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万寿宫

郑建平

　　这，是一省之人几近集体遗忘了的记忆。

友人自驾车去贵州旅游，给我发来短信，说在贵州黔南的一个小县的山村里，居然发现了我们江西的清代商会会馆。

友人有点少见多怪了。明清时期，"江西会馆"遍布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了东南亚。彼时，不管是叫"江西会馆"、"江西庙"、还是叫"江西同乡馆"、"豫章会馆"，都可以冠之以一个统一的名称：万寿宫。

　　遍布国内外的万寿宫，串起的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网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尚存1200余处万寿宫，时间最久远的是云南诺顿古镇元代万寿宫。

江右商帮，一个已经不太能为国人所记起的名字，但却是中国第一个形成全国性规模的商帮。在江西商人吞吐全国的时候，后来称雄一时的晋商、徽商都还藉藉无名。那个时候，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江西人的身影。正所谓"无江西商人不成市场"。

只不过，从清朝中晚期开始，江西没落了，江右商帮衰败了，江西的商业精神也随之被尘封。

"福赐江天，烧炷香再去；财源西岭，祈富贵当来。"贵州黔南自治州贵定县新西村，一座万寿宫于此屹立。友人抄下了牌楼的楹联，联文采用联技"肩"格嵌入了"江西"二字，揭示着这座万寿宫的渊源。

万寿宫是江西商人设立于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之地，供同乡往来中转、歇息、聚散的场所。遍布国内外的万寿宫，纪念的是同一个江西人：许逊。

许逊，字敬之，江西南昌县人。西晋太康年间曾出任四川旌阳（后为表彰许逊的贡献，旌阳被改名为德阳）县令，所以，许逊也被称为许旌阳。许逊精于水利、医术，居官清廉。许逊治理旌阳十年，当时流传的民谣说："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活人，病无能为。"

许逊至今仍活在四川人的心中。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现存万寿宫1600多座，仅四川一省就有300多座，仅次于万寿宫的发源地江西而居第二。成都洛带万寿宫，是目前国内保存得较为完好的江西会馆之一，也是成都著名的旅游景点和古装剧拍摄基地。

如果只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许逊很难赢得海内外江西人的共同拥戴。许逊成为江西人心目中的"神"许真君（许仙），关键在其辞官之后。

在旌阳当了十年县令，许逊辞官回乡。适逢江西和两湖各县洪水为患，许逊挺身而出，不辞劳苦，带领乡民四处治水，不仅治理了水患，更用其精湛的医术，灭除了瘟疫。

斩蛟除孽，降伏洪水；灭瘟除疫，治病救人。当这二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他也就成了百姓眼中的"神仙"，是"福主"。传说，许逊在136岁时得道成仙，"举家四十余口，拔宅飞升"，连家养禽畜都一并带去了。

有了神话色彩，如果再添上人格魅力，遥远的神仙立即变得亲近起来。真正确立许逊在江西人心目中地位的，是许逊的人格。许逊融合道家与儒家思想，创立了"净明道"，倡导"孝、悌、忠、信"，并以此教化乡里。这四字真言，后来也成了江右商帮的精神内核。

　　当江西商人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时，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能把江西商人组织起来，团结协力、互帮互助的网络。于是，各地的江西会馆应运而生。在一个以乡籍为纽带结成的松散的商业联盟里，除了共同的利益关系，最重要的团结手段就是精神力量。

而充满人格魅力的同乡先贤，往往会被拔高、神化，充当这个网络的精神领袖和保护神。例如，在江右商帮之后兴起的晋商，就把山西人关羽上升为神（关圣帝君），以关公的忠、信精神统领晋商。

统领江右商帮遍布全国商业网络的精神内核，就是许逊倡导的"诚信"、"济民"精神，江右商帮向以"贾德"著称。许逊，是江西人心目中的"人格神"，也是江右商帮的精神领袖和保护神。

如此，许逊不仅被供奉在了遍布国内外的万寿宫里，也住进了江西商人的心里。

江西，一个如今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省份。偶尔被提及时，往往也要在前面要加上一个定语：革命老区。老区，在人们的联想中往往跟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但江西并非一直贫穷落后。曾经，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整个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1000多年前，一位年轻人在南昌的赣江边上，挥笔写下了光照千古的《滕王阁序》。以其说这是王勃对江西的赞誉，倒不如说是他的预言。接下来的几百年，江西没有愧对这两句话。在江西历史上，那是一段群星闪耀，光照华夏的辉煌篇章，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均全面领先。

