果的车何时能到这里等等谈论。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来，二个小时过去了没来，过了吃午饭时间后也没来，大家按捺不住了才陆续回家弄饭吃又迅速赶到公路边等呀等，直到当晚十点左右当稀疏的汽车一辆又一辆闪着耀眼的灯光疾驰而过，一次次希望变失望之后，才在漆黑的夜里看到东方不一般地明亮起来，几束光线随山丘起伏越来越亮，往前直射，一列车队便越来越能看清楚地漫漫开了过来。当时公路两边山坡上拥挤的人群好像沸腾的开水激动不已，但大家都很守秩序，几乎无人站到公路当中去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当彩车队（好像共4辆车）缓行近前时，我只看得到车上灯光照耀下的工作人员，对陈列的芒果根本看不清是啥样，但人们仍依依不舍目送车队缓缓地越过一个又一个浅丘，直至离开视线。

三、学校教育

记得读小学时，学校时不时请姓梅的贫协主席给学生忆苦思甜。

上学方面：小学、初中每周上六天学，每年也同现在一样放寒暑假。放假期间，我们农村学生基本都给父母当帮手干力所能及的农活。小学期间，每天只读上半天。初中则上全天学，午饭由家里在早上上学时带去，每周都有一天在校办农场（离校约1华里）劳动，农忙时学校还会组织到有的生产队支农劳动。考试为开卷考试，学习成绩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表现（即徳育）比如上学时担多少石头到学校用于学校修建呀，劳动呀、卫生呀，做人为乐没有呀等等。

读初中期间，国家先后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判右倾翻案风运动，学校自然是紧跟的。我们学校要求每个班都要办学习批判专栏并不时更新。我班的专栏受老师指派由我包揽，由此我逃脱了不少劳动（因办专栏多时是利用劳动课时间）。专栏有时用粉笔直接在镶嵌在墙上的粗糙的水泥黑板上写；有时用毛笔在或白纸或红纸上写好后贴上墙。内容紧跟时事、政治或抄报摘刋或自己拟组稿。有一次我连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是怎么回事都不甚了了，在办批林批孔专栏时，我从报纸上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拼成一篇批判林彪在三大战役中犯了严重错误还抢功争名，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如何英明伟大才取得胜利，还得到了校长的好评。说写得条理清楚，论据充分，驳斥有力，立场正确，他可能始终也不知我是抄拼而成的。每个班还常编排汇演节目，排练多时在下午最后一节课后，也有安排在课间。舞蹈的舞姿几乎都是那时常见的，也有少许发挥。我也参加过，但自我感觉较笨拙，不是个好料。

文革初，比我大10岁的大哥为初中（眉山二中）学生，他对那时的文革感觉是太痛快不过的了。他每每讲起那时他同他的同学以及很多很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到处串联的经历，总是滔滔不绝，兴奋不已。他说他们串联时间太短了，仅一个多月便通知结束了。当时他们才串联到重庆，本来是想继续北上到北京，到天安门的，可已经不可能了。他说在一个多月的串联中，吃饭、住宿、乘汽车、火车都不用自己花钱，到那儿都有人管（可能是各地的革委会），因为红卫兵是革命闯将，就是"天王老子"，谁也不敢怠慢。那段日子，他倒快活得很，啥不思啥不愁，根本没家的概念，也从未想过家，想过父母。可我父母及爷爷却担心极了，生怕出了什么意外，每天一睁眼就盼着他回来直至深夜。他说在串联中都没发生过过极行为，更没搞过打砸抢之类的坏事，不过他也说如有人号召和带动，他也是会随潮流的。可见，他同大多数学生一样参加串联实际是受潮流的裹挟，同时带着新奇感，热闹好玩感，根本就是没有明确目的和意图的盲动。

