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

红玫

文/傅梅红

　　 

迄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六年，六年的光阴洗刷了我许多记忆，但父亲生前对我的仁慈厚爱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每每念及父亲，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他对我的谆谆教诲时刻在我脑中回荡，也常常激起我对父亲深深的怀念。

  我的父亲姐弟妹共八个，父亲排行男丁老大，因此也就承担更大的责任。读小学的时候就被生活所迫，负起养家的担子，早早地跟着爷爷做起了磨豆腐的营生。又早早结婚，娶了同村的母亲，从此父亲担起了一个大家庭十几口人的全部生计。

　　 

上个世纪70年代，农村的家庭通常都生养三个以上的子女，而我家只有哥哥和我两个孩子。父亲不懂高深的理论，他的想法简单质朴，只生养两个孩子这不仅是为自觉响应国家计生政策，更重要的是担心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培养不起孩子，耽误了我们。

那时我们那有个说法“人生三大苦”：撑船 打铁 卖豆腐。而在我四岁时，父母亲到离家30公里开外的越南归侨集中住宅区租了一间矮小的摇摇欲坠的土房子，经营起这三大苦之一的卖豆腐。30公里的距离对于举家仅有一架大后座的二手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家庭而言，可谓千里迢迢。

从此，我和大一岁的哥哥顺理成章地成为三面临山的西山村的一对留守儿童。每隔一两个月，我和父亲才能相聚，这时，他总会将我高高举起，要称一下女儿是不是重了？看到父亲的面容变化可以推测我的体重变化：重了，父亲就笑了；轻了，父亲就变得严肃些。我是父亲心上的晴雨表。

　　 

那时，在当地村里重男轻女的观念特别严重。而父亲对于女孩的我反而比对哥哥更加慈爱。听母亲说在我小时候，我见母亲在清洗制作豆腐用的模版木块，被钉子划破了手，流了血，我坚持要母亲让给我洗。我挥着手臂來回得意地刷洗着，没成想，也被划破皮。父亲当时生气地责怪母亲没先将钉子处理掉。母亲念此事，总不忘加上叨念着，你爸是多疼你啊！

到了我读小学的时候，一放寒暑假，这时我们一家四口团聚的时候。某一个村落迎來普度或佛生日，豆腐的需求量增多，磨的豆腐要从原來的十锅增加至二十锅，人手不够。于是一家四人分成两个班次。我是家里最笨的那一个，父母叫我“憨不呆”，动作最慢，力气最小，便和父亲理所当然地分在了一个班组，父亲和我上晚班，从傍晚至凌晨1一2点左右；母亲和哥上早班，凌晨2点至早市时间。父亲那段时间格外辛苦，几乎每天都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5点钟便要起床，送货去了。

　　 

记忆中陪伴在父亲身边的日子比哥哥多，想来我是多么幸运。也因如此，我也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听到更多故事的特权。因为年少，嗜睡，我会在“上班”时间时不时打盹。父亲从不会生硬地叫醒我，而是趁机给我讲各种有趣离奇的故事，帮助我抗瞌睡虫。如今，我也只能记住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故事，其他的都被瞌睡虫“吃掉”了或者被岁月冲淡模糊了记忆，记忆最深刻的是《天有多高？》。故事大概是：一大户人家有三个儿媳妇，个个想主持家事，谁也不甘示弱。老大读书识字，老二农村风俗事很拿手，老三惯于农活。三个女主都有绝活，家里谁也少不了。为这事，公公召集三个儿媳妇，出了一道题，“天有多高？”，哪一个答得好，就由谁主持家事。三个儿媳妇充分蕴酿，最后纷纷给出答案，令公公瞠目结舌，言出佩服，又陷入无法定夺的局面！老大习诗书，她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天”即“百尺加一个手臂的高度”。老二拿手戏是农村风俗事，她说“一年内，年底廿三送神，年初初四接神，‘天’是神明來回走十二天路程”。老三抓耳挠腮，红着脸说“公公常说我插秧时，屁股抬到半天高，我看，‘天’有两个屁股高！”听到此，我便从朦胧瞌睡中醒来，和父亲两个人一大一小一老一少笑得前仰后合……

在那低矮、漏雨的租屋里，父亲一坚持就是二十年。一家人简简单单的快乐常常从瓦楞缝里钻出，传向周边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只因，父亲会一边在劳动中，一边给家人讲故事，讲笑话。也因为父亲，再难再苦的日子里，我们的小家庭从来也没有缺少过欢声笑语。父亲一生辛劳，但从未因为过劳摆架子随意对家人大发雷霆过，从没唉声叹气过。父亲用一生诠释着纯朴的家风家训：家庭成员要和谐相处，互相珍惜父慈子孝。对待生活要充满希望，乐观面对未来。

那时经常陪父亲在生鲜市场早市上摆摊，小时候的我常对父亲的行为感到疑惑。4块豆腐卖得一块钱，有的顾客已拿4块豆腐，又会顺手多拿1块放进袋子里，一样只给一块钱，父亲却始终微笑着视若无睹。顾客走后，已经会做算术的我忍不住好奇心问父亲：“刚才客人多拿走1块豆腐，您没纠正！”父亲说：“你看对方的衣著，估计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多拿1块说不定回去能多解决一个孩子一餐的配饭问题。我们呢，也卖得更快，早点结束……”那时，我似懂非懂！

父亲偶尔也会让我顶替站一会儿摊位，摊前总站着一些想买的人，本来找我买了回去就是了，偏偏要等我父亲来，时不时问一句：你父亲快回來了？我真是搞不懂，他们究竟是买还是不买？也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找我父亲买，应该是为了能占点便宜。可事实上，我发现，绝大部分的顾客是等父亲来了，拿了豆腐，如数付款后就离开了。这就让我更加困惑了。长大以后，经历了更多事，我才渐渐明白了：他们之所以非得找父亲买，只为和父亲照个面，说上简短的几句话，完成一个动作，达成一个契约——“今天我來了，明天我还來！”那该是怎样的一种行业诚信才让父亲获得了这么重的信任和感情。

　　 

父亲最后留下一本厚厚的老旧账本，这是一本记录他前前后后整整四十年经营豆腐生意的过程中别人欠下的各条细账。父亲交代：我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这本子上的账务不必去讨要了！如果有人自己找上门来偿还，对照这本子上的数额，不能多要别人的钱，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父亲只有62年的阳寿，在62年的最后5年里，父亲与淋巴癌艰难地抗争着。在病痛面前，父亲总是很乐观，天天笑眯眯，从不与人谈论自己的病情，好像病情与自己无关一样。有时母亲会暗地里垂泪，被父亲发现了，他会拉着母亲的手说：“人总有一死，只是时间问题！我算幸运了！咱们的一对儿女，一个是人民警察，一个是人民教师，也算都是“吃国家头路”的人，也都已各自成家，我呢爷爷、外公都当了，我值了”。果真，父亲是位彻底乐观的人吗？我想父亲想用那如山的厚爱，隐匿自己的悲伤，只愿自己的亲人快乐。

2011年清明节当天，他还为我们做了一锅豆腐，父亲合上眼时，面带笑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豆腐香气四起……

　　 

现在每次我吃自家人做的豆腐，一样的醇香细腻，我们一家人依然安居乐业。我就觉得父亲从未离开，他只是从这个星球移居到了我们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