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锡剧《大年夜》作者单志良先生

吴跃进

单志良先生，在吴江文艺戏曲界知名，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的现代戏《牛郎中》，经吴江锡剧团改编为《大年夜》，历经半个多世纪以来仍然久演不衰，成为地方戏曲的经典和传世之作。

　　他是我三十多年前在新生厂厂办工作时的领导和前辈，因为他很低调，也因为我当年只顾忙于工作，竟然对他的经历和成就了解得极少，如今陷入后悔和自责之中。今年己八十八岁的他因脑缺氧，现在还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处于半昏迷，无法说话和表达。我有时想，他要是已经写出回忆录就好了，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

　　我清楚的记得，“新生丝织厂”的厂名就是单志良先生书写的。这几个字如同一面旗帜，深深扎入每个新生人的心底。凡是熟悉他的人几乎一致公认他是博学多才的智者，在书法、绘画、文艺创作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

现在，我只能以点滴回忆和从各处采集的有限资料来记述他。

　　我和同一批文革后进厂的新工人一样，最初的几年在车间做力织挡车工，那时男人做挡车工还不少。跟我交接班的丙班的就是一位年纪已经很大的男师傅，操作时要戴老花眼镜，估计他做到退休还是男挡车工吧。我的师傅王彩华看我穿头（把丝穿过综眼）就摇头，因为我笨手笨脚，穿进一根丝要碰断旁边好几根。直到磨合一年多，不再紧张，静下心来，手汗慢慢减少后才掌握了穿头、打结、通绞、检查绸面、拆纬补档等基本操作要领，直至单放（独立操作六台织机）。

▲这是我进厂时领到的饭盆，编号0036。

　

从进厂起，我就积极参加厂里各种文艺活动。后多次被临时借到镇上的市管会，有时一周，有时一个月，一起的有如今的新民科技董事长柳维特先生等人，来自全镇各厂。同时，还经常写写通讯报道，被镇革委会驻厂工作组的周辉民先生注意，他鼓励我写点小文章，并向钱甫景厂长和李银宝书记建议把我调到厂办。然而，车间支部书记不肯放人，安排我去学保全工。学了两年保全工，直至周先生调走，我也没调成。之后，单志良先生曾多次向张正昌书记推荐我。1982年车间书记生病住院手术，车间主任批准我调出，才得以到厂办工作。

▲力织挡车工在检查绸面。

▲新生厂产品陈列室。

　　

刚到厂办时，主任姓陈，是会计师，掌管财务和费用报销审批；还有一位女同志叶杏芬，掌管文件和档案。单先生是副主任，承担文字工作，他的办公桌在陈主任对面，但平时并不坐，只在开会或商量工作时才来。他独自在大会堂门厅边的楼梯间里办公，楼梯间很小，只能放下一张办公桌，桌旁放一把椅子给访客坐，再多进来一个人就只能站着。他说这里安静，可以静心写作。

他的主要访客有，周德华，大名鼎鼎的苏州市地方志和丝绸史志专家，桑蚕丝绸习俗代表性传承人，当时是新生厂设备科技术员，后调到新生化纤厂，人们当时不知道他正在著述《吴江丝绸志》；施德生，调来新生厂之前是徐州铁路局调度员，细致的工作作风是他的特点，在劳资科工作；怀铁城，调来之前是海军某校的教员，他的两个儿子先后考入北大，创了盛泽镇教育史的记录，他在设备科工作；还有稍晚加入新生厂的张贻宗，书法家，其父张应巢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创办《舜湖公报》、与友人共同创办《红梨书画会》，当时从上海聘请来厂工会协助创编画廊；等厂内知识分子。还有厂外的艺术界人士及年轻有为的文艺新人找他。对于爱好书法和绘画、希望凭借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青年，他都给予悉心指点。最奇的是，有些普通工人也常常去跟他聊天，照样很融洽，无话不谈。

单先生说话不紧不慢，儒雅风趣，别人大笑他只微笑。冬天戴一顶藏青色鸭舌呢帽（贝雷式样的），围一条格子围巾，头发花白且长，从帽沿里伸出来，往四下张开，他说自己一年只理发四次，叫“四季头”。他写的报告、总结，虽素材只能局限于一厂范围，本无趣味，而他总能以小见大，高屋建瓴，符合时代主调，文笔简练而不枯燥，三言两语纵横千里，在严肃的公文里透出一丝“文艺范”，其功力绝非一般秘书可及。他的所有文稿我都要仔细研读几遍，极力学习和效仿，但始终未得精髓，只能感叹自己愚钝。

　　新生厂的厂史，从始建前身1931年的民生绸厂至1985年前都是单先生编写的，史料丰富，数据翔实，文笔精练而又叙述缜密，追述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肯定要花不少功夫的。我接写后就容易多了，因为只要记录下当下的事件，大小事件都记录内容比之前松散，文笔也不如前，但仍记录详尽。厂史记载着新生厂的变迁，承载着几代新生人的辛勤工作和创造，是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尽管如今新生厂作为整体己不复存在，我们依然回忆逝去的新生岁月，厂史作为工人阶级的奋斗史和创业史，是值得珍视的历史档案。但不知现在流落何处？

　　

▲上文刊登在1990年第二期《江苏丝绸》。

记得我刚到厂办工作不久的某一天，有人拿着一份报纸来到我们办公室，放到办公桌上说：“快看，《大年夜》文革之后又再次演出了”，那天正好两位主任都在，单先生拿起报纸大概地看了一下标题，就卷起来放进抽屉关上，全然不管其他人也要看，动作很快，以致我没看清楚是什么报纸。他脸上没有特别的表情，但我能看出来，这部戏在他内心分量很重。

