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一）：故乡的云

海纳百川(汪)

前言

日月穿梭，光阴似箭，转眼我已到78岁高龄。想起十多年前，退休后不久曾写过一篇回忆录‘岁月追踪’，近日翻阅仍颇有感触。为此想重新整理一下，基本保留原来的章节，只是稍作一些后面的补充。

       从一个乡下的孩子，到上海读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后又留校从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最后又成为博士生导师。生活似乎平平淡淡，挺一帆风顺的。事业上虽谈不上功成名就，但也没有完全虚度年华，而是略有所成。一百多篇学术著作与论文，凝聚着毕生的心血和创造，自认并非滥竽充数，也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首肯，足可聊以自慰。在一次中学校友聚会上，大家交流着各自的坎坷生涯。一位学友对我的经历颇感惊奇，认为经过历次动荡和风波能如此波澜不惊，有点不可思议。

       人生苦短，然而又是丰富多彩的，跟随时代的脉搏，每个人的经历和结局都不相同。是命运，是环境，还是由他的个性和素养所决定？关于这些哲理问题我没有研究，也难以回答。不过有时我也喜欢思考，特别是年龄大了静下心来的时候。

正是在这种心情下，我不自量力的拿起笔，希图把自己有生以来一些片断的记忆，整理出来。其目的并不是要写什么自传，因为我不是什么名人，不想传世，也没有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可写。事实上我的一般记忆力很差，许多事情过了就忘了。不过我想，这样过滤以后还留在我脑海里的，总是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东西。哪怕是一些散落的记忆中的碎片，也许可以折射出些许宝贵的启示。记录下来，自娱自乐，有机会与朋友或与家人聊聊，也是一件快事。

 

我的故乡……徽州汪龙坑

故乡的云

 

好山好水好性情

1939年的一个夏天（8月23日，农历七月初九），我出生在安徽歙县（徽州）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子里。自父亲1947年秋天带我来上海前，童年时代就是在这个叫作汪龙坑的地方度过的，整整有八年多的时间。在我从乡下到上海以后，可以说回故乡的次数，屈指可数。记得第一次回故乡已是离乡十年以后了。因此童年的记忆就像一个梦，实在模糊得很，然而却又朦胧又甜美。尽管如此，我认为童年的生活对一个人一生性格的形成，是十分关键和举足轻重的。因为一个一无所知的小生命，从呱呱坠地起，尽管可塑性强，但最初接受的东西，也是最牢固的和最刻骨铭心的。

       山川秀美人也美。我相信环境美也容易塑造心灵的美。我家背靠青山，屋边是一条小溪。溪旁的山坡上是一爿翠绿的竹林，还长着桂花树、枫树和一棵香橼树。屋前有一些菜园，门口则是一块青石板的地，一条青石小路一直通向坞里，不远处就是一口井。新安江就在村子前流过，水流清澈见底，鱼儿自由地游来游去，河滩上到处是鹅卵石。河对面又是青山，一艘蓬船从上游飘然而下，真是一派青山绿水的好风光。

       这里是天然的花园。有一首幼年时学的采花歌至今未忘。它从正月梅花，二月杏花，三月桃花，一直唱到十月芙蓉花。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春天里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那种红令人眩目，令人心醉，与花盆里栽种的杜鹃花感觉完全不同。

夏日的早晨，在啼鸟声中醒来，踏着草上的露水，跑上屋后的小山头，在朝阳里沐浴。白天则到处是知了的叫声，蝴蝶与蜻蜓漫天飞舞，我最喜欢捕捉知了以及那种尾巴红红的蜻蜓。方法是用一根竹竿，端头上用竹条弯成一个圈，圈内粘满蜘蛛网，然后就可以用它来捕捉昆虫。到了夜晚，大人在乘凉。我们就去扑萤火虫，把它放在一个挖空的咸蛋壳里，一端糊上玻璃纸，做成个一闪一闪的小灯笼（称“荧火笼”），好玩极了。有时去南瓜花丛里抓纺织娘，而且一定要抓棕色的，声音真好听。我们那里把南瓜叫“补瓜”，它连着藤爬绕在插在地头田边高高的竹竿上，一点也不占地方。摘的时候用一把长长的叉子，戳上后一拧就下来了。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嫩补瓜馅的饼。

