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父亲、母亲、我和弟弟在上海,摄于1950年。</h3> <h3>从乡下到上海</h3><div> </div><div>祖父和我的两个小叔</div><div> 1947年深秋,父亲把刚八岁的我从乡下带到上海,住在祖父家里。父亲则在崇明的店里做事。祖父家里还有好婆和两个小叔(三叔、四叔)。两个小叔一个比我大两岁,一个还比我小四岁。他们是同父异母,是祖父以前的小妾所生。祖父宝贝的就是他的两个小儿子。因此我虽然是孙子,但似乎仍然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从小学到高中毕业这段时间,初中三年以及高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住在学校宿舍里。没有谁来关心,也再得不到妈妈的那种温情。 </div><div> 解放初期,家庭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祖父的店关了门,父亲也失了业回乡务农。父母亲为了供我读书,经济越加困难。记得初中毕业父亲希望我考中专“国立高机”,这样可节约学费 和早日工作,为家庭减轻负担。可后来我还是进了南模高中。现在的孩子乱化零用钱,可我那时身上从来没有一分零用钱。直到高中三年级,我在数学通讯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得到稿费两元五角,第二篇得十元。我真高兴死了,终于为自己买了一双球鞋。艰苦的生活对自己也是一种培养和锻炼。多少年来,我一直保持勤俭节约的习惯。这段时间正是我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从解放前到新中国成立和解放初期的运动和建设,以及新中国成立带来的新的思想和激情,深深地影响着我这个正在成长中少年的心灵。学校里的教育和时代的潮流远远超过家庭的影响。特别是青少年,大家都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希望。同样也激励着我要发奋图强,为了我们大家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学习。</div> <h3>胡琴与京剧</h3><div> 住在祖父家里时,值得回忆的是有一台留声机和许多京剧唱片。我的三叔小时侯最喜欢摆弄这些东西。后来他就买了一把京胡,跟着唱片拉起来。看来我三叔小小年纪就有音乐天赋,无师自通居然拉得象模象样。不仅如此还拉着我和他一起学。就这样我也跟着学了拉胡琴,对京剧也感起兴趣来,各种流派唱腔也略知一二。此外还学会了不少京剧曲牌。在高中时我参加了京剧团,任胡琴手。不过在进入大学以及工作以后,就很少机会接触这些了。记得只是1970年在凤阳五七干校时的文艺宣传队中,又操起了胡琴,引起不少人的惊讶。不过从小的爱好培养了自己有了一些音乐基础,退休以后又学起了钢琴。</div><div> 我三叔后来又钻研起了二胡。以后进了音乐附中又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当老师,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可见小时侯的兴趣和天赋对自己的前途也是大有影响的。</div> <h3>在上海的汪家门</h3><h3> 目前在上海的汪家门有四叔尧尧家,堂侄智厚家和智高家,我和我女儿家。2000年春节,我们在四叔尧尧家聚会过一次。</h3><div>在上海的汪家聚会(2000年)</div><div>(前排本人、智高儿子、尧尧、智高、智厚,后排智厚女儿、尧尧女儿、我女儿。)</div><div><br></div><div><br></div> <h3>在宏村的汪氏宗祠</h3> <h3>右侧的画像为唐初越国公汪华(公元587-649年),乃我家的世祖。</h3> <h3>难忘的南模情结(写于1997年,57届毕业40周年纪念册)</h3><div> 可以说,我的中小学时代几乎都是在南模度过的。解放前夕1948年我九岁的时候,刚从乡下到上海的我,进入当时的南洋模范小学四年级当插班生。一个乡下孩子,开始还有点跟不上,到1951年小学毕业时,成绩居然已很不错,班级排名也靠前了。小学老师印象深刻的有陆耀华、陆维周、高礼宾等。一次,上课铃响了,一位女同学还在哭泣,教室里的空气似乎有点异样。陆耀华老师突然把我叫到“八角亭”办公室,非常严肃地问我做了什么事,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明白原来我在纸上乱画人头又乱写班级里同学的名字,恰好给该女同学发现有她的名字,而且和一位男同学的名字在一起(谁的名字都已忘记),于是便闹了起来。其实那时我还一点也没有男女有别的意识。这是我在小学犯的第一次,也是最莫名其妙的“错误”,故而印象特别深刻,终生难忘。陆维周老师教国文,他儿子陆品淦也在我们班上,乒乓球打得很好。