谝谝与无为寺有关的一些景、人、碑、文（二）

牛筋

引言

西云书院，现在叫大理一中，存一块名气比较大的石碑，叫“种松碑”。碑上所刻乃清嘉庆道光年间“岭南才子”宋湘的《七绝三首并序》，以及后人补刻宋湘所作《洱海行》一诗。

西云书院，创建于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和书院有关的名人挽起袖子一撸就是一大把，如：杨玉科，杜文秀，宋湘，刘安科，韦履洁，张伯简，王德三，周保中……或许，杜文秀应该位列杨玉科之前，因为没有杜文秀这位农民起义“领袖”，也就没有杨玉科这位镇压起义的“刽子手”。

无为寺，始建于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和寺有关的名人不挽袖子撸也有一大把，如：汝南王，杨慎，李元阳，沐璘，刘安科，赵诚伯，徐悲鸿，罗常培……无为寺曾于清咸丰丙辰年（1856年）被烧毁，这把火和起义军领袖杜文秀是否有关系呢？不知道，只知道这一年杜文秀叫人刻了“总统兵马大元帅杜”的大印。

“种松碑”和无为寺，都和一个人有点关系，这人就是光绪年间太和县令刘安科，刘安科仕途坎坷，曾发“挥毫空忆汝南王”之叹。

不妨先从汝南王谝起。

明朝汝南王朱有爋

明朝汝南王朱有爋游山后，写下《游山记》，刻在“叩之声如玉磬”的石碑上，史称“玉磬碑”。《滇志》和《康熙大理府志》记为“无为寺记”，可能有误，汝南王所书内容为游山而非游寺。一般取《万历云南通志》的记法，即称为《游山记》。

朱有爋是朱元璋的孙子，其父是朱家老五周王朱橚。老朱给26个儿子中已有子嗣的23个儿子，分别立下20字“方针”，各家依世系取名。给老五家的20字方针是：“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格广登庸。”老朱其实真有文化，一下笔就是一首五绝！老五的儿子们属于“有”字辈“火”旁，个个有火，容易引火烧身。五绝第一句“有子同安睦”，立意高、愿景好，可惜老五家的几个儿子不争气，没有半点“安睦”的气息。问题主要就出在朱有爋。

朱有爋为了承袭周王爵位，撅着屁股（“尻益高”）向堂哥皇帝朱允炆示好，跟他举报自己的父亲朱橚和大哥朱有燉谋反，导致其父其兄被削去王爵发配云南。作为臣子，他似乎很忠君；作为儿子，的确很坑爹；作为弟弟，丝毫没有悌恭之心。朱有爋在家里排行老二，可是并不“二”，从他所写的《游山记》来看，并非傻子的文笔。他举报自己老爹和大哥谋反，主要是因为自己排行老二，没机会承袭周王的爵位，只能把自己的老爹大哥出卖给皇帝，自己立功袭爵，走马上任。

老朱家的老四和老五是同母兄弟，朱允炆自然对这两个叔叔生有提防之心。朱有爋告自己的亲爹谋反，对于朱允炆来说简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骨肉相残，恰成铁证，立马就把五叔给办了，贬为庶人，流放云南蒙化府。书上说朱允炆“优柔寡断”，不全是，搞掉自己的五叔就显得十分利索。

朱橚似乎并不热衷政治，青年时代就立志成为一名中草药学家，以救死扶伤为使命。他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了实验室，研究中草药配方，还出版了学术研究论文集《袖珍方》。后代学者对《袖珍方》的引用率特别高，其中就有李时珍。李时珍的论文《本草纲目》多次较大篇幅引用《袖珍方》，差点就搞出明朝最大的学术抄袭事件。

朱橚虽然被贬谪，但他体恤民生疾苦，当他看到百姓经常靠采野菜充饥、却又因误食毒草毒蘑菇而致死的惨景，他开始专攻植物分类学，分辨出几百种食用野生植物，出版了论文集《救荒本草》，当中共记述了414种植物，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属于新种。《救荒本草》的出版是中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而朱橚成为一代“西南草王”。

