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她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祖父是清朝御史张佩纶,祖母是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之女。至父亲这一代已经是日落西山,父亲是典型的清朝遗少,靠着遗留的祖产赌博、嫖妓、抽大烟、娶姨太太。母亲同样出身传统的官宦之家,思想上却受新风潮的影响极为开化,因而与父亲有着深深的隔阂。四岁时,母亲陪同姑姑一起出洋留学,从此,童年里母亲的记忆是辽远而神秘的,几次来了又走了,像一个匆匆的过客。母亲的出走使父亲更为堕落,干脆娶了堂子里的妓女回家做姨太太,家里变得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幼年的她常常躲在帘子背后偷看。生活在鸦片、妓女、灯红酒绿、没有母亲的环境里,她这样写道:“家里给弟弟和我请了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那一个时期,我常常为了背不出书而烦恼。”

  不久,父亲又再婚了,后母也吸鸦片。她的出国留学计划得到父亲与后母的嘲讽与反对,在后母的挑唆下,她无故被父亲毒打并关了禁闭。17岁的她心里是冰冷的绝望和满腔的恨意,“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漫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后来,在她筹备逃跑的时候生了严重的痢疾,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等到身体可以扶墙行走的时候,她终于在女佣的帮助下逃离了父亲的家。母亲给她提出两条路,说:“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她选择了后者,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学区入学考试,得第一名。但因战事爆发,改入香港大学。在港大时,她发奋用功读书,门门成绩优异,连获奖学金,并被许诺保送至牛津大学继续深造。但读至第二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港大也因此停课,她的一切文件记录被烧为灰烬。

  时间来到1942年,22岁的她重又返沪,入圣约翰大学半工半读,最后因入不敷出而最终辍学。此后以卖文为生。她就是张爱玲,之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1943年,她在《紫罗兰》杂志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小说一经问世便轰动文坛。之后她陆续发表了《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名篇,23岁的张爱玲开始大放异彩,成为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有人说她生逢其时,是乱世里的佳人。但生活在乱世里的人有千千万万,经历过豪门贵族沉浮的少男少女也不在少数,然而,张爱玲却只有一个。当生活里充满了灯红酒绿、纸醉迷金的物欲横流时,她是那个漠然的女孩,冷眼看着周遭的一切,埋首在自己的书本里。当生活的不幸降临,父母离婚,后母的到来致使父亲的暴虐,她逃离了那个每日银钱进出的家,冷静的计划着未来,她要去国外读书,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炮火轰隆中,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伦敦大学。后来,时代的巨轮碾过这一切,她优异的大学成绩记录全部被销毁,美好的前景化为乌有,她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求学梦,返沪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当生活困顿至入不敷出,她没有去祈求父亲的巨额祖产资助,也不想再磨砺与母亲之间脆弱的亲情,在职业女性还是稀有生物的民国上海,她靠一支笔维持生计,并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

  当名利纷至沓来,她仍然活在自己的世界,不为外物所动。她跟姑姑租住在上海一处高级公寓,虽然已是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张爱玲还是那个怕跟人接触,略显愚笨的女孩。叫了一部卡车拉印书的纸张,要付钱的时候,张爱玲匆匆的将一叠钞票塞给姑姑,让姑姑给他们钱,姑姑问为什么?张爱玲怯怯地说:我害怕。那份质朴纯真的本底使得她看到生活中更多细微的美好,写出了很多温暖明丽的句子。她写一个普通的街道:“黄昏的时候,路旁歇着的人力车,一个女人斜签坐在车上,手里挽着网袋,袋里有柿子。车夫蹲在地下,点那盏油灯。天黑了,女人脚边的灯渐渐亮了起来。小饭铺常常在门口煮南瓜,味道虽不见得好,那热腾腾的瓜气与“照眼明”的红色却予人一种温老温贫的感觉。”她写上海一家小店:“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她称呼自己为“小市民”,说:“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色绸字条。”分明的是在描写一个刚工作没多久去逛街买衣服的小女生心态。