       秋天，枫树的叶红了，掉在地上，孩子们拾来做成帽子。中秋时节，我家屋边两棵桂花树的飘香, 远远都能闻到。把树枝一摇，桂花纷纷落下，收集起来，可做各种桂花食品。冬天的记忆，则只留下美丽的雪景，以及堆雪人的乐趣。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真是太美了(2009年女儿故乡行)。

　　徽州宏村以及黟县西递村的古民居，现在已是有名的旅游胜地。其实我家房屋也是这种特色，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室，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亦有“四水归堂”的吉祥寓意。外面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色彩典雅大方。室内窗棂、楹柱上有八仙过海等木雕。厅堂匾上“汪崇德堂”四个大字是清朝末代状元张謇的手笔。我家房子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外墙刷成了黑色。据说当时是害怕日本人飞机的轰炸，可几十年来墙色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房屋是民国以后造的，如果再早些年清代所造的话，就是受保护的古民居了。

       五岁时我就进了村里的小学。同班只有十来位，年龄参差不齐，我大概是最小的了。学校设在祠堂里。老师当然只有一位，什么都教。和我一起上学邻里的几个孩子，年龄都比我大。其中一位成了后来村里的老支书，与我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小时侯我们一起打弹子，玩造房子游戏，或者到河滩上拾各种色彩的小石子。女孩子则常常去挖野荠菜，采草莓等。

优美的自然环境陶冶了我幼小的心灵。那么当地人情又如何呢？徽州自古以来是一个孕育文化的地方， 徽州文化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和传统。近代教育家陶行知、胡适等名人以及著名画家渐江大师和黄宾虹先生都出生于此地。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歙派篆刻、徽派园林，以及中国京剧的前身――徽戏等都源出于徽州。中国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有二宝（徽墨、歙砚）出产于此。当地民风古朴，重视教育，崇尚读书。小时侯我生性腼腆，社会接触也很少。但在家庭、亲友以及邻里的有限关系和接触中，带给我的是亲切、宽容和那种愿意帮助别人的待客之道。可以说，童年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给了我一个遇事要多为别人着想的那种既单纯又善良的性格，一种对生活的憧憬和朴素的爱。尽管此后一生中经历了各种曲折与风浪，但这种从小孕育出来的性格，对我的成长和人生道路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我家的老屋（中），本人童年就住在二楼窗口那间房间。

边门上的图画数十年来仍栩栩如生。

家乡的亲人

       我家是女人的世界，即男的在外做事，女的在乡下干活当家。由于地少人多，这种情况在我们村子里很普遍。村里人大多是汪姓，汪氏是徽州八大姓之一，根据家谱祖先可以上溯到汪氏十四世孙唐初的越国公汪华。解放前，我的祖父在南通、海门和崇明一带经商，经营火油、香烟以及日用杂品等。父亲和伯父也在那里的店铺中做事。因此家乡留下的是祖母，伯母和我母亲。姑妈早年守寡，有时也和我们住在一起。姑妈的好脾气是出了名的，对小时侯的我也很关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家除祖母年龄大了在家外，伯母和我母亲也是天天起早摸黑在地里干活。

解放初期，祖父的商店关了门，父亲也失了业，1955年回乡又当了农民。所以说他是半路上重新变成一个重体力劳动者，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上山下地，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得了浮肿病，其艰难困苦程度可想而知。原来的帐房先生，变成了生产队的记分员。由于从小不在一起，父亲对我的影响要小得多。父亲的性格是梗直与老实，不善交际，更不会溜须拍马。父亲写的一手好字，如果活络一点，也许会有其他的机会。但由于过于老实，后大辈子只能在农村度过，不过也活到了八十七的高龄。我想自己性格中的老实与不善交际，就有着父亲的影子。

