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郭家大院的往事

淡定

　　从郭家大院走出来的父老兄弟姐妹、历经风雨，奋力拼搏，每当我翻阅一张张留住记忆的照片，就勾起我的片片回忆，时光飞逝，转眼我已白发苍苍，.但刻骨铭心的往事，却永远难以忘怀，留下些许回忆，以作留念，并告诫我们的后代，要象我们的祖辈一样，以诚待人，发奋图強！

岁月匆匆，记忆犹新。

　　我家祖籍鄂西北大山里的上鄂坪i的谢家塔村，祖父名俊芳、字秀夫，生于1897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1934年举家迁至本县三堰坝，购房置地务农，1940年又率全家进城，在西关街购置了约1100平米的房产，建立了《大兴恒》号商铺，由我父亲经商，当时的交通运输那有现在,这样的条件，父亲历经艰辛、千里迢迢骑马、蹬自行车往返于汉口、河南、襄凡等地、从事桐油生漆等土特产、和煤油、布匹等百货交易。由于《大兴恒》商铺诚信经商，深得众多合作伙伴和用户的赞誉。

1949年竹溪解放，为迎接解放，祖父率先自筹资金，买腰鼓组建了腰鼓队，挂红旗、放鞭炮敲锣打鼓地迎接解放军进城，并且把自已心爱的坐骑无偿赠与当时任共产党竹溪县政府的杨县长享用。被共产党竹溪县政府赠誉为“开明人士”。

1950年，轰轰烈列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公私合营是国策，爷爷积极参与，带头参与公私合营，把部分房产和经商的全部资产参与了《公私合营》，父亲被竹溪县人民政府委任为竹溪县工商联合会主任。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父亲莫明其妙的被划成了“右派”并关进了监狱，爷爷因遭受“卸磨杀驴”之困惑，和父亲无辜遭受的莫须有的罪名而入狱，因此，郁闷而病床不起，于1958年正月十七日含愤逝世，享年63岁，爷爷逝世后，家人还不敢声张，也不敢开追悼会，只有悄悄的请三堰坝的自家叔伯兄弟，抬到三堰坝的老屋后安葬。事后，贤良慈善的奶奶也因爷爷突然离世、和父亲遭受不白之冤而惨遭牢狱之灾，也悲愤的上吊身亡。可怜的奶奶连当时葬在的地方也被后来的“,农业学大寨”时被挖平了而无法找到。

(爷爷的义举，是我在1969年(当年我16岁)，被“下放”到农村邱家沟，在中峰公社永丰六队·遇到当时的“走资派”的竹溪县县长崔兴泽悄悄告诉给我的，他最后说:你爷爷了不起，郭家是一家好人呀！……)

(爷爷、奶奶去世时我当年5岁，出事后我均被送到隔我家不远的徐家大姨家，回家后，不见了爷爷，奶奶。我就大声叫!“我要爷爷，我要奶奶”，母亲只好含泪說:爷爷、奶奶“走人家”去了，此事，我一直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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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们年少时

父亲1982一2004年部分照片

　　 

第一次被“扫地出门”

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飘扬大地，共产主义的大食堂也在郭家大院轰轰火火地办起来了，郭家大院是无偿共用的，人们高兴的砸了自家锅、盆、碗盞，步入了吃大锅饭的喜悦的高潮，不幸，人民公社的大食堂不久便天折了。可我家又成了城关人民公社(相当于现时的城关镇镇政府)的占用地。

1959年我们全家被赶出了郭家大院，住在隔壁的胡家院的三间小屋，当时，大姐在福建漳州工作，大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二姐在武汉念大学，二哥在药店当学徒，三哥在念初中，母亲要上山”大办钢铁”，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天刚擦黑，我听到街上闹哄哄的，我一个人在家里也不敢出去看，突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后，来人就大声吆喝:郭承泗想要见你们一下。我出门一看，一长串人被绳索紧紧地拴住两只胳膊，连在一起，站在街中心等待。我在何家门前，看到父亲也被这样拴着连在一起，心里很是害怕，父亲双眼含滿泪水，说不出话来，接着就被強行吆喝着押往高桥方向走去……。

