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曹叔叔

Blue Sky

叔叔

我们

像章

母鸡

军人

台山

阿姨

妈妈

爸爸妈妈

因为

　　我从小就崇拜军人，敬仰军人。在军人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勇敢、坚毅、正直、严谨、忠诚、奉献、阳光与亲和。军人是祖国的长城，是民族的脊梁，是最可爱的人！当我七岁戴上了红领巾，我就懂得了红领巾的意义，那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染成的红旗的一角，是革命事业前赴后继的象征！这种根植于内心的信仰与蓬勃向上的使命感让我整个身心焕发着太阳般的光彩，我疯了似的跑到街上向一个又一个的军人敬队礼，此举虽然幼稚，却极为纯真、虔诚。（台山是沿海地区，面临南海，所以小城里有很多驻军。）

　　小曹叔叔是我爸爸妈妈的朋友，他是一位军人，有高大挺拔的身躯，五官英俊的脸庞，聪明睿智的头脑，斯文淡定的举止，一身绿军装似是量身订做，穿得恰到好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英气勃勃的军人。

　　我们相识在1966年，分别于1970年初。在历史的长河中，3、4年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但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我们的生活也就发生了许多特别的事情，加上我又是处于少年儿童的成长阶段，那些记忆就显得更为深刻了。

　　那时候全国上下常放的电影除了各个版本的八个样板戏就是几部记录战争时期的老电影《英雄儿女》、《上甘岭》、《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等。虽然是反复观看，仍然是其乐无穷。本地的人民电影院和东风剧场还是场场爆满，人们乐此不疲，因为那时的中国是封闭式的中国，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为贫乏，就是这样的故事片也不容易买到票。在那个年代，作为军人，看电影是可以不用买票的，甚至还可以把他们的非军人朋友一起带进场，我们小孩称当地百姓的这种行为是看"霸王戏" 。

　　一天傍晚，小曹叔叔来到我家，对我们几个小朋友说带我们去东风剧场看电影，我们高兴得跳起来欢呼。于是，我们姐弟几个还有同楼里的小朋友一行人如一个小分队，嘻嘻哈哈、浩浩荡荡地跟在叔叔的后面往剧场赶去。去到那里，电影已经开始了，守在门口的军人与小曹叔叔在说话，我们一班小孩就在他身后等着。虽然只是一会儿，大概就是几句话的功夫吧，但我觉得时间过得特慢，我的心在发毛，感到后背全是刺，因为门外还聚集着许多没票进场的人，众目睽睽之下我为我的行为感到羞愧。于是，我一声招呼，全部小孩都跟我跑了。当叔叔回过头来叫我们进场，我们竟已跑得无影无踪。叔叔哭笑不得，只得又走回家，说我们干嘛跑那么快，害他也看不到电影。我说："我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我一向是很不屑这样的行为的。

我小时候不是有很多玩具，因为那时候的小朋友除了上学，其余时间都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的玩耍，就算是待在家里，同一幢楼里有好多个小孩，我是年纪最大的，基本都是我在发号施令，我们常常有许多有趣的玩乐。比如我们喜欢玩地道战，小曹叔叔会帮助我们把家里所有大大小小的桌子、椅子、凳子、床板纷纷架起来，做成弯弯曲曲、形状各异的通道，我们称之为地道，然后钻进地道里打仗，模仿电影《地道战》的剧情；或者在漆黑的晚上，把家里所有的灯关掉，只点上蜡烛，然后我们就模仿《白毛女》，演绎扎头绳、逼债等片段；总之，我除了看书，就闲不下来。

　　一天，我把一只母鸡抱到客厅玩（我们家常年养有生蛋的母鸡），小曹叔叔刚好也来我家。

他说："我可以让母鸡立刻睡觉。"