　　在政坛，两宋时期，江西一省就出了5142名进士，占宋朝进士总额的1/6以上。其中，有27人曾出任过正副宰相之职。晏殊、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两宋的正副宰相，1/5来自江西。到了明代，更是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

文学方面，唐宋八大家中，江西独占三家：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晏殊、晏几道父子和姜夔，则是宋朝词坛的三座高峰，开了北宋一代词风。黄庭坚开创的江西的诗派，则成了宋诗的代名词。直至明朝，仍有戏剧大师汤显祖的《牡丹亭》等临川四梦，与同时代的莎士比亚交相辉映。

在思想方面，当时更可谓天下宗师皆出江西。儒家，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陆九渊则开创了心学。道家，就如同山东曲阜的孔庙是儒家的祖庭一样，江西龙虎山的天师府，一直被公认为道教的祖庭。释家，慧能开创的禅宗，就是通过江西传向全国并发扬光大的，后来禅宗所谓的五家七宗，皆发源于江西。马祖道一、青原行思、百丈怀海，一个个禅学宗师，都集中在江西弘法。

教育方面，两宋时期全国共有书院515个，而江西一省独占170个，占了全国的1/3。其中，白鹿洞书院由朱熹支持，象山书院、鹅湖书院则由陆九渊主持，一时间，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分别成了儒家理学和心学争鸣的讲坛。北宋四大书院，以白鹿洞居首，南宋四大书院，白鹿洞、象山均列其中。

经济方面，江西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手工业基地。瓷都景德镇，青花瓷烧造工艺世界一流，为中国挣下了一个瓷器（CHINA）的国名。"临川才子金溪书"，江西的印刷业独步一时。此外，如德兴、铅山的冶金、樟树的药材、进贤的制笔、烟花，铅山的造纸、制茶，宜黄的夏布织造等，皆盛极一时。

手工制造业的繁荣，带来科技的发展。由江西人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科技百科全书"。风水文化中的形势派源于江西，形势派堪舆理论指导帝国宫城、防御要塞、城池、乡村建设一千多年。江西人雷发达，自清初参与营建紫禁城，此后七代200余年间一直主持工部样式房，被称为"样式雷"。从紫禁城到圆明园、颐和园、天坛、太庙、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卧佛寺、五培寺、万寿寺、雍和宫等，清朝北京城的建筑设计，皆出自江西雷氏之手。

北宋，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发达最繁荣的朝代。物资开始进行全国性流通，纸币也被发明出来了，钱庄当铺开始跨区域布网，金融业已经萌芽。

王安石，临川人（属江西抚州），字介甫，北宋神宗时任宰相并推行新法。王安石变法，堪称中国古代最具商品经济意识的财税体制变革。如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均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财税体制改革。

均输法的重点是"徙贵就贱，用近及远"，通过促进全国范围内的物资大流通来推进经济发展，增加财税收入。免役法是将公共建设所需的劳力货币化，改过去的无偿劳役为用钱雇役，由全国户民按财产状况出钱免役。市易法则是设立市易司，类似今天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部门，在平时购进滞销商品，一旦市场上物资紧缺即抛售以稳定市场。

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的以上财税管理措施也可谓不过时。只可惜，如同黄仁宇所指出的：中国向来以儒道为本的粗线条的官僚体制，根本无法实施如此高度技术化的财税管理手段。再加上官僚中间本身就多豪门大户，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从中作梗。最终，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

与评定王安石的是非功过相比，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他的这些接近现代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财税管理观念从何而来？王安石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智者。但他的超越，并非出于凭空想象，而是一个具有敏税观察力和超前思维的智者基于现实基础的思维提升。

而当时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首推王安石的家乡江西。

　　江西，乃江南西道的简称，又被称为江右。据明末清初的《日录杂说》上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右商帮以此得名。江右商帮是中国大地上兴起的第一个形成全国性规模的商帮，在中国古代的十大商帮中，江右商帮最早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江右商帮发端于东汉末年，至唐开元年间已开始兴起，北宋时期已达鼎盛。

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帝国里，中枢的命令靠着高头大马接力式的奔跑，也得穿越好几个月甚至是几个季节方才可到达边陲僻壤。而江右商帮的"草根"们，却靠着自己的双脚，挑着担子，走州过府，深入到帝国的城乡村舍，融通着有无。

