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 序言

一位生长于美国的90后华裔女孩，喜欢钢琴、游泳，是个典型的学霸。2011年考入美国名校杜克大学读脑神经专业时，从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这些词。直到高中毕业，她的中文几乎是零，到杜克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2014年暑假，20岁的她踏上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这位中文尚不流利的ABC女孩，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她只身纵横中国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那一代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的历史做出了感人的记录……

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序言

文革中的知青赤脚医生

安娜

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破坏，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其意识形态犹如一条双曲线，褒贬不一，相差甚远。但是，历史学家对其间出现的赤脚医生现象，尽管有些争议的论点，大多数却给与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目前研究领域对赤脚医生的文献非常缺失，特别是在西方，有关此类的研究少之又少。在参考有限的有关赤脚医生的文献基础上，在本文中，我较多的采用了2014年夏季，我到中国对知青赤脚医生的口头采访记录，凭借他们对历史的亲身回顾进行研究分析，通过他们拥有知青和赤脚医生双重身份的特别体验，体会他们当年接受生活挑战的历史原因和政治期许，了解这些赤脚医生当时是如何在落实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又有了对自己治病救人的所做所为，所产生的荣誉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使他们对文革的体验和认知或多或少的与一般的知青有所不同。无论他们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医疗是否有真正的推进作用，但知青赤脚医生的出现，绝对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一个特殊现象，这一点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引言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的中国，赤脚医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文革的符号，这个群体的诞生是毛泽东为体现他对基层民众特别是对农民的关心，同时也是为了激励人们破坏旧有的医疗体系并接受新的挑战而出现的。

在理解这个背景的情况下，我探讨了知青赤脚医生对文革的理解不同于其他的知青，这个认知不是通过以往的那些宣传，而是通过他们个人回忆中流露出对此段经历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中国有一部叫《春苗》的电影，场景是在1965年中国南方的乡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稻田里插秧，她那张被太阳晒的黝黑而憔悴的脸庞，却是一脸笑容，边唱边干活。从她那比旁人慢而生疏的动作可以看出她不是这里真正的壮劳力。突然传来大喊声：快来帮忙，脚被扎破了。这个女孩立刻冲向田头，奔向那个带有红十字的棕色药箱。她也是光着脚，和所有农民一样没有穿鞋，她提起药箱朝病人跑去。大家都称她为"医生"，这也许就是"赤脚医生"的由来。官方把这叫做"办农半医"，也就是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医生。

即使赤脚医生在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一些触及，可这方面的信息和文献却十分缺乏，专门论述的文章屈指可数。显而易见，从目前的历史资料上看，赤脚医生对中国的乡村医疗起到了推进作用。 在70年代初的鼎盛时期，世界卫生组织还向其他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推荐了中国赤脚医生的形象1。在那个时期，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正面称赞是极为罕见的。

当时正处于文革的中国，政治的动荡波及到每一个人，在毛泽东思想宣传的强大攻势下，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的思想观和价值观。那些身兼要职的国家领导人被打倒成为叛徒、内奸、走资派、反革命分子，被免职失去了社会地位，被公开殴打，甚至入狱。家庭出身的政治背景变得极为重要，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成为最坏的出身，他们的后代是文革中最先被赶往农村的一批知识青年。今天的中国，依旧不鼓励论证和研究文革2。大部分中国学者还是不愿对文革进行评述，但那些经历文革的人毫无疑问已成为长者甚至逝去。虽然近年来有些现代史的研究文献开始零星出现，但有关赤脚医生的研究却是很奇缺。探讨知青赤脚医生的复杂性，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非正常类职业在非正常时期的特殊层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是不容被置疑的领导阶级。他们需要立即治国安民，需要实现现代化和他们为民众描述的社会主义目标。 新政府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服务大众，解决工人、农民，尤其是乡下人的温饱问题，解决几亿人的营养不良和疾病问题，特别是医疗卫生系统的严重缺乏3。他们把提高医疗保健的标准与强化国家和社会主义架构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希望实现一个健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而且这种健康要体现在每个人身上。

基于这种政治与现实，在50年代，中国成立几种不同的国家医疗体制，希望控制公共卫生及防御可防治的疾病。尽管他们做了很多努力，城乡的医疗悬殊依旧很大。这个悬殊触及了正是在文革中所被攻击的"资产阶级城市老爷医生"的旧有体制，1965年6月， 毛泽东对中国卫生部发表了指示，强烈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4 这正是文革即将开始的时候，也是文革的点火索之一。于是各地医疗部门设立了许多农民卫生培训班，这些人依旧从事农业工作，被称之为半农半医。他们服务于他们各自的公社，大队，做一些基本医疗救治，卫生预防，发放防治药品和紧急救护。参加培训班的学历门坎很低，初中毕业的农民即可。除学历外，还需有良好的家庭政治背景并由公社推荐。 后来这些人被称为"赤脚医生"，也许是从光着脚插秧的医生叫起的。赤脚医生是当时中国基层三层医疗体系的最底层：赤脚医生--公社医院--县医院。

这个医疗体系也称之为合作医疗，也就是医疗费用中，由农民付一部分，不高于全家年收入3% 5，公社补贴一部分，县里财政资助一部分。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老、少、边、穷地区的公社卫生院和县级医院稀少而遥远，合作医疗无法具体实施，很多地区只能靠赤脚医生用中西医和土方的方式解决问题。虽然赤脚医生是可以从本村的农民中推荐的，但我采访发现，当知青到了农村以后，大多数赤脚医生都是由他们承担了，是因为他们是城里来的，受教育的程度明显高于本地人，对于很多地区而言，他们也是第一批把西医带进农村的人。

知青上山下乡是标准的文革产物。大中城市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必须去下乡，在那以前多半是自愿的，但文革时期就成为必须。从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上来说，下乡是让他们学习、体验大自然和农民的辛苦，而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政府要解决城市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无论如何，成千上万的知青到了农村后，是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及文化的一个巨大震撼，因为他们带来了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

知青赤脚医生在知青群体的地位和作用是比较微妙的，他们和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是外来者，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但同时他们也是受尊敬的有文化的医疗工作者，他们与村民的关系跟非赤脚医生知青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知青赤脚医生这个群体还没有被学者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但我认为对他们存在的认识和研究，是可以更好地认知和理解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知青赤脚医生与他们的同伴相比，他们则是更能体现当权者政治意识形态在青年身上的寄托，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典型案例， 正如当时的宣传所言，是把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关怀落实到老、少、边、穷地区。同时，通过众多的接触和访谈，我认为他们也最大化的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和信念，他们在融入农村的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职责得到了认同并获得了成就感，他们在提供农民医疗服务的同时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以说知青赤脚医生更好地体现了毛泽东的理论，实现了自我价值及满足感。这种不同的经历，也让他们对十年文革动乱的记忆留有一些正面的回忆，这一点与大多数普通上山下乡的知青有所不同。

为了证实知青赤脚医生的观念，我使用了回忆录，历史报告和文献做为依据。正如我前面所述，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匮乏，我利用2014年暑假到中国许多省份访谈了那些曾经的知青赤脚医生。我是通过网上或他们所在的主要省份和城市的知青联谊会联系上的，他们大部分已过花甲之年，这些面对面的访谈是他们同意并录音录像的，他们的热情坦诚令我非常感动，也十分感谢他们能直率地与我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90后青年人分享那段人生经历，使我受益匪浅。

由于地域的问题，我无法化大量时间去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所以我设立了一套问题给他们每一个人，并采用了自由发挥的方式让他们去讲述他们的经历6。访谈是用中文进行的，他们知道我当时只是一个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专业三年级的本科生，中文不是我的母语，所以他们非常照顾我的语言能力，尽可能清晰地讲述。但引用这些口述历史作为论证材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无法确认当事人口述往事的确切和真实性，再加上他们对文革认识也许有所保留或缺失。再有就是当事人也许对往事有更多的渲染或忌讳，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年轻的外国人。况且，文革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从时间久远的考虑他们记忆的准确性也是无法确定的。

做为一个年轻后辈和采访者，我虽然无法证实他们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但还是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真诚，也可以看出他们对那段时光的情感和透彻的记忆，所以我选择了对他们毫无保留的相信和信任。所以，虽说用口述历史来做论证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仍认为这些访谈是可以在这里引用的，基于关于知青赤脚医生第一手资料的匮乏，这些口述填补了一些空白。无论如何，这些口述提供了他们个人对无产阶级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认知，也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论证知青在那个时期中的作用。

