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诗玛”的悲欢》

独立寒秋

《我和“阿诗玛”的悲欢》

——记杨丽坤的爱恋、家庭和希望

唐凤楼

【二】

　　一阵沉默。

　　“不是周总理关心，她就完了。”他那口气，听起来象是十分了解杨丽坤似的。

　　“你认识杨丽坤？”

　　“是的，我们两家很好。我父亲在省公安厅工作，杨丽坤的大姐夫是昭通地位公安局的负责人，他来昆明开会或是办点什么事的，同杨丽坤的大姐就住在我们家。”陈泽涛说着又扯回到刚才的话题：“杨丽坤是个好演员，生活朴素，事业心极强。她不爱抛头露面，对一个演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我的头脑里出现了杨丽坤可爱动人的形象，那是《五朵金花》里的女社长：她颔首玉立，双手把草帽贴在胸前，羞答答地嫣然一笑。

　　“杨丽坤平常沉默寡言，但极爱看书，中文古今的名著看了不少。要是你们俩碰在一块，肯定要谈得很多哩！”

　　“你也真会开玩笑，说的那么浪漫。”

　　“不，一点都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相信你们俩肯定谈得拢。”陈泽涛很正经地说。

　　我被他的话搞得迷糊了。他那口气确实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我会和杨丽坤谈得拢呢？

　　“小唐，同你实说吧，我想把杨丽坤介绍给你。”

　　我一听就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这岂不是塞外奇谈？我虽然希望找个理想的伴侣，但从未奢望过同一位名演员谈恋爱。

　　“小陈，我也同你实说吧，这是不可能的事。象我这么个地位卑下的小知识分子，其貌不扬，又在大山沟里当矿工，凭什么去同杨丽坤交朋友？”

　　“我今天同你谈此事，决不是什么心血来潮。我已观察你一段时间了，以前碍在你和区倩的事没有提。”

　　任凭陈泽涛怎么说，我都矢口拒绝。生活已够凄苦了，我不能再自寻烦恼。陈泽涛见我那认真的模样，也不再说介绍的事了。不一会，他给我谈起了杨丽坤受害的经过。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文艺界。周总理称赞的《五朵金花》被污蔑为反对三面红旗，宣传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影片，杨丽坤则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黑苗子’，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黑线人物’。因此，迫害就接踵而来。‘四人帮’在云南的帮派分子对杨丽坤百般摧残，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那种阴森恐怖，那种惨无人道，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想象得出来。但是，面对着无情的迫害，杨丽坤没有流过一滴泪。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她的正直是我难忘。后来，我们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但是形势却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灾难连着灾难。一天，歌舞团召开大会，由团里的帮派头子总结‘划线站队’的成绩。帮派头子没说上几句，杨丽坤就冲到台前高呼，‘大家别听他说的，今天我就是要讲！’接着她声厉词严地控诉了‘划线站队’的罪行，愤怒地大喊‘谭甫仁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那腥风凄雨的年头，这样做该要多大胆量，又要冒多大的风险！她的话刚说完，立即被一批打手推出会场，接着就受到了更残酷的迫害。她开始失眠，晚上一合眼就做噩梦，她开始病了，得了轻度的神经官能症。那批帮派人物给杨丽坤戴上了‘攻击红色政权’的帽子，强行送到穷乡僻壤的宜良羊街劳动。我记得她离昆明的前一天，还来我家同我母亲告别，那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晚，天气阴冷阴冷的，我们正在同母亲谈着父亲的事，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谁呀？’母亲轻轻地问了一声。‘是我。’门外轻轻地答道。‘是小九！’母亲一下就听出门外是杨丽坤。她赶忙打开门，杨丽坤正站在门口。她面容憔悴，身上好像披了一块什么布，右手撑着一根木棍。我们叫她进屋坐，她没吭声，只是摇摇头，然后慢慢地说：‘伯娘，他们明天就要送我到羊街劳动改造了，现在来同您告别，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您。’她说得很慢，一字一句都注满了感情，手好象是在颤抖，‘感谢您以前对我的照顾。还有，如果我大姐来昆明，叫她不要挂念我，转告她好好保重身体！’她说完转身就走了，我们怎么留也没有留住。她走路有点不方便，我这才明白那根木棍是当拐杖用的。过了没多久，我又听到了更骇人的消息，说她在羊街不服‘改造’，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伟大旗手’，因此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押回昆明。回昆明后，她被关在舞台底下。那里阴暗潮湿，终日没有一丝光明。里面仅放着两条长凳，晚上当床睡。加上日夜不停的审讯，杨丽坤的精神就被摧垮了，她的病加重了。为了拯救杨丽坤，我们想到了敬爱的周总理，于是帮着大姐给周总理写了信。通过北京的朋友帮助，信终于传到周总理手中。周总理在百忙中，立即指示云南要好好给杨丽坤治病。总理的指示下达到云南后，那些帮派分子还叫嚷着‘决不给反革命施仁政！’他们连夜策划，定下毒计，第二天由他们派人‘陪’杨丽坤去云南精神病院检查，想叫医院出个没有病的证明，再搞回团里批斗。但是医院主持了正义，杨丽坤才得以留院治病。现在，经过交涉又把杨丽坤转到湖南郴州治疗，大姐正陪在那里。”