后来，父亲被关进监狱，(现县公安局后面)，母亲每隔几天就做点可口的饭菜，让我或三哥给父亲送去，走到公安局的大门口，岗哨就不让进了，并要我用筷子尝一点才由他送进去，这些难忘的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960年，迫于社会与政治压力，母亲和我的户口迁往了福建漳州，在大姐家居住，家里仅留下了二哥和三哥，在福建我念小学二年级，由于老师讲课有时讲客家话，我听不僮，加之母亲又挂念在家里的两个哥哥，当时的政治风气也略为平静了，1962年母亲带着我又回到了老家竹溪，我们回来时，郭家大院已归还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家只居住了五间，另外的房子，中间住着居民郭隆贤一家人，后面五间住的是当时的县武装部长赵景瑞一家人，前面东西两边厢房住的是县商业局局长张万灵一家，和县供销社主任杨瑞敏、李尚进的一家人。赵景瑞一家人搬走以后，又搬进来县食品公司的经理郭文生一家住在后院。

( 郭文生，黄河北人，军转后被安排在县食品公司当经理，他的老婆刘代秀系本县泉溪农村的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此人高不过一米.六，矮且胖，一双金魚眼，仿佛时刻都与人有仇似的，因善会“忆苦思甜”，混了个共产党员的名号，也就是这个刘代秀，就象是窜进郭家大院的一条疯狗，使平静和谐的郭家大院风起云涌，是迫害我家，使我的母亲和兄弟遭受灾难的罪魁祸首。)

 

第二次又被“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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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1962年回到郭家大院时，家里已又增添了一人一哑巴，他姓夏，是奶奶的一个远房侄儿，因解放前闹饥荒，哑巴的一家人全被饿死了奶奶就把当时年仅几岁的哑巴收养在郭家，不然的话，哑巴当时也会被饿死，( 我们兄弟都尊称他寡子叔 )，从山里到进城一直到1958年，哑巴一直在郭家同吃同住生活了40多年，郭家一直把他视家人同待，1958年由于家庭环境的变故，当时的人民公社就把哑巴安排在县漆場做工。

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开始了，由于哑巴本身就受人歧视，在漆場生存不下去而且并又面临再次被饿死的处境，哑巴自己又跑到郭家，说什么再也不肯离开郭家，无奈，郭家再一次收纳了他，可谁也没想到，这次收养哑巴，竞给家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刘代秀早就对我家心怀羡慕嫉妒恨，终于机会来了，她就串通一些人，说解放十几年了，郭家还在雇长工，并造谣说哑巴原本不哑，并会识文写字，是在解放前给郭家当长工，挖菜园时挖 了一缸银元，郭家因此才发了大财，为了谋财，郭家下药把他毒成了哑巴的，现在郭家还存有大量的银元和珠宝，古老的传说，被她演变成“现实”，也蒙蔽了部分群众，更何况当时正是“激情”岁月之时，她就纠集一些街道上一些无业游民，谓之造反派，对我家实施了“大抄家”，当时刘,代秀领着一伙人，她手拿纸和笔要让哑巴写字，哑巴当时都吓坏了，一个在解放前差点被饿死的哑孩子，能有条件上学念书吗？自然也写不出什么字，更认不得他们所写的是什么东西，刘代秀当时又打圆場，说:哑巴几十年沒有拿笔了，加上吃了毒药，所'以现在认不得字了。我当年13岁，亲眼目睹此事并一直烙印在我的印象之中，与此同时我家也被翻了个底朝天，墙被敲，地被挖，翻箱倒柜的但并沒有找到什么，他们于是就把家里的花瓶，碗，盘子，和盛汤用各种汤锅，因为上面有古字画是“四旧”，通通的被砸碎掉，抄家至下午六点左右，我家厨房的锅里蒸的饭，一半是大米饭一半是玉米糁饭，是蒸好'后在吃饭时把二者拌合在一起，这是竹溪俗称的“面面饭”。因为竹溪当时居民供应粮是一人26斤，凭粮食本购买，大米40%，面粉30%玉米糁30%。母亲聪慧能干，心灵手巧，每天都在为一家人的衣食住行操劳，在溪城是人所皆知的“能干人”。