▲《大年夜》演出剧照。（来自网络）

▲《大年夜》演出剧照。（来自网络）

据《吴江文化馆志》记载，1957年至1961年前后单先生在吴江文化馆任副馆长，曾在一段时期主持工作，那时他不到30岁。1961年之后各乡镇相继建立文化站，单先生担任盛泽镇文化站站长。

▲摘自《吴江年鉴》。

1964年单先生以其在农村从事兽医的亲戚为原型，创作了富有社会主义新农村浓厚乡土气息的戏曲剧本《牛郎中》，最初交给新华丝织厂文工团以《年夜饭》为剧名演出，取得良好效果。1965年经吴江锡剧团许龙生、严仁荣等编演人员进一步丰富提高，改名为《大年夜》演出。经层层选拔，成为代表江苏省赴华东现代戏曲汇演的4个参演剧目之一，并被评为优秀剧目，编入《华东戏曲丛刊》。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姚梅凤、优秀青年演员王锦云在戏中分别扮演刘大妈和刘玉英，严仁荣扮演剧中主角刘阿堂，受到广泛的好评，名噪苏、沪。该戏曾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后对台湾地区广播，还代表苏州文艺界，作为招待越南劳动党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时的演出剧目之一。该剧还被长春电影制片厂列入拍摄计划，后因有人提出剧中主角属思想转变的“中间”人物不宜“突出”的极左观点而中断了拍摄。

1965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为农民演一辈子好戏——吴江县锡剧团坚持下乡十三年》的文章。同日，该报发表文艺短评《做送戏下乡的有心人》，并刊发吴江县锡剧团在湖浜公社演出《大年夜》的照片。《大年夜》的出彩提高了吴江锡剧的知名度，吴江县锡剧团曾被文化部评为全国文艺剧团的八面红旗之一。

　　他在担任盛泽文化站站长期间，致力于挖掘整理民间艺术，最成功的就数民间器乐《巧胜曲》了。据《吴江通：吴江记忆》介绍，《巧胜曲》是盛泽人最耳熟能详的乐曲。每当民间出会，它便是当家节目，民间艺人沿街道吹打游走。为此，演奏者把鼓绑在腰部，将锣安装在弓形竹竿上，固定在背部。演奏声起，高亢洪亮，抑扬有节。原先盛泽一带民间音乐活动较为活跃，一批吹打艺人从事婚丧唱堂会活动；还有盛行的宗教音乐，九音锣（一种架子上安装九面小锣的打击乐器）是其中一种法器。他们在锣鼓经基础上配以唢呐，奏出简单的曲调，以增强喜庆气氛，最早名曰“元宵锣鼓”。

▲1976年，《巧胜曲》乐队在东风丝织厂的游行队伍中。 照片来自吴江通（ 陆寿康摄）。

《吴江记忆》记载，1962年单先生组织民间音乐爱好者，深入巷陌进行采风，民间艺人积极参与。盛泽中学音乐教师周煜祥先生，甫从艺术院校毕业，他发挥专业特长，对原曲进行整理加工，既有锣鼓“搭八锵，搭八锵，搭八锵锵搭八锵……咚锵咚锵伊咚锵”的旋律，在吹打乐的基础上加进弦乐和弹奏乐，使乐曲基调鲜明，更富有变化。几经修改排练，曲调更趋完整，成为乐曲与乐器配合更臻和谐的协奏曲。1963年在吴江县文艺会演中获优秀演出奖。时隔四十年之后，2006年盛泽镇戏曲协会及有识之士组织抢救，经过对上世纪六十年代曲谱的回忆、记谱、排演，使该曲得以再现。2011年《巧胜曲》被吴江市人民政府列入第四批吴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可以说单先生功不可没，他对吴江的民间文艺和曲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照片来自吴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

单先生调入新生厂的确切时间我不是太清楚，估计应该是在周辉民先生调走后、张正昌书记调任新生厂前后吧。从我看过的他撰写的几届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张正昌书记的讲话稿，他对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的大环境把握很准，并能结合本企业的现实情况，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从而给企业找到阶段性的定位，这就给党委、厂部提供了决策的依据，发挥了“参谋助手”的作用，我从他身上懂得了一个道理，厂办的功能不是代替领导做决定，而是提供尽可能客观全面的分析，处理好“台前幕后”的关系。从此我把他作为我努力攀登的标杆。

他在生活中是个孝子，且极有情趣。那时我家住在老桃园新村公房一楼，他母亲住在三楼，经常听到他陪母亲说话聊天，他说话声音低，而他母亲是绍兴老太太说话大声，还常常大笑，我们在一楼都能听到。老太太要出门去洗头，在楼梯上就高喊“我要去做个扇子头，哈哈哈……”，一路笑着走出去。老母亲去世后，他曾一度在那间房子里种花养鱼养鸽子，兴趣爱好很广泛。

▲新生厂老“桃园新村”公房。

 

回忆起与单先生在新生厂共事的点点滴滴，从1982年到我1989年调去深圳工作，时间也不短，但各忙各自工作，虽然他从没有一个要指点或刻意教导我的举动，但他虚怀若谷、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却深深地影响了我，特别是对当初从学校毕业后就在车间里被封闭了多年的我来说，无疑是人生的第一课，他是我在新生厂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位导师。

作者注：本文照片除标明出处外均由作者提供。

我在新生厂的日日夜夜（六）：企业文化为新生厂改革创新保驾护航

后记：在本文发表后，单志良先生于2017年10月29日逝世。谨以此文表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