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生长于美国的90后华裔女孩,喜欢钢琴、游泳,是个典型的学霸。2011年考入美国名校杜克大学读脑神经专业时,从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这些词。直到高中毕业,她的中文几乎是零,到杜克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2014年暑假,20岁的她踏上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这位中文尚不流利的ABC女孩,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她只身纵横中国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那一代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的历史做出了感人的记录……


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之十

沈小平访谈

安娜

他看上去优雅而聪明,眼镜后面的目光中,有一种上海男人特有的机智。他没有做过赤脚医生,但他确是当年上海到吉林省延边地区插队知青中的佼佼者,后来从生产队被推荐到吉林白求恩医科大学读医,做过多年的医生,然后到美国又做过多年与医学相关的工作。现在是上海思博卫生技术和护理学院的院长,也是上海最大的民营大学之一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全国医疗卫生信息技术培训基地主任。他不但是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亦是中国赤脚医生发展历史的见证者。在参观了思博卫生技术和护理学院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明快舒适的教学环境之后,我请他以专家的角度谈谈对赤脚医生历史的看法……

安娜:您是怎么认识赤脚医生这个群体的?

沈小平: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在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历史,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造成的,也是历史造成的。首先,历史的功过我们不去评论,但是我觉得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果让我们这些从中走过来的人来说,对我们来讲是体验了苦难的人生,体验了社会的艰辛,体验到很多过去在城市里面所体验不到的东西,从这点来讲还是有收获。

再看赤脚医生这个角度,因为你研究的主题是知青中的赤脚医生,尽管他们只是知青中很小一部分人,不是每个知青都有机会做赤脚医生。知青中能够做赤脚医生的,一个是他们对医疗卫生比较感兴趣,或者有点熟悉;二是他们算是在知青中表现比较优秀的人,而且同时必须有机会才有可能做。因为绝大部分知青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辛勤劳动,所以知青能够做到赤脚医生也是各方面表现和机会不错的人。

我记得当时下乡的时候,当时生产大队有个卫生室,有一个医生,水平也不高,也忙不过来,这么多人要看病。所以知青中有比较优秀的,熟悉医疗卫生,或者他们父母是医生,或者亲戚朋友是医生,对医疗卫生有一点知识的知青,被选拔去做赤脚医生。

实际上他们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只是通过自学,或者通过短期学习班,或向周围懂的人学习,掌握了一部分基础医学知识,严格来讲,作为专业人员来讲是不够的。但是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这个不够严格,缺乏训练的群体,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有总比没有好。

我觉得赤脚医生在当时落后的社会情况下,他们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情况,解决实际困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像我们知青中的赤脚医生,带来了很多的新理念、新观念,许多医疗卫生方面的知识,是当时乡村医生所没有掌握的。我比较了解上海知青的情况,上海知青赤脚医生经过几年的锻炼以后,他们实际的治疗诊断技术,很多人都超过了当地培训过的卫生院一级的医生。这些知青赤脚医生们,利用各种机会学习实习,有的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到医院里去学,我知道很多赤脚医生回到上海,就到医院里面去学习,有的父母是医生,学习条件更好。所以他们对于农村来讲,对改善当地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赤脚医生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他们历史的任务告一段落了,但是他们在历史上所做的功绩是不能否认的。你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当时怎么能允许这样上岗?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但是,当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农村的时候,我自己没有当过赤脚医生,但是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医生,当时曾经也是一个梦想,因为当时的命运自己无法决定。当知青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会从知青当中成长为一个专业的医生,这应该是一个偶然的机遇。自己在农村的时候很努力的劳动,很努力的工作,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我。因为当时家庭出身不好,家里关系复杂,父亲是地下党,母亲也为地下党工作,外公又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所以文革中家里受到很大的冲击。那时候去农村插队落户,尽管心里不是很情愿,但是你必须得去。当时的情况下觉得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家庭出身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阴影。所以我在知青中算是非常努力劳动的,拼命改造自己。