'抄家没什么收获，在厨房他们把锅盖也掀开检查，果然发现“新大陸”，一个”绰号“叫“许大炮的“造反派”当时大叫，他手拿一支拐杖指焖着锅里尚未动过的饭说:大家来看看，大家来看看呀，这就是地主老婆子虑待哑巴的罪证，他们一家人吃白米干饭，却让哑巴吃玉米糁杂粮饭这就是罪证啦。

在那个无法无天、是非颠倒的岁月，卻加之罪何患无词？当时在郭家大院围观抄家的人是人山人海，有看热闹的，有本身就是来找茬的，经这些狗杂碎一鼓弄，当即就把我善良的母亲拖到街上，并把我二哥也拉到街上沿街游斗。

'可怜善良的母亲，解放前娘家祖宗几代贫苦人家出身，解放后户口薄清清楚楚地标明贫民成份，在解放16年后，瞬间变成“地主份子”，刘代秀一伙终于找,到了祸害郭家而 一直无法下毒手的借口和目的。'

我们家在颤颤惊惊过了三年后，在风雨交加的1969年农历10月30日，我们一家四口人，母亲54岁，二嫂22岁，侄女郭慧娟不滿周岁，我16岁，一家人老的老，小 的小，被下放到本县中峰区三合公社中合三队的邱家沟，谓之“支援农业生产”。我们下乡后，三哥和哑巴仍在家居住，当时，刘代秀因“造反有理”，夺了原老街长赵宗福的权，是当时反修街的当权派了，有了权,，就要谋利，为达到霸占我家房子的目

的想方设法要把三哥赶出家门，她屡次找到三哥.的工作单位城关建筑队，要把三哥也一.下放到农村，建筑队的领导本来就对我家遭遇感到不平，为了保三哥不下乡,借故把三哥调到郧县鲍峽做了几月工，暂时躲过一难。

 

可是，等三哥从鲍峽回来，家门却被贴了封条，为了不再让别有用心的人再找把柄，三哥只好爬窗户进屋。把东西搬到建筑队住。并在隔壁的五金公司的食堂搭伙吃饭。事后刘代秀多次到建筑队和五金公司闹，说他们领导不讲“阶级路线”，没有政治觉悟，包疵地主娃子，五金公司的经理杨天喜，是南下的军转干部，当时怒斥:我这里还轮不到你来管！她这才悻悻离去。

赶走了三哥，哑巴的生活费却仍要三哥每月拿出15元交由她“照管”。这也是三哥一个月的血汗钱的大半部分，可就这钱，哑巴是否能全部享受到吗？只有天知道。

目标达到了，刘代秀心安理得的搬进我们原来住的五间房子，她在我家院后建了街道养猪場，让哑巴喂十几头猪，由她们一伙人获利，哑巴是无偿劳动，连猪毛都偿不到一根，不但要喂十几头猪，还要给她带她的一岁多的小儿子，哑巴在离开我们不到一年，身体就消瘦多了，我有几次进城，哑巴见了，就要和我一起走，我只能推辞，有一次，他竞跟踪我一直走到高桥的公路上，我无奈，只好上了当时运输公司的公共汽车才把他甩掉，不是我狠心，是我们家再也不敢管他了。

在我们下乡不到四年，哑巴终因劳累，加之生活无人关照，悲惨离世，哑巴死后几天才被发觉，当发现时，哑巴的眼珠都被老鼠啃噬了，.当时的街道办还要三哥承担了一切丧葬费用，并敲锣打鼓把他抬到北坡沙沟埋葬。

