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剑钧

2003年夏日的一天，一部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全景纪实文学《大地怒火》，辗转寄到了我母亲的手中。这是一部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希亮著的作品。书是寄给父亲刘兴起的，遗憾的是父亲生前并未能看到这部记述他当年与日本鬼子斗争经历的作品。王希亮先生是一位搞东北历史研究的专家，在二十年前，他受命于中共辽宁省党史编委会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东北阜新、抚顺煤矿等地的特殊工人反抗日本侵略者所涌现出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史。他迈开双脚，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调查采访和现场考察，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有价值的史料，后来又得到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终于完成了这部极具史料价值的著作。作者曾经多次慕名采访过父亲，并数度来信谈论那段令他荡气回肠的历史。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史学专家，他用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语言，记录了当年，父亲在抚顺煤矿因为不堪忍受自己的同胞受到日本人的毒打，率领工人们砸了日本人设在矿山的劳务系。 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刘兴杰（父亲当时的名字）在大房子里听说白、杨二人被打，连忙召集一伙人出去营救，到了现场，只见白、杨二人互相搀扶走过来，煤扬了一地，筐也被踹个稀巴烂，祸首村野却无影无踪。刘兴杰顿时火上眉稍，眼珠子瞪得溜圆，大吼一声：“同志们，跟我上劳务系，找村野算帐！”

“走啊，找村野算帐去！”

呼拉一下汇集了五六十人，跟着刘兴杰向劳务系拥去。劳务系就在大房子以北几百米处，一排小洋房，外面砌着砖院套。刘兴杰等人走了几分钟就到了劳务系门前。一个鬼子见这么多人怒气冲冲闯来，忙上前阻拦，刘兴杰一声没吭，一扒拉就把鬼子推到一旁，特殊工人们一个个横眉立目，跟着刘兴杰涌进办公室。

办公室只剩下二三个鬼子，见一伙人呼隆呼隆进来，心里直发毛，再看这伙人的架式，更不敢上前询问。刘兴杰旁若无人地挨个屋走了一遍，却不见村野的影子。原来，村野这小子打了人以后，也知道特殊工人的厉害，怕这些人找到劳务系报复，便脚底抹油溜走了。

没有找到村野，一肚子气无处发泄，刘兴杰牙根咬得咯咯响，心一横，冲着大伙喊道：“和尚跑了，有庙顶着，干脆，把他们的老窝砸了！”

“对了，砸了它，砸了它！”五六十名特殊工人齐声呐喊，三下五除二就动起手来，人们把桌子腿砸折，把凳子面敲碎，把玻璃也打个稀里哗拉，其他屋里的鬼子见特殊工人正在火头，怕吃眼前亏，连忙抱着脑袋逃了。刘兴杰领着大家把劳务系狠狠地砸了一气，气才解了，这才率队离去。

后来，日本鬼子采取了疯狂的报复，将父亲和几十名工人逮捕，押送到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折磨了一个多月，又把他投入到抚顺监狱，受到了非人的折磨。直到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我八路军冀热辽十六军分区进入沈阳后，父亲才重获天日，他和难友当即组织了一支一千人的队伍，收缴了日本鬼子的武器，组织了护矿队，父亲又和难友贾振忠先后到沈阳向党组织请示工作，并将这支以矿工为主体的队伍开到沈阳，改编为八路军第二十六旅六十一团，经上级任命，贾振忠为团长，许兰柱为参谋长，父亲为党总支书记。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高大而伟岸的。当我翻开家中的影集时，我就可以看到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父亲一身戎装，神采飞扬的形象。当我打开家里的箱子时，就可以看到父亲得到的那一枚枚军功章和勋章。父亲早年投身革命，可以说是历经磨难，但坚定的信仰却一直也没有动摇过。三年间，他所在的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了海南岛，又从海南岛返回东北，先是驻守安东，后又出兵朝鲜。令我感到惊奇的是，父亲身经百战，饱经枪林弹雨，但居然连个轻伤都没有受过。父亲曾给我讲过，在横渡长江时，他是作为第一梯队登陆的，在密集的炮火下，许多战友牺牲了，他所在的船也是千疮百孔，可子弹就没有擦破他一层皮。母亲曾给我讲过，在朝鲜战场上，他的部队是首批参战的，他身边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可他却活了下来。一次，他乘一个吉普在将要驶过一座大桥时，遇到了前来空袭的敌机。这时身边的人说，首长，还是先隐蔽一下吧，可父亲却说，不，开过去！结果，车子刚刚过桥，桥就被砸断了，后边的车被截到了对岸，全部被炸毁，父亲却死里逃生。 我对父亲的崇拜不光是因为他曾有过传奇的经历，而且还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所起的非常之大的作用。他既是一个慈父，又是一个严父；既才华横溢，又刚直不阿。可以说在我的身上，继承了他的许多性格基因，尽管这种性格在商品大潮冲击下，与当今的时尚有些格格不入，甚至会吃许多亏，但我也无怨无悔。

父亲在参加革命前，是河北省临西县一个农村的小学教师。他家境贫寒，书只读到高小，但凭借他的天赋和勤奋，他却成了远近闻名的才子。参加革命后，他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之余，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学习。和平年代，他更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父亲几乎每天下班回家后都在看书读报。父亲的文采飞扬，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上大学时，我自以为才高八斗，时常会拿着自己写的诗歌和散文到他跟前卖弄，但他却很少表扬我，还往往把我的习作贬得一无是处，我一开始还不服气，但经他改过的文章，确实会让我耳目一新，让我有技高一筹之感。

父亲生前，以其丰富的生活阅历，积累了大量战争年代的素材，也曾流露过想写一部战争题材的回忆录，或者是长篇小说的想法，以其父亲的才华，我相信写好一部书是不成问题的，但却未能如愿，堪称一件憾事。后来，我在创作长篇小说《古宅》时，有关战争的部分，就采用了父亲留下的一些真实素材，也算是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父亲的一生是充实的，既有过轰轰烈烈，又有过平淡如水。但他始终恪守着一条做人的准则，那就是要做一个大写的人。他生性耿直，有种燕赵之士的豪爽，从来也不会阿谀奉承，更不会落井下石。在战争年代，他以他的睿智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荣誉和承认，但在和平年代，他却很不适应那种圆滑的人际关系，常常会觉得活得很累。他时常会用自己善良的心态来推测别人，却时常会被人算计。尤其是在文革中，往往几天前还是谈笑风生的同志，转瞬间便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做人怎么能这样？”他时常会自言自语地说。母亲常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可他却还是不断地重复这些“低级”的错误。这也许是他书生气太足了吧？尤其是十年浩劫，将他最宝贵的年华浪费掉了，他博学多才，本来会为党为人民做更多工作的。 有时，我就在想，人生就像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恰如臧克家老先生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父亲一生都是淡泊名利，但他过世后，许多熟悉他的人还都念念不忘他的为人，称他是个大好人。我想，人的一生有这样的评价，也就足矣。