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一一东区小学

弓长章

　 1966年9月，完成了三年幼儿园快乐生活的我，就近进入了东区小学，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半的童年时光。

之所以是五年半，是因为我们上小学那年，刚好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当时有一句流行很广的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按这个原则，我们的小学只要读五年的。但到1969年，不知谁说了这样一句话：学年应该与公元的年要一致。为了这个一致，我们读了三个学期的三年级，1970年初，我们上了四年级，顺利完成了教育要革命的任务：秋季入学改成了春季入学。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老师无所适从，学生无心读书。特别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课基本上是读毛主席语录，大家整天捧着一本红宝书，摇头晃脑地读着。偶尔还开批斗会，批斗的对象由工宣队决定。突然有一天，老红军陈金和他的夫人戴老师被批斗了。会后，还要戴上高高的纸帽，到大街上游街。我们跟在后面，不知所以的跟着呼口号：打倒某某某等等。想起来，当年的我们，是那么的无知和无奈。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碰到了一大批好老师。慈祥和蔼的马受兰(音)老师，和声细语的丘仰松老师，见多识广的董成萌老师，目光如炬的李文泰老师等等。

三年级，董成萌老师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数学老师。董老师见多识广，数学课上得好。每一节课他都精心准备，引今博古，一节简单的数学课，让他上成了艺术课。每天听董老师上课，同学们都觉得时间太短。

有一天，学校组织劳动，内容是每个人桃一担土肥料，到学校的农场——十里埔农场。一路上，董老师跟大家说说笑笑的，还出了一道数学题让大家算：一加到一百等于多少？小学三年级的我们，苦思冥想，不知其所以然。董老师循循诱导，使大家豁然开朗。读了高中以后我知道了，当年董老师在对我们进行等差数列知识的渗透。

五年级，李文泰老师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语文课老师。李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严格要求，他一走进课堂，目光炯炯的扫视全场，整个课堂鸦雀无声。整整一年，李老师几乎每天都要求我们写一篇小作文，每周写一篇大作文，而且全批全改，为我们的作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偶尔，我的作文当成范文，在课堂上朗读的时候，我曾经梦想着，将来能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

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的母校东区小学，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现任黄校长聊天，他总是如数家珍的说着东区小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是呀，母校虽然学生不多，面积不大，但不影响她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传承着母校的优良品格，奋斗并且思念着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