饱受磨难的父母兄弟

《一》

父亲，生于1917年农历3月初六。于2004年逝世，享年89岁

父亲一生勤劳，乐于助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虽屡受磨难，仍忍辱负重，笑对人生。

1958年父亲被发配到万亩农場劳改，与众“劳玫犯”'开辟了现在的龙王垭茶場，当时差点被饿死。文化大革命又被经常揪斗，被打得头破血流，受苦受难长达20年之久。

1977年平反昭雪之后，仍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父亲平反后，被安排在县商业局下属的百货公司，职位是营业员，当时父亲已是年滿60岁的老人，已达到法定退休之规定，理应办退休手续，可是商业局却拖延不给办理，百货公司也不愿白给父亲钱，(当时没有社保，应由百货公司支付退休费)，百货公司却让父亲每天拉板车给远在高桥的商店运货，此路尽是上陡路，年轻力壮的年青人都不愿干这活，父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每天都要拉满满两车货从城内拉到高桥，当时，父亲到商业局政工股要求办理退休手续，主管政工股的夏仲志，把桌子一拍， 手指父亲，大声吼道:郭承泗你不要以为真的要翻天了，你还想翻案不成？……。父亲面对这不公正的待遇，也只好无奈的忍受，直到198O年父亲又被变相的劳改三年，白白为百货公司当牛作马的白干了三年后才被批准退休。  

《二》

母亲，生于1914年农历正月初十，于1987年逝世，享年73岁。

母亲一生勤劳持家，辛勤贤淑聪慧能干辛勤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长大成人。我们儿时的衣帽鞋袜，都是她老人家熬更守夜、从纺线、织布到一针一线的缝制，总是让我们穿戴的整整齐齐的，没有让我们兄弟姐妹受过冻、挨过饿。

 

从1957年我家遭遇第一次政治风暴以后

，母亲就一人承担了一切家庭责任，应对各方面的社会压力，保证了郭家大院整洁干净、平静和谐的生活纷围。

 

当时的郭家大院，进院中间是天井，内有花坛，两边是东、西厢房，后院是菜园，四周栽有桃、李、杏、葡萄等果树，.大院后的水井，井水清澈见底，井水冬暖夏凉，饮之甘甜无比，每逢河里涨水不能饮用了，四里街邻都到郭家大院挑水，母亲总是笑脸相迎，从未拒绝过因人多而带来的诸多麻烦。当年，前院住的张、杨两家工作的人职位都是正科，职位比郭文生要高得多，政治修养、道德品质都十分高尚，与我家的关系也相处的十分融洽。我家又是军属，光荣军属的牌匾高挂在大院门头

母亲经常参加拥军优属活动和政府的慰问会，

逢年过节，各村镇的船灯，龙灯都到大院门前慰门拜年。从而起发了部分人的嫉妒心。

但我家是军属，母亲又是贫农成份，这些只能使这些好逸仄劳的人在心里暗恨，却无法下黑手。

 

终于，“文革”为这些“根正苗红”的人找到他们一直想方设法陷害我母亲的机会，后来并把我全家赶出家门，刘代秀霸占我家住房12年之久，而居在住在城内的三个哥哥，却还要另外花钱在城里租房子住，直到1981年，我找到刘代秀要她归还我家的房子，她还耍赖皮不走，并说:

这是共产党让我这样做的，要算“变天账”，你就去找共产党算去。真是文盲加流氓，见过不要脸的，但从未见过这样恬不知耻且无法无天的不要脸的。

、

《 三 》

、

大哥，1953年军校毕业后从军，在部队任中尉军衔，1966年探亲回家时，恰逢我家遭抄家之难，这伙无耻之徒为出大哥的“洋相”，对我家实施二次“土改”，把家里的生活用品分一部分，并把大哥的军大衣，军用皮靴，鞋等等都分配给哑巴。

1969年退伍转业回到竹溪，当时县机械厂要求接收并安排工作，莫名其妙地未批，却被安排在一个镇办的集体小厂(城关五金厂)做工，而是同年入伍且又同年是退伍转业的同城的战友，被安排在县某局任局长，自然而然，所享之待過、“社会地位”，等等等等，更是“天壤”之別。

《 四 》

二哥16岁就在县城药店当学徒生，“文革”一开始，就被视为“阶级敌人”被揪斗，倍受社会歧视，妻孑和不满周岁的女儿也遭连累被赶到当时生存条件极其艰难的乡村，致使一家的人四分五散，受尽了艰'辛与磨难。

 

《 五 》

三哥，自幼聪慧，愛好音乐，16岁当学徒，做木工活，喜欢自已搞小发明创造，装配了一台矿石收音机，需外架天线戴耳机只一人收听，文革时，被一些沒文化却有超常想象力,的“造反派”“确认”是发报机，说三哥是特务，经常给台湾美国发电报，并每天收听敌台，尔后被多次揪斗、调查最后无果而终。