高礼宾老师看上去有点“凶”,不小心要挨板子。他儿子高景炎和我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在一个班级。</div><div> 小学时记得是坐在前排,左边是张光世,右边好象是女同学柴崇荃,再过去是席振坤,后边有蒋超、武达贤等。曾记得去过蒋超家中借过武侠小说“荒江女侠”。这些小学时的玩伴,以后各奔东西,有的不知在哪里,心中总是念念。小学时同学记得的还有沈永立、朱知信、武达诚、姚治平、周成祥、周德祥、马佐璋、马佑璋、赵家镐、俞祖和,还有具文艺天才的赵毛和周治平等。记得一次全校朗诵比赛,我班包揽前三名。赵毛第一,周治平第三,一位带哭声朗诵的女同学(大概是陈琳)得第二。赵毛是著名演员赵丹之子,他朗诵的那段“眼泪搭拉搭拉地流下来……”,声情并茂,至今耳际难忘。女同学记得的还有薛明德、陈爱群、王钟敏等。薛明德是女同学中的佼佼者,现为清华大学教授,曾在一次压力容器国际会议上偶然相遇,谈了几句热弹塑性力学的话题。我发现我们小学同班同学,居然有4个搞力学:薛明德(工程力学),席振坤(道路桥梁结构力学),马佐璋(船舶结构力学)和本人(计算焊接力学)。</div> <h3>南模校门</h3> <h3>南模红楼</h3> <h3>南模小学同学(2007年)</h3> <h3>小学同学:陈俊旦、马佐璋、徐继彰、马佑璋、薛明德、汪建华(2012年)</h3> <h3>小学同学:高景炎、马佐璋、汪建华(2017年)</h3> <h3> 我在南洋模范中学七宝分校度过三年初中的住读生活。毕业后一直没有回去看过,不知那棵老梓树是否还活着。班内从小学一起升上来的有姚治平、高景炎、朱知信、武达诚、武达贤等。此时我和武达贤成了最要好的棋友,无事就下象棋。他借给我一些棋谱,晚上我在帐子里暗暗的灯光下都一一抄录下来。当时班里还有我的两位本家汪义谋和汪义护兄弟俩。汪义谋有点脚疾,乒乓打得不错,也是棋中高手。这样由汪义谋、武达贤和我组成代表队参加全校象棋比赛,获得团体冠军。三人中我的水平最低,但同样获得了一本奖励册子。此后象棋就一直是我的嗜好。我的同桌同学叫吴志清,记得的同学还有葛远泉、胡介人、王立人、李宗超等。记得当时分校校长是朱渤海,教导主任是徐映川。教过我的老师有陆琛、刘叔安、韩长林、章玉麒、瞿志远,陈应乾、施志文等。记得教英语的陈冰慧老师擅画梅花,在我本子上还留有他的墨迹和题词:“似桃无绿叶,疑杏有青枝。”教历史的潘翊华老师的题词为:“你不但是品学兼优,对人的态度更是和蔼可亲,望你在这好基础上继续努力吧!”</h3> <h3>陈冰慧老师画的梅花(1954年)</h3> <h3>李启贤老师画的兰花(1954年)</h3> <h3>潘翊华老师的留言(1954年)</h3> <h3>南模七宝分校初中同学(2007年)</h3> <h3> 高中时代可以回忆的事情很多,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一时期培养了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和打下了牢固基础,对我此后的专业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过我数学的老师水平都很高,要求也很严,使自己受到严格科学训练,得益非浅。这里我要十分感谢给我很大教益的赵宪初、吴宗初、韩鸿逵、陶新培、浦新墨等老师。当然我也深深感谢教过我其他课程的许多老师。特别要尊敬的是教我们物理的陈忠刚老师。记得数学竞赛我是班级第一,全校排在第四,但在全市数学竞赛时却名落孙山。不过高三时我在武汉大学主编的“数学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数学文章:(1)质数P的一个性质(1957年3月);(2)二项式指数及其展开式系数的某些关系(1957年7月)。虽然我现在已发表了许多篇学术论文,但那是我一生最早的两篇,值得纪念。高中时曾参加京剧团任胡琴手,在当时胡芝风的调教下,也学会两手舞枪的招式,至今未忘。高中同学还有一位陆楸,是住上海新村四楼时的邻居和玩伴。<br></h3><div> 在上海高中同学每年有返校日聚会,经常遇到的有陆正权、方祖士、江石湖、钱圣楼、张源虎、张小易、朱昊、朱建、黄瑜瑾、罗明若、徐剑华等。在外地的以及初中和小学的同学就很少有机会见面。在北京曾和姚治平同学一起到北京酿酒总厂拜访高景炎厂长,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一个人一旦踏上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思想也变得复杂起来,然而回忆起中小学时期的生活,却是那么的纯洁、天真和无邪!这也就是为什么若是遇到校友聚会,总有那说不完的南模情结。</div><div><br></div> <h3>南模高中57届4班(毕业50周年,2007年)</h3> <h3>南模老师:李惠芳、施懿德、韩鸿逵、郭嘉、陶心培、谢西陆。</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