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童年

葛申申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所思，雪雨霏霏。一引自《诗经》

一百年前， 年轻的诗人徐志摩从乡间走来，来到这里，在沪江大学短暂的学习后，挥了挥手，暂别家乡的云彩, 走向遥远的康桥。多少年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儿时伙伴，在放飞了半个世纪后，又陆续在网上相聚，相约重返出发地，上海最美丽的高校，没有之一，寻找我们的童年。

1937年建造的大礼堂与思魏堂

           一所最美丽的高校

1900年,庚子之乱期间，美南浸信会的华中差会(在江苏传教)和美北浸礼会的华东差会(在浙江传教)成员来到上海避难。期间他们达成了共识，决定在上海联合创办一所高等学校。1902年，他们在杨浦军工路购得165亩土地，建造了第一所校舍，名思晏堂。

思晏堂 原上海机械学院基础教育部。父亲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位于三楼，右边被大树遮挡的窗户正是他的办公室

1906年后，这些传教士先后开办了浸会神学院、浸会大学堂。1911年二部分合并组建"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上海浸会大学)校长为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魏馥兰。1914年，中文校名定为沪江大学。自此，黄浦江畔有了一所绿茵遍地，风景如画的美丽校园。"每一艘进入上海的轮船，都必然从这所大学的视线内经过"。

沪江大学原貌

1951年沪江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办。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改为上海机械学院。(既现上海理工大学 俗称机院) 随着各校院系的调整，我的父母也被抽调到机院工作。我儿时伙伴的父母大多也在这时抽调来沪。

自然， 我和我儿时的伙伴大多出生在这块富有文脉的土地上。我们是建国后第一代机院子弟、沪江后人。



这张珍藏了半个世纪的照片，前不久被儿时的伙伴传上网，一切亲切的无与伦比。原来幼时的我是这个模样，矮小的,傻傻的，两只翘辫子向两边横杵着，着实好玩。照片上的伙伴扑面而来，既新鲜又熟悉，记忆渐渐清晰起来。站在边角的阿婆，那个不知姓名、却亲切地唤我“小铃铛”的煮饭娘，我自认幼儿园里最爱我的人，我竟把她遗忘在岁月的风尘里。又见 阿婆，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第一个玩伴

 

记忆中我儿时的第一个玩伴是我的邻居正南。那时我家住106号，他家住107号。虽然是两个门牌号，却是一栋联体别墅。正南上幼儿园时原来高我一届，入小学时因年龄太小未收，在家等待来年。缺少玩伴的正南把我当做了好朋友，我从幼儿园里回来，正南就找我在院子里游戏。大人们看我俩常在一起玩耍，就打趣:“那么要好，长大了要结婚”。有时邻居姐姐看见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就会问，“正南呢？” 这些戏言并未影响我们的友谊，傍晚时，我坐在106号的台阶上，一会儿，正南准时会过来。夏天来了，夜晚，蝉叫蛙鸣，我们坐在台阶上数星星。

上小学了，邻居张小白的哥哥吴小竹给我 、正南、阿强，每人做了把木头小手枪。我们把枪带到了学校，藏在学校树丛的沙地里。一下课，我们飞也似地奔出教室，心里惦记着藏着的枪还在不在。俩男孩跑的快，一下子就冲到树丛前，取走了枪。我跑的慢，待我跑到树丛前，枪已被跟着他俩一起跑的宋伍铭同学取出，那时我沮丧极了，看见宋伍铭拿着我的枪左右摆弄，不敢向他要回。正南看见我两手空空地呆站着，再看宋伍铭兴奋地手举着小手枪，正色说，枪是我们的，拿来! 个子高高的宋伍铭看到正南一脸怒气，不敢吱声，赶紧把小手枪还给了我。那时，我真的很感激正南帮我要回了我的小手枪。 后来，正南家搬到了后面的平房，渐渐地我们又有了自己的玩伴。文革开始后，由于正南家有海外关系，是机院第一批抄家的。在他家中抄出了高级布料、高跟皮鞋等等，说正南家是资产阶级家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久，他的家人陆续去了香港。 1979年2月，我读大学三年级，到文汇报社实习。一天我在江西路的站点等17路车，看见正南勾着女朋友走来，他看见了我，立刻把勾着女朋友的手放下，也许想起了往事，脸上升起了红晕。我对他笑着，他也对我笑着，从我面前走过。擦肩无言。 