我是1973年上大学的,当时叫工农兵大学生,当时毛主席说今后的大学生要从工人农民战士中选拔。我怎么从知青成为一个医生?正好1973年邓小平有条件地恢复工作,认为工农兵大学生也需要考试,因为文革中大学招生是不需要考试的,谁表现好谁就被推荐上大学。邓小平认为不够,他要求进行文化考试,所以1973年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恢复了文化的考试。虽然当时的考试题很简单,但由于那时候大家都不读书,很简单的题也有很多人不会,我因为平时比较注意看书学习,在大家都很差的情况下,我就算考得好的。

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知青考生叫张铁生,他交了一个白卷。他说因为他平时都在干活,没时间看书,一看考试题什么都不会,所以交了一张白卷。他在考卷背面写了一封信,说这个考试不合理,我们都没空复习,怎么能凭这个决定上大学呢?于是这一年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就乱套了,交白卷的也上了大学,有的考得好的反而上不成了。

当时我们都参加考试了,考完结果我当时在农场里面还考了第一名。当时我们农场只有一个大学的指标,当时叫吉林医学院,现在叫吉林白求恩医科大学。在知青中当时我算是非常幸运的,领导觉得我不但考得好,平时也勤劳肯干,所以就让我上大学了。我听说有些人没我那么幸运,因为受张铁生交白卷影响,被批判成只专不红,被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

进到这个大学以后,同学们都很努力,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将来都是医生。当时培养出来的医生跟现在的医生不一样,当时毛主席说实践出真知,实践第一,于是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首先要非常注重实践,注重动手能力。所以在上课之前头两个月,都必须到医院里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当时的动手能力,做手术啊,急诊值班等等,进步很快,很多东西还是值得现在医学院学习和借鉴的。我们当时必须会打针、输液、理疗、手术,动手能力第一,现在很多医生打针都打不好的,很多青年医生毕业以后不怎么会看病,而我们当时一毕业就直接当医生。

我们学校是白求恩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创建的,叫白求恩军医学校。我们学校在当时的情况下,理论知识学的相对比较少,大部分都在医院实干。当时我们几个知青,从北京、上海来的知青外语比较好,而其他地方的外语就差一些,读药方写药方就困难些。我们当时被留在学校,到医院做医生,做老师,主要任务是看病人,另外也带学生。

我在做知青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会来这么一所学校,知青的时候总是想前途渺茫,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我们的命运。很多知青都是这么想,很多知青没有目标,只能混日子。我当时算是有点想法的,偷偷看些书,直到1973年上大学以后,才开始有点理想了,要成为一个好的医生,成为一个好的老师,但当时也从来没有想过到美国去留学,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安娜:你是哪一年到美国留学的?

沈小平:我是1988年出去的,还不算晚。当时我已经是医生了,我是1977年毕业的,在中国大学本科毕业就可以当医生了,美国是医学院毕业再实习几年才可以,这是不一样的。毕业以后,我留在长春的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做内科医生,做了五年。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又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到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做主治医师,1988年申请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安娜:您已经是主治医生了,您为什么还要到美国呢?

沈小平:要懂得中国的很多事情,你必须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当时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到美国去都是一种时尚。当时80年代是出国风最盛的时期,很多朋友同学都去美国了,很多学习差的同学也去美国了,你不去就说明你没有能力,你落伍了。本来,作为一个留在外地工作的上海知青,能够回到上海做主治医生已经是很大的梦了,已经很好了。但当时读英文医学文章一天看不了一篇,看到这么多同学都出国留学了,觉得还是应该要出去,继续深造。于是开始申请,但美国上学的学费太贵了,我们哪有这么多钱?我就申请博士后研究工作,不光不用交学费,还有钱给,这样在美国一待就是这么多年。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么远,到美国去进修学习和研究。后来因为很频繁的回国访问考察,跟中国政府企业接触多了,一位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认为我很有回报家乡这个理想,又在农村当过知青,后来成为医生,后来又到美国,等等。我们都觉得目前的中国缺少有爱心有良好职业训练的护士,他说我正在盖楼,要建个学校,你回来吧。我想我自己在美国学了很多东西,脑子里一直在想,有机会我一定要回中国办一所护理学校,可以把自己很多的理想付诸实践。两个人一拍即合,所以当时就决定回来。

但是回来后,碰到的困难比你想的要多得多,国内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干好就能干的,你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不行的。我刚回来的时候,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啊,大家都很需要,社会也需要,医院也需要,但是后来我人回来了,才知道这种学校要审批的关卡太多了,医疗专业的学校不但要区里批,市里批,而且还要北京的部里批。当时为筹办这个学校,跑了很多地方,几乎快要失去信心。类似的学校上海现在有八所,我们是第一家申请下来的,非常不容易。

安娜:您对中国农村医疗的现状怎么看?