一、上山下乡：无法磨灭的经历及回忆

为了确认知青赤脚医生所扮演的角色，首先要探讨他们所属的群体，以及社会大众对普通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的不同态度，了解他们下乡前后的状况，在农村的遭遇，以及他们跟当地人的关系，和赤脚医生推荐选拔的过程。这些，对于知青赤脚医生的不同经历和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有些赤脚医生不是知青，但绝大多数是属于知青这个群体的，我们在这里主要是针对知青赤脚医生进行探讨和分析7。 知青赤脚医生开辟了乡村医疗的一个新的领域，他们首先是到各地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然后通过各种推荐选拔后成为赤脚医生，他们拥有双重角色：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改造思想的同时又进行着农村医疗改革的革命8。有别于普通知青，他们的角色可以更好地体现文革的意识形态。 无论他们在农村的经历如何，他们依旧被称为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但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一生都不可能成为乡村医疗工作者，把他们与普通知青群体区分开出来是十分有必要的。他们所担当的医疗普及者和现代文明传播者的角色是意义非凡的。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来源于一些文章、知青的回忆录、以及我的访谈记录。这些具体的个人经历增加了对文革知青赤脚医生形象的立体描绘，特别是在访谈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他们对那段光阴的正面认识，是有别于其他知青的青春回忆。

其实，中国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现象在文革前就有了。从50年代开始，大量党政宣传和毛泽东的倡议，让热血青年和骨干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吃苦耐劳的精神，鼓励初、高中毕业生去农村体现他们的革命热情，自愿上山下乡。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由激烈的红卫兵主宰的运动只持续了两年多，但终于闹得革命领袖也头疼起来。到1968年暑期，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数百万初、高中毕业生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开始硬性展开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的上山下乡运动，将1966、1967和1968年初、高中毕业生一网打尽，这些被称之为老三届的中学毕业生，后来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潮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代人9。在他们下乡之前，他们大多为响应毛泽东思想而造反的红卫兵，不但罢课还占领了他们的学校和社区10，而且还走向上街头和进行全国大串联。那个时代的政府开始担忧他们的革命活动倾向和暴力行为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加上当时城市里非常严重的失业率，就开始计划把他们分送到落后边远的地方，以保证社会的稳定。这种有组织的、历史罕见的大规模移民形态，是在贯彻毛泽东发表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讲话而进行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1。这个"上山下乡"运动，造成近2000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或边疆地区插队落户，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同时，知青被告知他们需要被农民思想改造，同时也有责任对农村进行革命，把科技和文化带去12。虽然历史学者并不看好这个大规模的运动：把城市无法解决的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转向农村13，但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沉浸在文革混乱中的政府，没有更好的选择。虽然在老三届上山下乡之后，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一个家庭只需一个孩子下乡，一些有关系的家庭还可以让孩子去参军或是去工厂，但大多数家庭是没有选择的，上山下乡似乎成为他们孩子从中学毕业的唯一之路。有着普通的家庭背景或是想向党体现他们个人价值的年轻人也有一些是自愿去下乡的，尽管他们已有哥哥姐姐下乡了。虽说他们被告知下乡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没有人知道是多久。很多青年人都担心他们无法再回来了，因为他们的户口必须迁到农村。 一旦户口迁出，要想再迁回城市，手续是非常艰难且繁琐的14。所以，同一个学校的同学下乡的时间不同，随着毕业时间的不同，从几个月到十几年不等。 他们下乡后被分到生产大队，大队相当于一个村子。知青也有去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的，他们的境遇只比去农村的好一点。

在这里，我主要是研讨那些去农村与老乡有互动的知青。知青和当地农民的生活来源是靠挣工分，一种对他们工作能力的衡量标准。他们只有极少数的人靠推荐上大学或是参军才能离开，其他人和当地农民的生存状态几乎没有区别。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也讲究有关系，好的家庭政治背景和出众表现的才可能对他们的境况有所改变。文革后期返城有几次大的潮流，其中之一就是1978年恢复的高考。那些结婚并在乡下有家的知青返城就更难了，他们是所有知青中最后返城的人，有的甚至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二、三十年才有机会返城的。这些人在文革中长大，并在农村度过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被迫远离家园、家人以及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整整一代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被遗弃的一代人"15.

虽然西方国家有一些对中国知青和赤脚医生的论述文章，但有关他们的第一手资料还很欠缺。采用口述历史记录的方法，就是为了真实地还原那段历史，并得到若干年后当事人对那个年代的感受，用中国现在时髦的语言描述，就是"对青葱岁月的梳理"。在北京、上海、山东的知青们为我的访谈还专门组织了座谈会，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知青赤脚医生们聚在了一起，共同回忆他们逝去的时光，作为一个倾听者，他们的叙述不但令我不胜嘻嘘，也令我感动并沉思。

在目前的中国，知青社团也许是最活跃的团体之一，每个社团的知青都对他们共同的经历充满依赖和热情，大多数知青有着较为轻松的态度看待"知青"这一历史形态。在当今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依旧是个敏感的话题，随着时光的逝去，曾经年轻的他们大都进入老年，有的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甚至是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二位领导人，他们就是知青出身，习近平当年还做过赤脚医生。有了这样级别的知青当政，中国的知青联谊组织似乎有星火燎原之势。他们以大城市为据点，较为自如地聚集在一起，并创办知青自己的网页、杂志和报纸。对过去时光的怀念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但也不乏有种被遗忘和被忽视的遗憾。

当我第一次见到北京知青社团负责人时，他很吃惊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会对他们的历史感兴趣16。在我与其他二十几位北京知青的聚会中，他声情并茂地讲到，他们应积极地记录他们的经历，否则没人会记得他们。他热情洋溢的讲话让大家频频点头并赞同。一般而言，文革的负面意识使他们有着苦难的经历，但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颓废及愤怒，反到是他们对自己以往的经历有一种骄傲感。特别是在北京，可怕的空气污染，喧闹的交通和参差不齐的高楼大厦交织着，在繁华和急功近利的嘈杂社会里，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已经被人们快要遗忘的这群人，依然我行我素的活在历史的感觉中，你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奇迹。

我所接触的知青，对于他们当年在农村的艰苦生活都没有表示出强烈的怨恨，但对当今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却感到十分的焦虑。 今天五、六十岁的人，知青就是他们的标签，年轻的他们当年被迫到落后的农村或偏远的农场耗费了青春活力，众多的知青无法融入今天的中国社会。他们许多曾是红卫兵，他们曾是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先锋。相反的，今天的年轻人则只看重物欲而对政治漠不关心，这对这些老知青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堕落。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与那些热情接待我的知青，感情与日俱增。这种热情几乎来自每一个我所访谈的知青社团和个人，北京，上海，平度，青岛，连云港都有着类似的场景。虽说中国国内已有一些研究知青的学者和文献，可他们依旧觉得他们被忽视。他们曾是时代的先锋，在文革中扮演了创时代的角色。他们也曾揭发他们的长辈，造反抄家，挥斥方遒，甚至还进行过不花分文地全国大串连运动17。但是，他们现在感觉到被社会遗忘。大多数人已经退休，不但要照顾孙辈，还要应付日日高涨的房价物价，而政府却对他们当年的牺牲及苦难没有丝毫的补偿。这些自愿参加社团的人只是知青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属于混得比较好的一群人。更多的知青都不愿提及他们下乡的生活，还有那些从未离开农村的知青，他们的艰苦经历是不容置疑的，但他们究竟对中国社会有多大的贡献，目前在学界则有很大的争议。

在开始上山下乡的时候，那些成为赤脚医生的知青并没有什么不同。每个下乡的知青都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敲锣打鼓声中离家的。他们并不是个个都热衷上山下乡，但他们无法改变这个热潮。他们是在一片喧闹中，在口号标语中离家。Michel Bonnin 在他的文中写到这些，他采访那些知青都还清楚地记得这些情景18，可见当时的激进和隆重。但Bonnin断言，知青都是被迫或是被遣送下乡的。相较于真实的情况，做过知青的学者Zuoya Cao则在她的论文中提到：其实知青有自愿和非自愿两种。有高调自愿的，有不得不同意的，还有就是坚决逃避的，可到最后还逃不掉下乡的命运。他们表面上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但内心是无法不对穷乡僻壤的艰苦体力劳动而畏惧。

在当年，上山下乡运动是追随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行动，那些移民到国外的知青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或多或少对上山下乡运动均持反对态度。而那些依旧生活在中国的知青，反而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只不过认为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多多少少还有对他们这个经历的一种感恩。知青赤脚医生多半是属于那种自愿，或半自愿下乡的一群。在我的采访中，他们也十分清楚地记得他们当时是在沸腾的喧嚣声中，在昂贵的大红纸上写下他们的申请，签上他们的名字，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决心19。其中一个采访对象对他们表决心的方式谈到："现在看起来很荒诞，可我们当时就特别信"。采访中有很多具体的描述他们当时是如何积极向上地做革命青年，他们都沿用了："那时候就那样！"的解释。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面对一个外国采访者的态度，没有对上山下乡运动有太多负面的谴责。而我自己的感觉至少他们是真诚的，而且人到暮年，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我更倾向于当年的他们确实单纯并积极，相信毛泽东说的一切。其中有一位谈到，她当时拼命要求到边疆去，只是要象他哥哥一样去下乡，不想被落下。还有一个上海知青就凭着一首"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歌曲，激励她去了延边插队落户。在被采访的知青赤脚医生中，没有一个对上山下乡是持坚决反对意见的，而普通的知青则会有较多的负面批评。对我而言，这正是知青赤脚医生与普通知青有所不同的地方。曾是赤脚医生的习近平在一篇回忆知青生活的文章中，对于那段生活的记述，几乎都是正面的。这些做为文革中的知青赤脚医生，他们大多很珍惜他们的经历，认为那不是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除了修理地球之外，他们还参与了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的工作。