"我才不信呢，它除了晚上睡觉，通常在白天它是不会睡的，难道你会魔术吗？"我取笑着说。

"我就是会魔术，不信你就睁大眼睛看着吧。"叔叔坚定果断又不容置疑地回答我。

他接过我手里的母鸡，把它的头偏向一边弯下藏到它自己的翅膀里面，然后把母鸡的身体侧放躺下，把藏着鸡头的那一边贴近地面，随即用左手轻轻按住母鸡，右手在地板上轻拍十来下，左手再缓缓松开，这时的母鸡一动不动地窝着头沉睡着，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母鸡会有什么反应，几分钟后，母鸡的头从它的翅膀下伸出来，随即呼啦一下站了起来，抖抖身上的羽毛，高兴地咯咯叫着跳着跑走了。

我们也兴奋地跳着脚欢呼："太神奇了！"

于是，我又去把母鸡抱来如法炮制，屡试不爽，让母鸡睡了一觉又一觉。叔叔常常跟我们这些小屁孩玩在一起，其实他也不过是一个大孩子罢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戴毛主席像章是很时髦的事情。第一次出售的像章只有2分钱硬币大小，金黄色亮闪闪的，在新华书店出售。因为之前已贴出广告，所以，人们半夜就涌向书店门口排队等候。早晨，我去到那里一看，队伍的尾巴都不知在哪里，我沿着队伍一直走，经过南方水果店、牛屎巷、燕喜、转弯至解放路（通济路）烟丝厂门口。看见这么长的队伍我马上就气馁了，我想我是绝对买不到的，还是回家算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像章越做越大，品种越来越多，我手头上不相同的像章已经有几十个，但收集的兴致仍然不减。

　　有一天，妈妈给了我一个最新款的特大的像章，我很高兴，不停的拿着玩。叔叔看见了，他也很喜欢，就问我借来戴一天，我同意了。但第二天他来我家的时候却没有把像章拿回来，我要他还，他说没有了，被别人拿走了，没办法要回来。我可不干，我气极了，扑过去抓他、打他、扯他衣服，喊着要他非还我像章不可，那刁蛮任性的小姐脾气一发不可收拾，哇哇大哭，什么解释也听不进去，如此这般的哭闹扑打，把叔叔搞得很狼狈，赶紧走掉。

后来妈妈批评我说："拿走像章的人是叔叔的战友，人家太喜欢不想给回他也没关系，战友之间不能为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像章我们以后还会有的，你这样死缠烂打哭闹太不应该了。"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孩子，只是情急之下哭闹开了而难以收拾 。

（下图是我收藏了多年的像章）

　　叔叔的文字很不错，不仅文笔好，字体也漂亮，我这个黄毛丫头写的东西是羞于让叔叔看到的。一天，我在写日记，叔叔走过来，一下子从桌上拿起我的日记本要看，我立刻跳起来抢，但叔叔太高了，我怎么跳也够不着他举着的日记本，挣扎不下，我急得张口大哭，吓得叔叔赶紧扔下我的本子，然后不停地安慰我。哭，这是小女孩子的杀手锏，每当欲达不能的时候，企图用哭声把对方吓退，通常这一招是管用的。但并非绝对，有的人并不吃这一套，随你哭得天崩地裂，我自归然不动。事实上我是一个极少哭闹的孩子，只是有时恃宠生娇罢了。

　　小曹叔叔很有音乐天赋，他喜欢唱歌，而且会唱许多许多歌，我对简谱的认识与掌握几乎全从他那里学来的。

　　有一天叔叔拿来一首新歌《满怀激情迎九大》，他带着我一起学唱，因为其时党的九大将要召开，在那本来就轰轰烈烈的年代，加上这一件大喜事，全国上下更显得热烈非凡，到处红旗招展，歌声飞扬：

长江滚滚向东方，

葵花朵朵向太阳，

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

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是您领导我们得解放，

您的恩情比海深比海深，

您的思想放光芒您的思想放光芒。

、、、、、、

　　文革间，歌颂领袖歌颂党的歌曲特别多，几乎人人都会唱，我又常常绕着叔叔转，耳濡目染，使我对简谱的掌握已经很不错，随手拈来一首新歌是难不倒我的。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经常把一些我会唱的但没歌谱的歌重新谱曲作成一首首完整的歌给我的同学们唱。所以，我学简谱，叔叔是我的第一任老师。

