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母亲,栾钟秀,1920年11月30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一个大户人家。</h3> <h3>姥爷,栾维垣,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因父亲被当地胡子(土匪)绑票,毕业后投奔东北军张学良部下,抗日战争爆发随东北军南下,1943年被日本特务暗害于河南省开封市,生前最后职务是东北军砲兵司令部军需处处长。</h3> <h3>姥爷膝下四个子女,南下时将他们安排在北京,母亲就读于北平念一中学,和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同窗,受张影响母亲参加了北平剧社,舞台上演过什么角色母亲一直缄口不言,也许这正是她做人的一贯原则。(前排左是母亲)</h3> <h3>母亲出生于富贵人家,气质端庄秀雅,除会演戏外,还善长一手仕女工笔画,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深受父母宠爱。</h3> <h3>上中学时母亲认识了父亲,父亲出生在山西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家境贫寒,但凭着优异的成绩和一股闯劲来到了北京。在母亲眼里父亲是个博学多才的有为青年,父亲也趁热打铁,在姥爷姥姥不在北京的情况下,带着仅有的一只箱子与母亲结成伉俪。</h3> <h3>父亲母亲的婚礼在北京引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年的北平小报还进行了专题报导,无非是些大小姐嫁给穷小子的旧式新闻,当然对矮个子的父亲也进行了一番嘲弄,所幸母亲並不介意,反而觉得挺好玩,父亲有些窃喜,你“懂‘’的。</h3><h3><br></h3> <h3>母亲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如果此时翻看历史往回看,这个时期应当是母亲一生中最无忧无虑、最天真无邪的一段日子。</h3><h3><br></h3> <h3>父亲高中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之后被党送到日本就读东京大学经济系,在此期间父亲创办了“世界编缉社”,因为有反日倾向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母亲陪读自然难逃此劫。事后母亲讲:送他们的船只开到公海后突然翻脸,欲将这批爱国青年装进麻袋扔到海里,后在家属的一致抗议下未能得逞。(左二母亲,左三父亲)</h3> <h3>中国文史资料(二),杂志《留学旧踪》及当年的国内外报纸都记载了父亲被遣回国的事,做为历史它已成为过去,但对当事人来说,这是一段永远难忘的经历。</h3> <h3>图为在日本东京陪读的母亲,年仅17岁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惊吓。</h3> <h3>回国后,抗日战争正式爆发,父亲为搜集情报打进日本电台做译员。那时我家住在北京南草厂2号,一天深夜,日本特务翻墙入院把父亲抓走,那时已有姐姐、两个哥哥和我(大哥叫赵小平,不久病死)。父亲被捕,哥哥去世,一家五口要张嘴吃饭……,厄运从天而降,这让从小养尊处优的母亲猝不及防,不知所措。.</h3> <h3>日本投降后,父亲应聘到北京外国语学校教书。北京临解放前几天,一次父亲给郊外的解放军送药而再次被捕,幸运地是傅作义随后起义並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北京和平解放,最高兴的应该是母亲了,在她的建议下,父亲把山西农村的爷爷接到了北京,家里又添了妹妹。</h3> <h3>“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母亲上了中央干校,毕业后分到中国石油公司搞财务工作。父亲在中央外贸局计划科当科长(今外贸部前身),我们兄弟姐妹都进了寄宿制学校,每逢周末,机关小车接我们回家,这个时候是母亲最忙的时侯,又给我们洗衣服,又忙着做饭,但看得出这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h3> <h3>母亲在中央财经干校的照片,前右一扎辮子的是母亲,时年29岁。</h3> <h3>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反右时不慎因言获罪,一个山沟里出来的穷小子一下子变成了资产阶级大右派,父亲被单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母亲性格倔强,不愿背着右派家属的名声留在北京,在把我和哥哥安排之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块伤心之地。母亲带着妹妹弟弟调到了在南京工作的姐姐的单位,由于单位合并,又转到成都,途中在武汉长江大桥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h3> <h3>“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姐姐和母亲一起支撑起了这个破碎的家。左是母亲,右是姐姐(姐姐继承了母亲的基因,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h3> <h3>从此我们和母亲背上了“黑五类家属”的帽子,长期过着没有人权,没有尊严的日子。庆幸的是,在那段不正常的日子里母亲没有倒下,逆境中母亲反而显得从容淡泊,这也许就是算命先生说的母亲骨子里有一股傲气。图为母亲当年带着妹妹弟弟在成都照相馆的合影。当时我还在北京读书,只有十五、六岁,记得每到夜深人静时,我常常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偷看这张照片……,因为年少,太想家了。</h3> <h3>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北京市最好的高中~北京101中,后来妈妈带着弟弟从成都坐48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看望我和哥哥,当时妈妈已经有了预感,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会有太大的前途。我打小喜欢音乐,在进入101中初中时就被海政文工团军乐队做为陪养对象专攻园号(法国号),上高中时‘’海政‘’扩招,母亲听说我‘’政审‘’没过关,就找他在文艺界的亲戚帮忙,最后‘’海政‘’回话说父亲单是右派也就算了,关键是他还属于“在押”人员。妈妈比我还沮丧,因为她心理清楚儿子失去了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这是妈妈带着弟弟到北京时与我和哥哥的合影。</h3> <h3><font color="#010101">1968年正值文革疯狂时期,这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走进照相馆。之后父亲进了牛棚,我被发配到四川阿垻藏族九寨沟劳动锻炼。</font></h3> <h3>“万事终往‘’,大意是说只要时间不停,所有的痛苦都会过去,等你再回头时,那些痛苦也不过是一段感概的回忆。1979年父亲落实了政策,享受厅级局待遇;母亲离休后陪弟弟到长治读完高中后回到太原定居。1989年弟弟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毕业,经过奋斗有了房子,1996年把父母接到北京颐养天年,父亲2001年去世,享年88岁,母亲2014年去世,享年94岁。</h3> <h3>写完了这篇短文如释重负,明天是母亲节,僅以此文纪奠我的母亲,愿母亲在天之灵有所感应。2017年5月13日于太原</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