左边的建筑是106、107号楼

上世纪70年代末，机院欲建研究生中心，选址在106号、107号和105号楼上，106号、107号是沪江大学1908年建造的第一批外籍教员宿舍，也是机院第一栋被拆的沪江老别墅。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选址106号、107号楼，这是幢建筑风格别致、建筑质量上乘的小楼，台阶有四、五级，层高3米多，室内有壁炉等设备。据居住在二楼的老沪江徐伯说，107号原是首任校长魏馥兰的住所，106号是外籍副校长的住所。那时的人没有保护老建筑的意识，那么好的洋楼说拆就拆了。我的出生地就这样被毁了。所幸机院只拆了几栋小楼，沪江30余幢老房子大都被完整地保护。2006年，上海理工大学百年校庆，我在校史陈列室里发现了106号、107号的老照片，这是张航拍的照片 。小楼掩藏在葳蕤的树冠下，只看得到屋顶和三楼的窗户，看不清我家门口的石阶和一楼门窗，那棵参天大树正是我儿时记忆里的模样。

             芋艿 . 苹果的留香

我读机院附小的同桌是生猛男孩余小和。小和爱睡懒觉常迟到，来不及吃早饭就带食物来上课。一次小和带了几只芋艿匆匆进教室。老师在讲台上授课，小和在台下偷吃芋艿，边吃边把剥下的芋艿皮丢进课桌里。“不要吃了”，我提醒小和，小和不理我，继续; “不要吃了!” 小和仍然不理我，继续; “再吃我报告老师！” 小和依然不理我，继续。于是，我举起了手，“报告老师，余小和上课吃芋艿 ”，老师慈祥的目光转向小和，小和蠕动着被芋艿塞满的嘴巴刹间凝固了。此后，小和再也不上课吃芋艿了。

小和调皮的糗事没少干。一次爬到桑椹树上采桑椹，不幸摔了下来，倒地一动不动，我妈妈路过，赶紧背起小和就往医务所跑。以后，小和对我说，你妈救过我的命，你妈就是我妈。

大班毕业照中第一排正中的女孩是宪意。她是我的小队长。她家住在108号，原是沪江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刘湛恩的居所。刘湛恩博士是著名爱国人士，1938年被日伪特务暗杀，他的铜像伫立在上理工校内。

刘湛恩博士的塑像

宪意热情大方，事隔半个世纪，宪意还能认得出照片上的每个伙伴，写上他们的名字，找到每个人的线索。宪意的老家在山东，那年宪意父母带着宪意回老家探亲，回来时带回一篮子苹果。放学后宪意带我去她家，塞给我一个苹果宪意回老家探亲，回来时带回一篮子苹果。放学后宪意带我去她家，塞给我一个苹果说，“这是给你的。” 我不舍得吃，宪意催我吃下。那年代，我家不富裕，我父亲仁义，把二伯留在老家的堂哥接到我家抚养，还时常接济亲友、同学，家里钱不够用，每月都要向互助组借钱。偶尔有只苹果也要一切二，一半弟弟吃的，另一半再一切二，我和姐姐分。四分之一的苹果到了嘴里，还没充分咀嚼就没了。这是我第一次吃了一个完整的苹果，香甜渗透到心底。许多年后宪意从外地调回上海，我去看她，送给一张刚推出的50元公交卡，说起苹果的香甜，犹存舌尖。宪意说，“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一只苹果换50元公交卡了。” 

那年附小成立游泳队，入队必须具备两条，一、每门课60分以上; 二、每天坚持训练。我对宪意说我想参加，于是宪意陪我去找体育老师，宪意一番言辞，我竟没说得上一句话，就把事搞定了。露天的泳沲，每年5月开始上课，教练是大学体育教研室的老师，每天训练一小时。早晨游完了，湿落落的游衣，往晾衣绳上一挂，就去上课了，坐在教室里，用手一挤，辫子上的水滴滴流下来。

    

建于1930年的沪江大学水塔，上部曾有弹孔为日军1937年8月侵沪时炮击

正是在机院附小打下的基础，我读大学时，一次偶尔在泳池的舒展，被池上的体育老师叫住，顺利地参加了复旦游泳队。参加游泳队最直接的好处是发肉票，游完了泳，可以去食堂买大排吃。有肉吃，这对那时的我，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友谊的小船翻了

在这张照片第二排最右边，蹲着的就是我，我旁边是燕南，一个颜值很高的学霸。燕南的姐姐和我的姐姐是同学，她们一起考上了控江中学，燕南自然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放学了，我每天去燕南家作功课。我们一起讨论，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作文题，我的志愿，我说 我的志愿是做个飞行员，像鸟儿自由地翱翔，燕南说她也是，待到作文成绩出来，燕南最高分，85分，并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燕南的作文有层次的递进、有场景的描写，文尾用《飞行员之歌》的歌诗作为结束语，把文章推向高潮。在对比中，我明白了作文应该怎样写。