　　这悲惨的陈述使空气沉闷起来，杨丽坤这个名字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我们沉默了好一阵，两人一声不吭，只是呆呆地望着墨蓝色的天空。

　　陈泽涛是个性急的人，说话快、走路快，办事的节奏更快。几天后，他给我拿来了好几张杨丽坤的相片。

　　“看，我把大姐她们以前给我的相片全拿来了。”他兴冲冲地说。

　　我看着相片，其中有一张是杨丽坤同她大姐杨琴和妹妹小敏合拍的。照片中的杨丽坤剪着短发，穿着中式对襟棉衣。她抿着嘴，很自然地微笑着，显得善良、温厚、娴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给整个五官安排得很得体的脸庞，增添了无限的生气。说实话，我很喜欢这张相片。

　　“如果喜欢，你就拿着。”陈泽涛说，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想接受，但又觉得不妥。

　　“其实，我想把杨丽坤介绍给你，决不是贸然的。”陈泽涛又说开了。“我觉得你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善良、正直、更主要的是你们都有一颗为事业奋斗的心。我敢断定，你们在一起是会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接着，陈泽涛把大姐给他的信拿给我看。

　　“这是大姐最近给我的信，谈到杨丽坤的近况和我说的这件事。”

　　我把大姐的信浏览了一遍，内容说的是杨丽坤的病已经痊愈，并要陈泽涛写信谈谈“那位同志”的详细情况。

　　“‘那位同志’是谁？”我问。

　　“就是你呀，因为你还没有点头，所以就用代号了。”陈泽涛说完爽朗地大笑起来。

　　杨丽坤那令人肠断的遭遇，使人敬佩的品格以及逗人喜爱的外貌，使我的心在慢慢地向她靠拢。我依稀地感到一种新的生活已在向我招手。

　　没几天，我突然接到家中急电，说是祖父病危，要我速回。行前，陈泽涛同我又详谈了一次，说他把我的情况详细地写给大姐后，她比较满意。

　　“你这次回沪正好可以同家里商量一下。”陈泽涛说，“回来后我们再合计合计。这几张相片你就带着。”

　　第二天，我便请了事假，动身回沪。

　　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祖父病危”并不是真的。父亲要我回沪是要我解决个人问题。因为我是独苗，家里千方百计地想为我在上海找个对象，以便以后调回上海。

　　“这次人家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对象，是个厂医，我看了，很不错。”父亲高兴地对我说。

　　我本想把杨丽坤事同父母说，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要是杨丽坤戴着帽子的事让他们知道了，不知又要受到多大惊吓。这几年来，我那坎坷的遭遇已使他们焦虑不已，特别是父亲，一头乌发已为我增添了不少银丝，我不能再使他们担忧了。

　　老人的意见总得要尊重一下，我同那位厂医在一个公园门口见了面。待介绍人离去后，我便对这位姑娘说，我在广东已有了对象，鉴于父命来碰一下头，万请她原谅，姑娘很体谅我的处境，我们愉快地分了手。

　　陈泽涛很快给我来了信，说是大姐就要回石家庄，小敏已来接替她陪杨丽坤。在她走之前，想见见我，并希望趁她在郴州之时安排我同杨丽坤见面。

　　因此我假期未满就匆匆赶回凡口矿。当晚，我们聚在毛显述家里商量开了。毛显述是昆明工学院六二届的毕业生，遇事极为冷静。他的爱人李振尧是同校六三届的毕业生，他们俩夫妇待人的热情和诚挚是极为少见的。我们一批六六届的老九把他们视为大哥大嫂，凡有困难，他们必定尽力相助。

　　“大姐的意思是尽快把杨丽坤搞出来。”陈泽涛说，“自从周总理批示杨丽坤的问题后，歌舞团变换了手法。以前是不让治病，现在却是不让出院，想把她困死在医院里。即使出院，因为杨丽坤头上有帽子，他们还会采取什么监督措施的。我看干脆把杨丽坤偷偷地搞到我们矿里藏起来，让她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再说。”

　　“这个办法好，”李振尧随即附和，“就让杨丽坤住在我们这间房间里，我们住到后面的小间去。”

　　“你的意见呢，小唐？”毛显述问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