朱有爋应该喜欢吃“烟熏肉”，而大哥朱有燉（同“炖”）大概喜欢吃“炖肉”。朱有燉作为周王世子，朱橚很早就让他打理藩务。作为父亲，朱橚称自己的儿子们为“燉儿”、“爋儿”。朱有爋从来不喊大哥，直接喊名字，而且一喊就是一大串这样的声音：“…有炖猪…有炖猪…有炖猪”。朱有燉似乎并不在意弟弟如何称呼自己，从不和这个有点“二”的弟弟较劲，而专意于戏曲文艺的研究创作。

朱有燉是元明两代杂剧作者中传世作品最多的一位，传世杂剧31本。他尤其擅长创作关于当时妓女、乐人的作品，艺术来源于生活，因为有生活，所以没时间像弟弟一样去权力圈里边瞎搞，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杂剧家。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他生前已向皇帝申请，自己的王妃和夫人们不需要为他殉葬，皇帝也已经应允，可是由于他死了之后，皇帝的旨意晚到一步，他的王妃和夫人们已经殉死了。朱有燉无子，周王爵位由其弟朱有爝承袭。

朱有爋的老爹和大哥，一理一文，成为学界佳话。

与父兄不同，朱有爋沉迷于政治和权力，不能自拔。他千算万算，万万没算到堂哥朱允炆会下台，四伯父朱棣会上位。朱棣上位，立马就为朱橚和朱有燉平反昭雪并恢复爵位。四伯父和老爹才是“兄友弟恭”的楷模。这下该轮到朱有爋倒霉了，被贬到大理。朱有爋在大理期间，郁郁不得志，游山玩水，似乎颇有感悟，写下《游山记》。这篇文字，不失政治家的风格，假话连篇。

朱有爋《游山记》写到：“叶榆多名山，拔地峭竖，相拱林立，其紫城西北有曰银溪山者，盖苍山名峰之一。”“银溪山”，也就是今天所称的兰峰。汝南王与僧对坐无语，“不觉时移而夕阳在木之末矣”。

于是，他感慨到：“人之处世也，其志虽洁，其劳役则不克以安乎外；其行虽清，其思虑则不克以佚乎内。余生也乐安佚，爱清洁，故自髫岁，已抱潇洒之怀，尘表之想，以时多乖，不克即遂。重蒙伯父皇上拯余一生于万死之中，置之极安之地，心怡身荣，故得探此胜事，亦足以惬素怀，譬池鱼笼鹤，游泳翱翔于巨壑青冥耳，何其幸哉！向之所谓志洁行清者，其或庶几乎？”

汝南王的这一番感慨，正是出于对当年举报父兄谋反，后父兄被明成祖朱棣赦罪复爵、自己反而被迁于大理的自我辩解。可惜的是，他的这番感悟只是在“夕阳在木之末”的片刻时间，他终究还是没有悟透“忠孝悌”三字。二十年后，在他的堂孙朱瞻基当皇帝的时候，他又数次举报大哥谋反，最终被查实是诬陷，遂被削爵贬为庶人，封国也被撤除，罪及后人。那时候，他是否还记得曾经自我标榜“志洁行清”呢？

《游山记》末尾提到了做此文并刻于石碑的原因，他自比于王羲之使兰亭闻名于世，若自己不把此行记录下来流传后世的话，“则山川秀气湮没于遐陬，将来岂不为云林之愧欤”？

汝南王入不了云林，也担不起“志洁行清”者之名，“做文刻碑”，怕也污了玉磬之音、青石之色。

汝南王在大理留迹、留名、留文、留碑，据说还娶了一位白族金花为妃，惹得后人四处寻找“白妃”陵墓。汝南王遭贬谪而流放大理，自然拨动了无数后世文人敏感、虚荣而又矫情的心弦。