 燕南家是个快乐的大家庭，有许多兄弟姐妹。她大姐是个高中生，我最乐意大姐带着我们玩，大姐组织我们唱歌，“站好了，” 一声令下，小伙伴们迅速站成一排，大姐指挥，我们敞开了嗓门，童稚的歌声飞出窗外。一个初夏，邮递员敲着燕南家的玻璃落地门，送来了大姐大学录取通知书，她考取了上海某大学，大姐欣喜若狂，我们也跟着欢呼雀跃，排着队在屋里绕着圈敲敲打打，快活得不得了。

文革开始了，一切都被打乱了。燕南的父亲被揪出打倒，燕南家被抄家搬了出去。暴风雨来了，友谊的小船翻了。一天，大孩子带着我们一干女生上燕南家宣读绝交书。开门的正是燕南的大姐，我们向大姐表示要与燕南 断绝友谊，划清界线，被大姐一顿痛斥，“燕南是很想念你们的，xxx，你不是燕南的好朋友吗？xxx(她转向了另一个女生)，你不也是燕南的好朋友吗？为什么要划清界线?” 我们被问的哑言，一时理不清头绪，“既然燕南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么请燕南出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于是，燕南从门里走了出来，小伙伴们一起走到屋外的草坪上。可是经过这一出，我们再也不知道该和燕南说些什么，燕南也不知该和我们说些什么，就这样，无欢而散。我不再去燕南家，燕南也不再和我来往。

我和平平形影不离。我们在燕南原来家前的草地上排戏，一个刊登在《少年文艺》上的小品。我演地主婆，平平演抓住偷生产队红薯的地主婆的少先队员。我用黑布扎在前额，口中念道，“我是南村的地主婆，大家都叫我死虼螂，……” 心里想着，燕南不要误会我。

         

               “ 烈火熊熊11.9”

东风吹，战鼓擂。小学停课了，我和小伙伴很快卷入文革洪流中。机院的文革进入到夺权的白炽化阶段，红革会先夺取了院广播站，然后冲击档案室，占据档案室就意味着扫清夺权的最后障碍。小伙伴的父母都是坚定不移的“保皇派”，小伙伴们也自然站在“保皇派”的立场。

 1966年的11月9日注定要载入机院史册。之前，附属工厂的师傅自发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档案室的楼外。档案室在医务所的楼上，小楼原为沪江大学的思福堂。

1936年建造的思福堂，原为沪江大学女职员宿舍。宋霭玲的女儿孔二小姐当年就读沪江大学时曾在此居住。

小楼位于中央大道一侧，大道两侧是大字报栏，分成两派的师生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报栏前看大字报或辩论。大道的另一侧是教学大楼，院广播站就在大楼的顶层。我班的大学生校外辅导员潘姐姐是广播站成员，广播站被攻克后，我和小伙伴还爬上顶层，去探望潘姐姐。潘姐姐此后退出了广播站。教学大楼大门前的上方有块突出的平台，造反派把牛鬼蛇神押上平台批斗。第一个在平台上示众的是数学教研室的查老师，他头戴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查冠群”的牌子，大热天还穿着夹衣，脸上涂满了墨汁，滴到凌乱的衣服上，令人不堪其辱。那时的我看到这一幕，小小的心灵不由暗暗地为他担心：这让他再怎么活下去啊。大道上，红革会的司令郭向党、副司令陆反修、三把手周卫党，召集红卫兵布置战斗任务。他们原来都有自己的名字，文革后把爹娘给的名字改了。郭向党身穿黑布对襟小棉袄，脚蹬解放鞋，一看就是农家后生。他出身贫农，上大学后很快入了党，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文革了，一夜成了造反派。

烈火熊熊，全院的“保皇派”们集合在誓死保卫国家机密的旗帜下。那时机院对口嘉定马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在马陆的父亲和同事闻讯紧急返校，父亲一到家放下行李，没说一句话就出门直奔小楼。“保皇派”在小楼前组成人墙。我、平平、小宏也加入队伍，与大人们一起高喊，“头可断、血可流、党的机密不可丢!” 攻楼数日失败，广播里响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的歌曲，赤卫队员们则唱起了赤卫队歌，“铁流滚滚，铁流滚滚，……”

复旦档案室失守了，上海高校各档案室相继失守。机院危在旦夕。11月8日夜里，我和平平住到小宏家，她家离小楼近，我们准备随时起身。那晚小宏家住进了11个小伙伴。我们合衣一夜。

久攻不下，机院红革会向复旦红革会求援，9日，复旦红革会司令劳元一派出一支队伍向机院杀来，复旦红卫兵比机院红卫兵野蛮多了，他们手执棍棒，从小楼后面的晒台上架梯翻墙，强行占领了小楼。丢了阵地的工人赤卫队一路泣哭，徒步去外滩向上海市市委告状。

