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我的父親：图文/玉竹</h3><h3>我的父親在我脑海里到底长像整样，我还一时说不出，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失，父親的样子是越来越模糊，因我父親在一九六八年中就逝世了，当时我还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十来岁的孩子，这一晃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已是快五十年了五十年来我不断的在回忆寻找父親的身影，多少次在梦中遇见，也是一晃而过，残留下的仍然是他那模糊不清的身影，越是这样，思念越浓越沉，也许你会说：傻呵，看看你父親的像片不就知道了吗。我也想看看父親的像片，可是我们家中就没一張他的照片，连同他和母親的我们的合影都没有一张，不是没有照过，连同他和同事，亲友的照片书信都在这世界消失了，就如同他这个人一样消失在茫茫的大海里，千呼万唤不在回，这到底是咋回事，故事还是要从我父親说起</h3><h3>我父親是地道重庆人，在父親家中他是独丁，是传宗接代的希望，他还有一个姐姐，那个时代女嫁出去了，就不在是本家人了，是别人家的。父親有着重庆人的耿直，热情，大方好客，爱邦忙的性格，而且还是多才多艺，会拉二胡，打鼓，会唱川戏，还会讲点古书上的评书，并有一手好电工的手艺，谁家灯坏了，开关坏了，找他立马修好。记得我父親中等个子，清瘦中透着精气神，中山装的上衣口袋中老插着一支自来水笔，小分头，不大的眼晴透着热情的目光，一双旧的但随时是亮堂堂的皮鞋，见人总是一付笑脸，给人和蔼可亲的模样。我们家就在厂区的家属宿舍，一楼一底的木扳房，二室一厨，二十来个平方，一家七口人住，哪个年代就是这个条件，门外有庭坝，记都小时候我家庭坝特别热闹，特别是夏天，摆一张棹子和大大小小各式的坂橙，一到天要查黑时，父親的同事朋友就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那时不打牌不打麻将，每逢星期六晚上，川戏爱好者锣鼓齐鸣唱川戏，很是热闹，那时我们的家是厂里的一道风景线，厂里的人有事无事都爱上家坐坐，闲聊几句，父親算的上是厂里名人了。父親也有着重庆人那种火暴的脾气，爱认个死理，经常和同事朋友为鸡毛小事争的面红耳赤，正因为这个脾气许多荣誊都已和他擦肩而过，多少风言风语都朝向他，父親爱下象棋，当时我厂的党委书记，老红军，姓王也爱这口，也正好和我们同一幢，我家在最前，他家在最后，而且还靠山壁，每到阴雨天，他家总翻潮，六十年代是先生产，后生活，干部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分房时是工人先选，干部越大越后选。我们现在怀念那个时代的干群关系，怀念那个时代干部的清洁廉正。每到星期六晚上二人总要拉开阵式杀上两盘，父親当时要年轻些，书记要年长些，两人有时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脖子粗，谁也不让谁，有时还拍掉子，大家都师空见贯了，父親一点面子也不给书记留。正因为有这火暴脾气，导至了他一身的痛苦，你不是有名吗，还跟书记是哥们，这就招人记恨。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在我厂一展开，先斗走资派，王书记是第一个最先揪出来斗的，后来有人到造反派那儿告密说父親是王书记包庇的坏人，在重庆参加过袍哥，是国民党潜伏下来们特务，这个告密的曾是我家的常客，我家还有恩于他，于是父親大难临头，父親被揪了出来同王书记站在一起带高冒子，掛铁牌，白天斗，晚上打，家属不能见，整整一个星期的批斗，要父親签一个认罪书，承认自己是特务要签认了就可回家，父親明白这个道理，认了全家倒霉，不认就一人完蛋，父親被打得半死不活都不签这个字，最后父亲采取了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他死后造反派连夜收查我家，带走了所有他的书信照片，凡是有他在上面的照片都统统收走了，所以至今我们没有父親的任何照片。父親到底是怎么死的，至今也不清楚，厂里说是他跳河自杀，私下有知情人说是打死后扔在河里的，死后不准家属见面，火化后不准家属领骨灰，父親就这样唅冤而去，不明不白消失在这个世界。父親死后我们兄妹也从红五类，老子英雄儿好汉，一下变成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黑五类，父親死后母親独自一人挑起这个家，我母家是大字不认的家庭妇女，没有正式工作，靠给厂里的人缝缝补补，苦撑着把我们养大，那个苦那个难就可想而知了，多年后父親得以平反昭雪，我们问厂里父親的骨灰在哪里，厂里不知到，问当事人，当事人说那个年代谁管一个特务的骨灰。我们要求返回被收走的照片和书信时，被告之父親死后造反派统统烧了。天啊，到现在我们每逢清明到江边去给父親烧纸，让江水带走我们的思念。父親走了快五十年了，留给我的只是梦中父親那模糊的身影，二零零七年我母親逝世，我们兄妹商量还是给母親买个双棺，碑上刻母親和父親的名字，每年清明就一起祭拜，在下棺时父親的棺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有碑上刻着父親的名字，一个消失快五十年的名字，那天我仰天长啸，父親你在哪儿，你在天堂吗:</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