农民对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态度是多重性的。现实中，这些具有优越感的城市青年毫无农业生产知识，连最基本的农活都要手把手地教。这对农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不光只是教他们干活，还要帮他们干活20，因为知青根本无法完成他们分内的活儿。这不仅影响了农活，还增加了生活资源的匮乏，例如食物，水，柴禾。杯水车薪的政府补贴到了生产队根本不够，要不就是被村里扣押了21。但另一方面，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封闭的乡村带来了文明和文化，包括刷牙、洗澡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农民在意识中潜藏着一种爱恨交加的情绪。表现在态度上就是好奇、关怀和严厉、苛刻共存的矛盾。

每一位知青的经历都十分感人。整体而言，知青的经历大致类同，但各个地方又有区别，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以及复杂性是在超乎寻常的。大城市的知青大都是去贫穷边疆地区，理论上看来，知青是一种额外的劳动力，可以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但正如前面所述，对地方而言，这些知青带来的往往是负担。他们太年轻，身单力薄，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知青给地方上造成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这些已经习惯了城市文化生活的青年，无法适应落后地区的生活方式，也是矛盾加剧的缘由之一，诸如卫生纸，自来水，电及交通。在许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上，知青不得不改变自己，来适应当地的生活，包括天天刷牙，洗漱。有些地方则是残酷的气候，严寒或是酷暑，例如，在内蒙古，冬天气温低到华氏零下50度，夏天又在华氏105度22。 而有些地方则是要面对残酷的生物，如吃人的蚊子，蛇，狼。 许多知青生病时，更是无法适应。总之，不是因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就是因为险恶的自然环境，使他们在剧烈的环境变化中，从心灵到身体都受到了难以忘怀的伤害。

认识大多数知青的艰苦生活，是为了更好地阐述知青赤脚医生的经历。在与一般知青一样的基础上，赤脚医生还有额外的责任。 原则上，赤脚医生是在干农活的基础上，来提供一些医疗护理，也就是半农半医 23。这就意味着在他们干了一天活之后，在半夜还要出急诊，第二天还要照常下地干活。自然环境对赤脚医生尤为艰苦，一位刘姓赤脚医生讲到，她常常要独自一人走夜路翻山越岭去看病24。她浑身紧张害怕，因为要随时面对狼和蛇的攻击，就在50年后的今天，她依然难以想象，当时一个16岁的小女生是怎么熬过来的。在北京的知青座谈会上，很多知青赤脚医生都很感叹他们当时的行医经历，同时他们也为自己曾经是赤脚医生一员的历史而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是其他知青所没有的。现在听起来有些滑稽的是，他们说当时给病人治病后，往往会告诉病人，要他们感谢毛主席，而不是他们。

相对而言，知青赤脚医生对地方的影响不同于其他普通知青，赤脚医生看病送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行走于村户和村落之间，从而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老乡。虽然他们都有着艰苦的经历，但他们对自己可以送医送药帮助老百姓而感到高兴，从中，进一步可以看出他们为什么对那段岁月留有较多的正面性回忆。

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对于农民来说，都有着大都市感，有文化，有政治思想意识，这些都是被老乡认同的。Zhai Zhenhua在她的回忆录<red flower="" of="" china=""> 讲到了他们与老乡的复杂关系，例如，一个被丈夫经常殴打的农妇问她，可不可以跟她丈夫说说能不能不打她25。她丈夫完全可以不与理会，但他觉得她是知青，他必须听她讲男女平等的道理。他甚至答应Zhai不再打老婆，可没几个月，他失言又打他老婆了。Zhai不再跟他讲话，认为自己无法跟这种愚钝的农民沟通。这个实例可以看出知青与老乡既合作又紧张的关系。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本意是有让他们相互学习互相渗透的意图：农民向知青学习科学技术和正确的政治思想，知青是来向农民学习种植技术和生活经验26。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这种相互学习的事并不顺利，大部分农民拒绝认识城市文化和习惯，大部分知青拒绝学习农村生活经验，加之双方的接触毕竟是有限的，许多知青想的是如何尽快返城，而农民则认为知青只是临时的来者27。</red>

很多地方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果是，知青激进的政治态度和他们的认真努力，到最后都是给农村带来了负担。因为大部分农活当地农民就可以干好。这些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只在赤脚医生和学校老师的位置上起到了农民无法替代的作用。但知青赤脚医生与当地老乡的关系比较微妙，普通知青只有跟老乡的一般接触，而赤脚医生则有着更深一步的关系28。他们同样面对老乡对城市青年的偏见，但他们不光是被照顾和帮助的对象，同时他们提供了在当地极为紧缺医疗服务。虽然一开始，村民对赤脚医生的能力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年轻又缺乏经验，再加上地方迷信和对西医的无知，以及面对外来的陌生人。在我访谈中可以普遍地看出，知青赤脚医生是在非正式的情况下融入老乡生活的。有些是因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医治病人，有的是因为他们救好过危难病人，从而被当做是可以信任的人，甚至还有要把女儿嫁给赤脚医生的29。

其实农民嫁女是为了让知青赤脚医生入赘，知青在乡下无依无靠，自然而然要与女方家人一起，这样也就有了自家的医生。我所访谈的赤脚医生和一些历史研究都强调了赤脚医生事实上比其他知青挣得要少，而且有时候还要自己花钱买药。我认为那些娶了农村姑娘的知青赤脚医生可以更进一步地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尊重和赏识，这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经济利益。在我的访谈中，女知青赤脚医生也有同样的案例，也是因为救治病人，被病人家庭接纳为干女儿。毛泽东的政策原本也是希望农民把知青当做自家的孩子来对待，但只有少数这样的例子30。自愿接受女赤脚医生成为家庭一份子的情况，说明农民对知青赤脚医生的一种认可，尤其是在没有婚姻束缚的条件下。很多人都是在治愈了病人之后，把她们认做女儿的。访谈中的上海知青张姓赤脚医生就是这样，她有了一位朝鲜族妈妈31。她去的村子朝鲜族集中的地方32，朝鲜族妈妈还给她做韩服。她在访谈时带来了一件给我看，其颜色和质地都非常漂亮，即使今天看起来也显得很昂贵33，可见这在文革中是多么奢侈的礼物。这位朝鲜族妈妈已有几个女儿，在中国这种情况再接纳一个干女儿是很少见的，她认为这是一种被认可、接纳和被融入的证明。 在谈到她这位朝鲜族妈妈的时候，她哭了，因为老人家在几个月前去世了。我很惊讶看到这一幕，通常随着时间与距离的消失，知青与老乡的关系会淡化。她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她的衣服和化妆都显示着她所居住的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傲气和习俗，但她却为一位生活在遥远北方边疆的老人去世而流泪，我和其他在坐的人都为她有这种情感而惊叹。

另一个可以说明知青赤脚医生与老乡关系比较微妙的是赤脚医生的选拔过程。众所周知，知青是受当地农民管理的，他们有让他们干什么的决定权。赤脚医生原则上是由村里干部提名推荐的，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大都提到，当赤脚医生需要有好的表现和家庭出身，因为农民对这类知青已有好感在先，也就容易加深与老乡的关系。但有些研究反驳了这个看法。Jung Chang在她的回忆录<wild swans="">中写到，她成为赤脚医生是因为她农活干不好是她们生产队的负担34。 还有一位被我采访的知青赤脚医生讲到，他成为赤脚医生是因为他出身不好，在他下乡的内蒙古，赤脚医生工作因为太苦太累是没人愿意做的，常常需要骑马数小时甚至数天跨过草原去给牧民看病35。虽说有些不同的例子，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赤脚医生的作用与普通知青的不同点，就在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老乡直接接触。</wild>

上面的例子也说明，无论知青下乡的时间长短，出身的不同背景，造就了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不一样的故事，而他们所插队的地点，所交往的老乡都是他们故事的源头。从历史上看，知青觉得中国政府亏欠了他们，应该给他们一个说法。而从政府方面而言，1949年执政之后，中国共产党有太多的历史事件需要解释，整个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认真反思过，更何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呢？怎样总结赤脚医生问题，就更是一个未知的时间表。