我、平平、小宏，我们站在晒台下，实在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我妈妈是党委机要秘书、档案室负责人，这是她的工作岗位! 我们怒目晒台上耀武扬威的复旦红卫兵，久久不愿离去。一个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的复旦造反派，一脚踏在晒台边沿上，冲着我们骂道“小保皇派 ！”

王克、正南、华芳等小伙伴则跟着大人一路悲伤地去市委告状。在外滩市府，市长曹荻秋接见了饥渴的告状人员，小伙伴们则安排在休息室休息，每人发了只咸面包。期间，校内又有消息传来，机院已白色恐怖，工人赤卫队头头、附属工厂的兰厂长被批斗，凡是政工干部都将抄家，闻言，大人们都哭了。

许多年后，妈妈回忆，其实在造反派冲档案室之前，上海市委已经向各高校下令，秘密转移国家机密。在一个月黑的夜里，市机要局的车悄悄驶进机院，把档案室的机密全都秘密转移到安全处。那时间全家投入"战斗”，谁也不知谁的情况，妈妈在档案室突破后躲到袁明老师在院外的家里，过了两天看没造反派追找，才回家。袁老师的丈夫是上海电缆研究所总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文革中，袁老师被造反派关在地下室，折磨自杀。

1967年1月28日，上海发生了炮打张春桥事件。炮打失败后，红革会被取缔，在文化广场举行全市批斗大会。随后，劳元一等红革会头头分期押往全市高校游斗。那时，我好奇一支打砸抢队伍的司令、大名鼎鼎的劳元一究竟何许人也？在劳元一押往机院的批斗大会上，我看到了站在大礼堂台上的劳元一，白净高瘦，身穿军棉大衣，不卑不亢，斯文的玉树临风。

两只小爬虫

正南家搬走后，从校外调来新任人事处处长的韩伯做了我家邻居。两家相处和睦，两家的孩子亲如兄弟姐妹。

1966年末，红革会夺权后，各系、教研室相继成立了造反组织，连机院附小的老师也揭竿造反。那时机院人人自危，凡是担任职务的教职工都受到批斗;凡是有些岁数、历史不清白的人员都受到审查。韩伯被批斗、游街，我父亲后也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复杂隔离审查。

白色恐怖笼罩着机院，甚至祸及孩子。那年我弟弟小学三年级，韩伯儿子小超一年级，起因一句嬉言。

那时我家养了一只鸡，这只雄性九斤黄健壮，且有灵性，一看见弟弟会飞奔而来，跟在脚后。一次大雄鸡看见弟弟回家又飞奔上去迎候，小超不由地赞叹“这鸡真聪明，” “那还是人聪明，” 弟弟回答，小超随口说，“鸡聪明，” 弟弟不屑地说 “总是人聪明，如果鸡比人聪明，那么是鸡聪明还是毛主席聪明？” 小超一下怔住了，但傻孩子坚持说，“是鸡聪明 。” 这下在场的孩子们都哄了起来。赶巧一个造反派小头目从韩伯家出来，听到了孩子的嬉言。过些日子，这小头目到机院附小作报告，把此事作为例子，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不要看你们是个小学，也有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也有反动学生，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把这些小爬虫揪出来...” 于是弟弟和小超被揪了出来。小学开批斗大会，造反派的老师批斗起了自己的学生。一个高年级学生主持会议，这个学生头脑狂热。我曾目睹他教训一个疑似“牛鬼蛇神”的家属，把那50多岁的妇人打倒在地，妇人挣扎着爬起来，踉踉跄跄，他又一个扫荡腿，将妇人摔倒在地，再也无力爬起。主持人喊到，“把反动学生带上来，” 两个可怜的孩子反剪双手，低着头被押上台，全场高呼口号，“打倒反动学生xxx，打倒小爬虫xxx，” 坐在台下的我实在不能忍受，我高喊“我弟弟不是反动学生，” 往台上冲去，被小学校长一把按住，“不能上去，上去了你也要挨斗。”

就这样，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竟被打成反动学生、小爬虫，这可能是全国年龄最小的反动学生。

1900年，愚昧的义和团在北方打砸，杀害了2万3千中国教民，在南方，避难到上海的传教士立志传播文化，创办了沪江大学。在这个浸会着科学、文明的美丽校园里，60年后仍然重复着愚昧、荒唐与疯狂，历史就这样愚弄人，颠覆了我们幼小的认知。

1968年夏，我和伙伴们接到了中学录取通知书，全部就近入读图们中学。我、小和、阿志、徐华幸(早逝)分在七班。我们的脚步跨出了大院，我们把目光移向了外面的世界。

写于2016.11.9

改于2017.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