四、知青

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响应这一号召，我们生产队先后来过4个知青，其中男的仅1个，这个我在读中专一次回家途经成都还去过他家（好像在梁家巷）住过一晚，第二天还带我游玩了一上午。后来还通一段时间的信，之后至今失去了联系。来自眉山县城的1个，成都的3个。社员对这些知青都好，他们也没有一个自以为是，看不起农民，他们同农民一样接受安排，插秧、锄草、挑粪担水、收麦打谷无一不干，后成为无一不能。当时，我们对知青被强奸或被欺凌之类事一点也没听说过，在我们队更没发生过。3个成都知青好像是同时分来的，但好像不是同学，来之前互相并不认识。这1男2女知青，男的个高1.7米以上，人材也算好。女的个高都在1.65米左右，人也较漂亮，其中一个稍瘦较文静，不爱说话；一个微胖，脸经常红扑扑的，有酒窝的脸常带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人很洒脱，毫不拘谨，有时社员说带"色"的话，她偶尔还会混着瞎闹。生产队在他们来之前就专门在队部附近为他们修了知青房。他们孤男寡女吃住在一个房，但至始至终如同兄弟姊妹，都很有理智、操守，未发生过男女勾搭之类事。但当时他们吃饭、洗漱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入厕分未分男女，如未分发生过尴尬事没有当时没在意，至今思来还是个谜。学校放假期间以及初中毕业回乡，在劳动中我偶尔会听到他们对问题的议论和争论，有时还会面红耳赤，但都不是关于私事，也未见他们因此结过什么怨，可能多涉时事、政治方面的，令我有些好奇，有些讳莫如深，不知所云。他们在我们队学农的时间大约有2年左右，先后在上世纪77年前后返回了成都。来自本县的女知青是下乡到我们队最早的，住在我邻居的一户社员家中。在3个成都知青到来前，他就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过40多年，不久我在市里一见着她就认出了，之后有了联系。

在距我家约1.5华里去公社的一条路旁，微型水库的西边山头有个知青农场，始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专为一个地址在本县的一个国营大型通讯设备企业（县城西约6华里，我家东21华里处）的职工子女上山下乡接受农村再教育所兴办的。修有砖瓦房两排，偏东西走向，东南方有较为高大的铁大门。西北方面修有连接着两边的房屋，右边有道小门。有住宿、食堂、会议活动室房间大致13、4个。公社、大队将附近的田、地大致50来亩分配给作为生产用地。该知青农场平时有20多个知青在那里学农劳动，同时也有当地农村的年轻人被安进那里，如我二姐就去过那里同知青同吃同劳动过1年多。知青农场一建立就专拉了电线，安了变压器。利用知青农场通电的便利，大队在临变圧器处修房安上打米机，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附近本大队农民都到那儿打米，随之结束了牛拉碾碾米的历史。后来农场附近生产队，包括我的家远远领先于其他地方拉了电线，实现了通电，用上了电灯照明。在农场，大致在上世纪的76年我第一次看到和知道了电视。总之，那个知青农场使我们那里的农村一定地率先感受了工厂文化及文明进步。

　　 五、生活

我父亲常在吃饭前要带着我和妹妹到毛主席像前敬礼。他是真诚的，可能觉得不这样会受到惩罚。其实在无家外人的情况下，此举不行也是无人可知的。

那时，时不时还要在公社或大队的布置安排下家家户户吃忆苦思甜饭。记得我家有一次忆苦思甜是用胡豆叶加极少的米煮成的稀粥，难吃极了。父母讲这比过"粮食关"时吃糠咽菜不知好到那儿去了，但就是忘了与前放前比。不知是忘了还是压根就不知吃忆苦思甜饭的目的是"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那时，晚上照明用的是菜油灯或煤油灯，每家基本也有只手电筒。家家户户都由大队安了广播（地主、富农家安没安不淸楚），小孩包括大部分大人都不知一个小小的箱子里怎会有人或说或唱，或一人或有不少人说唱。不知怎么藏得下那么多人，以及人是怎样进到里面去的。广播的新闻、歌曲等都基本是与文革相关的。

那时，我除知道有扑克、象棋外，根本不知道如现在的什么川牌、二七十（老乐山范围内的）、麻将等赌具，社员不敢赌，从不聚赌，一天集体劳动之后中老年多者忙家务，小孩门三三两两追闹，捉迷藏，天真无虑，年轻女子（如我两姐）多者做针线，年轻小伙有的偶尔在夜幕下吹笛、唱歌，其声空灵悠远，荡漾在星星密布，月光如洗的夜空；有的用粗笨的东西做强肌健体运动。 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蓝球架，年轻小伙不时还约起打蓝球，搞比赛。不少时候，晚上那儿要放电影，知道的都当喜讯相互转告，大部分年轻人、小孩子，也有老年人兴高采烈地邀约起去看。看得最多的地方是离我家约3华里，南偏西的省交通学校（上世纪80年前就迁走了，但大部分房舍还存在）。记得朝鲜《卖花姑娘》曾经是部很有名，很俏的外国电影，就是去那儿等到深夜3点过才看到的。看的当中，不少人伤心抹泪，有的还抽泣出声。此外看电影的地方主要还有大队所在地；知青农场；公社所在地，偶尔还会到附近大队去看。看得最多的是文革八大样板戏，如《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题材类电影，如《铁道游击队》、《奇袭》、《三进山城》、《洪湖赤卫队》、《闪闪的红星》等等。电影都是在露天放映的，离放影地近的可自担木櫈先去站放映机周围的好位置并坐住看，远的一般只有站着看的份，不过也有可随意转移观看位置的方便。放映中途如遇下雨，不是很大一般会冒雨放完。那时看电影既是社员和小孩更广范围聚会、玩闹的好时机，也带给了成年男女可以认识，并可能产生情思、婚姻的契机。因此，不经意间会看到一些边看电影边偷偷搞"小动作"的情形。大家劳动之余好像并不十分疲倦，好像还较放松快活，不觉枯燥单调。