　　由于文革的影响，中学停课闹革命，小学毕业不能升中学，所以小学66届、67届、68届、69届一共四届的小学毕业生一起在1969年上中学。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上千个年龄不一的孩子将成为同一届的中学同学（也因为这样，比我大3岁的我的先生与我成了中学同班同学）。

　　升学公榜之前，每个人要写一份个人总结上交所属管区通过政审才录取，极个别因为家庭原因的孩子仍被排挤于学校门外。为了能继续读书，大家都认真地写这个总结。无论如何，当时的街道管区权力特别大，小孩能否升中学只有他们说了算，我们都得乖乖听话。平时我们经常要参加管区组织的义务劳动、街头宣传、政治学习等等。所以，管区干部要根据每个孩子的表现来评定取舍。我没有太费工夫去写这份总结，就写了3页纸，我觉得已经足够好了。一张作文纸是400字，我已经写了一千多个字了呀，那时候的小学生作文要求也只是500字上下罢了。

　　小曹叔叔看见了说："这个总结很关键，你不能太马虎，让我来帮你写吧。"

　　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啦，马上拉开椅子让他坐下来写，我就出去玩了。到我回家一看，我的天！叔叔写了整整8页纸，这样详尽的总结我可不敢拿去交。

　　叔叔说："没关系，我只是模仿你的水平，写得详细一些罢了。"

　　我读了一遍，好象也就是那么回事，于是就重新抄写一份上交了。

　　结果，这个总结在当时当地轰动一时，不了解我的人说："哇，真厉害啊！健美的总结写了8页纸。"了解我的人说："不奇怪，她一向作文不错。"

　　事实上，叔叔的写作能力一直让我十分敬佩，他能落笔成章，提起笔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写出一大篇好文章。

　　我不知道小曹叔叔的年纪，大约是25或26 岁左右吧？在我们台山人的眼中只是一个未婚的小青年，但在叔叔的家乡却是已婚大青年了。叔叔18岁就结婚，后来参军。我虽然只是一个11岁的小孩子，很多事情都不懂，但也觉得太奇怪了，为什么年纪那么小就可以结婚？为什么结婚了也可以当兵？那不是违反规定吗？叔叔说，他们家乡的人都这样，很小就结婚，婚后可以读书也可以当兵。我们叫他找机会带他妻子来台山玩，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并且还很认真地量了我们姐弟几个的鞋码，说要让他妻子春风阿姨给我们做几双手工缝制的鞋子，他告诉我们阿姨做的鞋子很棒，舒服又暖和。由于我们所有的鞋子都是买的，很想看看手工做的是如何好。我不知道弟弟们怎么想，我倒是傻傻地、痴痴地翘盼了很久很久，却一直没有下文。

　　谢谢春风阿姨寄来的礼物，让我第一次见识什么是荞麦，看见那一粒粒圆圆小小的、捧在手里滑溜溜的淡黄色荞麦，我们都不知道如何煮来吃，还是小曹叔叔教我们方法，我们才尝到香滑美味的乔麦粥。

　　叔叔还教我如何废物利用，他让我把有破洞要扔掉的旧袜子找来，从袜子的底部剪开，再反向折上来缝好，这样，脚面的部分就加厚了；另外拿几块布片剪成鞋底的形状，缝在一起做成厚厚的鞋垫，最后，把那旧袜子缝到鞋垫上，就做成一双暖暖的又结实的新袜子了。我不知道这是春风阿姨教他的还是部队上军人的传统做法。但我后来没有再做这种袜子了，因为太厚了不好洗，又不容易干，况且我从来不缺袜子穿，何必那么麻烦。无可否认，在天寒地冻的北方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脚不容易冻伤。