　　当时，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连素称富饶的江苏一带，都有"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之说。云、贵等边远地区就更不在话下，明朝时曾在云南做官的浙江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云："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至于与江西毗邻的两湖和福建，则更是处处可见江西商人的身影。长沙，钱庄和批发生意尽半数在江西商人手中，仅赣人为子弟创办的私立小学，就有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汉口，江西商人经营着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等六大行业，尤其是药材行业，几乎为江西商人所垄断。福建，江西商人控制着当地的茶叶生意，武夷山上下，茶农、茶工、茶商，几近赣人一手包圆。

早在北宋时期，江西的人口数量就已跃居全国各路之首。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江西在册户口数达201万余，人口446万余，均占全国的1／10。到元朝，人口向江西集中的趋势更是有增无减，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江西地区在册户口、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

明朝万历年间的吏部尚书张瀚就曾指出："（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王士性则更是深有感触："（赣、浙、闽）人稠地狭"，"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

那是一个内河航运作为黄金水道的年代，运河长江赣江珠江水系是全国物资运输的生命线。这条总长3000多公里的黄金水道，江西一省独占1000余公里。沿江而上，可以直入云、贵、川。沿长江向下，江、浙尽收眼底，并可通过运河向中原辐射。往南，当时位于粤赣边境的梅关古道，是沟通中原与岭南的最重要的通道，越过梅关古道，就进入珠江水系，深入两广腹地。

地少人多，交通便利，如果再加上物产丰饶，简直就是一个培育商业精神的天然沃土。当时的江西，正好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宋史地理志》述江东、江西物产："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至明朝中期，江西的人口已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江西每年所纳税粮，据孝宗十五年(1502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的统计数，却超过浙江位居全国第一，由此可见产粮之丰。

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江西就有两个，足见手工业之发达。

　　走南闯北的江西商人，初到一个地方，一定会先找到当地的万寿宫落脚，寻求帮助，交流信息。对于商人来说，信息往往就是金钱。除了信息中介外，万寿宫往往还具有职业中介、商业担保等功能。初到异乡闯荡的江西人找不到工作，可以找万寿宫帮忙介绍，在当地还没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要在当地做生意，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担保。

万寿宫还是江西商人的重要融资场所。在当地有笔大生意但手头资金不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在同乡间发起"摇会"、"抬会"集资，待生意做成之后按原先议定的利率归还。有好项目但是一个人吃不下来，也可以通过万寿宫寻找有实力的同乡共同集资入股，共担风险，共享利润。

从王安石变法的商业思想启蒙地到沦落为今天的"老区"，从国内兴起的第一个商帮到今天江西商人在国内大都藉藉无名，从明朝中叶至今，江西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蜕变过程？

铁路兴起后改变了过去水运为主的交通格局，江西不再是重要的物流通道；口岸通商，商业贸易的重点逐渐由内陆转到沿海。无可否认，这些客观因素都是导致江西经济逐渐变得落后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并不致于使当地人的商业精神丧失。

当今商业思维最为活跃的潮汕、温州，都不是什么交通要地，其交通便利程度，比之今日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有所不如。这两个地方虽然都是沿海，但均不是重要的外贸口岸。可以说，潮汕、温州人的唯一所长，就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商业精神。而驱动他们这种商业精神的根本动力，还是前面提到的"人稠地狭"，"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

江右商帮从明朝中后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并最终式微，关键也在于此。从北宋至元，江西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地少人多的自然环境，逼迫着江西人走上了商贾之路。但就在元末至明朝中期，江西却发生了近千万的人口流失。

据《元史地理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的在册户口为267万户、1370万口；而据《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江西的在籍户口数仅为156万户、810万口。从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江西再度减少了22万户，224万人。

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江西的人口数量锐减至仅为原来的43%，而在同期，全国的总人口数却是有所增长的。当时所谓的"湖广填四川"，倒不如说是江西填四川。因为当时的湖广地区本身人口并不稠密，不仅有大量的江西人与湖广人一起进入大西南，更有大量的江西人进入湖广，填补湖广人迁走后留下的空缺。

　　江西人口的第二次锐减，发生在清末至建国前，这个时期，江西经历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乱。一是曾国藩与太平军的交战，二是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江西不仅是湘军与太平军交战的主战场之一，更湘军军费的主要筹集地。五年时间，湘军在江西征收了白银840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江西的商业资本几乎完全被拖垮。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江西更是牺牲重大。仅赣南一地，当时240万人中，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有33万，光牺牲的烈士就有近11万。经此两役，江西人口数量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2450万锐减至1953年的1670万。