从知青而言，他们的青春都有过痛苦的经历，从城市到农村，从无忧无虑到挥汗田头，少小离家老大归。但他们这一代人毕竟影响过那个时代的边疆和农村，给他们带去了城市的文明和知识，特别是知青赤脚医生在救治老乡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医疗卫生普及工作，对当时缺医少药的中国农村而言，其深远的意义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如果要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中国农村有什么正面的影响，那么知青赤脚医生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二、赤脚医生与农民：从理想到情感

显然，知青在"广阔天地"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就意味着要为农民提供卫生宣传和医疗服务，但是众所周知，在中国赤脚医生的产生是离不开政治因素的。首先，赤脚医生的出现，是对那些受过正规的医疗教育，高薪并带着口罩的城市医生的一种挑战。其次，赤脚医生还是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有利武器。

据发表在2008年1月22日《北京日报》的一篇当事人的文章回忆：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这样一组数字使毛泽东震怒，据钱信忠回忆，毛泽东当时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城市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后来这些话被变成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要求农村培养一批"农民也养得起"的医生，赤脚医生成为政治进步的表征。两年后，毛泽东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上海郊县赤脚医生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由此开始走红全国。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政府卫生部，埋怨现在的卫生机构只为在城市的官员治病，而不顾劳苦大众的农民。这些高人一等的医护人员的优越感，是违背共产主义的平等原则。毛还进一步批评了医护人员所接受的教育是不必要的， 延续为"书读得越多越反动"的理念36。这也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对教育思想意识的具体体现。这一点确实是如此，他认为城市医生所学所用在农村是不适用的，离开了城市健全的医院和设备，城市医生是无用武之地的，在没有医疗器介和药品的地方，他们会立刻无所适从。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是：毛泽东认为医生带口罩是把自己与病人划分开，带口罩是异化和高人一等的象征。医生带口罩防止病毒的同时，也把他们与生病的劳苦大众区分开来。

在伟大舵手的严厉批评下，卫生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紧急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疗人员，一个执行6.26指示的庞大群体产生了：赤脚医生队伍。

但这些医护工作者明显地缺乏医疗经验和培训，他们大多数是凭着无限的热情来服务于病患。让西方国家学者所无法理解的是，当年比较有效地解决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问题，居然最终源于政治机器。毛泽东的"6.26"讲话批评的是卫生部的高官，但影响的却是整个中国，就象当时毛的很多政策都是从与对手的政治斗争中演变来的，影响的则是七亿人民的生活形态。

无论如何，毛泽东的这个"6.26"批评产生了赤脚医生这个群体，在当时的中国，每一个职位的产生都是受政治控制的，对卫生系统的批评集中在都市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建立在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精神基础上的。就好像知青这个群体也是一种政治产物，他们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行为完全是毛泽东思想政治动机的体现和实施。假如，如果文革中没有读书无用论的思想，那么当时中国农村医疗问题是否会得到重视？我们，甚至那些历史学家们，也许永远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但当年毛泽东的指示可以改变了中国数以千万人的命运，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赤脚医生虽然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快餐式速成品，甚至和普通农民一样也要下地干活，但他们防病看病治病的能力依旧受到农民的尊敬。跟那些城市医学权威相比，赤脚医生在农村获得了更高的赞赏，有的甚至被称作"神医"。如从北京清华附中到延安地区插队成为赤脚医生的孙立哲，曾在窑洞中为数万名农民诊治病患，做了上千例的手术，不但被当地农民尊为神医，而且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

这显示出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既有医患之间的尊敬和距离感，也有平等和归属感。其次赤脚医生跟普通知青一样，他们是现代文明的代表，他们把城市文明带到了农村。但赤脚医生还有着传播先进医疗知识的使命感，可以进一步带动当地的社会文明进步。面对与病人同甘苦共患难的艰苦落后的生存环境，有时候赤脚医生并不能完全依赖于西医或是中医知识，在有些非常落后迷信的地方，病患思想的愚昧落后往往限制了中西医的运用，为了治病救人，赤脚医生不得不入乡随俗，甚至会利用一些迷信活动来取得病人对自己的信任。

学术文献中，很少提到赤脚医生的工作环境以及他们错综复杂的工作性质，凡是涉及到他们的具体工作经历，都是泛泛地或是简单总结性的。虽然一些学者提到了赤脚医生的正面性和对当时公共医疗的影响，但由于缺乏那个时代的真实数据，至今无法科学地证实37，而令人遗憾。西方学者也有正面评价赤脚医生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意识到并讨论过在其它地区实施的可行性38，但对中国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属性并未提及。我认为，赤脚医生的政治社会作用是中国在那一个时代所特有的，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不可复制的。

赤脚医生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教育，同时也要预防流行病。也就是说，知青赤脚医生要比普通知青需要更加认真地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和理念，把政治和医疗统一起来，他们扮演着农民、医生和红色传教士的多重角色。文献大多只强调了他们对农村医疗普及的贡献，却没有研讨赤脚医生对贯彻政策和教育的复杂情感。

通过访谈，我采集了知青赤脚医生的政治倾向。我发现，虽然文革已经过去很久了，那种不可抗拒的神圣政治信条，其实还深深地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半个世纪都过去了，他们仍然很小心地议论那个年代，虽然我不能毫无顾忌地正面去问及他们的政治倾向，但随着访谈的深入，他们偶尔也会流露出来一些。比如翁姓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她几乎把终身奉献给中国农村的卫生医疗事业，清楚地记得农民对知青的混淆看法39。知青认为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同时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农民却认为知青是来与他们争口粮来的。

当知青抵达村里后，他们才意识到很多农民对当代中国政治变革毫不知情。同样是北京的刘姓知青赤脚医生40，可以看出她并不是很关心政治，她只是讲她插队当赤脚医生还是一个16岁的女孩时，是怎样在夜里翻山越岭去给农民看病，那种辛苦和恐惧。可最后她的话震惊了我，她说当病人要谢她的时候，她却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毛主席！这一切都是他给的。"我怀疑她说此话的真诚度，可在她的故事讲述中，一点看不出她有很高的政治倾向。她很认真诚恳地讲述着她作为一个只有十几岁女孩赤脚医生的传奇经历，显然，她当时说此话是发自内心的。她现在说"谢谢毛主席"的语调与她当年在漆黑的夜里看完病人后的语气有着同样的影响力，对她而言，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她的任务。她的讲述和其他知青赤脚医生的回忆，证实了许多赤脚医生当年的政治信仰是多么的虔诚。

这就是事实，这是因为文革记忆深存于他们潜意识中，不可磨灭，你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多多少少还能看出文革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模糊烙印。当年，知青赤脚医生对于他们政治责任就象他们每天的生活一样，他们所用的语句，应答，以及个人情怀都无法摆脱当年的印记，所以在评论那段历史时，他们谨慎、小心、措辞尽量中庸。相反，在谈及治病救人的经历时他们却相当坚定，这让我相信，赤脚医生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在治病救人上所取得的成绩也被贫下中农认可，这是他们真正宝贵的人生经历，这也就是他们与普通知青的不同之处。普通知青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的同时还要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知青赤脚医生除此以外还要运用他们的医学知识治病救人。

虽说没有必要来论证共产主义理论与赤脚医生的关系，但赤脚医生的所做所为正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他们没有把自己与农民划分开来，没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为知青，他们的地位与农民没有什么不同。由于没有经过严谨的医疗培训，如Hou and Xiao 所述，按理说赤脚医生是不能给农民临床看病的，只应做些辅助性卫生工作，因为他们的基层地位41。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什么都要做。其实赤脚医生是清楚的，医疗训练的不足，使得他们刚开始看病的时候非常紧张害怕。

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做赤脚医生的赵先生，算是幸运的一个，他有三个月的培训，但他说，更多的医疗知识和经验他都是在实践中学的。他是这样开始他的故事的："我们什么都不会。一次给孩子打针，孩子不停地扭动，结果针断在他屁股里，不得不开刀取出"42，没有周密的医疗培训，他们不得不在病人身上练手艺。他们开始时很难得到老乡的信任，但当地的现实情况又没有更好的选择。我采访的知青赤脚医生中，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大都有着同样害怕紧张的经历。但他们都很谦恭，用当时的语言叫虚心学习，他们没有因为受过几天培训而自以为是，相反，他们都很低调，只努力地用最好的服务态度和能力去照顾农民病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宣传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两个对比强烈的场景：一边是一个身在农村的年轻人小心翼翼地给病人打针，态度和蔼可亲；一边是城市大医院里穿着白大褂坐在舒适诊室里的大夫，带着口罩，趾高气昂地面对低三下四的病人。从某一层面上来看，至少从谦恭和责任心上看，毛泽东的赤脚医生政策在当时是成功的。