（下图是贤淑温柔的春风阿姨）

　　什么是雪中送炭？叔叔对我们的关爱就是雪中送炭。

　　文革期间，在佛山中级人民法院的爸爸早就下放去了佛山地区五、七干校。接着，在台山人民医院工作的妈妈也去了县的五、七干校。于是，家里就只剩下我们这年幼的三姐弟了，年仅12岁的我就成了弟弟们的家长，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琐事和对弟弟们的关心、照顾、教育全部都落在我稚嫩的肩膀上。在父母远离我们身边的所有日子里，叔叔毫不犹豫地担负起照顾我们姐弟的责任，不管酷热寒冷，风吹雨打，几乎每天都要抽空骑单车来看看我们。 

　　在那个年代，物资奇缺，什么都要凭票限量供应，可想而知家中没有大人的小孩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啊。文革期间的军人拥有很特殊的权力，各个基层、机关、学校都有军管会，我们都要听军人的指挥。小曹叔叔利用军人特有的权力，经常为我们买一些鱼肉类的菜肴。所以，我们家的大门把手上常常挂着叔叔买给我们的东西，待我们放学回家就可拿来做菜（以前我们小城里的小孩子几乎每个从6、7岁起就会做饭了）。

　　（下图是妈妈去五、七干校的前一天带我们到牛屎巷红光照相馆拍的，时间是1968年12月4日下午5时。我12岁，大弟弟9岁，小弟弟才6岁，还在读幼儿园。真是太难为他了，本应该还在妈妈怀中撒娇的小小孩子，就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常常独自坐在外面的楼梯口等哥哥姐姐放学，因为幼儿园放学比小学早。那种孤独与无助令我每次想起来都心酸不已。）

　　由于小孩子长期缺乏大人的照料，生病了也不自知。在我13岁的时候，我真的生病了。每天上学从台西路（北京路）家里走到台山一中，途中要休息7、8次才能走完，而且我的脸和手脚都肿了，手指一按一个坑，同学都说我的病已经不轻，但我还是硬撑着坚持上学。而且我很害怕打针，所以病得越来越重也不敢去医院就诊。后来叔叔说不能再拖下去了，他说服不了让我去看病，于是只好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匆匆忙忙从干校赶回来，刻不容缓就把我送进医院，因为我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是长期扁桃体炎诱发的急性肾炎，伴有严重的并发症： 高血压和尿毒症，全身浮肿，就象一个吹气娃娃。

　　以前叔叔常说要照一张全家福，但人员总是很难凑齐，或爸爸妈妈不在家，或他们探亲的时间又不一样，直至我患了重病，命悬一线，更是难成其愿。而叔叔眼看就要转业回家乡了，他天天到医院探望我，心疼地对我说："小健美啊，你干吗生病呢？快点好起来吧，因为你，我们连全家福都没法照。"那时候，我的病已经数次出现尿毒症，血压高得惊人，奄奄一息地处于昏睡之中，医院中、西医生多次会诊均无良策，几次病危吓得妈妈魂飞魄散。

　　叔叔临走的那天凌晨来医院向我告别，病中的我迷迷糊糊、恍恍惚惚知道叔叔站在我的病床前，我感觉到叔叔很难过，也感觉到叔叔的依依不舍，但我动弹不得，我说不出话也睁不开眼睛，只在心里不停地狂喊："叔叔，不要走！我们何时再见？何时再见啊？" 可是，叔叔听不到我心里的呐喊，叔叔虽有万般的不舍，最终还是忍痛离开了病榻中的我。

　　住院期间，在台山一中的老师同学非常关心我，尤其是班主任陈彩琼老师给予我慈母般的爱护，发动同学分期分批到医院探望，令我和家人非常感动。无奈我的病情加剧恶化，后来救护车送我去广东省人民医院时我已昏迷，谁也没看好我能逃出魔掌，医生也告诉我妈妈要有我回不来的思想准备。当时台山一中的英语老师吴捷彪老先生也随救护车一起送我去广州，因为他堂弟是省人民医院的儿科主任，他希望能多一根救命的稻草来挽救我的小命，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他。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病房里的小朋友也一个个地离开了。有的回家，有的去了太平间，而我仍在挣扎。每天早上，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我总在默默地祈祷：快让我好起来吧。不仅是我，医生也很着急，因为病情反复很大，不见什么起色，如果拖的时间越长，治愈的可能性就越小。主治医生，还有进驻医院的军医，经常一起会诊，研究我的病情，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案希望能有转机。

