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标题,大家会自然地联想到《潜伏》、《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谍战电视剧,想到余则成、李侠等人那充满智慧、惊险、刺激、神秘、传奇的生涯。大家对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地下工作者充满了敬佩之情。

  我也有一段充满惊险、刺激、神秘的地下工作经历,但个中少有智慧,也算不得传奇,却令人不堪回首——我一想起这段经历就泪眼婆娑。

  话还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说起——

1974年10月,我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上山下乡到新化县圳上区海龙公社进军茶场。在那里干了将近3年,有关这段经历,我在美篇《重上碧岭界》中有些回忆,这里按下不表。

  1977年 8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央扭转北煤南运局面的号召,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集中人力物力,打一场煤炭生产的人民战争,组织开展全省“夺煤大会战”。当时19岁的我又响应党和组织的号召,以一个上山下乡知青和优秀基干民兵的身份参加了全省夺煤大会战。

  1977年9月的一天,我和新化县圳上区120名基干民兵(绝大部分是退伍军人)一起乘车到达我们的会战之地——湘煤二处(新化人习惯称为煤炭二处)三工区(地点在新化县炉观区石新公社金滩大队),住进临时搭建的一个很大的棚子里,从此开启了我生命中的一段新的旅程。

当时,新化县有洋溪、游家等6个区共计720名民兵分配到煤炭二处,其他各区的民兵则分配去了其他煤炭矿区。

  我开始安排的工作是搞地面基建,为煤矿建房子。每天的工作是搅石灰砂子、拌水泥砂浆、挑灰桶上架、扎钢筋架子,也就是干泥副工和钢筋工的活,大约半年时间,就建起了二十多栋房子。

  1978年3月,我被调到四工区,这个工区的任务是搞地下基建——开矿井,这也就开始了我的“地下工作”生涯。其中有几段经历是终身难忘的。

  第一是首次下矿井。穿着工作服、戴上照明灯,拿着铲锹跟着老师傅来到井口,师傅介绍这个井已向下斜挖了300多米,一般是走下去的。但那一天老师傅却带我们一起坐着挂在绞车上的小车箱(煤斗)下去。绞车的速度比较快,大约两分钟就到了井底,但这短短的两分钟却吓得我差点尿了裤子:坐进煤斗后开始下沉,越来越快,我的心随着煤斗的下沉像掉进冰窖,心里想这下完了完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当绞车停止时,心神过一阵才反应过来。坐在黑灯瞎火的井底,心里在想“这辈子就这样过吗?”

  第二是掘进。地下基建的主要任务是掘进——就是在地底下打遂道,任务是用风镐打岩层,开凿通道,工具是风镐、铲子。即使在家是扶犁耙的好手来握风镐也难以驾驭,一边打一边喷水,震得全身发麻发痛,有时感觉心脏都被震出来了,灰尘和岩浆把人搞得像泥菩萨一样。一个工作日下来,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用水冲洗一下,狼吞虎咽吃了饭,倒头就睡下了,一觉醒来全身酸痛不已。

  第三是装运岩石渣土。掘进工不但非常累,而且是技术活,我没干几天就换下来装运渣石,就是把掘进或放炮打下来的岩石渣土装上煤斗,推运出井(上坡时挂上绞车拖上井去)。井端的巷子非常狭窄,有的地方人要侧着身子才能进去,空气不流通令人窒息。工作的任务是先用铲子将岩石渣土挖出来,用小竹篓拖运并装进小铁轨上的煤斗里,推着煤斗到井底上坡处,挂上绞车。几经折腾,灰浆煤屑和汗水互相胶着,身上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有时干脆脱光外衣只穿着短裤,光着膀子干。回想起那时形象自己都觉得苦涩而滑稽。

  第四是倒夜班。上山下乡在茶场时,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矿井是实行三班倒,上白班后转上夜班,生物钟被打乱,上班晕晕乎乎的。特别是刚去四工区时,天寒地冻倒夜班,半夜起来冻得浑身打哆嗦。记得有一次,半夜疲困至极,干活的空隙中在井下睡着了,工友们看我疲惫就没有喊醒我,结果一觉醒来感冒了,后来因呼吸道感染还住了两天医院。

  第五是处处有危险。矿井的危险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井下,真是步步惊心,有绞车、电缆、雷管、炸药、瓦斯、塌方,稍不注意就要死人的。有一次我在井下装运渣石时,前方井端塌方,有三名掘进工被埋进土石中,好在我们及时把他们挖了出来,没有造成死亡事故。看到他们受伤鲜血淋漓的样子,很是后怕。

  在“地下工作”了半年多,我被调到地面搞运输——推土火车(煤斗),工作比井下略显轻松。大约三个月后,工区的广播员调离,我因在工区举办的宣传栏中露了点头角,被工区领导点名当了广播员。我不会普通话,基本没有语言广播,每天的广播任务就是用留声机早上播放一首《东方红》,表示开早餐早班快上班了;晚上播放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表示早班下班中班上班了。夜班是不用放广播的,当了广播员后不但工作轻松,而且也不要上夜班了。

  到了1979年3月,煤炭二处会战民兵举行罢工,起因是煤二处招了一批正式工人,却没有在会战民兵中招一个人。我从此事件中明确得知我们这些参加夺煤大会战的民兵,将在完成两年使命之后返回原籍。我觉得自己转为煤矿正式工人没有希望,于4月提前离开会战工地,回到圳上老家——到新化十六中参加高考复习,并于7月参加了高考。从此,真正结束了我的“地下工作”生涯,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

  全省夺煤大会战如期结束,我们那些会战民兵们都于1979年8月返回原籍。38年过去了,我很少见到那些同伴工友们,即使偶尔见到一个或听到某个的消息,都令我感到凄然涕下——刘登贵、陈代初、罗达才等人已经作古,伍新发至今还光棍一条,……,五年前在新化见到一个(好像名叫刘国松),60多岁的人了还在街上拖板车。这些人的命运,真令人唏嘘不已。

  在煤炭二处的这段经历,除了给我辛酸的回忆之外,没有给我留下其他什么东西——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也不曾对人说起——包括我的老婆和女儿女婿。甚至在父母生前,从来没有向他们描述过这段苦楚的经历,我怕他们对我太担心——他们只知道我去了煤炭二处,但不知过得如此艰难。

  我是在眼睛充满泪水中写完这篇文字,我不想再隐瞒这段经历,我想告诉我的孩子及其同龄的晚辈们,你们除了应该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先贤们景仰之外,还应该去尊敬那些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的前辈们——尤其是那些工作最苦但却没有得到尊重(甚至失去尊严)的煤矿产业工人们。

  沧桑的经历磨砺了我,使我成为了一个意志比较坚强的人。但是,我有两个脆弱的痛点,一个是有关“母亲”的话题,一个是这段“地下工作”的回忆。只要一触到这两个痛点,我就会泪流满面,失去母亲的痛和“地下工作”的苦真令我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