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七):东渡扶桑的日子

海纳百川(汪)

<h3>五次东渡扶桑</h3><div>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曾五次东渡扶桑,到日本留学,前后加起来差不多有三年左右。五次访问的时间大致是:</div><div> 1985年1月到4月:大阪大学溶接工学研究所,日本文部省邀请的访问学者;</div><div> 1991年7/8月:参加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6届国际材料力学性能会议,并发表论文;</div><div> 1992年1月到1993年4月:大阪大学溶接工学研究所,上田教授邀请共同研究;</div><div> 1994年7月到10月:大阪大学溶接工学研究所,上田教授邀请共同研究;</div><div> 1997年9月到1999年1月:大阪大学溶接工学研究所,日本文部省邀请的访问学者。</div><div> 这里的所谓“留学”,不是去读书,而是作为访问学者进行共同研究,当然从中也学到不少东西,对我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取得的成就,是十分至关重要的。</div><h3>与中国女排郎平等在大阪市体育馆(1985年)</h3> <h3>我的老师上田先生</h3><div> 1979年冬天,西安交通大学唐慕尧教授邀请日本大阪大学上田幸雄教授来华讲学,我和唐逸民一起去西安听讲。参加听讲的还有来自全国各高校本专业的教师,约四、五十人。那时,上田教授首次将热弹塑性理论引入焊接力学,取得成功。上田到西安途经上海,我有幸参加了多次讨论,在听讲中也提出不少很有见地的问题,给上田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当时听讲者中,后来真正在该领域研究和发展的,主要就是我。因此,上田教授一直称我是他的朋友和学生,并多次邀请我到大阪大学进行共同研究,共同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上田先生和陈楚老师成了老朋友,同时在大阪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之间建立了持续的交流联系。</div><div> 上田教授给我的印象是治学严谨,有深厚的力学基础,待人和蔼可亲。在日本时,上田是大阪大学溶接工学研究所所长,我曾多次到他家作客。上田还特相信中药,每次来华都要买不少中成药回国。我访问日本时也总不忘给他带“中药”。据他说他的岳母患有气喘病,中药很有效果。上田夫人出生在中国东北通化,所以我们也常常送一些通化葡萄酒。</div><div> 日本规定教授到63岁退休,但还可到私立大学任教至70岁。上田退休后到了日本近畿大学任教,还邀请当时在日本的我和一些留学生一起到他那里参观访问,校园处在和歌山地区,风景优美,漂亮极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div><div>与上田教授在近畿大学(1998年)</div> <h3>我的好友村川夫妇</h3><div> 村川英一是上田研究室的助手,曾留美的博士。我和日本方面的交流与共同研究,具体的事情都是通过他进行的。上田退休后,村川教授便成为该研究室的头。1985年秋,村川来我校交流和讲学一个多月。访问最后一周,我陪同村川夫妇到北京、杭州参观游览。我们共同游览了北京的故宫、颐和园、香山,八达岭长城以及杭州的西湖、灵隐寺等。在我访日的1992年夏天,村川夫妇亲自驾车邀请我到他家乡四国的高松游览。 途中经过濑户大桥,它有不同形式的若干长桥组成,十分壮观。在高松还会见了他的父亲,一位退休的中学英语教师。我和他用英语交流,居然还很投机,他喜爱下围棋,是业余五段。</div><div> 村川小我12岁,也属兔子,他为人正直、热情,信基督。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我与村川夫妇俩结下了情谊,成为了好朋友。不过我们主要的任务还是学术交流,取得不少共同研究成果,并共同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我也帮他带研究生,记得是位女同学,很聪慧。还一起参与学生不少活动,包括野餐、海滨度假等。</div><div>与村川夫妇同游长城(1984年)</div> <h3>我和我指导的日本女学生在野餐会上(1998年)</h3> <h3>姐弟情深</h3><div> 在访问日本的日子里,特别是在1992年那一次,我在日本停留了有一年另三个月,我和张月嫦共用一个办公室,与她相处的日子,给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张月嫦大我三岁,哈工大毕业后到我校,文革中因家庭问题受到一点冲击,由于不在一个教学小组,我与她在学校时接触不多。