在赤脚医生的自身努力下，文化大革命期间，赤脚医生在中国农村所获得的认可几乎与一般的医生相同，甚至在有些地方超过他们。当时在没有其它的医疗情况下，老乡不得不依赖赤脚医生，尽管他们有时也怀疑赤脚医生的能力。在我的采访中，可以经常听到知青赤脚医生们提及在开始的时候，是如何赢得老乡信任的。

谭先生是青岛知青，在他下乡之前，只跟着他的亲戚朋友学了一些简单的医疗技能43。当他第一次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另一位乡村医生认为那个病人只是简单的中暑，谭诊断后，认为是脑膜炎。他的坚持得到民兵连长的相信，立刻组织人把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不幸的是，病人第二天死于脑膜炎。他讲到这里，满眼泪水，5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对不能及时地挽救那个病人而遗憾，尽管当时他也没有治疗的条件。后来，他还用针灸治愈了一个当地中医的腹痛。由于这样的经历，他被当地农民开始信任，被称为是"从青岛来的大医生"。

谭的故事证实了许多赤脚医生是因为救愈当地无法解决问题而成名的，渐渐地被承认，被信任，他们是城里人的特殊性也加强了这一点。无论他们是如何努力地与农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可在农民的心目中，他们毕竟是在城里长大的，有知识，有见识。

知青赤脚医生许多是通过关系利用回城探亲的机会去医院实习，再有就是想办法弄到医疗手册来学习44。不容置疑，他们的领悟性要远远优势于那些农民。最关键的是，这些城里来的赤脚医生他们是要执行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强烈的求知欲使他们不断学习进步，许多我采访的赤脚医生最后都顶替了当地医护人员，也包括乡村医生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

知青赤脚医生本应于农民融为一体，甚至要放低姿态向农民学习，可他们赢得了当地的认可与尊重却又与他们是城里人有关系的。毛泽东思想是要根除阶级观念，而农民和知青的思想相反，他们又在农村把农民与城里人划分开来，这无形中帮助了知青赤脚医生，给与他们更多信任和尊重。

对于衡量赤脚医生在农村医疗系统的真正作用是很难考证的，但无疑，知青和赤脚医生的进入给农村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冲击。大量年轻人的涌入和政治运动，在农村引发了思想观念和文化生活的革命，这是可以与18、19世纪的欧洲医疗体制改革相提并论的45。赤脚医生的出现代表了医疗服务从零散到相对普及的一个演变。在有赤脚医生之前，地方的医疗服务多半是个别的老人，象产婆或是巫医。偶尔会有些家传几代的秘方或偏方，但往往是很贵和无法验证的。还有一些地方则是依赖庙里的和尚尼姑。 随着文革的推进，破四旧，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也就随之被铲除了。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都有自己的民俗，加上地方文化的复杂性，往往各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迷信方式。这一点跟法国大革命后很相似，Foucault提到，医生当时被当做是人体世界和神灵世界的仲裁人，因为神灵世界是干净超能的，可以拯救病痛46。虽然赤脚医生并不迷信，但他们有时不得不顺着这些地方迷信去解决问题。谭先生描述了他驱邪的壮举47。面对一位极端迷信的病人，他只能大声地高喊，他要把附体的小鬼赶出去，并表演了驱邪的程序，只有这样病人才相信，配合治疗，从而救治了那个年轻的女子。围观的众人开始叫他"神医"。当他再现这个故事的时候，可以看出，他是很高兴并很欣赏这个神医的称呼的。在那些迷信的地方，这确实不同凡响，他可以象神灵一样诊治疾病。

以前，他们只有依靠庙里的和尚或是巫医，并要付很多钱。有了谭赤脚医生，一个年轻英俊的城里人跟他们同进同出免费看病，自然要把他当做英雄或神仙。显然，神医要比赤脚医生好听多了，也难怪，谭先生很骄傲地讲述这个故事。这里，谭赢得了比城里医学精英更高的位置，他是神医，是诊治万能的神医。这与当初派赤脚医生的初衷相反，他们本应要与城里那些跟百姓隔离开的医生相反。谭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被称为神医的，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不是他们的选择，这是他们赢得的一种荣誉。

谭先生是一个在青岛长大的知识青年，他根本不相信那些传统的迷信。他笑着说，这事看上去挺滑稽的。可他很认真地说，当地老乡是很虔诚地信这些鬼神，是不容置疑的。他说，他不能笑话他们，说没有什么鬼神，他必须要尊重这些习俗。

在很多方面，这种状态是令人费解的：知青，是毛泽东思想的跟随者，他们是要想向农民宣传现代文明和共产主义思想，破除迷信和旧思想，可同时，地方上强烈的习俗和迷信，使得知青又不得不向地方主义低头。这样，谭以及其他知青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他们即是农民，又是医生，还要扮演巫医的角色来顺应当地的迷信，才能完成治病救人的工作。

那么，这些年轻人本是根深蒂固的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可为什么又助长了这些迷信呢？而根除这些荒谬的旧习俗又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步骤。知青赤脚医生，至少我访谈的一些知青赤脚医生，他们不仅没有严厉制止农民的迷信活动，反而参与并默认了。也许这些年轻人当时根本就没想那么多，他们明知这不符合文革时期的政治理念，但又无可奈何。知识青年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本应起到带头作用，为什么他们不借助这个机会教育农民去破除迷信呢？从理性上看，没有知青赤脚医生象农民那样，会相信鬼神的存在，他们相当清楚那只不过是文学作品里的东西，根本不相信。但当他们要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朋友或同事的时候，特别是急需被救治的病人时，这种揭发意识也许退到了一边，他们向纯朴的农民妥协了。

这也许正是知青赤脚医生与其他知青所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那种激烈的共产革命的理念和斗志。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他们被生命中疾病折磨的疾苦所感动了，救死扶伤的工作多多少少消磨了他们革命的斗志，他们认为能够治好病人是高于一切的事，他们甚至因救助百姓而获得神医的称号更让他们欢欣鼓舞。他们毕竟年轻，革命理想和政治意识远不及来自老乡们疾病的痛苦更触及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觉得能够救助农民的疾苦远比传播毛泽东思想来得更加真实并有成就感。

Foucault认为医生是启蒙运动的先锋，他们很理性地挑战了当时的铁腕教会组织48.针对中世纪荒谬和不正确的人体解剖学，这个新时代的医生开始了对人体生化样本的研究，就如同对植物的研究一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的进步已经使中国的医疗体系向西医倾斜，中国实际上采用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文化大革命对医疗体系的破坏不同于当时其他领域的"破四旧"。不但适当保留了传统中医的手法，经济适用的中医药品也大大降低了农村合作医疗的成本，同时也使得农民容易接受。

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后，开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公开和普及中医药知识，尤其是那些中医处方、偏方、秘方，这样使得中医药品不再那么神秘和昂贵。

由于医疗成本的问题，绝大部分赤脚医生被鼓励采用中医药治疗农民。他们被要求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Marilynn M. Rosenthal说：赤脚医生事实上复兴了中国传统医学49。这与文化大革命中要求破除旧思想、旧观念的理念有些背道而驰，后来毛泽东甚至又强调传播中医知识，使之成为中国当时风行一时的一个独享的传统特例。随着中医的受宠和正规化，赤脚医生可以系统的学习中草药、针灸和艾灸，Rosenthal认为赤脚医生推动了中国中药的大批量生产，她还认为是赤脚医生更进一步科学地解释了中医并应用到更广阔的范围。与启蒙运动时法国医生不同，他们是强迫实施现代文明，而中国赤脚医生沿用了中医并与西医相结合的手段。今天，这种中西医混合使用的方法在中国已经不多见，但这毕竟代表了它在现代医学革命中的一个阶段。

每个人的个体经验常常有着天壤之别，方小平，则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列举了赤脚医生抵制中医而偏向西医的论述50。他在书中说，赤脚医生是在中国首先把针剂、疫苗和药片带到农村的一群人。从理论上讲，赤脚医生采用中西医结合只不过是要利用中医来降低成本，方认为赤脚医生觉得西医更容易学和应用，且效率高，打针服药不过是几分钟的事，而上山采药、制药却要至少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到最后，对病人可能并没有什么作用，其苦涩的味道也倒胃口。方的观点是，赤脚医生并没有完全依赖中医，相反，他们是慢慢地将西医应用到农村，使农村医疗走向西化。

但在我访谈的赤脚医生中却得到不同的结论，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都应用了针灸和草药，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其中几个还有很典型的案例，他们用针灸治愈了瘫痪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许多知青赤脚医生利用当地的资源采集并制作中草药，绝大多数赤脚医生是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西药主要是防御疫苗和消炎药。一些没用草药的地方多半是因为那里没有，象沙漠或草原地区。我不怀疑赤脚医生是有能力使用西医药品的，象青霉素及疫苗制品，但许多都强调了当时西医药品的稀缺，那些更加偏远的地方几乎就没有西药。偏远农村对赤脚医生的依赖，多半是因为贫困和交通不便，他们通常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医院去看病，有的地方甚至要走几天几夜，西药一片难求是可以理解的。

