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减重到局私的清代江苏和浙江制钱（上）

小满

　　清入关后百年间，通过攻伐掠夺获得的财富积累，各种优势都随着时间在慢慢消失。和明代一样，自乾隆后期，整个中国的原始耕作和纯手工的生产力开始凸显弊端，保守的机制使得国家的收支平衡开始一点一点倾斜。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帝的改革没有坚持下去，清代的游牧皇帝此时就更不懂得改革了。而欧洲此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马车和火车的比赛即将拉开序幕。

江苏和浙江地处东部沿海，到如今，依旧是汇集长江和大运河的南北枢纽，在明清时期自然是得天独厚的商品交换集散地。乾隆二十年陕西会馆碑记：东南一域，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

　　紧邻的江苏和浙江包含了诗人嘴中的锦绣江南。两省是清代的重要税赋、军饷、河工集征之地。这一切都和钱有关，此文就从嘉庆时期的江苏，浙江制钱开始。

　　嘉庆元年各省开铸新币，江苏和浙江相继鼓铸嘉庆通宝，初铸品均为库平一钱二分（4.5~5克），直径为2.5厘米左右。然而，由于按此实际鼓铸情况下，钱局亏损巨大，所以开铸不久，就开始减炉，制钱减重。

为什么会造成此原因呢？

铜原料的来源与价格。中国云南产铜，称为滇铜，基本供给给大西南；新疆有特色红铜，满足大西北的需求；而东南沿海则采购洋铜，洋铜即日本铜，这都是出于成本最优的考虑，毕竟清代的道路交通远落后秦汉。可是，自日本元禄八年，即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起，日本输出铜的数量已经开始不够国内使用，原料开始短缺，到了康熙五十年，日本开始限制清朝船舶入港。实际上，采办的日本铜料相对冶炼最精，到了国内首先要满足京局（户部、工部）的开铸需求。铜原料的价格也不断缕创新高。如果检验一下当时的制钱，会发现乾隆后期的制钱有些已经减重到3.5克左右，当然，这里面多少有官员腐败的原因在其中。

铜原料的不足，让乾隆时期的江苏省停炉了三次，浙江省停炉了两次。参考《光绪会典》，乾隆三十六年户部曾经几次调拨滇铜来满足江南各省的需求，最后由于路途太远，费时费力而不得不停运。

嘉庆二年，市面上银价忽然高涨（由此可见，鸦片的毒害，自嘉庆开始已经很严重了），白银在市场上流通的数量急剧减少，这势必也要求流通制钱数量需要大量增加。可是，铜原料的涨价又制约了制钱数量的增加（原料采购需要用银两结算），而钱局本无银两，需要从新铸制钱中划出，结果开铸制钱就是在亏钱。。。而到了嘉庆后期，银贵钱贱这个问题日益严重，江苏甚至出现纹银一两兑换制钱三千至四千文之多。伤透脑筋的相关地方官员，只能通过明显的减炉减重来维持日常的交付，由于不能停炉，到了嘉庆后期，制钱重量纷纷降至3克左右，甚至更低，直径只有2.3厘米以下。但，这只是减重的开始。

嘉庆早期和中晚期制钱

嘉庆宝苏局（江苏省）上排

嘉庆宝浙局（浙江省）下排

　　自左往右，可见浙江省的减重已经非常明显，最左侧的初铸直径为2.51厘米，重4.6克，而右侧最小直径2.15 厘米，重3克。特别恶劣的嘉庆小钱依然太难收集到。

　　嘉庆十七年（1812年），御前就江南制钱的薄脆等问题，帝责令军机大臣严办克扣铜斤和掺沙的官吏工匠。8年之后，嘉庆再次收到御史王家相的奏报：宝苏局在铸钱过程中，发生局私和陋规等舞弊内情，除了应解的军饷铸行大钱，平时铸钱均私小，制钱一千而不足四斤，自江苏，浙江，江西境内流通广泛。此时，已经是嘉庆二十五年，掺杂和加铅，舞弊等等问题，自然要落到了道光的御案上。

参考文献

光绪会典

清文献通考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