在日本期间,张与荒田教授一起搞“常温核聚变”研究。休息时我们常一起喝茶、谈古论今,有时甚至童心未泯,读报猜谜,十分投机。张性格开朗、热情大方、乐于助人而又有魄力,充分展现了她的女性魅力。大家都喜欢与她交往,说说心里话,听听她的指点。不过她曾对我说,她选择朋友还是很谨慎的。由于天性对人总是热情和乐于助人,特别是对于异性,有时往往引起别人的非分之想而带来麻烦。在我们的谈天中,感到有许多理念和心意相通的地方,例如热爱科学事业、与人为善等。同时也有不少共同爱好,如诗歌、历史和武侠小说等。因此在一起时可以无话不谈,有时也会碰撞出“火花”,带来会心的微笑。我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如能找到这样的“终身伴侣”,该有多幸福啊!当然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事。张对我也有一种“爱才”和“惺惺相惜”之意。张称我像她的小弟,我则把她看作“知心姐姐”,甚至产生古代桃园结义的冲动。当然张在许多方面远胜于我,我比较柔弱而她作为一个女性却很果断,常说“伸头是一刀,缩头是一刀,干!”特别是她对两个宝贝儿子的教育和感情,真值得我学习又令我羡慕。</div><div> 说来也巧,我母亲的名字叫吴月仙。母亲和张月嫦都是月亮里的仙子。在我记忆里,只有童年时母亲对我的爱带来的温暖,以及我对母亲深深的依恋之情。八岁离乡后,寄人篱下,后又长期住校,增加的只是孤独感,体会不到人间的真情。结婚后,夫人对我很好,但性格有些忧郁,也缺乏那种深沉的温柔。因此与张的接触就好象月亮里又掉下一位姐姐,唤醒了我童年的回忆,带来了久违的温情。</div><div> 在日本期间,张与我以及逄强等曾多次聚会,在千里中央“白帝”品尝“田鸡”,神户“中华街”吃“大闸蟹”,到大阪城赏樱花等等。1993年初我回国前,居然有些依依不舍,互赠诗句。回国后一段时间,书信往来不断,她总是有信必复。现在我还保留她的全部来信,居然有19封,可惜我给她的信绝大部分没有留底,对当时自己的一些感情抒发已无法具体描叙。1993年我校谢绳武校长访日,张在谢校长面前多次提及我的教授晋升问题,喋喋不休,给谢校长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真挚的出自内心的“姐弟之情”令我十分感动</div><div>和张月嫦老师在日本大阪大学</div> <h3>异乡情谊——宿泊所里的故事</h3><div> 在访问日本的日子里,我基本上都是住在大阪大学的外国人研究员宿泊所里。该宿泊所是大阪大学蛋白质研究所和溶接工学研究所共同出资的,所以住在这里的也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外国留学和研究人员,但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宿泊所的管理是一对老夫妻,老头极忠厚老实,女的后来病逝,就老头一人当家。住在宿泊所里的中国人通常总有十多个,甚至近二十人。中国人穷,为求节约总是自己烧饭。这么多人合用一个小小的厨房和餐厅,还有三个冰箱,晚上回来,还得争先恐后,搞不好就可能打架。为此从八十年代开始,住在这里的中国人员总是推选出一位能为大家服务的组长,安排每天厨房餐厅的卫生值日,碗柜和冰箱都编上号码,各就各位,多年来形成了很好的传统。</div><div>在大阪大学溶接科工学研究所前(左一陆皓,右一西安交大张建勋,右2哈工大吴林,1998年)</div> <h3>  身在异乡,都是中国人自然比较亲近。我在宿泊所也认识了不少同行,结下了情谊。其中有哈工大的吴林、张九海及其女儿、方洪渊,西安交大的张建勋,清华大学的区志明、吴爱萍,甘肃工大的樊丁、老王以及西北工大的老杨等。此外还结识不少到蛋白研搞生物研究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虽然已记不清许多名字,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的记忆中,周末大家一起到茨木市的廉价超市“TOPS”买来一周的伙食,到日本妇女组织的义务班学日语,节日里举行“聚会”,“郊游”等等。记得有一次,由我带路去箕面山上观看红叶,结果带错了路,大家把自行车从山脚一直推到山顶,路人十分惊讶,伸出了大拇指。日本的红叶与我国的香山红叶不同,它不是单纯的红色,而是红绿相间,五彩缤纷,别具一格。</h3><h3> 身在日本异乡,有些中国人,先不谈打工者,即使是访问学者,包括自己,由于经济原因,许多日用物品,包括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都是拾来的。平时不少人也是热衷于“逛巴杂”、“买便宜货”等。“巴杂”是日本人把不用的东西拿出来“贱卖”或“施舍”的集市。