在延边，张姓赤脚医生只能用铁饭盒在炕（炕，中国北方用泥土盖的床，可用来烧火取暖）51边煮水给针具消毒。有的知青赤脚医生还有用一根针给全村小孩打防疫针的经验，因为没有多余的注射针头。除去西药紧缺之外，其价格对于农村的合作医疗也是很贵的。谭，回忆到，努力辛苦劳动一年，他既下地干活又当赤脚医生，不但挣不到钱，到年底反而会欠队里的钱52。因为他有时候还要用那点仅有的收入去买药，并免费给病人。那么用针灸治疗就相对容易并无需额外费用，草药也是可以从周边采集并制成的。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中就有一位从没有使用过西药，因为她所在的地方离县医院很近，她只需看一些小病，一些酸痛和中暑之类，用针灸，拔罐，刮痧和草药就可以应付了。

这是我在访谈之前读方小平的书所感到困惑的地方，知青赤脚医生对中医的折服或是说那些被他们使用中医救治的案例与方的理论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认为方小平也许并没有做全面考察研究，他只是在同一个村庄的诊所工作了几年，而这个诊所曾是由家族私人拥有的53。他的结论之所以与我听到的不同，也许是因为他只是用这个村子或是少数几个地方做研究，而我采访的对象是来自各个城市：北京，上海，青岛，潍坊，淄博，连云港等，还与内蒙古，延边，新疆，陕西，山东，黑龙江等地的知青座谈过。

当然，事情永远有正反两方面，也有两位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百分百地崇尚西医，他们告诉我，针灸和中药不是能真正治病的药物，不管用，那些被治愈的病人大多是因为心理作用和自我感觉的好转，并非是针灸和中药的作用。这二位也是知青赤脚医生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在文革后继续从事医学临床的，一直到退休。另外一位知青赤脚医生，现今是哲学教授的，他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不认为针灸是以一种健全的治疗方法，但在当时的境况下，针灸也确实起到了辅助治疗的作用。

在文革中，赤脚医生的角色有着复杂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期许，他们本应是现代文明和政治的宣传工具，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履行他们的责任。作为个人，他们更多地扮演了人道救援的角色，他们用了一种他们的方式带来了医疗系统的革命。Foucault批判从非现代化到现代化的医疗系统改革，只是改变了治愈病人的地点。他强调指出，医院的产生就象一个新的疾病，他说，"农民和工人他们的生命价值有一个顺序：他们少有那种多变、复杂、混乱的神经性疾病，只是确确实实地生病、中风、或是简单创伤而需要治疗"54。Foucault描绘了一个家庭治疗和医院治疗的不同情景，一个只有简单疾病的病人一旦进了医院，就成了疾病的带菌潜伏者和其它传染病的受害者，这样这个病人就有了自身疾病和医院传染病的双重威胁。相反，病人呆在家里就诊，他就可以避免医院的疾病并得到只有家人才能提供的细心照顾。Foucault把家庭治疗，即病人在家里得到治疗并有亲人在身边，做为医疗乌邦托的理想状态。Foucault提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要医生去家里看病人，来取代病人被迫来看医生，这就要求执政者全力合作来维持一种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法国人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这个理想的医疗状态，但当年的中国赤脚医生却做到了把疾病控制在农民家里，并得到他们家人的帮助。这样的一个体系，赤脚医生们实际上避免了Foucault所担心的在医院疾病的传播，事实上，他们就是在私人地方救治病人。而且赤脚医生确实是由政府支持的，难道这不就是Foucault提及的理想的医疗模式吗？不幸的是，这种他所倡导的理想的医疗状态却无法在中国延续，但它毕竟曾短暂的在中国实现过，我想他可以瞑目了。

综上所述，赤脚医生是一批最有能力和最有责任心去农民案头床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群体，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有别于中共政府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初衷指示，他们在教育农民，努力服务于他们，并在卫生防疫和治病救人上获得的极大的成就。

三、为人民服务：信念的坚持

在这里我要强调指出文革对赤脚医生产生的正面作用。从他们的记忆中，不仅展示了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应用，并同时沿用这些理念找到了他们的自我价值，并作出贡献。前面已经说明了赤脚医生的不同经历以及他们在农村合作医疗中的贡献，其明显特征就是他们非强迫性的自我奉献态度。

通常，上山下乡过的知识青年，在谈到那个年代时，都会讲述他们在农村的痛苦经历，但做过赤脚医生的知青却少有这种回忆，他们往往都是讲到他们是如何掌握医疗经验并服务于老百姓的。每一位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都有着不同的医疗经历，他们从用手术刀到针灸、按摩，从开胸、接生到手脚割破的大小处置都有尝试，但不管怎样的治疗经验，他们在回忆中体现出来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远远超过了其它生活方面的痛苦。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感觉要归功于他们当年坚定的信念和为农村医疗事业做贡献的决心。在当年贫困，资源匮乏，以及艰苦的生活环境面前，知青赤脚医生能够战胜这些，并愉快的从事他们的医疗工作，尽管他们会处于由于缺乏医疗设备和经验甚至药品的困境中。

没有一位我访谈的赤脚医生有除工分之外的任何额外的收入，相反，他们常常还要自掏腰包去买药。大多数知青赤脚医生后来都脱离了医疗工作，但也有一些因为赤脚医生的经历而毕生从事了医生这个职业。无论如何，我在访谈中发现，知青赤脚医生大都能够比较客观地正视文革，并对于他们失去的大好青春有些不同意义的解读。

这些知青赤脚医生所在的地域决定了他们行医的复杂性和艰苦性。北京知青赤脚医生王女士，她所插队的地方离县医院只有几里地，所以她没有手术和接生的经验55，只是用一些简单的针灸，拔罐和按摩给老乡看病，她没有那些惊险的救护经历来炫耀，但她的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知青赤脚医生所提供给老乡最基础和最常见的医疗需求。王女士的例子说明，她虽然没有为农村医疗革命作出重大贡献，但她的平凡依旧让她有自我满足感，而远离抑郁和对生活的幻想破灭。

相反那些去了更加偏远并远离医院的地方，反而使许多知青赤脚医生积累了许多经验并从事更多的医疗服务。那些在人烟稀少地带赤脚医生甚至必须从事应该在医院里才能做的一些小手术，环境的因素在他们能力的基础上，再加上他们个人的努力学习，使得他们从事了更多的疑难杂症和更危险的治疗。

学者方先生，提到了另一个观点，文革中，赤脚医生总的来说是被赞扬和保护的一个群体56。S. M. Hillier进一步论述道，在那种恶劣环境中，赤脚医生的所做所为以及他们的冒险行为是值得赞扬的57。这与当年中国政府的宣传是相吻合的：用农村自身培养出来的赤脚医生来代替那些医学精英和江湖术士。事实上，我在访谈中确实听到许多令人震惊而不可思议的故事。因为严重的缺医少药，许多赤脚医生不得不将病人分类处理。上海知青赤脚医生麦先生，在新疆农垦建设兵团，因为没有电，曾不得不在煤油灯下做手术58，他只有在医院6个月的医疗知识培训，就必须独立做阑尾切除和胃切除手术。对于当年一个赤脚医生来说，6个月的培训已经算是很久了， 许多甚至是零经验。即使如此，他的经验在西方国家也是不可思议的。

北京知青赤脚医生翁女士，下乡到延安地区，她常常让病人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病59。她回忆到当时的情景："那是无法想象的脏，我床上到处都是跳蚤。"我访谈的赤脚医生很确信地告诉我，他们多少都有会做一些消毒措施，但他们也说，有时候条件所逼，有一些赤脚医生根本没有任何消毒措施。对于今天而言，那简直太可怕了。比如，用同一根针头给全村孩子打防疫针，或是在黑暗中手术，在今天是会被严厉禁止并受到处罚的。

在某种情况下，赤脚医生的这种冒险是一种无奈之举，他们明知用同一医具未经消毒诊治许多病人是很容易交叉感染的，在无消毒的情况下，用同一跟针灸也会传染疾病。但当时确实有许多客观存在的原因。许多被访谈者说，消毒最基本的是要有可以煮开的水，但有时候一个恶劣的条件就是没水，有的地方严重缺水，连用水洗脸都是很奢侈的事情。正如每一位知青赤脚医生都一口同声地强调，60、70年代的中国农村的状况，担当医疗风险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医生及医疗场所都是在很遥远的地方，赤脚医生为了治病救人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冒险行为。这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年轻而无所顾忌，其大无畏的精神也正是毛泽东6.26指示的具体体现60。

从另一个层面上看，赤脚医生无所畏惧的精神与当地老乡的鼓励是分不开的，因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态度积极。要这些几乎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城市年轻人去行医本来就是冒险，可当他们被要求去接生去救人的时候，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根本无法拒绝，只有去尽自己所能。现在是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总的赵先生，他在东北做了许多年的赤脚医生，是这样阐述的："他们如此依赖你，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你。我们虽然只是个赤脚医生，但在他们心目中，我们是无所不能的。"61