  然后,她恋爱了,这次她同样只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寻她的爱情。23岁的张爱玲嫁给了当时的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成为她一生中不可磨灭的污点。即使后来屡次被遭到非议,张爱玲还懵懂天真的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她只埋首在自己的世界里,大的时代变革动向她一概不听不看不理,像一个任性的孩子。

然而,这段她全身心投入的感情却因为胡兰成的风流成性仅仅维持三年就结束了。当年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一纸24字婚书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后来的一封短短的诀别书又彻底了清了他们的关系,在得知逃亡中的胡兰成已安定下来,张爱玲寄信给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我亦是不看了的。”随信寄去了30万稿费,以保证胡兰成日后的生活。因为爱而心上开出一朵花,因为不爱而独自萎谢了。她写出了小说里那些深谋远虑、费劲心机到令人胆寒的各种女孩,但生活中的她却不辩不争,傲骨峥嵘。

“当新的时代到来,张爱玲注视着解放后的上海,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1950年,她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张爱玲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她第一次真切的了解到农民的生存状态, 感受到什么叫贫穷落后,但主题要求书写的却是歌颂土改,她回复说,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她客观、冷静和敏锐的观察力,使她难以对人虚伪敷衍,对自己,她更是忠实,丝毫欺瞒不了。”“那个时期,张爱玲感到分外的尴尬和苦恼,她不知道自己还要不要写,要写什么。”之后,当时主管上海文化工作的夏衍因为赏识张爱玲的才华,邀请她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在一群列宁装的海洋里,穿着旗袍的张爱玲显得尤为格格不入,但她却不想改变自己,也没有办法融入新的集体。考虑到诸多因素,她终于选择了“离开”。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对外宣布“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只身离开大陆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张爱玲供职于美国驻香港的新闻处担任英文翻译。在此期间,她除了完成用于谋生的工作任务,便拿起搁置了一段时间的笔。因为在苏北农村参加土改时的全新感受一直在刺激着她,使她欲罢不能,于是她一口气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在香港发表以后,由于涉及到对当时土改运动的负面揭示,引起了大陆评论界的严厉抨击,并长期被封杀。但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恋》对建国初期的那些失误,以及平民和知识分子受伤的描写,和后来大陆作家的“伤痕文学”相比较,显然还是要温和得多。”龙应台曾评论道:“《秧歌》绝对是一部世界级的艺术品,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挽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

  1955年,由于重新报读港大未果,张爱玲选择了远赴重洋去美国。时代的变革在轰轰隆隆的进行着,远离了祖国的张爱玲仍然握紧了手中的那支笔,她说:“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但在美国,张爱玲的写作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写成的几本书屡屡遭到拒稿。其实以张爱玲的斐然文笔和优异的英文水平要靠写作谋生何至于落到如此境地,究其原因还是她不肯迎合于市场,迎合于观众,她的笔下始终是她熟悉的旧上海的繁华梦魇。当谋生的刀子悬在头顶,张爱玲一度跑到香港为电影公司写剧本《红楼梦》 ,然而剧本总不能令电影公司满意,三个月苦工换来一场空,“辛苦的从早上十点写到凌晨一点,手脚都肿了。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有拿到一份酬劳。”

一直到晚年,张爱玲始终流亡于各个出租屋,过着世人眼里清苦悲凉的生活。即使后来80年代的“张爱玲热”重新席卷华人圈,甚至有疯狂的张迷对她的身影进行不断的追踪,她只是仓惶地不断搬家将自己隐匿起来。在她最后的岁月,张爱玲不晤人,不应门,不接电话,不回信,阿城说:“这已经是志了。”

  1995年,75岁的张爱玲孤独的死在了洛杉矶租住的一处公寓,一代传奇才女终于落下帷幕。她的一生将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置身于一切运动潮流之外,置身于岁月之外,永久的活在了那个给了她一切承诺的旧上海,从不曾将自己的灵魂放逐。她的执于自我成全了她的绝世才情,也毁灭了她的尘世生活。大众眼中的她,一直是那个冷漠孤傲的女子,微抬着头,看似高傲的俾昵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