　　数月后的一天，我竟然奇迹般地回家了。真是令大家喜出望外啊！感谢上天！许多人向我妈妈打听秘方，哪有什么秘方呀，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西医、中医、军医、打针、吃药、针灸、甚至放血，还有女孩子禁用的药也用了，没得选择，救命要紧。 医生说有些药会影响将来的生育，直到我长大后，才证明我的生育能力没有受到影响，不知道是药不到位还是我运气好？

（下图是我在广州出院时，妈妈带我和同病房的小姐姐去动物公园照的。）

　　小时候一直没怎么生病的我因为这场病劫使我的身体虚弱了很多，一节课还没上完，我的心里就发虚，手脚就开始发抖，怎样努力都没办法控制。还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我的病情复发，那就完蛋了。医生告诫说病后的恢复是长期的，绝不容忽视，所以，那几年里我每个星期都要去医院检查身体。而爸爸妈妈仍然在干校，家里我们姐弟所有的事情都得我亲自照料，直到1973年我读高二的时候，爸爸妈妈才从干校回来，我又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小曹叔叔虽然已经转业，但仍然非常关心我的康复，他经常利用出差各地的机会，到处寻找各种名贵的药材寄来我家，如冬虫夏草、桂圆肉、党参、北芪、杞子等等，以帮助我尽快地恢复健康。（现在的冬虫草是天价，七十年代的冬虫草是十几块钱一市斤，那时候国家对冬虫草的收购价才是每公斤21元。所以，那时候我们每次煮老火汤就抓一把冬虫草和其它药材一起煮。）

左图：春风阿姨，右图：少年的我

　　在我少年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小曹叔叔的音乐天赋、文学修养、待人处世、言谈举止，还有漂亮的字体，都是我学习的楷模。所以，叔叔不仅是我的亲人，更是我的师长，也是我的大朋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常常给叔叔写信，告诉他关于我的学习、工作、生活，还有我的心事、我的梦、我的恋爱和婚姻，叔叔长期以来给我的鼓励与教诲一直是鞭策我上进的动力之一。

 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小曹叔叔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永远记得，我常常为我没有能力涌泉相报而深感惭愧，但我对叔叔的感激与祝福的心却是非常诚挚的。



　　

我们出国以后还一直跟叔叔有书信来往的，但是在十多年前的一次搬迁中把地址弄丢了，单凭我们的记忆又想不起来，因为叔叔的工作单位是国家部级直辖，只用编号，很难记全。在失去联系的那几年，爸爸妈妈经常叨叨念念。

于是，在十年前（2007年）的某一天，我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小曹叔叔。那时候我们之前的联系方式只是写信，而且都是寄到叔叔的工作单位的，但我记得小曹叔叔的老家地址，因为小时候我觉得叔叔老家地址的地名非常有趣、很特别，所以印象尤深。

我尝试用打电话的办法：

1、先从美国打到中国叔叔所在的江苏省114查询台；

2、再打到所属县的114查询台；

3、然后又打到所属公社（镇）的114查询台，获知所属大队（乡）的电话号码；

4、最后打到叔叔老家大队的电话，希望能有大队干部接听，帮助我去找失联的叔叔阿姨一家。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打到大队部的电话竟然是小曹叔叔的哥哥接听，多么巧啊！我这么一说，伯伯马上就明白了，因为伯伯也知道我们的故事哦。

我立刻把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大家都很兴奋。爸爸对我的坚持不放弃、想尽办法去达到目的的努力大加赞赏："真是我的好女儿，想为父亲所想，这么难为的事情都能用心做到，好耶！"

恢复联系后，我们家人与叔叔家人互访了几次，分别了近半个世纪的亲友终于重逢了。

我们在苏州的周庄与叔叔一家的约见

小曹叔叔和春风阿姨来台山看望

我的爸爸妈妈

叔叔的家人，幸福的一大家子

爸爸妈妈带叔叔阿姨和家人到台山各地游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