中国过去落后,一直被人欺侮。现在站起来了难道还要别人施舍?每念至此,心中不免感慨,一个国家一定要发达富强起来。改革开放后我国取得的成就,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人总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h3><h3>与宿泊所的同寮游箕面</h3> <h3>日本国的象征——樱花和富士山</h3><div> 在访问日本期间,有四次恰遇樱花季节。日本的樱花盛开大致是每年的三月中旬左右,由南而北,时间稍有差异。樱花盛开的时候,往往是一大片,灿烂斑驳,美不胜收。一些日本人,全家在樱花树下铺一塑料垫,席地而坐,边吃边唱。樱花由盛开到凋零,往往只有数天或十来天。一阵风起,第二天满地都是花瓣,不由令人产生“人生苦短”的伤感。因此日本人往往把樱花描绘成一种“凄凉的美”。</div><div> 樱花有不同的品种,大阪大学里就有一片樱花林。日本京都和大阪也有一些观赏樱花的胜地,大阪城公园就是著名景点之一。1998年春的一个傍晚,张月嫦、我、逄强以及他的日本女友一起到了大阪城观赏樱花。大阪城在灯光和樱花的衬托下,真是美极了。我拍了不少照片,其中两张放大至今挂在我新居餐厅两面的墙上。</div><div>大阪城樱花夜景</div> <h3>  在日本时,还访问和游览过不少城市与景点。城市有东京、横滨、京都、奈良、神户、仙台、广岛、四国的高松等。景点有京都的金阁寺、岚山、日光、松岛、箱根,还参观过仙台的鲁迅纪念碑,广岛的原子弹后遗迹。这里特别一提的是我乘旅游车游览箱根观富士山的情景。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因此总想亲自一睹它的风貌。199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我从大阪乘新干线到某地,然后乘上旅行车。车上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有的是夫妇二人同行,有一个导游。旅客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而且听不大懂日语,有一次差一点误了车。于是我只好紧盯着几个人,不敢分散活动。途中经过不少景点,乘船游湖,还乘缆车这山到那山,这里可以清楚地观看富士山,山顶终年积雪,在阳光照下,景色确是迷人,我拍了几张照作为留念。这次旅游只是从侧面观看富士山,而不是登富士山,晚上回来是在热海乘新干线回大阪。</h3><h3>富士山远眺</h3> <h3>日本人民和日本鬼子</h3><div> 历史上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深受其害,南京大屠杀,惨不忍睹。一提起日本鬼子,大家莫不恨之入骨。现在日本当局却总是不深刻反省,还老是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人民的愤慨。在日本有少数右翼份子,希冀篡改历史,我们确实需要警惕和坚决反对。另一方面,我在访问日本期间,感受到大部分日本人民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他们中许多人对中国留学生给予了很多的帮助。日本人对中国的文化,也十分推崇。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样的诗句,几乎家喻户晓。在中国唐代就有鉴真和尚东渡以及日本的遣唐史来中国这样的文化交流。在我国西安和日本京都奈良等地都留有不少这样的见证。因此我们应当把日本人民和日本鬼子区别开来,中国人民应当和日本人民一起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相信战后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div><div> 现在到日本留学的人员不少,包括一些纯粹的打工仔。其中也有极少数败类,在日本丢人现眼,败坏中国人的声誉。当然这种极少数的人根本不能代表中国广大的留学生,但也应加以重视。现在世界上还不太平,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民族仇恨和宗教冲突,例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非洲的种族冲突等。各民族都有它的发展历史和特点,应当相互尊重。日本民族也确有不少鲜明的特色,那种将一个小小的岛国建设成为发达国家的凝聚力、工作狂,值得思考和借鉴,日本的关西机场就是这样完全靠填海造出来的。</div><div>日本的红叶景观</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