沈小平:现在中国的医疗卫生情况,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中国城市的医生已经是不少了,但是偏远地区乡村还是缺医生。所以根据目前中国的情况,把全部培养出来的医学院学生都送到农村,最后成为乡村医生,也解决不了目前广大农村偏远地区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在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现在中国需要各种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人才,健全的医疗制度,鼓励和发展乡村医生的政策。另外,中国目前缺口最多的是护士,护士跟医生的比例,护士跟床位的比例,每千人口的护士比例还是非常非常低。

中国不应该要求乡村和偏远地区的医生都达到五年制医学院的水平,这个不现实。以赤脚医生在当时那个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来看,从速培养一批适合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医务人员,是当务之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培养不同层次的医生。还要建立住院医生制度,在县医院以上的医院应该是必要的,逐渐推行到全国,要不然医学院毕业以后,没有再经过住院医生统一的训练,分到基层医院还是什么都不会。所以三年以后,基础打好以后,再出去,这样就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医疗水平。

安娜:赤脚医生在改革开放后出路如何?

沈小平:后来赤脚医生最后的命运我没有做过调查,我相信其中他们很大一部分都经过返城的折腾,经过不同的人生历练,没有再进行与医疗相关的工作,这个就不用说了。少数继续留在当地农村的赤脚医生,我相信一部分后来经过短期的培训,考证,进修,有些成为乡村医生,不叫赤脚医生了,但干的事情都差不多。还有一部分大概是无法完成这种职称的训练,就不能再当医务工作者了,可能这部分人的命运比较惨一些。因为赤脚医生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了,知识青年中的赤脚医生最后都有不同的人生结果,命运肯定是不一样的。

安娜:您对中医的看法是什么?

沈小平:我觉得中医也是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因为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中间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值得借用。但是我觉得中西医结合的路比较好,因为很多东西,特别是目前医学上还有很多病因、疑难杂症的原因用中医理论还解释不清楚,治疗上也没有有效的措施。当然中医的理论是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完善,中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套理论也还可以,所以我觉得中医很多方面可以补充西医的不足,在治疗方面,在诊断的理论解释方面,中西医结合还是很好的一条路。其实,当年赤脚医生这个群体,就是把西药和中药两个一起混用的典范。

上海有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叫上海中西医结合医院,他们就是中西医结合起来看病治病。每个省我相信都有类似的医院,只是很少,比较少。

安娜:在上海当年的知青当中,您的经历算是很成功的范例。

沈小平:也还有比我更成功的知青。从知青中的医生,最后出国留学,回来办医疗卫生护理的院校,像我这样的例子是不太多,我好像也没听说过另外成功的例子,起码在上海。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主要支撑我的一个是过去知青的经历,不怕苦,不怕困难的磨练。知青的经历告诉我们,任何困难都没有什么,知青的经历给了我很多坚韧不拔的精神,就是坚持。当然也不是说什么事情你坚持就会成功,有些事情你坚持也没有用。只是我这个选择正好符合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可以实现,所以我要坚持。

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赤脚医生的经历尽管是一个历史,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些东西应该是要向他们学习的,这也是每年我们学校开学第一课,我都要跟学生们讲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吃苦耐劳的精神,要学习。

特别是当年知青中的赤脚医生,在那个历史年代,在那种条件下,能够解决一部分农村艰苦的医疗条件,关键是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也许,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当时的医疗条件现在不适合了,但是你不能否定那个时代他们的作用,他们的好。

安娜:我可以引用我们的谈话用于研究报告或书籍出版吗?

沈小平:当然可以。如果你需要问更多的问题,可以EMAIL给我,我可以把一些回答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你。

安娜:谢谢您!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6月8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浦东上海思博卫生技术和护理学院会议室

访谈者简介:

安娜,19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察逊市,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学荣誉毕业生,现就读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