在吃的方面，虽然是集体生产，但每家的房前屋后都分有每人大致有0.2亩左右的自留地，可以随意种所需的蔬菜，基本能自给自足，有多余的还可到集市交易。在食粮方面我只记得我们生产队在青黄不接时在临近生产队借过几次粮，平时虽一月也很难吃上一次肉，但靠红薯、玉米等作补充，一日两餐还是有得吃的。那时给我的感觉是大家吃得很不好，穿得很破烂，但好像也没什么抱怨，社员吵嘴打架的情况少听说发生过，当然也有打肚皮官司的，比如我母亲同邻居一大婶就有些相互不对劲。总之感觉是大家觉得日子这样子是应该似的。

那时，各家经济状况也有好、差之别。主要看劳动力多寡。劳动力多的，在集体劳动中出工多，挣工分多（一般全劳力每天8个工分）年终结算下来多的家可得现金净收入1、2千元，相当于2、3个单位（如工厂、机关、学校等）工作人员一年的工资薪酬。反之年终决算进账少，不少还要倒补，我家就是这种情况，挣工分的只2、3人，吃饭的有10个人。因此，我父母十分辛苦。我母亲本就体弱加之白天要到队里干农活挣工分，回家还要做饭吃，晚上还要喂猪喂牛，给孩子们和老人缝补穿的衣、鞋、袜，曾几次因过度劳累昏倒，差点亡故。因这样棺材都给他准备过两次。我父亲会裁缝，每年冬季都会有受邀给人做各种冬装，能挣些钱；他还会篾活，尤擅编制箩筐，每晚几乎都熬到深夜，待箩筐编有八担、十担后便在早上5点不到担到在家以东，距家约27华里的县城（现在的眉山市）去卖，卖后连饭都舍不得吃就赶紧回家。他将集体劳动之外的收入用于交纳每年倒补款和补贴家用。我父亲身体一直很好，很少看病吃药，往往一生病蒙头睡一觉，大出一身汗，就又如未病过人一样，但遗憾的是亡故得太早，亡时仅65岁，至今每每想起我都内疚无比，他一生为儿女忙忙碌碌，却没享到儿女好好的感恩回报。

六、农业状况

我们那里是浅丘地貌，连从底到顶有10米高的山都没有，丘与丘起起伏伏相连着，像大海在微风吹拂下忽高忽低的呈现。队里有3个大致由北向南，北高南低的小沟壑（本地称"冲"），另外还有大致东西走向的2个沟壑与3条中的1条交汇相连。各沟壑均很浅，从山顶到谷底的落差一般在8米左右，底宽一般15、6米，其间便是大小不一的水田，全队约有200亩。3沟壑在下游同来自他队的2条沟壑汇合在一起。汇合处之下500米处在上世纪60年代筑起底宽约5米，顶宽约4米，高的6米，长约16米，一边设有拦、放水闸的拦水坝，拦水坝上便形成一个400多亩面积的微型水库。水库低处离坝100多米范围内常年有水，而处于高处的大部分土地仍作水田春播秋收，秋收后才将从各沟壑的雨水在水坝的拦截下蓄满起来，春播时作下游的灌溉用水。秋冬季节装满水的水库波光粼粼，烟波浩渺，有不少的野鸭在里游荡觅食，记得有时逢端午节，公社还组织过在里划龙舟，抢鸭子活动。该水库在包产到户后便没有蓄水了，已不再是水库了。

我们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种的作物比较多，除水稻、小麦、油菜籽外有红薯、荞麦、棉花、烤烟、芝麻、竹麻等，还为烤烟的烘烤在队部所在地修有烤烟房，除烤烟外，还具有男子们到里面出汗除湿的熏蒸功能。到现在，我们队小麦、棉花、荞麦、烤烟、竹麻等农作物因经济上缺乏比较优势也早不种了，水稻也种得少，油菜籽还基本得到了保持，田地主要种上了脐橙之类品种较多的果树。