许多知青赤脚医生面临着的常常就是这样一种毫无保留的信任，他们不能抹黑，为了维护这个荣耀，他们必须勇敢必须诊断治疗，即使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也必须想办法做出基本正确的判断。如果病人被治愈或恢复了，就归功于赤脚医生的医术，如果没有治好病人，老乡们也会归罪于卫生条件太差或是他们的命不好。赤脚医生常常就在这样一个非公正的治疗环境中赢得了赞赏而避免了责难。

因为如此，他们会自觉地鞭策自己，不辜负农民对他们的信任，也更加努力地实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正如他们所说的，"选择这个工作，就要有道德心，这是最基本的"62，这句话对赤脚医生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不是所有的知青都可以被挑选为赤脚医生的，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或年龄，有的只是因为他们表现好。也有例外的，我访谈的一位知青赤脚医生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才让他当的，因为在他那里是茫茫的大草原，绝大部分知青都因招工、进兵团或参军离开了，只有他既无关系也无力量让自己离开那里，牧民们又没有文化，而当赤脚医生在那里变成了收入少但又是最辛苦的工作之一，从一个畜牧点到另一个畜牧点要长途跋涉好几个小时到好几天。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他们一旦成为赤脚医生，都责无旁贷地履行他们"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有研究者在一些文献中指出，那些自愿成为赤脚医生的知青是因为其轻松的工作环境63，因为至少可以在诊所看病或是上门看病，在屋里，总比常年在户外广阔天地里干活要轻松。 但在我访谈过的几十人里，只有一、二位知青赤脚医生是这样的情况，绝大多数说做赤脚医生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辛苦，比普通知青、农民更累。

虽然工作很辛苦，他们似乎很少有怨言，不介意工作时间长或是夜间出诊，他们真心地认为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别人。知青赤脚医生的这种良好的道德水准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为这是做医护工作者本应如此的态度，二是这份工作让他们有成就感。另类的答案是：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样做的。

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我事先没有准备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对行医真的有兴趣。因为在听他们讲述怎样成为赤脚医生的过程中，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很多都是被选择成为赤脚医生的，并非都是他们要求或自愿的。比如赵先生说，他开始并不希望被选上去学医64，因为当时中国与苏联关系紧张，全国都在备战，他觉得好男儿理当去当兵，他选择从北京去东北边疆兵团，就是为了当兵"保卫祖国"。他称自己是热血青年，不想搞后方服务。但后来他还是成为一个出色的赤脚医生，文革结束后还成为专业的医生。他告诉我，农场赤脚医生的工作非常艰辛："但我们从来没想过什么回报，觉得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那时精神上都挺快乐的，可现在看起来，当时确实是很苦的。"

几乎所有的被访知青赤脚医生都有一个同感：就是他们对于他们工作的自我满足感。这体现在他们比其他知青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支持他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信念，与他们得到老乡的认可和感激，从而感到自己个人价值的体现有关。

辛苦和劳累并不是赤脚医生面对的主要问题，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交叉感染也是经常要遇到的大问题，赤脚医生自己时时处在被感染流行疾病的危险之中。赤脚医生张女士在诊治几起肺结核的病人时，她自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65. 她说她当时并不知道肺结核会传染，自然也就无所顾及。再加上她当时只有16岁，坚信毛泽东思想，认为没有任何事情能打倒她。这是因为无知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而其他更多的赤脚医生深知病毒的危险，可他们依旧要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去看病治疗，因为他们别无选择，除了他们就没有其他人能看病了。

病菌的传染只是危险之一，知青赤脚医生还要常常翻山越岭，在漆黑的夜里去看病。刘女士回忆到她在看病的路上经常会遇到狼和蛇66。而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冷先生，则要在零下几十度气温下迎着刺骨的寒风去走几天几夜，遇到狼是家常便饭。也许，正是因为年轻，加上一种信念，让他们无所畏惧。

还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治病的成功率。有的接生过几百个孩子，几乎没有任何事故，孙立哲为老乡做过XX次手术，基本没有失手的。张女士和赵先生曾在一个地方做赤脚医生，他们曾诊治了一个脑瘫并长期卧床的孩子67，大医院的医生已经放弃了治疗，但他们则坚持每天都去给她针灸按摩，最后，这个孩子竟可以下床走几步路了，而且还能认出这两位赤脚医生。王桂珍是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之一，毛泽东的6.26指示就是在一篇关于她的报道上批示的，她说她曾成功地用按摩为心脏病患者止痛救治68。麦先生在新疆当过多年的赤脚医生，他接生过上百个孩子，没有任何死婴案例69。虽然这些情况我无法证实，但曾在美国FDA做科学家的翁女士提供了这样一个理论：在那个时候，中国农村的疾病要比今天简单的多。

这些访谈让人们再一次回想起，当年文革期间宣传媒体对赤脚医生的政治宣传。这些文章中讲到赤脚医生是如何不顾个人安危，为农村的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等等。西方的媒体曾大肆批评过这种宣传，认为是不符实际的喧染，但经过访谈这些赤脚医生之后，我发现那些政治宣传不能全认为是夸张的编造。如果我没有进行这次访谈，没有在这些赤脚医生曾经工作的地方走一下，是无法见证赤脚医生的功绩的。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用数据证实赤脚医生为中国农村卫生医疗条件做了多少改变，但是至少赤脚医生们大都骄傲地认为他们已经尽其所能了，是实实在在地为当地老乡做了一些好事。

通过知青赤脚医生的回忆，可以证实他们的所做所为，并不完全是由那个荒谬时代的激情所致，还有一颗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心，使他们将青春的大好年华献给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许正是心理自慰功能的一种体现，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被告知不能让青春荒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社会认可与赞扬。所以，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们依然极力强调他们的存在是必需的，他们的工作是有贡献的，也许他们是以此来回避他们对青春年华遗失在乡间的遗憾。这或许是那些在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共性，也使他们有一种后代人无法理解的对那个年代留有很深的爱恨交织的感情。

我确定不是所有的知青赤脚医生都有令人感动的经历，也有对那个令其人生暗淡的文革持有回避的态度。在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里，就有不愿意回顾过去那段经历的，认为忘掉那个时代或许是最好的选择。还有一位希望不要公开她的姓名，认为回忆往事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她甚至还担心这些回忆会给下一次政治运动留下证据。但绝大多数知青赤脚医生都坦荡地给我讲述了过去的往事，觉得那时虽然非常艰苦，可最终他们都很高兴当年能够有机会服务于农民。从在一个小城市有家族企业的王女士到在美国做科学家又返回中国成立了援助农村医疗的非政府组织的翁女士，不管他们后来的生活轨道伸向何方，他们都为自己曾是一名赤脚医生而感到自豪。

在文革中，翁的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是高官，这意味这她要面对更加艰苦的处境，显然，离开北京到延安当赤脚医生，不但改变了她的生活境遇，也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后来她考上北京大学和到美国读博士，都选择了和医学有关的专业。当谈及她的感触时，她说："我很珍惜那段经历。那是一个充满艰难困苦，而有具有挑战性的经历，我不后悔。"70她后来放弃了在美国舒适的生活回到中国，成为一个孜孜不倦普及提高农村医疗工作的志愿者。她花了大量的时间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协调，探索运营一个专为提高农村医疗条件的非政府组织机构。

她告诉我，她在美国时，一次同事们让她在生日时许愿，她突然回想起自己20岁的时候，根本没有过生日的可能性，只渴望能吃饱。让她感慨的是，她现在的生日聚会上有生日蛋糕和足够的食品给每一个人。说到此，她眼睛湿润：对我来说，不管做赤脚医生有多么令人忘怀，文革毕竟还是令人感伤的。但感伤归感伤，可她依旧对现在她所从事的与当年赤脚医生有些类似的工作充满无限激情。令我惊讶的是，当她讲完她的故事，她突然间摘掉了她的假牙，静静地告诉我。"就是因为当年没有饭吃，营养不良，使我这个年纪牙就都掉光了。" 但使我更惊讶的是，一个文革时全家被支离破碎，下放到不同地方农村，甚至音信全无，连牙齿都掉光了的人，依旧对她赤脚医生的经历心存感激。事实上，被我访谈的赤脚医生大都有这样的情感，是那些被他们治愈的病人让他们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并体验到他们的价值。