       我的母亲身材娇小，聪慧而又吃苦耐劳，脾性和耐性特好。她虽是一个缠了脚的旧时女子，文化程度也不高，但却很有主见，做活又心灵手巧，至少在当地村子里是位能干的妇女，左邻右舍有什么事往往总是找她商讨主意。我记得很小时侯，母亲总是用一根带子把我系在背上，走来走去，一边干活，一边哄我。母亲从未训斥过我，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慈爱和温馨。虽然只是童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是她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对她的回忆和深深的依恋之情，一生始终萦怀在我的心头。虽然在我工作以后，每月在经济上对父母亲有所贴补，但杯水车薪。没能使父母亲后辈子过上更舒坦的生活是我的终生遗憾和一直感到深深的自咎。

我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妹妹在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就由于产溽热而早逝了。这也是无知和农村医疗条件太差所害的。母亲也由于悲痛而变得一下子苍老许多。两个弟弟在当地读书，中学毕业后都受到文革影响，没有机会继续深造。后来小弟考上师专，大弟靠自学和函授，拿到大专文凭，现在都是县里的中学教师。从这一点来看，我是幸运的，从小在上海读书，从而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好脾气的姑妈

近乡情更怯

       自我八岁离开家乡来上海后，记得第一次回乡是在1957年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以后，这时已经十八岁了。在大学学习期间回去过一、二次，参加工作后，回乡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每次回乡，心里都会有一种恍惚梦幻的感觉。门前的青石板，屋边的桂花树，坞里的老井，河滩上的鹅卵石，无不激起童年时记忆的涟漪。几十年来，家乡也起了许多变化。过去交通不便，我们村子离县城约二十里路，来去都是走路，晚上点的是煤油灯。现在建了公路，河上又竖起了大坝，建起了水电站。有了电灯、电视、电话，又引入了自来水。几乎家家在造新屋，可以说生活条件有了很多改善。可是在我心中最有感情的还是故乡的自然环境，真担心现代化破坏那一草一木。曾有一时由于县城的一个造纸厂，我们村前清澈的河水，变成一条黑水，太可怕了，现在水总算又变清了。除了自然环境外，人世间的沧桑变化更令人感怀。儿时的同伴只认得现在村里的老支书。最感人的是每回乡一次，看到了父母亲的越来越苍老。母亲的头发越来越灰白，身体健康也越来越差，可还是那样辛劳。每次在家乡回上海那天，母亲总是早早起床，做一大堆豆黄油饼，给我路上吃。尽管我已成了教授，母亲对我依然如此，每念至此，眼泪总在眶里打转。

村里老支书（幼年老同学）

汪龙坑坝，上世纪建造的水电站。

渡口，回忆起儿时摆渡的情景。

隐约的山路，留下许多甜蜜的回忆。

捕鱼

　　1993年8月，本人随学校组织去黄山度假并顺道回故乡一行，此时父母亲都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途中有所感，回校后在校刊上发表，特记如下：

（一） 夜宿竹韵楼

秋鸣不绝耳

甜梦入童乡

方持荧火笼

觉来已鬓霜

（二） 排云亭观景

雾色渐浓群山淡

雾散容露胜画卷

倏忽云海浮腾起

蓬莱仙境重又现

（三） 下黄山（套李白“下江陵”诗）

朝辞西海白云间

千重云梯半日还

两旁美景留不住

轻莲碎步已下山

（四） 故乡行

陌路故径难觅寻

始信近乡更怯情

绿水青山景依旧

铁塔石坝象更新

老母憔悴风烛影

幼侄伶俐旭日明

万物变迁自有律

吾鬓已白毋伤心

黄山云海

奔丧小记（1995年2月10日记）

1995年农历除夕清晨，我还躺在床上，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抓起话筒，耳中传来家乡堂哥的急促乡音：“是‘华’吗？‘月’过辈了，快些回来…”我一下子还未反应过来，只是机械地挂上了电话，什么情况都忘了问。大年初一跨上开往家乡的火车，整整一夜我沉浸在遥远的回忆之中…