那时，生产队的主产稻谷、小麦生产由于不断采用新品种，至上世纪的76年稻谷亩产已提高到5、6百斤/亩，小麦300多斤/亩，当时已很好解决了口粮问题。谷、麦收获后集中在队部的晒场晒干入队部仓库，该交的公粮交后才按不知什么规则分配到户。因此，队部所在地在各种农作物收获时，分配时是社员的集中地，各户小孩也都到此地打闹玩耍，十分热闹。

我们队同别的队差不多，在七十年代初就有农业机械使用，如小型柴油机带动旋耕机进行耕耙作业。插秧也有几年使用过插秧机，但都由于这些机械的质量性能差，老出问题，比人工效率快不了多少，推行不久，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行包产到户后就退回到了过去的耕作状态，这样对农业机械运用三十多年也毫无进展。

当时，生产用水一靠天降雨，但主要还是靠西边距离约3华里的通济堰（也叫大堰沟，入水口位于眉山以东约100华里，即50公里的新津县西汉时兴建的岷江拦水大坝处）提灌。据查这个大堰沟兴修于上世纪56年，即新中国成立后7年，该堰贯通我县80%的村、组，是农业生产主要的水源。小时，拾牛粪，偷摘棬树籽、拣青杠树果及壳（拿去换钱）常去那一带，印象极为深刻。该堰工程壮阔宏大，肯定投入人力、物力相当巨大。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靠人力，其沟底到沟顶达10多米，其底部水面宽度大约4米多，水深至少3米。在两岸的上端既使扔石子的能手，也扔不出过半便掉落下了，我扔出的石头所落地方距水面还差不少距离。从堆土来看其所掘之土极大部份为鹅卵石。可以说当时修成这一工程毫无疑问是个壮举，当时的劳动生产场面肯定是人头攒动，劳动发出的各种声音以及人们的话语声交织一起，施工场面肯定十分壮观，是一片沸腾了的天地。据说当时被派参加工程的是来自县内各地的社员，他们自带干粮，自背被盖卷抛洒热血和汗水，付出了艰苦而伟大的劳动。

为从通济堰提灌站抽提上来的水能最大限度地灌入各块水田，可以说是逢丘挖沟，逢壑筑坝修渠，建起了如蜘蛛网般密布的沟渠，这投入的人力也是极其巨大的。读小学时，往返学校的路上就有好几段沟渠，在春耕春播期间，在给秧苗灌水期间，沟渠里汩汩流着清彻的水，遇天热时同学们（多为男生）就赤着脚涉水在沟渠里行走，很是凉爽惬意，还能见着1、2两重的鱼游走，会捉鱼的捉到2、3头是较容易的。在集体生产阶段，利用这些沟渠灌溉，所涉及的生产队用水好像很有秩序，可能是有约定并为各大队、生产队自觉遵守，从未听说过有为用水而发生争执的事。而分田到户后常听说为不误农时，保证及时引来水，每队派人沿沟渠通夜执守，防止被截流，发生了不少争执，甚至械斗，人员伤残事故。后来，由于农民逐渐不将水田的大部分继续用于种水稻，改作比较效益好得多的种、养业用地，这样用水量大为减少，从通济堰引水的必要性、及时性失去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沟渠无人组织疏掏、修整、保护便早已失去了功能，成为陈迹，甚至有不少地段已难觅踪迹。

集体生产劳动对我来说既有吃力难负的烦恼也有愉悦。烦恼在于我体很弱在干重活时吃不消但还得死扛，如担公粮到公社粮库去交，壮实的女子担120多斤感觉她们不怎吃力，约3华里的路也能一气担到。而我担80斤至少要歇2次才能免强到达。快乐的是干不很重的活时，如插秧、割谷割麦，锄草，绑烤烟等，有5、6个，10来个人一起，有的说笑话（其中有带"彩"的），有的讲故事，如《隋唐英雄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中的。为此，我特别喜欢也常常期盼同一个40多岁地主出身的杨姓男子及一个约25岁的张姓男子，还有3个成都知青一道干活，感觉轻松愉快。大家在干活中有说有笑，但手里的活基本没懈怠，偷奸耍滑的有，但也都不会太过。

文革期间，本人因少不更事，也受生活地域的局限，委实说对文革只能直陈所见、所闻、所感，不敢妄加评论！

  于2017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