人口锐减，原先"人稠地狭"的情况不存在了，江西人也就开始安享"土里刨食"的生活，陶醉在一片"农耕致富、诗书传家"的田园理想里。走州过府的辛苦，作客他乡的艰难，随买随卖的烦琐与风险，开始被已经能够在家乡喂饱肚皮的江西人视为畏途。江右商帮逐渐消失了，江西人的商业精神也随之被尘封。

　　在重农抑商的传统下，江西商人四处外出经商，对于官府来说就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当过明朝内阁大学士的丘濬，就曾专门针对江西商人的问题上折，称"江右之人群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

海瑞则以他曾在赣南任职的经历分析：吉安、抚州、南昌、上饶等地的流民（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出经商的商人），很少有去当时人口较少的赣南，绝大部分都外流到了其他省。主要原因在于，如果到赣南，不仅当地的里甲会强迫他们入籍承担赋役，原籍的官府也会追捕，要他们承担原籍的赋役，而到他省，就没有这么麻烦。

得不到法律保障是江西商人外出经商碰到的另一大问题。明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物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交易铜铁、聚众开矿，要求明令禁止。明宣德十年，河南南阳知县李桓圭上书明廷，说当地江西商人太多，放贷生息，累起词讼，要求申明禁约。就连对抚州商人赞赏有加的王士性，也因为收到的关于抚州商人的案子太多，一怒之下表示：凡江西抚州人的案子，概不受理。

由于江西外出经商的人多，在频繁的商业活动中，商业纠纷在所难免，所以，当时江西籍的讼师也比较多。按照当时的说法：浙江出师爷，江西出讼师。商业越发达，商业纠纷就越多，相应的法律代理行业就越发达，这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儒家传统里，却成了异端，哪里的人牵涉到的官司多，哪里就被视为民风刁蛮。

江右商帮多是小本生意，无权无势，又是行商在外，越发势单力孤。遇到商业纠纷，本想找官府讨回个公道，官府却来了个但凡涉及江西商人的官司概不受理。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只好打铺盖卷回家。更有甚者，看见江西商人有赚钱的生意，立即发布区域或行业性的禁令，转为"官办"。盐、瓷、茶、粮、布、采矿、药材等行业，皆曾有不许江西商人经营的禁令。

有人说江西商人外出赚了一点钱，往往立即回家买田置地而不再经商，是因为江西文化受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重，或者说是因为江西外出经商的人多是贫困出身，容易"小富即安"。其实，这些都不是关键原因，关键原因在于"草根化"的江右商帮，在当时的体制内生存的空间太小。否则，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早就顺理成章了。

胳膊拧不过大腿。在体制性的压制下，曾经作为"异端"的江西人终于驯服了，再也没有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变成了"时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顺民。江西，也终于成了中国民风最为淳朴的省份之一。

"无可奈何花落去"。想不到家乡先贤晏殊清新婉约的词句，竟然可以拿来作为昔日江右商帮及国内外万寿宫衰败的写照。又一个绝妙的讽刺！

"拨浪鼓，梆梆梆，小货郎，走四方。鸡毛鸭毛都是宝，换完米糖换钱粮。"又一首我小时候传唱过的童谣。曾经以货郎为业的家乡先辈们或许不会想到，当他们创作的这首童谣仍在他们的子孙嘴里传唱时，家乡走南闯北的货郎，却已换成了清一色的浙江人。时至今日，只怕连这童谣也在家乡消失了。

当年走州过府、随收随卖的江右商帮传统，已经被安乐于乡土的家乡人彻底遗忘了。遍布国内外的万寿宫，由于没有了江右商帮的支撑，很多已经遭劫被毁。剩下的，不是被辟为旅游景点，就是沦为了纯粹的宗教活动甚至是迷信活动的场所。好一点的也逐渐变为"万寿宫路"、"万寿宫广场"、"万寿宫老年活动中心"，这一文化慢慢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随着中国开始迈入商业社会，很多古代的商帮精神都在不同程度上复活了。曾经兴盛了近800年的江右商帮，不应该后继无人。期待着，一直在热切期待着晏殊那词句的下一句："似曾相识燕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