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童年记忆了。我家背靠青山，美丽的新安江就流过我们的村前。‘月’是我母亲的小名，从小我就学着大人带着变音‘味’呀‘味’地叫。以后我弟弟妹妹出世了，也是学着我这样叫。我八岁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母亲，来到上海。时间的河流似乎可以冲淡世间的一切感情，可有些情感留在心底是终生难忘的。幼年时母亲背着我上山下地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童年时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始终萦绕在我的心怀。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规律。母亲过世时已七十九岁，活到这把年纪也可算寿终正寝。可是我的心却是一阵阵的疚痛。十八年前，因我妹妹产后过世，母亲过于悲痛生了一场大病。此后身体一蹶不振，常发心脏病。九年前一次胃大出血又险些夺去了她的生命。最后两年又患全身酸痛，长期卧床，骨瘦如柴，真可说是一盏点干了油的灯。晚年母亲不要说享到什么“清福”，而是挣扎在痛苦之中。母亲一生勤劳、节俭，她待人和蔼可亲，乐于助人，一生总是想着他人，体谅别人的困难而宁愿自己受苦。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也从来不曾对我提出负担的要求。每当我寄些钱回家或回乡带些钱时，她总是说你也很困难，自己留着用吧！母亲思维清晰，有主见又心灵手巧。我在上海求学，母亲一直做鞋寄给我。一次，我从上海寄去了一个新式的鞋样。经过她的手，马上就风行了全村。如果不是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我想她也许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而现在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母亲的坚韧和生命力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母亲生我小弟时，家里没有其他的人，分娩时就自己接生，把脐带剪了下来。后来两次大病，都奇迹般活了下来。但精力总有枯竭的时候，当最后一滴油熬干的时候，终于再也…

大年初二清晨六点刚过，火车抵达了县城。从县城到我们村尚有十余公里的路，叫了一辆机动三轮卡，一路颠簸，直奔家乡而去。走进老家，来到母亲房内，母亲的遗体躺在床上，整个身子盖着一条被面。母亲身体已瘦成皮包骨头，令人心酸。据弟媳说，前几天母亲挣扎下床，跌到在地爬不起来。等到发现已受了凉并发严重感冒，小年夜晚上因痰痈闭气而逝。之前思维仍很清晰，听说我可能回家，还特地吩咐弟媳过年做汤圆给我吃。可现在，我却没能在母亲逝世前见上一面，不禁潸然泪下！

这里风俗还是土葬，虽然我认为火葬较文明，此时此地也只得随乡入俗了。首先是选择吉时于初三子时“入材”。用丝绵把母亲身体包扎后，还要穿七条裤子九件衣服，最外面是长袍。然后由我们弟兄三人抱着放入停在客堂中的棺材。敬拜后，由子女亲属轮流在母亲口边滴三滴酒和放三样菜，再填上石灰后合棺。初三上午“地理先生”带我们在母亲生前种枇杷树的山坡上看风水。“地理先生”是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头，拿了个八卦指南针，煞有介事地摆弄了一番，最后选定了一块面向新安江的坟地。下午是 “落葬”仪式。寿棺停在大门外石板路上。我们兄弟三人率子女敬香叩拜后，还需绕棺三圈，将点着火头的干柴放入各自的灶头内。接着是抬棺上山，一路放着炮竹，路上还得停两次。坟地首先由我们兄弟各挖三下，其余的落葬事宜都是邻里乡亲们来帮忙。年初四我们兄弟三人亲自在母亲的临时墓碑上刻上了字。

令我感动的是乡亲邻里们的热情和帮助，这是当地的民风，也和母亲生前的为人处世有关。邻居“黑铁”是我村原大队书记，亲自为我母亲丧事张罗安排。他总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乡亲们看上去是那么淳朴，可谈起天来也是海阔天空，头头是道。从卫星上天到汪辜会谈，从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到对当前社会上一些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抨击。议论精辟，自叹勿如。母亲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已去世，这次老表们来了，济济一堂，都说也是幸事，否则大家不可能坐在一起。

农村中风俗还有不少，什么“回呼”、“做七”等等。我是等不及了，初八就乘长途汽车踏上了归程。一路上仍沉浸在母亲丧事的悲痛之中。傍晚汽车驶近上海郊县，突然车中响起嘹亮的歌声。原来是回沪的年青民工唱起来的。是啊！明天，我们永远有明天。明天是青年人的。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一生中“想着他人”的精神，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是我做人的“楷模”。我将把此作为对母亲永远的怀念。

老屋前与父母亲及两位弟弟的全家合影（1986年）

母亲啊，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