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正德辛未科状元杨慎，就被汝南王拨得弦音袅袅。杨慎游苍山，到达无为寺，见了玉磬碑，顿时就觉得与汝南王来了一次“神交”，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因以木击之，歌少陵春山相求之诗”。杨慎是位打击乐爱好者，一边敲打石碑，一边唱道：“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一曲下来，大汗淋漓，身心舒畅。但仍觉意犹未尽，回家后继续挥毫写下《观汝南王玉磬碑引》并谱曲，闲来就敲着鞋底高歌：“汝南帝子真天人，冰壶玉树凌风尘。…眼见双林成古丘，谁问君王仙迹留。可怜南浦西山外，犹有鸣鸾歌舞楼。”

杨慎和老爹杨廷和因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与嘉靖帝发生对抗，作为四朝元老的杨廷和被问罪削职为民，杨慎则谪戍云南永昌卫。杨慎由峰顶跌落谷底，虽可寄情于山水，但难以抚平悒郁之心，引汝南王以自怜，抒胸中之块垒。

清光绪丙戌科第二甲进士出身刘安科任太和县令时游览了无为寺，并留下“树色溪声无恙，何处碑寻玉磬，挥毫空忆汝南王”之叹。刘安科工于诗，尤善画竹。书上说，他“一生悒郁，恒于醉墨槎芽中寄之”。究竟悒郁什么呢？不完全知道。刘安科历任太和知县、陕西知县、昆阳知州，知县是正七品官，知州是从五品官。他是不是悒郁自己的仕途？

与刘安科同科三甲同进士出身的王树楠曾经曰过：“有清末造人文之盛，莫过於丙戌一科。”就是说，这一科大人物太多。如徐世昌（大学士、军机大臣，后来民国大总统）、荣庆（军机大臣）、邹嘉来（尚书）、伊克坦（副都御史）、杨士骧（总督）、陈夔龙（总督）、冯煦（巡抚）、吴品珩（布政使）、王树楠（布政使）、王人文（布政使）等等。

刘安科在大理任县令的时间大概在1896年前后，距考中进士已十年时间，虽然那些大人物也还没有后来那么大，但自己小小一个七品县令，来到老少边穷地方，觉得怀才不遇。

刘安科在大理期间，还有一段与《种松碑》的渊源。《种松碑》刻宋湘七绝三首并序和古诗《洱海行》。

宋湘于嘉庆年间任迤西道巡道兼代理大理知府，后改任曲靖知府，道光二年从曲靖知府改任永昌知府，三首七绝并序作于道光二年三月。根据他清明节（三月十四日）在保山作《喜雨》诗，结合三首七绝诗的内容，可推断，并非在大理所作，且原未立碑，只是留下一幅墨迹。刘安科与《种松碑》究竟有何缘分？一种说法是，刘任太和县令时，听闻有此墨迹，遂以重金收买入藏，并托西云书院山长韦履洁（光绪庚寅恩科二甲进士出身）双钩刻石留于书院；另一种说法是刘托韦履洁在碑上补刻了《洱海行》。

碑文为直行楷书，14行，前3行为序，中5行为七绝三首，后6行刻《洱海行》。 从石碑上看，《洱海行》明显是补刻上去的。

如果现存《种松碑》上的“七绝三首并序”和“洱海行”并非一人所刻，那么最早的碑刻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此碑最初立于苍山神祠，后被移入大理城崇敬书院（有的书上说是“崇正书院”，应为笔误，后者位于巍山县城），之后又被杨玉科圈占进自家爵府。苍山神祠还有一块石碑，刻有宋湘游苍山后所作《苍山诗》。或许，《种松碑》和《苍山诗碑》为同一时间所刻。《苍山诗》作于道光五年，也就是作“七绝三首并序”之后两年；同年，宋湘升任湖北督粮道；第二年，宋湘去世。