他20岁就被诬陷是国民党特务，年纪轻轻就饱受迫害，自已有家被别人侵占，还要掏钱租房子往，一个月辛辛苦苦挣得二十几块钱，还要拿出大部分供养给别人干活的哑巴。

 

《 六 》

我，自幼就亲眼目睹每次的政治风暴给家里带来的灾难，童年在惊恐不安的环境中渡过。

1963一1964年我上小学三、四年级，学习成绩好，当了班长、是少先队中队长，1965年，隨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我被部分同学称“地主娃子”这在当时是儿童眼里是最受歧视的人，

一天上午上算术课，坐在我后面座位后面的一个同学，恶作剧地捅了一下我后背，我不由的叫了一声，带算术课的老师孟福声，不问青皂白，指着我大叫道“郭元军，你这个地主份孑，你给我滾出去！”把我赶出了教室，我哭着站在教室门外……。

事隔不久，我在课外时间打乒乓球，当时的班主任刘振汉，单单把我的球拍一把夺过去一脚把我心愛的球拍踏成两半……。

因屡受打击、歧视，我也无法安心学习了

，小学毕业，因家庭成份“不好”学校走访时，街道不同意我上中学，从此，我失去了上学念书的机会，

于是，我13岁就到工地做小工，每天挣6毛钱，想找个师付当学徒，也因怕受连累，沒人敢带我当学徒，只能干提沙浆，搬砖头的杂活

，16岁又被赶到了乡下，所遭受的艰难困苦更是难以言表。

1982欢聚在郭家大院的一家人。

幸福快乐的下一代1982一1992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我在农村生活了12年，在那“与天斗，与地斗”的艰苦岁月，我曾在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打赤脚修水库挖基坑在生产队的小煤窖挖过煤，打过铁，也饱受了农田耕作，日晒雨淋的辛劳。

但是，农材的农民l朴实善良，远比小县城的那些尔盧我诈，勾心斗角，懒于劳动，而成天只想“斗争”为生，以整人为乐的市侩小人，大不一样。和广大的农民兄弟.生活在一起，使我感到，虽然生活苦、累一点。但是沒有精神压力，我们在一起劳动，大家对我和家人也都很友善，众乡亲帮我们盖了五间干打垒的大瓦房，农忙时我们挥汗劳作，闲时聚在一起打打扑克“， ( 那时侯不兴“斗地主”只打“争上游”)时而还聚在一起比比酒量，也是苦中有乐了，直到现在，我还常回到那里，与当年在一起模爬滚打的农民兄弟们欢聚几天。

曾经记得，在1966年“红卫兵”抄我家过后，前院的邻居杨奶奶就气愤的说:“太缺德了，郭家可是一家善良的人啦，地主也是人家辛辛苦苦劳动才挣来的财产，乍能这样丧尽天良的整人家呀？真是太缺德了”。张妈妈和部分邻居也经常安慰母亲，并经常把有那些人要想办法整我们的信息悄悄地告诉给我们，这对母亲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家，张家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后，,都成为了国家的有用之材，杨奶奶的大孙子是市技术监督局局长，张妈妈的大儿子是市财产保险公司总经理，而刘代秀在強行住进我家后，没几年，她的丈夫郭文生就瘫瘓在床几年后死去。她的一个儿子，是个街道小混混，因犯罪而蹲监狱，造反派“许大炮”的大儿子，因经常偷鸡摸狗而进“班房”，几年后死了。自古有训 : 人在做，天在看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好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作恶的人也遭到了报应。老天有眼呀！

当然，良好的道德品质，才是根本。

　　虽然:

我们兄弟姐妹现在各居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

一奶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永在。

大哥现居住广州

祝贺杨鑫荣获硕士学位

大姐现居住福建龙岩

深圳的亲人们

二姐现居住广州

祝贺吴为聪考上清华大学

二哥居住武汉

三哥现居住黄石

我现居住成都

鑫鑫荣获贻拳道赛银，铜二块奖牌

祝贺王家兴入学湖北警官学院

我们曾经往过的老屋，虽然西关街已因老城改造己不复存在。但那里存有我们甜酸苦辣的记忆。

正在建设中的新西关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