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进入交大校园</h3><div> 1957高中毕业考大学是比较难的，全国招生大概只有十万多一点。那时也不知道如何填志愿，只是因为我喜欢数学，不知天高地厚，第一志愿就填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其实北大数学系在上海招生名额肯定很少，也许只有一、二名，放到现在肯定不会填。尽管我自感那次数学考得很好，但可能文科要差一些，因此最后没有被北大录取。也许数学是考得不错吧，招生委来函征求我意见，是否愿意去西安交大应用数学系。当时我正好回乡下，是在上海的堂兄转告我的。周围亲友都说西安又远又冷，还是留在上海好。于是我就按照第二志愿进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div><div> 那时正好是交通大学迁西安后不久，留在上海的部分先是成立上海造船学院和南洋工学院，后又合成交通大学上海部分，最后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有金切、金压、金相等专业。我被分在的金切专业，有三个班级（71、72、73班）。同班同学有罗书元、邢振华、陈玉顶、周兆熊、殷仁康、李嘉祖等。到了三年级时，机械系要新成立焊接专业（原来的焊接专业已迁去西安），于是我又被抽调到焊接专业，组建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届焊接专业班，总共仅17人。刘诚民和朱富强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周瑞康任班长。本人也曾担任班级的生活委员和最后一年的班长。我和朱连生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div><div>上海交大老校门</div> <h3>上海交大图书馆</h3> <h3>五年大学生的洗礼</h3><div> 从1957年入学到1962年毕业，我在交大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的生涯。可以说五年大学生活对人的一生是有重要影响的。因为这是一个青年最长知识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也必然受到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是怎样的气氛呢？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很动心的。尤其是早晨起来时学校放的广播音乐，至今耳际难忘。在1957年，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各方面建设取得不少成绩。政治气氛浓厚，年轻人个个要求进步，渴望报效祖国大干一番事业。</div><div> 入校后就碰上了“反右”，还好“右派份子”只划到上一年级，我们没挨上。接着是红专大讨论，结论当然是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批判“白专道路”。也就是要加强政治学习，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世界观。要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和辨证唯物主义。在行动上则是学雷锋，并强调知识份子要劳动化以及与工农兵相结合。可以说，我当时也是跟着潮流，并且积极地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并且在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那时每年起码下乡两次，一次是夏收夏种（记得总是在6月上旬），一次是秋收（时间3周左右）。1958年大跃进下厂参加搞技术革新。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到学校。我们吃“开花饭”（一种出饭量高的松松的蒸饭）、“酱油汤”。但大家都没什么怨言，认为这是暂时困难，一定能克服。</div><div> 在学习中我觉得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对我的影响也许是最大的。它培养了我一种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div><div>1996年交大百年校庆校友聚会（万体馆前）：朱连生、应书辉、应华、罗书元、汪建华、朱富强。</div> <h3>工程馆前</h3> <h3>史穆烈士墓</h3> <h3>出身包袱与要求进步</h3><div> 那个时候，阶级出身是很讲究的。出身于工人、贫农等劳动人民家庭的则苗红根子好，是革命接班人的培养对象。出身于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虽然也提出重在表现，但必须与家庭划清界线，才能参加革命。我祖父经商赚了钱在乡下买了约20亩地出租，因而在土改时我家也被评为地主。但事实上我父亲是职员，母亲在家也是起早摸黑辛勤劳动的人。因此后来复查时，又把我母亲的成份改为农民，仅祖母是地主成份。可是在学校里很长时间我一直填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这就成了一个追求进步的包袱。因为既然如此出身，首先就一定要和家庭划清界线。可从自己小时侯生活里，实在难以把自己的家与残酷的地主阶级联系起来，特别是电影里那种黄世仁式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景象。我不可能把这样善良勤劳的母亲想象成一个万恶的地主。即使对我的祖母，印象中下地劳动确实比较少，但也是一个和蔼的老人，邻里关系也不错。正因为如此，我的入团申请时间很长。因为对剥削阶级家庭认识不足，未划清界线。我只能从思想上、理论上认为自己身上存在不少剥削阶级烙印，例如从小没有吃过苦，因而斗争性差等等。</div><div> 由于各个方面表现都不错，终于在1960年4月26日，我被批准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介绍人为陈玉顶。在当时我是非常激动的，那是一个令我难忘的日子，为自己终于参加了革命的队伍而兴奋不已。记得大学那几年我写了不少日记，记录了当时的各种思想和感受，可惜现在已找不到了。</div><div> 入团以后，这个家庭出身包袱实际上仍然存在。在以后入党以及文革中仍有所表现。经过调查，后来我根据父亲的情况，在填表时把家庭出身改为职员，也没有人再追究。当然真正完全丢掉出身包袱，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个人档案中也没有家庭出身这一拦了。我想在那时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包袱问题。</div><div>上海交大机械系62届毕业50周年（2012年）</div> <h3>毕业论文与答辩</h3><div> 在五年的大学生活中，可以说在业务学习方面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所有考试的成绩都是优或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的毕业论文与答辩。毕业论文题目是“金属可焊性的研究”，同组的还有其他两位同学。在毕业论文进行过程中，我首次体会到自己搞课题的独立能力，可以说从整理资料、制定试验研究方案，我都是处于主导地位，其他两位同学则作为我的助手。我对可焊性概念和理论也有一些独到的理解和看法。自己感到论文写得不错，很有质量。可是在答辩时，有的答辩老师有不同意见，认为试样不符合标准。结果在教师间产生争论和分歧，于是我的毕业论文只能得“良”。当时我的感觉是不大服气，害得我的两个同伴更惨了，只各得了个“及格‘’。不过，我还是作为班级中最优秀的份子之一，毕业后留了校。</div> <h3>新上院</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