如此，不应有刘安科托韦履洁刻《种松碑》之事，刘安科所藏乃《洱海行》而非“七绝三首并序”。

《种松碑》“七绝三首并序”传诵甚广，尤其是第三首。全诗曰：

携迤西道篆曰：买松子三石，课民种于三塔寺后，为其濯濯也。今日有报，松已寻丈，其势郁然成林，予喜且感，系以三绝句。

 

不见苍山已六年，旧游如梦事如烟。

多情竹报平安在，流水桃花一惘然。

 

古雪神云看几回，十围柳大白头催。

才知万里滇南走，天遣苍山种树来。

 

一粒丹砂一鼎封，一枚松子一株松。

何时再买三千石，遍种云中十九峰。

关于《种松碑》上后人补刻，也就是刘安科托韦履洁补刻的《洱海行》，据说世上还存有宋湘的行草真迹。这首《洱海行》，原题为《洱海吟同沙太令琛谐李员外蟠根有作》，是宋湘与友人沙琛、大理本地文人李蟠根一同泛舟洱海时乘兴所作。全诗曰：

半年鹿鹿趋簿书，今日水边捉一壶。

此水气与苍山驱，洱河洱海随世呼。

或言此水汉所摹，今昆明水非厥初。

此事考之地或符，嬴颠刘撅争何愚。

蒙氏段氏岂足道，蛟龙宫阙终模糊。

书生得景且饮酒，海神劝客且烹鱼。

去年海鱼不可厨，今年海鱼鲜且腴。

使君德薄口福好，秃笔力槁风格馀。

瀛洲况复夙所到，神山何必拘厥墟。

星辰日月天光趋，人民城郭近远濡。

苍山数塔出天表，倒影窈窕冲融俱。

譬如君往罗浮隅，蓬莱一股何容与。

此水西湖比西子，不然虹贯沧江图。

使君来逢海色舒，海田黄稻香可租。

年丰人乐坐无事，诗酒落肚心胆粗。

风月岂可使寂寞，山水自好谁亲疏。

使君长安多酒徒，南来万里白云孤。

此邦沙子好诗手，同日李子能文儒。

酒边佳句谁最殊，神当赠之明月珠。

神之言语听取无，江山自古人所扶。

山东李白久不作，客复不饮胡为乎。

城乌哑哑西日哺，高谈深酌神应娱。

云烟落纸掷海水，神乎谓我诗何如。

此诗白描写意，虚实相融，令人击掌叫好！

这一首二十三韵七言古诗，共322字，补刻于《种松碑》时题为“洱海行”。不少人到大理一中校园，都要驻足、留影，但有人根本不去读、不会读碑上的文字，居然人云亦云“此诗为五言古诗”，有的竟然说是“洱海行五言诗十首”，简直荒唐至极！

虽然碑文用行草书就，有些字确实不好辨认，但首韵二句诗是很容易断句的，很明显就是七言诗。即便是识文断句之力所不逮，但可以数数有多少个字便可了然。

为了名气，或者，有了名气，就难免招摇过市、造谣生事，《种松碑》如此，《洱海行》如此，而关于无为寺的很多说法更是胡说八道：“晒经坡”、“翠华楼”、“赞陀崛多”、“大理国皇帝出家无为寺”、“唐杉”……

1942年，徐悲鸿游无为寺，为寺前的3棵“唐杉”作画，作品完成后题为“唐树”，但徐悲鸿并未题字。2011年，在树下立了一碑，上书“唐杉”两个鲜红大字，并附相关简介。其中，提到了徐悲鸿为树写生，但未有题字之说。而有人居然说石头上“唐杉”二字为徐悲鸿所书，无端造谣。

若真有徐悲鸿题字，应该相信，无为寺僧人们肯定早就按耐不住，把字装裱起来供奉香火，如何等到近年才将其刻于石而招摇之。再说了，石碑上的“唐杉”很明显是现在电脑打印的字体，更与徐悲鸿的字迹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