就价值而言，赤脚医生有时侯要比那些在只在地里干活的知青更辛苦，又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不但要在夜里出诊，而且第二天还要照样下地干活。青岛知青谭先生说，他常常要走5公里路送血样到最近的医院去化验，然后再要去一次取化验结果71。但他挣的工分跟别人一样，有时还要少一些，因为他们出诊不能全工下地干活。除了挣的那些可怜的几个工分外，赤脚医生没有任何其它收入。事实上，农村合作医疗在当时是很勉强运行的，许多地方连基本的配置和药品都买不起，好几位赤脚医生还记得，每次在他们回城探亲的时候，都是用自己或家里的钱给生产队买药。虽说他们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回报，但大多数知青赤脚医生都得到过农民和病人的帮助，比如老乡会帮他们干地里的活，有时也请他们到家里，用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这样会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工作也并不都是徒劳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常常会温暖他们年轻的心，支撑着他们走下去。

尽管做赤脚医生只是他们年轻时代的经历，而且大多数人后来都没有从事医疗工作，但这种经历还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淄博的王女士下乡前，报考的是中国著名的艺术院校，准备学习喜爱的舞蹈。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学的门对她以及绝大多数的青年人关上了。如果她当年能上学，也许今天就是一位著名的退休舞蹈家，可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她下乡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后来返城开了一间美容院，用当年做赤脚医生的经验帮助客人按摩。

冷先生在内蒙古"插队"了20年，当年赤脚医生在他那个牧区绝对是个苦差事。他是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中"上山下乡"最久人的之一，但他一脸的淡然，岁月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太多的苦难。他说至今仍有知青赤脚医生遗留在农村，他能回到北京工作在一所正规的大医院，已经很知足。我想也许正是当年的赤脚医生的经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让他后来一生都从事医生这个职业。

就象很难找到一些让年轻人学医的明显理由，也同样困难去释解为什么一些知青赤脚医生后来成为一名专业的医生。也许是由当时的境况和他们个人的性格决定的，但无论如何，他们早年赤脚医生的经历多多少少都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

知青对文革中赤脚医生经历的感情无疑影响到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他们的艰苦经历是当代年轻人无法理解和体会的。当年，他们小小的年纪就被迫远离家园，一走就是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无论这些严酷的阅历如何解读，就普遍而言，这些做过赤脚医生的知青依旧对那段岁月留有些许正面的记忆。尽管他们面对一个外国人讲述这些往事时多少会有所保留，但我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那一份骄傲和自我满足感，这在其他知青中是不常见的。

知青赤脚医生们是有些资本来夸耀他们为农村做出的贡献，他们可以一一列举他们诊治过的病人，接生的孩子。赤脚医生则在艰苦体力劳动之余又拥有了一技之能，他们有的至今仍熟知针灸的技法，并说可以为我免费做针灸，那些接过生的知青我相信他们今天依旧可以，不管他们现在是否还是医生。我有幸亲眼目睹了翁女士在火车救治被开水烫伤的乘客，虽说当时也有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在场，但他却退后了一步，让翁女士来救治病人。翁女士已有很多年没有行医了，可一旦碰到需求的时候，她很自然就出演了一位医生的角色并很快控制了局面，这也许就是她的赤脚医生经验使然。

知青作为一个整体通常被称之为"被遗忘的一代人"，但我认为知青赤脚医生自己并没有被自己遗忘。客观上说，赤脚医生实际上是冒着医疗风险来服务于百姓的。在他们在赢得百姓信任的同时，也用不规范的生命冒险体现了他们的自我价值，这实际上是有别于上山下乡运动精神初衷的。当大多数知识青年觉得他们荒废了大好青春并对理想幻灭的时候，知青赤脚医生们则在当年政治斗争的夹缝中，找到了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位置。从今天的观念或是现代医学专业的观点上看72，赤脚医生是不应该行医的，甚至是鲁莽的。但由于特殊时代的原因和机会，赤脚医生的产生和存在，成为一个历史的事实。他们的努力使之在当年当地赢得了农民们的信任与声望，他们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体现出赤脚医生的价值所在。

结语

同样作为知识青年，同样的上山下乡，知青赤脚医生同样地背井离乡到了艰苦生疏的地方。虽然他们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远大理念已经慢慢地模糊了，但他们作为一个赤脚医生的经历依旧记忆犹新。从某种意义上看，知青赤脚医生不但尽了所有知青该尽的义务，但又恰如其分地融入农村并带为其医疗卫生做出了贡献。他们至少在口头上把这一切归功于毛泽东，说是按毛主席说的去为人民服务。他们被教育要与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城市医生走不同的道路，他们要成为老百姓自己的医生，有的甚至获得了类似"神医"这样登峰造极的称号，这是那些城里的医生不可能得到的。在他们的回忆中，他们都认为他们在当地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不管他们来自哪里而后来又走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他们乐于助人的精神，或是说在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也不愿说一个不字。也就因此，他们成为知青中的亮点人物代表，他们被农民接纳并受到尊敬，从而使他们愿意暂时忽略当时那些负面的问题而任劳任怨。相对于贯彻文革理念和毛泽东思想，赤脚医生坚信一切都是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凭借着这种理念，他们找到了自我价值，并对那段经历恋恋不忘，至今仍怀有深深的印记。

但是，赤脚医生毕竟是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这种历史大概不会重演。知青赤脚医生有着革命青年拥护党中央指示的热情，同时他们又是地方上所需要的一个群体。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洗礼，这些年轻人是不可能把他们的大好年华投身于艰苦的偏远地区，并毫无所求尽职尽责地工作。从法律和道德上看，这些没有任何经验又不熟知当地情况的年轻人是不能从事医疗服务的。赤脚医生的出现完全源自毛泽东思想普世的理念和实施，加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量的政治宣传，促使他们在冒险中、在实践中得到承认。

赤脚医生这个特殊称号，很快随着毛泽东的离世和改革开放而消声灭迹。乡村医疗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例如如何正规化，人员编制的配备。农民病人又该如何正视这个改变，特别是在那些公共医疗和基层诊所不存在的偏远地区。

今天，在没有对赤脚医生历史进行充分的研究基础上，对赤脚医生的否定以及改革医疗体系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一个步骤，因为至少现在还没有数据表明改革后的农村医疗体系的正确性，我对文革历史时期受政治影响所产生这一职务的研究匮乏而感到遗憾。目前农村医疗系统正规化的改革，意味着要选送大量的医生和医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去农村，那么这些下乡的医学专业人士又该怎么面对农民对那些赤脚医生的怀念呢？他们又能在农村待多久？

如我前面所述，无论是知青赤脚医生还是普通的知青，他们都应该得到历史学家的正视，他们的经历应该让当代中国青年乃至世界了解。虽说知青赤脚医生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没有继续从事医疗专业，但是他们依旧对他们年轻时的所做所为而感到骄傲。

在访谈结束时，他们有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些访谈会以什么方式问世？他们是否可以看到任何结果？当我在中国的时候，作为一个在读本科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我觉得我可能无法驾驭这些问题，包括及他们会对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学生会关心中国文革中的知青赤脚医生问题感到疑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大方并非常热情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被访谈者和他们的知青社团友善、热情、和蔼可亲的程度，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他们不断地问我是否还有其它问题，有几位还邀请我去他们当年下乡的农村，一位知青赤脚医生还把他当年使用过的并保留几十年的针灸和针灸盒送给我做纪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赤脚医生这个群体逐渐地在老去，应该尽快地引起近代史学者们的重视和注意，能由这些人亲述文革历史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因为也只有他们才能真实地展现那个时代的断面。

我们仔细探讨了赤脚医生的个人经历和他们的政治信念，还需要医学统计和信息来论证赤脚医生对推进当年农村医疗体系革命的功效。目前关于研究赤脚医生当年对中国社会所尽的责任以及他们所起的作用的研究文章，是非常匮乏的，这篇论文希望在西方世界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所看到的研究课题至少有几个，例如，通过社会调查来论述赤脚医生中国农村医疗系统进程的作用，这会是个令人很有兴趣的课题。另一个方向就是赤脚医生的实践经验与政治宣传的关系。

在访谈中，他们提到了他们当中的模范典型有大量报纸报道并有电影记载他们的生活。这些赤脚医生的典型代表即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又是完成那些几乎根本不可进行的复杂手术的"神医"。对至今仍留守在农村的知青赤脚医生和乡村医生的比较研究会更有意思，当然 找寻并访谈这些赤脚医生会更困难，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赤脚医生的医德和医患关系的研究也很吸引人，这就需要更多来自地方和病患的信息。无论采取哪一个研究方向，都是对现有历史信息的大量补充，因为不但在西方这方面的研究基本空白，即使在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学者触及。

最后，我衷心地表达我对于他们的敬意和感谢，他们的经历让我看到了另一种人生和历史。赤脚医生可以说填补了世界医疗历史的一个空白，不管最后史学家们如何定义这群人和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他们用青春实现了一个做人的最基本理念，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人。

我郑重地推荐他们的自述，读完这些精彩的青葱往事，你一定会掩卷沉思。

2015年4月

完稿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莱姆市

作者简介：

安娜，19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察逊市，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学荣誉毕业生，现就读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